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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之问”问醒了谁?

2019-03-25姚成二

决策 2019年1期
关键词:南京

姚成二

历史留给了我们一个厚重的南京,我们要把一个什么样的南京留给未来?答案或许就在“创新名城,美丽古都”八个字当中。

南京“动起来了”。

2018年,高新技术企业净增1282家,增长70%,总数达3126家;新增科创型企业2.4万家,增长17%;新增新型研发机构数量208个、其中正式备案108个,孵化引进企业951家;新增就业参保大学生34万人、增长60%;新增3名诺贝尔奖得主、55名国内外院士来南京创新创业;PCT专利申请大幅增長170%;发明专利授权量增长43%,达10418件,首次跃居全省第1位;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59.1件,位居全省第1、全国第3;全球科研城市第12位,中国创新城市第四位,仅次于北京、深圳、上海。

一张亮丽的2018年的创新成绩单,将南京深藏于胸的抱负与雄心凸显出来。六朝古都焕发新活力,南京是如何起势的?

“金陵之问”

2019年1月2日,南京召开“新年第一会”,再次聚焦创新名城建设。

一年前的2018年新年后上班第一天,南京也开了这样一个“一竿子插到底”的创新名城建设大会,分会场一直开到乡镇街道。会上,江苏省委常委、南京市委书记张敬华发出了沉甸甸的“金陵之问”:“作为东部地区重要中心城市、长三角特大城市,5年、10年乃至20年之后,南京拿什么和其他城市竞争?”

这一问,让南京深受震动。从2018年“新年第一会”到南京市两会,再到春节后的“南京对标找差大会”,这句振聋发聩的“金陵之问”被屡次提及。这一问,紧紧锁定核心关键词——创新。

“创新是引领南京新一轮发展的指针,是南京的‘华山一条道。”张敬华说,创新发展,南京已经到了不创新不行、创新慢了不行、创新抓得不实更不行的地步。由此,在南京掀起了一场猛烈的创新“风暴”,贯穿了整个2018年。

风暴源于南京在区域格局中的竞争压力。

在江苏省内,南京经济总量一直低于苏州,差距高达5200多亿元;在长三角,南京的步伐走得相对慢了,风头被“数字经济之都”杭州所掩盖;在全国省会中,相对于“强省会”、国家中心城市成都、武汉、郑州、西安,南京的经济首位度排在全国省会倒数,被中央巡视组点名批评。

这些都让南京显得很尴尬。南京经济的不给力,一直是外界评论的热点话题。对此,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刘志彪对《决策》分析说:“南京发展相对滞后的真正原因,与没有把握好江苏发展的两次重要机遇有直接的因果关系:第一次是1984年后乡镇经济的异军突起;第二次是1992年后迅猛发展外向型经济。”

而在以创新经济为基础的第三次发展机遇面前,南京不仅没有跟上,反而失了先手。

放眼长三角,上海、合肥都获批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杭州数字经济独领风骚;南望珠三角,深圳已成为全球科创中心,广州也在紧锣密鼓求创新;北眺京津冀,北京开足马力,冲在创新前沿,雄安新区建设国际一流创新型城市.远望中西部,武汉、成都、西安等新一线城市同样创新大动作频频。

面对这样的格局,南京市社科院院长叶南客深有感触地告诉《决策》:“南京感觉到‘坐不住了,现在已经不是训顺其自然了,而是不进则退的问题,不搞创新名城,意味着在落后。”

不仅如此,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的格局下,南京也有“被边缘化”之忧。“在G60科创走廊中,没有南京的影子,上海一杭州—合肥的新经济三角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南京要意识到可能存在的‘被边缘化危机。”东南大学区域与城市发展研究所所长王兴平告诉《决策》。

创新形势逼人,竞争态势更逼人。刘志彪认为,“如果南京不能抓住第三次机遇,稍微‘醒得迟一点,继续再‘睡的话,基本上就没有机会了。”实际上,这也是南京市决策者的担忧,“南京如不高点定位谋创新,必将在新一轮区域竞争中受挤压、被边缘化,沦为一座‘平庸的城市!”

“心急”的南京

2017年9月,一篇《醒醒吧,南京!你为什么留不住优秀的年轻人?》的网文刷爆朋友圈。文章以南京知名高校毕业生留在南京太少举例说,越来越多的优秀年轻人正在“逃离南京”,南京“对不起所拥有的高校!”

这恰如一枚深水炸弹,瞬间引爆了这座古城的集体清绪,旋即吸引了张敬华的关注,“他表达了一个想法,在南京创业不容易,我们要看到这一点,看到其中可以吸取的教训和营养。”

统计显示,2017年,包括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在内的8所高校毕业生,留在南京工作的比例为33.27%,高于到上海、广东就业的10.67%、4.25%。但这一比例对于南京来说,显然还不够。比如武汉,每年能吸纳湖北省60%的高校毕业生。

作为中国高等教育资源最集中的城市之一,南京高校资源富集,科教综合实力仅次于北京、上海。厚实的家底让同类城市羡慕不已。深圳市委书记王伟中曾说,“特别羡慕南京,南京有那么多高校和那么多院士。”

但南京科教优势并没有切实转换成创新的胜势。与深圳、广州、杭州等城市相比,“南京的科教、文化等资源优势没有充分转化和发挥,这是南京一个比较大的问题。”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研究员陈雯分析说。

从这个意义上说,南京的“宝”变成了南京的“痛”。一组数据便可直观南京的差距与不足。先看高新技术企业数,2017年,深圳有10988家,广州8700家,杭州2844家,南京仅有1850家;再看研发经费来源,南京来自企业的占比为45%,深圳超过90%;在科技服务收入占规模以上服务业比重上,南京仅为杭州一半左右.在衡量经济发展活力的上市公司数量上,南京74家,远低于深圳的266家,杭州的126家,苏州的99家。独角兽企业,杭州17家,深圳14家,南京仅有2家。

新兴产业容器不多,也让南京在“抢人大战”中显得捉襟见肘。叶南客举例说:“2017年,深圳一个华为留了2347个c9联盟大学生。南京最大的企业苏宁云商,才留了20个,是华为的百分之一,其中14个是南京大学的,4个浙大的,2个西交大的。在深圳,恒大、中兴,都是几百上千,杭州的阿里、海康威视也留了不少。”

没有标杆性、大型的创新创业公司,成为南京当前发展的一个突出烦恼。“南京缺少凝聚人心、给人未来发展信心的大企业,北京有国企,上海有外企,杭州有民企,广州、深圳既有国企又有面向国际化的民企,各有各的优势,但南京现在只有一个苏宁。”叶南客告诉《决策》。

这让南京感到很“心急”。“南京如果能搞出一批‘独角兽企业,会变成什么样?”这是张敬华经常说的一句话。遇到苏宁控股集团董事长张近東时,张敬华问:“你们有了苏宁金融、易购、云商,能不能再组建一个苏宁科技公司,搞出一只‘独角兽?”

杭州的科教资源不如南京,但从阿里到海康威视,创新的“新四军”生生不息。反观南京,原因在哪里?

叶南客认为这与南京城市文化中,存在不利于创新的文化惰性有关。“南京往往被外界认为城市文化偏向保守,缺乏竞争性和进取性,这也反映在南京人的口头禅‘多大事啊上,这种求稳怕变、缺少创新观念和冒险精神的城市文化,一定程度上束缚了南京创新动能的释放。”

在“老南京”王晓华的《南京老杆子》一书中,曾这样描述南京人的性格:“南京是一座没有太大压力的城市。正是因为没有压力,也就造成了南京人的特色。南京人没有太强的竞争意识,就是有,也往往比别人要慢半拍。南京人不仅宽容,而且淳朴,天生的不着急。”“南京大萝卜实在是一个非常形象的说法,南京人天生的从容,不知道什么叫着急,也不知道什么叫要紧。”以至于有人评论说,南京人是中国最“佛系”的人。

这种天生从容的性格,也在影响着“新南京人”。“人的性格是受周围环境影响,塑造了你的性格。”刘志彪还告诉《决策》一个现象,“南京大学生如果毕业后选择南京,20年之后一般都不如在外地的发展好;同一个班的同学,分在南京跟分在外地的比,要差。原因就是到这个地方,过小日子了,因为这个地方的环境影响了你。”

“动起来了”

眼下,南京已经“醒过来了”,而且正在重新打量自己,谋划未来。

自2017年7月,履新市委书记以来,张敬华以旋风式速度造访了南京市辖区内多所大学大院大所。高密度造访的背后,奔的是同一个目标:校城互动,打好科教资源这副好牌。

两个月之后,南京强势启动创新“两落地、一融合”,实施“121”工程:建设全球影响力的创新名城;打造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科技产业创新中心;构建一流创新生态体系,把南京建成最鼓励创新、最适合创新、最具创新创业活力的城市。

人们突然发现,一向不张扬的南京脱下“佛系”的外衣,开始“干仗了”。

南京先是选树“两个标杆”:喊出“国内对标深圳、国际对标波士顿”的创新口号;后又在“抢人大战”中,一改过去的风格,出台“宁聚计划”,吸引国内名校和在宁高校毕业生。

在2018年新年第一会上,南京更是创造性提出“创新名城,美丽古都”,将创新纳入城市建设最高定位。

到了春节上班后,第一场大会的主题定为“对标找差、比学赶超”。千人大会堂里,上海、深圳、杭州、广州……一个个南京认为值得学习的城市,不断被提及。

张敬华特别强调说:“要以思想大解放引领城市大发展,做到‘四破四立,坚决破除小富即安、小进即满的思想观念,牢固树立永不满足、永不停滞的进取精神。”连续二年,南京都将新年“第一会”和“一号文件”同时聚焦于“创新名城”,可见南京抢抓创新的决心与毅力。

同样,在“2018南京市长国际咨询会”上,南京市市长蓝绍敏连发“五问”,剑指南京创新领域急需破题的关键短板。

这种自我发问的方式,又延续到了3个月之后的“南京2035城市发展国际会议”上,张敬华再次连抛“四问”,问计借智国内外智囊团。其中,重要一问便是如何使南京更富创新力,又如何使南京更有集聚力?

实际上,这一连串的发问,虽直指差距与不足,但更显示了南京自省的勇气,更彰显南京勇于提升的自信。

觉醒下的南京,开始爆发出惊人的力量。

在南京一向弱势的新兴产业领域,渐渐崭露头角,尤以集成电路和人工智能为重。本是芯片产业空白的南京,靠着台积电、富士康,硬生生撕开了一条口子,挤进了国内芯片重镇之列。仅台积电、清华紫光两家,就投资了300多亿美元。短短两年多时间,南京便新增集成电路设计企业200余家。

再看人工智能。2018年3月,南京大学成立人工智能学院,由顶尖人工智能专家周志华领衔;一个月后,图灵奖唯一华裔得主姚期智,率清华团队建立南京图灵人工智能研究院。“集成电路和人工智能,是当前的热门产业,再给5到10年,一旦规模化,对南京的拉动作用,不可限量。”叶南客告诉《决策》。

一个月前的2018年12月10日,江苏省委常委会集体调研南京时,又提出了意味深长的“南京之问”:历史留给了我们一个厚重的南京,我们要把一个什么样的南京留给未来?答案或许就在“创新名城,美丽古都”八个字当中。

“南京创新资源这么好,不抓可惜了。我们想,持续抓15年,到那时将会有个很大的变化。南京是四大古都之一,我们要保护好名胜古迹,把老百姓身边的事情解决好。”张敬华说,“把这两件大事抓好,要让大家今后在国内外,只要提到南京,就知道这是一片创新的热土,只要提到创新,就想到南京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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