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一、中国偏资本型技术进步成因

最近读了罗知(2018)所撰写的一篇论文，“国际贸易与中国进步方向——基于要素价格扭曲的中介效应分析”，引发了我的一些联想。该文章认为，中国技术进步偏向资本，是由于出口贸易降低了国内的劳动要素价格扭曲(劳动要素价格偏离其边际产出的程度)，使得劳动要素的相对成本上升，资本价格扭曲相对更为严重的情况下，资本相对更为便宜。于是企业用资本来代替劳动，选择了偏向资本的技术进步方式。

偏向型技术进步的概念最早在20世纪30年代由Hicks提出，近年来又随Acemoglu的一系列研究重新引起人们的注意。技术进步偏向某种要素表示技术进步会使这种生产要素的边际产出的增加高于其他生产要要素。现有实证文献已经验证了现阶段中国技术进步偏向资本，但技术进步方向形成机制研究相对较少，学界常见的几种解释如下.第一，资本深化；第二，技术研发能力较弱，引进发达国家机器设备等，复制了发达国家的技术方向；第三，外商直接投资。20世纪80年代以来，FDI已成为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进行技术转移的主要形式。通过外资的引入，新想法，技术和劳动技能在国家和地区间传播扩散，FDI对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促进发展中国家技术进步；第四，国际贸易。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国际贸易可以改变要素价格和丰裕程度，从而影响技术进步的偏向。目前国内学者研究国际贸易，偏向型技术进步对发展中国家要素收入份额的影响方向较多，现有关于国际贸易对技术进步偏向性影响的理论研究成果则并不多见。综上，国内学者认为中国技术偏向资本主要是由于进口机器设备，外商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从而引进发达国家技术，复制了发达国家技术进步方向。

二、贸易往来与技术进步

到20世纪中期，我国发展经济学家对工业化的认识大体上局限在侠义工业化的范围之内，导致中国经济长期采取主要依靠资源投入，特别是资本投入(投资)驱动的粗放增长模式。这种增长模式在改本革开放以后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的投资率已经达到35%以上。到21世纪前几年，更提高到50%左右，创造出世界经济发展史和中国经济发展史上最高的投资率纪录，导致了种种经济和社会问题。

问题在于，在投资率持续偏高，产出能力不断扩张，消费的比重不断降低的条件下为什么没有出现因需求不足导致的增长率下降，相反能够继续维持几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这里的秘密在于，中国在改革开放后采用了日本，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和韩国(“四小龙”)等东亚国家和地区首先采用的，以适度保护和本币汇率低估为主要政策工具的出口导向政策，用旺盛的出口需求来补充内需，缓解了由资源投入驱动的增长模式带来的内需不足，从而将过度投资形成的过剩产能以大量出口廉价制造品的形式加以吸收，使高经济增长得以维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行“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战略。政府长期人为干预要素市场，扭曲要素价格，降低企业成本，依赖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发挥“人口红利”，创造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四十年后，在中低端制造业上中国竞争优势甚至超过了欧美等国，全球市场占有率迅速扩大，同时中国贸易顺差也连年扩大。人口红利也被认为是近年来中国经济高速腾飞的重要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27%。所谓“人口红利”，是指当一个国家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时，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从而形成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局面。但是，随经济的发展，我国人口出生率逐渐降低，中国经济结构和人口结构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

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在一定程度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参与国际分工，承接西方技术扩散，向西方提供给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产品，双方经贸关系变得密切，甚至于形成中美精英共治中国劳工的局面。同时中国模式通过缩减福利，减少消费，增加投资，倾向重工业等方式加速吸收资本与技术，迅速增强自身的实力。2025规划的经济因素，正在于此。中美贸易摩擦来打破了我们现阶段的贸易格局，使得我们继续依赖引进发达国家技术促进经济增长的现有路径收窄。

其经济学解释可以在萨缪尔森2004发表的论文中找到答案。当一个国家在以前并没有比较优势的行业，突然取得生产力的巨大进步时，贸易未必会再是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所刻画的双方受益的结构，很可能是一方受损。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在一定程度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参与国际分工，中美双方在全球价值链上形成了互利互补的关系。中国通过不断地学习，创新，在原先并不存在优势或者根本没有的产业，生产率迅速提升积累起竞争力，经济结构不断发展转型，在全球分工上向中高端转型，在全球价值链上向上游发展，对西方发起了挑战。在中等收入阶段，两国动态比较优势发生根本性变化，中美贸易往来爆发。

通过贸易，引入外资，持续学习对手的技术和知识，是中国改革开放崛起的重要手段，也是中国技术进步偏向资本的重要原因。中美贸易往来摩擦，打破了我们的贸易格局，使得我们继续依赖引进发达国家技术促进经济增长的现有路径收窄，并且美方还针对中国制造2025打压中国的自主创新。现阶段如何维护促进中国的技术进步，推动经济的发展成为亟待需要思考解决的问题。

三、要素价格扭曲与技术进步

2019年贸易形势严峻，国内经济形势也不容乐观，标志着发挥人口红利以中低端制造业为主的出口导向型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不再适用，中国经济亟待进行产业结构转型。贸易问题起因于贸易顺差，但实际上是发展中国家在后发优势成长过程中的，在全球产品链，价值链上对上游发达国家发起挑战的问题。后发国家一旦拉近了与发达国家的距离之后，在原先不具备比较优势的部门大幅提高了生产率，原来的国际贸易利益关系可能会发生较大的变化，甚至是逆转性的变化。过去的开放模式不再适用于中国新时期的经济发展和国际环境。

同时，中国经济迈入“稳增长，调结构”新常态时期，凭借要素价格扭曲特别是工资扭曲充分，发挥人口红利来获取国际竞争优势的经济发展模式弊端逐渐显现。人口红利对潜在增长贡献率也迅速降低，经济增速放缓，新时期亟待寻找经济发展新动力；并且，近年来部分学术界和媒体界认为中国的“人口红利”已经消失，即过去发挥扭曲要素价格充分发挥人口红利，发展低端制造业扩大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不再适用；同时，随着资本积累深化，我国经济通过刘易斯拐点，高层次劳动力缺口增大,劳动力要素价格扭曲对结构升级转型的负面作用逐渐显现出来；

在供给侧，劳动力价格扭曲，导致资本的价格相对于劳动越来越便宜，因而无论是资本密集型产业还是劳动密集型产业都发生了资本偏向的技术进步，并且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资本深化速度更快。结果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没有出现自然衰退，造成产业升级的滞后和利润率的扭曲，最终影响到整个产业的优化和全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在需求侧，劳动力市场扭曲程度越高，社会贫富差距越大，造成有效需求不足。发展经济学认为经济增长所产生的利益一般会形成纵向的“涓滴效应”和横向的“扩散效应”，自动地，逐步地分配到所有社会阶层人群，自然而然地形成帕累托最优状态。但是劳动力要素市场价格扭曲，抑制了“涓滴效应”和“扩散效应”，这造成劳动收入占比越低，形成了大量的贫困人口；同时劳动价格扭曲造成劳动者收入偏低，生存性需求占比高，导致需求层次偏低。产品研发缺乏相应的市场需求，进而对技术创新产生负向抑制作用；这些都是扭曲劳动力价格来充分发挥人口红利发展经济的“后遗症”，在经济贸易人口结构都发生了重大变化的新时期，分别从供给侧，需求侧上对中国经济产业升级和结构转型从发起挑战。

新时期，要摆脱倚仗人口红利，粗放型经济增长的路径依赖，找到推动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新动力，不妨从缓解要素价格扭曲入手。很多学者认为，中国要素市场价格扭曲导致了资源错配，从而抑制了发展方式转换，结构转型和自主创新。要素价格扭曲抑制效应分以下两阶段实现。第一阶段，政府和企业人为压低劳动者工资，降低企业成本，扩大企业价格竞争力，获得所谓“人口红利”。企业节省了劳工成本，从而可以加大研发投入；但是在第二阶段，从人力资本的角度，持续维持低工资水平，会挤压低收入者对其自身和后代的教育与人力资本的投入，不利于培育顺应境界发展结构转型所需的高层次劳动力。并且还会导致高技能的高收入者未获得理想的报酬而离职，造成人才流失；要素价格扭曲还通过四个机制抑制产业结构升级.一是扭曲导致价格信号失灵，二是扭曲导致粗放型企业不会面临倒闭困境，三是扭曲磨损了高级产业的利润，四是扭曲弱化企业的创新动力。缓解要素价格扭曲，减缓其对产业结构升级和转型的抑制效应，促进自主创新，推动经济增长。

现阶段，在“人口红利”后继无力，经济增速放缓，国际贸易形势不容乐观，中国经济面临结构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要放弃依托要素价格扭曲发挥人口红利，承接低端制造工业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路径。缓解要素价格扭曲，促进企业自主创新，找到经济发展的新动力。从人口红利，转变为“人才”红利，推动产业升级和结构转型。

回到开头我所读到的那篇文章，该文章的实证结果表明进口贸易的增加会促进中国的技术进步偏向资本，但产生这一效果的原因并非是中国通过进口贸易直接引进了发达国家的技术，而是通过降低劳动要素的价格扭曲这一中介因素。并且作者认为降低资本和劳动市场的要素扭曲水平是转变中国的技术进步偏向以及改善分配结构的重要途径。那么是要素价格扭曲，他对技术创新又有何影响呢？那么在中等收入阶段，中美贸易往来的大背景下，我们是否可以通过缓解要素价格来促进技术创新呢？

传统的扭曲理论认为市场由于其无法自然克服的垄断和外部性，导致生产要素价格无法真实的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发生扭曲，造成企业无法根据比较优势理论来选择自己的要素和技术投入。要素价格扭曲度量了要素价格偏离其边际产出的程度，当要素价格低于其边际产出时，称之为负向扭曲，反之为正向扭传统。实证结果表明，现阶段中国劳动力和资本市场存在较为严重的负向价格扭曲。而政府对要素价格的干预，是导致要素价格扭曲的重要原因。陈斌开和林毅夫(2012)研究认为资本价格扭曲的根本原因是政府采取金融抑制降低资本价格的发展战略，来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

很多学者认为，中国要素市场价格扭曲导致了资源错配，从而抑制了发展方式转换结构转型和自主创新。康志勇，张杰(2009)论证了我国存在劳动力与资本要素价格扭曲，和劳动力与资本要素收入分配的价格扭曲的双重扭曲。在实施分税制改革后和政府政绩考核机制双重压力下，政府为推动当地经济发展招商引资，实行的一系列优惠政策，强化了劳动力和资本市场要素价格双重扭曲的局面。从而限制要素的供给和抑制了创新产品的需求。史玉杰(2010)阐明了要素价格扭曲通过四个机制抑制产业结构升级.一是扭曲导致价格信号失灵；二是扭曲导致粗放型企业不会面临倒闭困境；三是扭曲磨损了高级产业的利润；四是扭曲弱化企业的创新动力。李平，季永宝(2014)要素价格扭曲抑制自主创新与技术进步分两阶段实现。第一阶段，政府和企业人为压低劳动者工资，降低企业成本，扩大企业价格竞争力，获得所谓“人口红利”。企业节省了劳工成本，从而可以加大研发投入。在第一阶段，要素价格扭曲对技术创新有暂时性的正向促进作用；第二阶段，维持低工资水平，挤压了低收入者对其自身和后代的教育与人力资本的投入，不利于高素质的形成和培养。并且会导致高技能的高收入者未获得理想的报酬而离职，造成人才流失。当价格扭曲到一定程度之后，劳动者收入偏低会导致需求层次偏低，产品研发缺乏相应的市场需求，进而对技术创新产生负向抑制作用。并且还会带来其他要素价格扭曲效应(土地，政治寻租等)。

四、要素价格扭曲与经济发展

在中等收入阶段，要素价格扭曲会通过多途径抑制创新与技术进步。在中美贸易往来的背景下，中国的技术引进和自主创新都遭遇打击。我们应该缓解国内要素价格扭曲，减轻要素价格扭曲对自主创新的抑制作用，推动技术进步和经济结构转型。

同时，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通过缩减福利，减少消费，增加投资，倾向重工业等方式加速吸收资本与技术，迅速增强自身的实力。按照世界银行标准，2017年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达到8690美元，处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队列中。但是在飞速发展的经济之下，扭曲的要素价格，为向西方提供给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也形成了大量的贫困人口。发展经济学认为经济增长所产生的利益一般会形成纵向的“涓滴效应”和横向的“扩散效应”，自动地，逐步地分配到所有社会阶层，所有人群，自然而然地形成帕累托最优状态。但是，在现实中由于要素价格扭曲，“涓滴效应”和“扩散效应”难以万全的发挥其作用。

在发展经济学的意义上，经济增长是一种量变，经济发展则是以增长为基础的质变，它表现为经济社会结构的变革，社会福利水平的普遍提高，不平等状态的改善，经济主体特别是贫困人口发展能力的增强与实质自由的扩张。要素价格扭曲，充分发挥“口红红利”，在追求经济增长的路上，我们是不是走得太快了？缓解要素价格扭曲，促进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包容性增长，平衡经济增长与发展，提高全民的生活质量，人民幸福，是我们也是一个从事发展经济学研究的学者所期盼和呼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