摘 要：始皇定水德以明正统，终又落实于立极庙，欲以天极一元信仰取代西周封建以来逐步形成的地方区位信仰，使之与统一的帝国相适应，同时通过建设“帝者祖庙”达到庇佑帝国传祀万世的目的。从刘邦集团起事之初编造赤帝子杀白帝子的故事来看，楚人依然坚持方位信仰，无视秦朝统一信仰的制度设计，而立足关中之后又沿袭秦人所立水德。高祖无论“斩蛇”还是“因秦”，实际上都是对秦朝统治“正当”与“正统”的否定。秦始皇与汉高祖关于国家祠祭体系的举措与态度，仿佛一场跨时空的对话，显现出秦汉时代思想变化的隐曲、激烈。五德（五行）信仰在秦至东汉这一时间段里可谓复杂多变，对之加以梳理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极庙；水德；斩蛇；因秦；五德

作者简介：蒋晓光，华侨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中国赋学、先秦两汉文学（E-mail：jxg1984@hqu.edu.cn ； 福建 泉州 36202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汉代礼制与赋体文学关系研究”（15CZW032）。

中图分类号：K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398（2019）01-0121-08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为了维持大一统帝国的长久存在，在政治、军事、文化等各个领域都进行了诸多的努力，然而“始皇帝死而地分”（东郡陨石刻字）的预言最终得到验证。始皇在返回咸阳的路上崩于沙丘，随着统治阶层内部利益斗争的加剧，以及六国贵族与人民的反抗，秦帝国迅速寿终正寝。汉朝建立后，“过秦”即探讨强秦速亡的原因成为热门话题，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点：一是刻薄寡恩，不施仁义，即在治国精神上独尊法家思想；二是轻弱骨肉，借重外姓，是言在国家组织上以郡县代替封建。然而，千载之下，当我们再次反思秦汉之际的一段历史，如果从时人信仰角度考察秦亡汉兴的细微环节，或可补益前人未到之处。本文从始皇立极庙入手，结合刘邦斩蛇起义故事，对此问题加以讨论。

立极庙、斩白蛇均与当时流行的五行思想有关。20世纪以来，学界对五行以及由此衍生出的五德思想的研究呈现出理论化、系统化的特点，早期代表性的成果当属顾颉刚撰写的《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清华学报》第六卷第一期（1930年）。此文经修改后，曾以《汉代学说史略》《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为书名出版。，对五行、五德的起源以及秦汉时代五德终始理论的运用进行了系统梳理与研究，影响较大。大约同时，钱穆撰写的《刘向歆父子年谱》，以及之后徐复观的《两汉思想史》、金春峰的《汉代思想史》均有论及。近年来，再次系统地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的是杨权《新五德理论与两汉政治——“尧后火德”说考论》一书，比较细致地解析了汉代德制的问题，他认为经历了准火德制—水德制—土德制—火德制的变化过程杨权：《新五德理论与两汉政治——“尧后火德”说考论》，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此外，蒋重跃《五德终始说与历史正统观》强调五德终始说本质上是历史正统观，为政权更迭提供依据蒋重跃：《五德终始说与历史正统观》，《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具体而言，关于始皇立极庙的目的，“正是采用邹衍的阴阳五行学说，……把自己作为世俗皇帝在天宫的代表”徐卫民：《论秦都咸阳和汉都长安的关系》，《秦文化论丛》第八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刘邦斩白蛇，则是“被看作预言政治成功的‘符瑞”王子今：《“斩蛇剑”象征与刘邦建国史的个性》，《史学集刊》2008年第6期。。以上研究，對阴阳五行思想在战国、秦及两汉时期的传播、影响做了极为充分的讨论，但也应注意到，对于历史上的细节问题，以及较小历史事件之间的关联，还有进一步深入讨论的空间。

一 始皇立极庙的思想渊源

虽然秦灭六国依靠的是强大武力，但在政治话语中则又进行了巧妙的转化。始皇认为：“寡人……赖宗庙之灵，六王咸伏其辜”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36页。，“赖宗庙，天下初定”司马迁：《史记》，第239页。，将取得天下的原因归为宗庙中先公、先王神灵的庇佑，符合当时人们祖先崇拜的心理。宗庙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因此始皇对自己的祭庙也极为重视。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他的一系列举措，旨在强化皇帝的至高与独尊，其中就包括将自己的祭庙命名为“极庙”。《秦始皇本纪》载，“焉作信宫渭南，已更命信宫为极庙，象天极。自极庙道通郦山，作甘泉前殿。筑甬道，自咸阳属之”司马迁：《史记》，第241页。，杨宽先生指出，“这种由皇帝自己预先造宗庙的制度，为西汉皇帝所沿袭”， “（西汉）在陵园和宗庙间建筑通道的办法，很明显，是沿袭秦始皇‘自极庙道通郦山的设施的”杨宽：《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93页。，由秦汉时期流行的陵庙制度可证实秦始皇所立“极庙”是提前为自己建设的祭庙。

始皇对“极”字颇为喜爱，他在巡行天下刻石题辞中，泰山“周览东极”司马迁：《史记》，第243页。、琅邪台“存定四极”司马迁：《史记》，第245页。、之罘“周定四极”司马迁：《史记》，第249页。与“振动四极”司马迁：《史记》，第250页。，都与“极”字有关，此属对现实统治的夸耀，并带有重要的政治目的，因此始皇改“信宫”为“极庙”，意义十分重大。始皇崩后，二世令“群臣议尊始皇庙”：

群臣皆顿首言曰：“古者天子七庙，诸侯五，大夫三，虽万世世不轶毁。今始皇为极庙，四海之内皆献贡职，增牺牲，礼咸备，毋以加。先王庙或在西雍，或在咸阳。天子仪当独奉酌祠始皇庙。自襄公已下轶毁。所置凡七庙。群臣以礼进祠，以尊始皇庙为帝者祖庙。”司马迁：《史记》，第266页。

“极庙”本为始皇生前所建，而群臣之意是要独尊始皇之庙，所谓“帝者祖庙”，是将始皇庙与秦之先公、先王庙区分开来，作为今后天子的“祖庙”，彰显其特殊的地位。始皇本人立“极庙”以及二世以之为“帝者祖庙”，作为宗庙，结合始皇将“宗庙之灵”作为统一天下的重要条件来看，目的则是欲以“始皇之灵”保障秦帝国能传祀万世。不仅如此，还需指出的是，始皇立“极庙”还有统一信仰的考虑，与其定秦为“水德”互为表里。《封禅书》载：

秦始皇既并天下而帝，或曰：“黄帝得土德，黄龙地螾见。夏得木德，青龙止于郊，草木畅茂。殷得金德，银自山溢。周得火德，有赤乌之符。今秦变周，水德之时。昔秦文公出猎，获黑龙，此其水德之瑞。”于是秦更命河曰“德水”，以冬十月为年首，色上黑，度以六为名，音上大吕，事统上法。司马迁：《史记》，第1366页。

始皇依据五德终始学说定秦为水德，《史记·封禅书》称：“自齐威、宣之时，驺子（即邹衍）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及秦帝而齐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司马迁：《史记》，第1368页。，邹衍以“五行相克”解说王朝更替，认为黄帝、夏、商、周分别为土、木、金、火之德，因此取代周的王朝必须具备水德。然而《史记·封禅书》载：

二年，（高祖刘邦）东击项籍而还入关，问：“故秦时上帝祠何帝也？”对曰：“四帝，有白、青、黄、赤帝之祠。”高祖曰：“吾闻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莫知其说。于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命曰北畤。司马迁：《史记》，第1378页。

古人以五行配五方帝，《封禅书》载：“秦襄公既侯，居西垂，自以为主少皞之神，作西畤，祠白帝。……秦宣公作密畤于渭南，祭青帝。……秦灵公作吴阳上畤，祭黄帝；作下畤，祭炎帝”司马迁：《史记》，第1358—1364页。，白帝于五行为金主西方，青帝于五行为木主东方，黄帝于五行为土主中央，炎帝于五行为火主南方。始皇既然已立“水德”，是否不祭黑帝呢？

实际上，嬴政信奉五德终始学说之后的一系列努力均表明，新兴帝国已试图统一信仰体系，摈弃固有的方位信仰，而之所以不立黑帝，是因为有了与之相近，但又具备更高级别的神灵。

第一，秦立水德，包含了尊崇黑帝的涵义。前引《史记·封禅书》云：“于是秦更命河曰‘德水，以冬十月为年首，色上黑，度以六为名，音上大吕，事统上法”，始皇定秦为水德，北方于五行为水，色上黑，黄河古称河水，是北方中国最为重要的水道，将之更名为“德水”，表明秦人对水、北方、黑色是极为尊崇的。“音上大吕”，《礼记·月令》云：“季冬之月，……其帝颛顼，其神玄冥。……律中大吕。其数六”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1383页。，而根据中国古代五行、季节、方位杂糅的理论，春、夏、秋、冬——东、南、西、北——木、火、金、水——青、赤、白、黑存在依次对应的关系，且《周礼·春官·大司乐》云：“乃奏黄钟，歌大吕，舞云门，以祀天神”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788页。，因此水德信仰下的“音上大吕”还有与“天神”相通的内涵，实际与天极信仰相通。

第二，始皇立“极庙”是新的一元信仰的确立，同时也隐没了黑帝的功用。关于始皇立“极庙”的历史意义，可从《史记·秦始皇本纪》的顺时记载来看：

二十六年，……秦初并天下，……号曰“皇帝”，……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更名河曰德水，以为水德之始。……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

二十七年，始皇……焉作信宫渭南，已更命信宫为极庙，象天极。司马迁：《史记》，第241页。

二十八年，始皇东行郡县，上邹峄山。……议封禅望祭山川之事。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禅梁父。……南登琅邪，大乐之，留三月。司马迁：《史记》，第235—242页。

嬴政即位的第二十六年（前221）统一东方六国。“盖秦、汉间为天地一大变局。自古皆封建诸侯，各君其国，卿大夫亦世其官，成例相沿，视为固然”赵翼：《廿二史札记》，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36页。，从以上材料可以看出，完成统一大业的始皇帝不禁产生了政治焦虑，如何让分裂已久的臣民信奉这样一位统驭天下的唯一君主，接受大一统的局面，成为了秦帝国最为紧要的问题。于是各项政策依次推行，二十六年：定名分而称“皇帝”，明正统而定“水德”，然后建郡县、一法度、车同轨、书同文，此为制度的统一；二十八年：在各项制度按部就班的建立之后，开始巡行天下，成封禅之礼，昭示大秦帝国的威权，试图慑服六国民心。因此，二十六年、二十八年都是秦朝建立之后重要的年份，那么二十七年（前220）的立“极庙”，位处两者之间，意义何在呢？《史记索隐》注“极庙”曰：

为宫庙象天极，故曰极庙。《天官书》曰“中宫曰天极”是也。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41页。

极庙的得名是因为此庙在制作上“象天极”，《史记·天官书》曰：

中宫天极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旁三星三公，或曰子属。后句四星，末大星正妃，馀三星后宫之属也。环之匡卫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宫。……东宫苍龙，……南宫朱雀，……西宫咸池，……北宫玄武，……。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289—1308页。

三十五年，作宫阿房于渭南，“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也”司马迁：《史记》，第256页。此处标点从胡忆肖：《“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也”解》一文，《武汉师范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1980年第Z1期。，表明始皇的天极信仰不仅体现在“极庙”建设中，还在城市布局中体现出来。天极即北天极，为北半球所见星空的中心（假设地球围绕地轴自转，将地轴自地球北极点引出，无限向上延伸，与天球相交处即北半球之“天极”），古人将其作为北半球所见天之最高处。与《秦始皇本纪》略有不同的是，因《秦记》而成的《六国年表》作：

二十六年：初并天下，立为皇帝。

二十七年：更命河为“德水”。……同天下书。分为三十六郡。

二十八年：为阿房宫。之衡山。治驰道。帝之琅邪，道南郡入。为太极庙。司马迁：《史记》，第758页。

此处改黄河为德水、分天下为三十六郡、立极庙均较《秦始皇本纪》晚一年。值得注意的是，《六国年表》称“为太极庙”，与《秦始皇本纪》所载“极庙”略有差异。《史记索隐》引《乐汁徵图》：“北极，天一，太一”，引宋均云：“天一，太一，北极神之别名”司马迁：《史记》，第1386页。，则“太极庙”应与“天极庙”相同，简稱“极庙”。《史记正义》云：“泰一，天帝之别名也。刘伯庄云：‘泰一，天神之最尊贵者也”司马迁：《史记》，第1290页。，因此中宫为太一之神所居，凌驾于东西南北四宫之上，而“极庙”的建立反映的是对太一之神的信仰，其目的无疑是要统摄此前的方位信仰，凌驾于东方青帝、南方炎帝、西方白帝、北方黑帝之上，否则不能让治下的民众拥护，毕竟他们此前一直是生活在区域邦国内，有自己的方位信仰。

二 刘邦集团对秦帝国的理解与接受

高祖病重后拒绝医治：“吾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虽扁鹊何益！”司马迁：《史记》，第391页。，高祖崩，吕后忧虑说：“诸将与帝为编户民，今北面为臣，此常怏怏，今乃事少主，非尽族是，天下不安”司马迁：《史记》，第392页。，由于刘邦与他的功臣集团中人都曾是布衣平民，刘邦虽然登基称帝，但与之共同成就帝业的功臣们还有“怏怏”即不满的心态，此为吕后担心政局不稳的原因，可见即使在刘邦集团内部也有人藐视汉之建立的“正当性”。如何树立统治的“正当性”，使被统治者理所当然地接受统治，认可统治者的正统地位，是每一个统治集团都要面临的重要任务。在中国古代，正当性与正统地位的树立，大多是假借天命、德行、血统来实现。血统是以血缘承继君位，德行指君王修德以服众，天命则是受天之命。与其说刘邦将自己得天下归之“天命”，不如说是出身平民的帝王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因为他没有高贵的血统可以继承，这就与秦始皇“赖宗庙”有着巨大的差异。因此，神化刘邦、汉朝成为必然选择，而且在起事之初就已开始，张良、萧何、韩信等均参与其中。在高祖诸多故事中，斩蛇起义的记载颇具特色，涉及到与秦的关系问题。《高祖本纪》载刘邦斩蛇之事：

高祖被酒，夜径泽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还报曰：“前有大蛇当径，愿还。”高祖醉，曰：“壮士行，何畏！”乃前，拔剑击斩蛇。蛇遂分为两，径开。行数里，醉，因卧。后人来至蛇所，有一老妪夜哭。人问何哭，妪曰：“人杀吾子，故哭之。”人曰：“妪子何为见杀？”妪曰：“吾子，白帝子也，化为蛇，当道，今为赤帝子斩之，故哭。”人乃以妪为不诚，欲告之，妪因忽不见。后人至，高祖觉。后人告高祖，高祖乃心独喜，自负。诸从者日益畏之。司马迁：《史记》，第347页。

《史记集解》引应劭之说曰：

秦襄公自以居西戎，主少昊之神，作西畤，祠白帝。至獻公时栎阳雨金，以为瑞，又作畦畤，祠白帝。少昊，金德也。赤帝尧後，谓汉也。杀之者，明汉当灭秦也。秦自谓水，汉初自谓土，皆失之。至光武乃改定。司马迁：《史记》，第348页。

按应劭之意，汉家尧后为火德，故刘邦为赤帝子，而秦处西方主金德尚白，因此赤帝子斩白帝子，是“明汉当灭秦也”。实际上，应劭的解释是不准确的，他的问题在于，用东汉的知识体系去解释秦汉之际的政治现象，以方位信仰体系解释“白帝子”，又以新五德学说解释“赤帝子”，自乱纲领，甚至错误地认为“秦自谓水，汉初自谓土，皆失之”，根本原因在于未曾理会战国至东汉之际方位信仰与五德终始学说的差异及变迁。赤帝子杀白帝子的传说，依据秦末汉初之时的历史语境，不过是南方（楚）必定战胜西方（秦）的神话表达，与“亡秦必楚”同义。实际上，此处的白帝、赤帝之说，仍是秦汉之际方位信仰的表达。

南方为火，赤色，西方为金，白色，高祖斩蛇故事是与楚人仇秦的情绪联系在一起的，《项羽本纪》载范增之言曰：“夫秦灭六国，楚最无罪。自怀王入秦不反，楚人怜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也”司马迁：《史记》，第300页。，楚人世居南土，而秦人僻处西方，赤帝子斩杀白帝子隐喻的是楚人战胜秦人，刘邦集团编造这一段故事顺应了楚人憎恨秦人的历史情绪，符合秦末楚人成为反秦主力的潮流，“且楚首事，当令于天下”司马迁：《史记》，第1959页。，而新的领袖也将在楚人之中产生。再者，邹衍以“五行相克”创立五德终始理论，始皇据此定秦为水德，至汉武帝时定汉为土德。西汉中期以后随着儒家学说的发展，尤其是“禅让说”逐渐流行，“五行相克”让位于“五行相生”，于是新五德终始学说兴起，与之同时产生的还有“汉家尧后”“汉家火德”的思想。昭帝时眭弘曰：“汉家尧后，有传国之运。汉帝宜谁差天下，求索贤人，禅以帝位”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154页。，他认为刘氏是尧的后裔，应效仿先祖而禅让皇位。两汉之际，王莽与刘秀都借助新五德终始理论树立统治的“正当”与“正统”，而在新说体系内部没有秦王朝的位置太昊木德、炎帝火德、黄帝土德、少昊金德、颛顼水德、帝喾木德、唐尧火德、虞舜土德、夏禹金德、商汤水德、周武王木德、汉高祖火德、王莽土德，前者化生后者。。光武帝刘秀即位伊始，建武二年（26）正月壬子“始正火德，色尚赤”范晔：《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7页。，将武帝所定的汉家土德改为火德，于是就有了所谓“汉承尧运，德祚已盛，断蛇著符，旗帜上赤，协于火德，自然之应，得天统矣”的完整表述（《汉书·高帝纪赞》）班固：《汉书》，第81—82页。。应劭以东汉的“新知识”去解释秦末的“旧现象”，裹杂区域信仰的理论，于是就有了解读上的误差。

质言之，斩蛇故事的本来面目不过是预言南楚战胜西秦，并将胜利一方指定为楚人刘邦即所谓“赤帝子”，借此发布“神旨”，制造舆论。然而，始皇已据旧五德理论定秦为水德，但以刘邦为代表的楚人却仍保持方位信仰，认为秦为金（白），楚为火（赤），斩蛇即火克金，看似符合五行相克之理，却不符合旧五德终始理论的历史谱系。当始皇定秦为“水德”后，刘邦集团还将秦视为“金（西）方”，实乃认识上的差异。这一现象表明，始皇虽然实现了天下一统，但并未获得楚人的认可。

上文指出，直至武帝时才根据旧说定汉为土德，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赤帝子斩白帝子之外，刘邦曾以水德自居。《东观汉记》载：

高祖因秦，以十月为正，以汉水德，立北畤而祠黑帝吴树平：《东观汉纪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8页。。

水在北方，于颜色为黑。此句之义，显然与“乃待我而具五也”即凑足五帝的意思不同，而是专尊“水-北畤-黑帝”。刘邦建汉，沿袭秦人水德而不改，这在《史记》中也有佐证。文帝时鲁人公孙臣上书：“始秦得水德，今汉受之，推终始传，则汉当土德”，然而“是时丞相张苍好律历，以为汉乃水德之始”司马迁：《史记》，第1381页。，依然坚持汉家水德。必须指出的，汉为水德，与赤帝子杀白帝子之事不侔，而武帝定土德亦与之龃龉。秦末项氏所立怀王与诸侯约定：“先入定关中者王之”，而“当是时，秦兵强，常乘胜逐北，诸将莫利先入关”，唯有项羽、刘邦愿往，结果因项羽过于残暴，由是“卒不许项羽，而遣沛公西略地”司马迁：《史记》，第356—357页。，赤帝子杀白帝子的故事，至迟产生在刘邦入关前后。及其由汉中再次反攻北上占领三秦，以关中为基地，与项羽展开决战，尤其是即天子位之后，以秦之继承者自居，就完全接纳了秦的水德。

“以汉水德，立北畤而祠黑帝”，似是表明水德与黑帝有直接的对应关系，然而这是不准确的表述，但又能反映当时人的普遍认识。由于创造早期华夏文明的先民大部生活北半球中纬度地区，每当仰望北天极，总是发现天极偏北，天极并不在自己的正上方（只有地球北极点与北天极垂直正对），遥远的北方与天极几乎是重叠在一起的同一方位，因此北方也成为入天的最后通道，司马相如的《大人赋》《楚辞》中的《远游》及张衡的《思玄赋》均是如此处理。这样又带来另一个问题，即在不严格区分的情况下，当北方具有哲学与神学的品格时，似乎又能与北极合一，这也是战国时文献《太一生水》篇形成的背景冯时：《“太一生水”思想的数术基础》，见中国考古网：http：//www.kaogu.cn/cn/xueshuyanjiu/yanjiuxinlun/qita/2013/1025/33269.html。。始皇起初立“極庙”而“象天极”，其目的就包括了统一遗存于原各诸侯国的不同信仰，与其所立各项制度以及巡行四方的目的是相同的，希望能够迅速让天下臣民接受统一时代的到来。而“太一”居于中宫天极之中，看似又在北方，且“太一生水”，因此北帝即黑帝的祭祀显然就融入到了天极信仰之中了，单祭黑帝就无必要了。《史记》言“待我而具五”是使之合“五帝”之数目，而《东观汉记》却将水德与黑帝对应起来，均与始皇树立“水德-天极”信仰模式的用心不合。细绎其故，或是史臣记载的偏差。

三 对话中的矛盾和统一

综合来说，秦始皇结束数百年的分裂而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帝国，作为天子，在帝国信仰方面早已摒弃了分裂时代的方位信仰，而以一元信仰代之，但他的这种信仰建设，处在皇家宗庙祭祀正向国家祭祀过渡阶段王子今：《秦始皇议定“帝号”与执政合法性宣传》，《人文杂志》2016年第2期。，未能得到时人的认可，自然适得其反。始皇三十二年、三十六年分别出现“亡秦者胡也”司马迁：《史记》，第252页。“始皇帝死而地分”司马迁：《史记》，第259页。的流言，均表明始皇的信仰革新，未曾发挥效用。

实际上，始皇的信仰革新具有强烈的私人性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说是私欲极度膨胀的产物。始皇立极庙为祭庙，从形式上看是继承了先秦以来形成的崇祀宗庙的传统，即使二世死后由子婴即位，赵高“令子婴斋，当庙见，受王玺”，子婴不从，高曰：“宗庙重事，王奈何不行？”司马迁：《史记》，第275页。，说明秦人一直遵守这一礼制规范。但始皇以极庙“象天极”，其本质却是自拟太一之神，突显至高、独尊的地位，显示出政教合一的倾向。论其长处，则是人间帝王的品格附着上了至高无上的神性。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始皇的天极信仰是以提高个人威望、地位为表现形式，仍然落实在具体的人世之间，始皇兼有太一之性，造成与现实帝王身份的重合，反而将“天极”之义淹没，使之不能发挥相应的社会效果。刘邦入关之后，与秦之祠官对话。秦之祠官只知曾祭白、青、黄、赤四帝，而四帝之祭实际上已属“旧制度”，遑论“天有五帝”呢？刘邦诸人的误解，推考其由：第一，始皇以太一之神自拟，而最终却落实于人君宗庙祭祀，传统宗庙的意义掩盖了新兴的天极信仰的意义；第二，始皇为燕齐方士所诱而热衷于海上求仙，因此造成“上帝”地位的削弱。始皇自称“真人”后，侯生、卢生议论说，“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起诸侯，并天下，意得欲从，以为自古莫及己”司马迁：《史记》，第258页。，可谓是对始皇极度膨胀的自以为是心理的最好概括。

秦始皇与汉高祖关于国家祠祭体系的举措与态度，仿佛一场你来我往的跨时空对话，刘邦集团打造的“斩蛇起义”故事，尚且停留于旧的思想体系之中，是对始皇“立极庙”的否定，后来之所以改变态度，又出现“高祖因秦”的情况，承袭水德，在当时有其合理性。第一，刘邦因关中而成帝业，以秦之故地为根基，再次将东方诸侯统一，复制了秦的历史；第二，汉朝全盘继承秦的版图、官制、帝号，始皇所立“水德”也属新帝国创设的新制度，一并接纳应是理所当然，甚至体现于细微处：《始皇本纪》载“追尊庄襄王为太上皇”，《集解》：“汉高祖尊父曰太上皇，亦放此也”司马迁：《史记》，第236—237页。；第三，刘邦仅比始皇晚三年生古人关于刘邦生年存在争议，有皇甫谧的秦昭王五十一年生、臣瓒秦庄襄王三年生两种说法。《太平御览》八十七引《史记》：“四月甲辰崩于长乐宫，时年六十二”，《册府元龟》卷一《帝王部》：“高祖初封汉王，五年平项籍，即皇帝位，在位通为王十二年，年六十二”，刘跃进先生据此支持皇甫谧的观点。见《中的秦汉史料》一文，原载《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2007年第10期，后收入《秦汉文学论丛》一书，凤凰出版社2008年版。刘邦在秦昭王五十一年即公元前256年生，而始皇生于秦昭王四十八年即公元前259年，两人相差三岁，可视为同龄人。，曾在战国之世生活三十余年，其功臣集团中人也都是在战国成年后经秦入汉，秦朝又是自秦国发展而来，胡宝国先生认为，“政治上结束战国是在秦代，而文化上结束战国却是在汉代”胡宝国：《汉唐间的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8页。，因此众人均自视为诸侯国人，思想还停留在战国之世，难免越过秦朝，而直接“继周”。简单言之，因秦朝国祚短暂，当时的人都不将自己认作“秦朝人”，绝对没有后世的遗民情结，对“秦朝”没有认同感。《宋书》认为，“张苍则以汉水胜周火，废秦不班五德。贾谊则以汉土胜秦水，以秦为一代”沈约：《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59页。，也就是说，汉以水德自居，显然是废掉秦的正统地位，不将之视为周的继承者，而由汉继周，因此才会继续使用秦的水德以明正统。总之，高祖无论“斩蛇”还是“因秦”，实际上都是对秦朝统治“正当”与“正统”的否定。

在此必须指出的是，“大汉继周”在汉代是有两套解释体系的。从历史顺序来说，汉继秦，但在道义上，汉初人均认为是汉继周。质言之，汉初刘邦及其功臣集团大多与始皇为同龄人，不少在年龄上还超过始皇，他们绝不甘心去当秦的“儿子”。汉初人将秦与汉理解为孪生兄弟，机会平等，秦继周的尝试失败后，汉再次继周。《汉书·礼乐志》称“汉兴，拨乱反正，日不暇给”班固：《汉书》，第1030页。，《两都赋序》谓“大汉初定，日不暇给”萧统：《文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2页。，高祖即皇帝位后，叛乱四起，没有精力去系统地进行制度建设，照搬秦制是最为便利的选择，史家多称“汉承秦制”，此从制度言之。实际上，“汉承秦制”之外，另有“汉继周统”，高祖、张苍等人定汉为水德，是基于旧五德终始说，汉水克周火，接续周之正统。而武帝太初元年（武帝即位第37年）定汉为土德，反而承认了秦的正统地位，说明高祖开启的“对话”仍在延续。光武帝改火德，再次废除秦的正统地位，实则是为时代风潮所裹挟，与新五德终始说结合起来，以周木生汉火，已属另外一种语境下的大汉继周。刘邦起事之初以“赤帝子”自居，是隐性的火德，即位后正式定汉家水德，之后武帝改为土德，光武帝再改为火德，汉之德性之所以经历四个阶段的变化，根本在于对继秦还是继周的选择问题，这是我们需要辨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