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书辉 祝新艳

周宪教授主编的《当代中国的视觉文化研究》一书，是迄今为止国内唯一一部从视觉文化视角解析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系统分析当代中国人主体性建构的著作。

本书在三个方面的理论探索值得我们关注：一是从视觉文化角度对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集中审视；二是从对西方视觉文化理论的翻译、借用，转向致力于本国视觉文化研究的理论建构；三是聚焦不同历史阶段视觉文化的生成机制，以及视觉活动、视觉体制、视觉技术对社会大众主体性的塑造。由此，社会变迁、理论建构和主体塑造，就成为本书的几个关键概念，也是值得我们深入分析的主要问题。在此过程中，本书最显著也最重要的贡献有两个方面：一是解决了当代中国的视觉文化应该如何研究的问题，也就是理论建构和方法运用的问题；二是解决了当代中国的视觉文化应该研究什么的问题，也就是内容安排和视点聚焦的问题。

一

在中国，视觉文化研究的理论建构起步很晚，原因在于建立这样的理论框架并非易事，以什么理论资源为参照，以什么学术问题为焦点，以什么逻辑关系为纽带等，都很具挑战性。对此，有学者这样说：“众所周知，视觉文化作为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参与视觉文化研究的学者学科背景的复杂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理论形态的复杂性。”[1]这其中，有三组关系的处理十分关键：一是西方移植与本土落地的关系。西方的视觉文化理论最早产生于罗兰·巴特的符号学，以及英国的文化研究，其后延伸至文艺学、美学、哲学、社会学、视觉理论、思想史、艺术史甚至人类学等学科领域[2]，理论资源十分庞杂。相当长的时间内，国内学术界并不清楚应该如何建构自己的视觉文化理论。本书的理论建构，深受米尔佐夫、米歇尔、伯格等人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国内最早的文献是周宪先生主编的《视觉文化读本》中。[3]二是文化研究与视觉文化研究的关系。视觉文化研究与文化研究有着大体相同的理论话语，如权力、意识形态、性别、种族等。但同时，它更加强调视觉性、视觉实践、视觉经验，以及日常生活的视角。换言之，视觉文化研究是从视觉出发的文化研究。[4]除文化研究的理论资源外，它还有视觉理论、文艺学及美学等理论的支撑。如何确立视觉文化研究自身独有的理论品格，对国内学术界是不小的考验。三是视觉文化研究与中国社会转型的关系。无论西方学者还是中国当代学者，都主张把视觉文化研究置于社会转型的语境中加以分析。米歇尔提出的社会的视觉建构和视觉的社会建构，中国学者进一步指出社会的视觉建构区分为形象建构、主体建构、文化建构和社会建构四个层次等，都是基于这一主张的。本书更是把社会性考察作为“把握视觉文化的中国问题和中国经验的有效方式”。[5]

历史地看，2008年以前，我国的视觉文化理论还处在移植西方的不成熟阶段。有学者指出，当时还是批评多于建构，局限在文学研究、影视研究和美学研究，以及性质、形态等问题的研究，没有形成有效的研究方法，理论本土化的问题尚未解决。[6]2012年开始，这种状况已经有了明显的改变。其时，周宪先生发表《视觉文化与社会转型：关于中国问题及其研究范式》一文，就中国视觉文化研究的理论范式，四个问题域（大众文化、先锋艺术、草根传媒、城市景观），和四个相关项（思潮、体制、技术、全球本土化）进行了系统阐述，毫不夸张地說，该文奠定了这一领域研究的中国模式。本书的研究思路和内容安排，几乎就是对这一文章的具体阐述。在此基础上，2016年《文化研究》推出视觉文化理论专辑[7]，其中对视觉形象、视觉性及视觉建构等术语的运用与理论廓清，对视觉文化双向建构在当代中国实践中的深入考察，都把我国当代视觉文化研究推向了崭新的阶段，也进一步厘清了本书的研究框架。

概括说来，本书的理论建构，源自西方视觉文化理论的吸收，更体现了对中国社会转型问题的分析与思考。本书把研究的核心问题定位为“视觉文化的建构功能”，就典型地体现了西方学术话语与中国社会问题的紧密结合[8]。围绕这一根本，在当代中国社会变迁这一历史背景下，论者以美学、社会学和文化研究的理论资源为主，借鉴国外视觉理论资源，从中提取出一套学术范式和话语体系，包括四个主要概念：形象、视觉表征、视觉性和视觉建构，从而建构起独特的问题视角和理论模型，保证了多人合著研究成果的整体性和规范性。具体说来：

形象既是视觉文化的载体，也是理论分析的工具，在视觉形象的论述中，按照主题类型学，论者把形象分为静止的图像、动态的影像和三维空间中实际存在的景象。在视觉理论中，形象所包含的图像、影像和景象是视觉文化的基本单元。当代社会的显著特点是：形象充沛甚至过量，三者中，影像对大众更有吸引力。[8]18-21作为一个理论工具，形象分析指向的问题是：视觉形象是如何构成和呈现的？

视觉表征是全书理论建构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形象的堆积形成视觉景观，产生视觉文化，也就产生了对视觉文化的解析，包括对形象意义的分析，形象的意义则与视觉表征直接相关。本书认为，视觉表征就是视觉再现，指以形象的方式再现经验世界中真实的人、事、物等。借助英国文化研究学者霍尔的表征理论，论者详细阐述了事物、概念、符号三者之间的对应关系和一系列复杂的转换过程。进而，又借助霍尔关于信息编码解码的理论，讨论了当代中国种种视觉文化现象与巨大的社会变动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认为在此过程中，信息编码者“所属的文化、历史、政治和价值观会隐蔽地或显著地植入形象”[8]26，从而达到这样一种效果：看他想要的东西，而不是看他看到的东西。比如，形象生产过程中，有的对变迁持肯定性态度，有的是批判性反思，有的则表现出怀旧式的忧虑。如此说来，在视觉文化中，人们面对的是“复杂的形象意义场”，它们所揭示的，恰恰是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复杂性，以及人们面对社会变迁的复杂态度和多样化情绪。通过视觉表征这一概念的分析，本书探讨了形象的建构规律、制约因素和各种规则。其中的核心问题，如简尼·基德所言，就是“意义不是恒定不变的”，我们作为意义的生产者，才是意义形成的主要影响因素，我们接受了什么样的价值观，就会赋予所生产的形象什么意义。意义正是通过表征过程，把我们所接受的文化、金融、历史、地理等价值观“嵌入其中”的。[8]28

理解视觉表征，需要把握其中隐含的三个问题：一是形象生产者或接受者的主体意识对意义的形成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二是视觉表征过程不是简单依赖实践经验和视觉经验，而是融入主体理解和价值观等文化经验的过程，其大致过程表现为：人、事、物等实体———实践经验———形象编码（经验+文化、历史等价值观）———形象解码（经验+文化、历史等价值观）；三是视觉表征不仅指向形象背后的意义生成，还指向不同主体对形象阐释的差异性和复杂性。

第三个概念是视觉性（visuality）。不从事视觉文化研究的人，或许对这个概念还有些陌生，但它在这一领域的重要性却毋庸置疑，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视觉文化研究的对象并非视觉产品本身，而是隐藏在一切文化文本中的‘视觉性”[9]。基于此，本书把视觉性作为一个基本的理论问题，从视觉性出发的分析也一直贯穿在全书之中。

本书对视觉性概念的理解，着重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视觉性不是一个孤立存在的概念，它与“视觉体制”“主体性”“交互主体性”“看之方式”“凝视”等概念组成了一个概念家族[9]29。其中，视觉性是一个引导性概念，从它入手，可以获得相关理论话语的互文性延伸，从而令各类视觉活动的分析游刃有余。

2.理解视觉性概念，重要的是把握视觉感官的社会化属性。它是“社会的、历史的和文化的建构的产物”，关乎一个人、一个国家、一个族群、一个阶层、一个性别对自身的身份认同。视觉感官既是被建构的社会器官，又对“主体性及交互主体性的建构”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视觉感官的社会性好比一个过滤器，它会过滤掉一些客观的视觉信息，也会以不同的方式编码和解码同样的信息，从而影响到我们如何看和看什么，影响到我们对视觉形象所赋予的意义，进而完成主体性的建构。最终，所谓视觉性，实际上是一种“必然如此的‘看之方式”。[8]30

3.论者进一步从文化政治学角度对这一概念做了挖掘，使得这样一个概念的论述显现出理论的深度和探究的广度，成为这部分乃至全书极富魅力之处。论者指出，视觉性也就是看之方式还与社会体制等因素密切相关，从而把视觉性与视觉政体相结合进行阐述。用学者弗斯特的话说，每一个视觉政体都会努力消除多种社会视觉性之间的差异，并将其“归并为某种不可或缺的视觉”，或者将它们有序化。[8]31如何理解这些话？简单说来，不存在纯粹的视觉性问题，每一种视觉行为都处在特定“视觉政体”的安排或操控之中，在这一社会文化环境下，视觉政体决定了人们如何看和看什么。在论者看来，视觉性研究的任务，就是要研究“‘看本身是如何形成的”，而视觉性研究的方法则是，“揭露‘视觉政体是如何通过掩盖复杂多变的视线而生产出某种有序的视觉结构”[8]30。换言之，视觉性研究不是实证研究，也不是审美研究，而是批判研究，具有强烈的社会文化批判属性。

4.从视觉性出发，论者还对中国当代社会三种主要的视觉文化类型及其特征、规则做了分析，它们分别是：政治/社会主导型、大众消遣型和知识精英型视觉文化。政治主导型视觉文化注重道德引领和教化价值，生产和观看规则存在视觉禁忌；大众消遣型强调娱乐，追求快感，注重紧跟市场消费；知识精英型注重形式创新和对视觉经验的反思批判，但当前影响力越来越小。

第四个概念是视觉建构。前述三个概念的分析，最终都服务于视觉建构，它把理论焦点推进到视觉活动对主体性建构的思考上来，因而它也是全书理论建构中最为核心的概念。关于这一点，本书主编说：本课题的关键问题集中在“特定社会转型如何在视觉上塑造特定社会主体，而主体又如何通过视觉来认知转型中的社会现实和自我”，也就是“视觉的社会建构”和“社会的视觉建构”的问题[8]3。这一问题设定背后的理论支撑源自米歇尔的著名论断———“视觉经验的文化建构”，认为存在两种主体性建构，即“视觉领域的社会建构”和“社会领域的视觉建构”。[8]36简言之，相较于以文字符号见长的印刷文化，视觉文化可以通过形象生产和消费来建构主体，通过视觉实践来建立人们对自然、社会、世界乃至自我的认知。反之，社会实践也可以建构人的视觉主体性。

上述四个概念所构成的理论基础，关键在于视觉形象背后的意义生成机制、观看方式等问题。所以，本书反复强调的，是社会实践主体的文化经验、社会属性对于这些问题的必然影响和根本作用，社会性、主体性也就成为本书理论建构背后的问题指向。

综合来看，论者想强调的是，不仅要重视视觉活动对主体社会属性的建构，也应当重视社会活动对人们视觉经验的建构，二者不可偏废。视觉领域的活动可以塑造人的社会属性，社会领域的活动也可以塑造人的视觉属性。这一认识对深化我们关于视觉文化的理解，深化视觉活动与社会活动之间互动关系的理解，深化人在两种活动中主体性的不同表现的理解都大有裨益。因而，本课题所说的视觉建构，就是通过视觉活动和社会活动，对人的社会主体性和视觉主体性的双向、交叉的建构。而这里所说的主体性，自然包括了视觉主体性和社会主体性两重含义。

二

如前所述，本书论题是“当代中国的视觉文化研究”，该论题明确界定了研究对象及其现实环境。就这一论题，导论中进一步指出：中国当代的视觉文化研究“必须关联中国当代社会变迁的语境”[8]2。这一表述说明，本书的视觉文化研究是社会变迁与视觉文化的相关性研究，而不是视觉文化自身的内部研究，或纯粹的理论研究，这是在研究对象方面的明确定位。

在对这一对象的研究中，论者又集中在对“视觉文化的建构功能”這一核心问题的分析上。围绕这一问题，在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历史背景下，论者遵循马克思主义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观念，在诸多相关学科知识及其方法论中，采取以美学、社会学和文化研究为主，其他学科为辅的方法论导向。

参照美国学者韦勒克对文学研究的说法，本书虽然有对各类视觉文化文本的内部分析，但更多是对视觉文化相关外部因素的分析，如社会观念变革、市场体系发育、媒体多元发展、社会功能发挥、主体精神情感塑造及其相互关系等的分析。因此，本书的研究方法是相关性研究，不是封闭式研究，它主要不是对视觉文化内部规律的探究，而是从文化社会学、文化政治学视角所做的权力结构改变及其影响的研究。

为做好这一研究，论者把视线集中在主体塑造这一问题上。于是，从深刻的社会转型与变迁，到普遍性的主体精神与时代精神变化，成为本书研究的基本脉络。按照韦勒克的理论，把视觉文化放在社会大环境下，从与外部的相互作用中来审视，是基于内部但更侧重外部的、对视觉文化外部关系及其影响的研究。然而，要深入、清晰地揭示这一问题背后的复杂规律并不容易，涉及知识面也很宽，所以，在当代中国视觉文化的研究中，系统采用这样的研究方法和问题导向的，本成果还是首次。它全面阐述了30年社会转型和社会变迁带来的深刻的视觉文化转型，以及其独特的社会塑造作用和视觉塑造作用。

通过外部研究，本书着力分析了社会变迁———视觉活动的变化———人的改变三者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而且这一分析贯穿在对全部视觉文化领域的考察，使得本书的视觉文化研究突出地表现为一种相关性研究。三者之间之所以能够形成深度的互动关系，是因为隐藏在视觉文化背后的权力因素这一核心动力使然。社会变迁首先是行政权力的结构调整，在中国当代，行政权力的调整催生了市场要素的萌芽，最终形成较为完备的市场体系。行政权力与市场权力之间彼此纠缠，互相角力，形成对抗、妥协与合谋等权力关系，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权力关系表现不同；另一方面，基于二者共同的诉求，技术力量高速发展，为文化产业的高速发展和视觉文化产业的分化、传播奠定了技术基础，也为更多人在更多时候受到视觉文化的深刻影响奠定了物质基础。所以，权力或权力的结构调整是视觉文化外部关系的内部驱动力，这一点在第五章中论述得最为清楚。

如果进一步追问，本课题在哪些方面体现出对社会变迁与视觉文化发展的相关性研究？我们认为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对不同社会历史阶段视觉文化状况的梳理；二是在对各领域视觉文化的问题分析中，无论从视觉性、视觉表征还是从视觉建构入手，都是立足于当代中国人的社会实践，以及其中所包含的视觉活动实践；三是从艺术、景观、日常生活消费等不同视角，对社会变迁带来的技术变化、市场变化、政策变化、观念变化等视觉文化发展的关键因素及其关系做了深入分析。

本书力图揭示的规律，首先不是视觉文化本身如何，而是它在改变社会环境，改造人的内心世界、行为习惯、生活方式方面的作用。在外部研究中，主要也不研究视觉文化怎么样的问题，虽说每一部分都贯穿了对各类视觉类型的历史考察，但这样的考察显然是服务于视觉表征和视觉建构这一中心问题的。所以，本课题的研究侧重在当代视觉文化的视觉建构，尤其是对主体的双向建构：社会领域的视觉建构和视觉领域的社会建构。

三

本成果也有一些未尽之处，比如：关于视觉建构，导论说得很清楚，存在两种建构，而且贯穿在主体部分的所有内容分析中。但实际论述中对视觉领域的社会主体建构关注相对更多，也就是，通过生产和消费视觉形象，人的社会观念和社会身份如何得以建构论述较为充分。相较之下，对社会领域的视觉主体建构讨论还欠深入，对新的社会条件下，人的视觉身份、视觉观念、视觉交往甚至视觉情感等方面的主体性建构问题，虽有涉及，但清晰性和深刻性略显不足，典型表现就是没能形成并固化社会领域视觉建构的理论话语。

大众视觉文化研究部分，较多倾向于艺术研究，文化社会学和文化政治学的视角有所欠缺。对大众视觉文化崇高感的缺失、娱乐化的泛滥、个人主义的风行，对消费主义的文化逻辑，对过度的视觉化和形象创造中过度的程式化等问题的论述，理性批判精神略显不足。与此类似，在视觉体制研究的案例分析中，存在专注于博物馆内部规律的分析，对视觉文化在主体塑造方面的作用凸显不够的问题。

在内容安排上，从读者的角度看，游戏未能纳入研究有意犹未尽之感。因为无论游戏作为一个产业类型还是文化类型，其典型意义都是有目共睹的，它对青少年知识学习、行为习惯和思维方式的塑造作用，在深刻性和广泛性方面都很少有能够与之相比的类别。如能纳入研究，对深度诠释社会转型中视觉性、主体性、视觉表征、视觉建构等，应该更有说服力。相较之下，当代中国城市景观在主体性建构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其典型意义却明显不足。

注释

[1]李健.建构当代中国视觉文化理论[OL].中国社会科学网，[2018年8月17日].http：//www.cssn.cn/zx/201803/t20180327_3888212.shtml.

[2]阿莱斯·艾尔雅维茨.视觉文化，艺术及视觉研究[M].张云鹏译.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7.

[3]参见尼古拉斯·米尔佐夫.视觉文化导论[M].倪伟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1—45；周宪.视觉文化读本[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

[4]刘陶.视觉文化研究本土化与当代中国艺术[J].艺术评论，2012（11）：91—92.

[5]周宪.视觉文化与社会转型：关于中国问题及其研究范式[J].艺术百家，2012（5）.

[6]徐巍.國内视觉文化理论研究及其反思[J].中州学刊，2008（3）：216—220.

[7]周宪，陶东风，周计武，胡疆锋.文化研究（第25辑）（2016年·夏）[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8]周宪.当代中国的视觉文化研究[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7：16.

[9]吴琼.视觉性与视觉文化[J].文艺研究，2006（1）：84.

作者单位：重庆文理学院文化与传媒学院

重庆文理学院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