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廷华

黄苗子和郁风是书画界颇具名气的一对“神雕侠侣”，在几十年风风雨雨岁月中，两人患难与共，相濡以沫，相敬相爱，留下一串串佳话。他们合作的《小小画集》，趣味盎然，至今还为世人捧读、称道。

离家走上海

黄苗子，本名黄祖耀。1913年出生于广东中山市一个书香世家，祖父黄绍昌系清末举人，曾在张之洞创办的广州广雅书院（清末时期广东的最高学府）教授词章。父亲黄冷观从师范学校毕业，就从业于报界，热衷于社会活动，鼓吹革命，是孙中山创办的同盟会会员。

黄苗子少年时就读于香港中华中学，因自幼酷爱画画，在岭南画家黄般若等人的鼓励下，开始为香港的《骨子》报、广州的《半角漫画》画漫画。黄般若还为他取了个笔名，说：“你的小名‘猫仔，把两个偏旁去掉，‘苗子不是现成的笔名吗？”从此，“黄苗子”的名字赫然出现在他的画作上，且影响越来越大。

1929年，16岁的黄苗子创作的漫画《魔》入选香港学生画展。他把作品寄给了《上海漫画》杂志。因为在他心目中对叶浅予主编，张光宇、张正宇、鲁少飞等几位漫画家参与的《上海漫画》周刊早就仰慕已久。没想到，他的这幅作品不久就发表了，而且还接到了叶浅予的亲笔回信。黄苗子喜出望外，这使他更加热爱漫画创作，觉得惟有画漫画才值得自己花费精力，身边那些有趣的事只有在漫画中才能体现出来。

作品的发表，让黄苗子对上海这座离他十分遥远而陌生的城市无限向往。1932年，19岁的黄苗子觉得自己已经长大成人，应该走自己的路了，于是拿着刚得到的稿费请朋友买了一张去上海的船票，离开故乡远行。

得知黄苗子离家出走，父亲黄冷观当即给时任上海市长的同乡兼好友吴铁城拍电报，拜托他关照儿子。吴铁城是国民党要员，他把黄苗子安排在上海市政府任职。黄苗子没有加入国民党，却因为父亲的关系，在国民党政府里做了一名高级公务员。

有缘识郁风

黄苗子身在官场，心却在画坛，在上海他相继认识了漫画家叶浅予、华君武、丁聪、张乐平等人。黄苗子常为叶浅予等主办的漫画杂志《时代漫画》投稿，以后又加入《良友画报》做编辑。黄苗子的才华、学识和活动能力，渐渐为美术界特别是漫画界同仁留下了深刻印象。他陆续在《生活》杂志、《良友画报》、《时代漫画》、《上海漫画》等刊物上发表漫画作品，还与叶浅予、张光宇等人一起组织漫画界活动。

1936年夏天，黄苗子和鲁少飞、叶浅予、张光宇、张正宇、王敦庆一起发起筹备一个全国性的漫画展览，并成为筹备委员之一，具体负责书记事务。这次展览是中国漫画史上第一次全国性漫画展览，汇集了来自全国及海外华侨漫画界的600多幅作品。几年过后，黄苗子从一个漂泊来沪的漫画爱好者，成为上海漫画界的一个中坚人物。

上海的霞飞路上有个“漫画俱乐部”，是上海漫画家主办的，漫画家们经常在那里聚会。黄苗子就是在俱乐部里见到了当时已颇负名气的作家郁达夫和他的侄女郁风。

郁风初识黄苗子时，已从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油画专业毕业，刚随家人从北平迁来上海。身材高挑，活泼开朗的郁风很快成了上海文艺圈内一张备受关注的新面孔。年轻的艺术家们常聚在一起，一来二去，黄苗子和郁风逐渐熟悉起来。

可惜好景不长，抗战爆发。1937年，黄苗子来到广州。郁风此时是上海《救亡日报》的漫画插图记者。郭沫若是《救亡日报》的挂名社长，夏衍是实际主办者。上海在1937年11月21日沦陷，郁风先去香港，后到广州，参与恢复出版《救亡日报》。在广州，她与黄苗子之间的距离再度拉近。他们经常在一起谈论文艺、国事，感觉意趣相投。

不久，黄苗子被调回重庆。他心中惦念着郁风，贸然给她写了一首诗：“乳香百合荐华缦，慈净温庄圣女颜，谁遣梦中犹见汝，不堪重忆相聚时。”诗中透露出一种思念、爱恋之情。

由于战事频仍，郁风后来也辗转来到重庆，随徐悲鸿去成都青城山写生。在此次青城山之行期间，黄苗子与郁风交流的机会更多了，两人的关系更趋热烈。

夏衍当月老

黄苗子对郁风的那份情愫，随着时间的流淌越来越浓，终于鼓起勇气向郁风求婚，而以革命者自居的郁风却觉得这桩婚事难以抉择，因为黄苗子这时依然在国民党政府任职。为此黄苗子请夏衍帮忙。

黄苗子结识夏衍，缘起1936年夏衍的话剧《赛金花》在上海上演，黄苗子跟随叶浅予、丁聪等一起到演出后台画速写，从而结识了身为共产党员的夏衍，夏衍不但影响了黄苗子的人生走向，还是促成黄苗子与郁风美满婚姻的“月下老”，黄苗子视夏衍为知己。

夏衍得悉这事，专程到徐悲鸿的美术学院找到了郁风。郁风向夏衍说出了自己的顾虑，她不想当国民党的官太太，毕竟做好朋友是一回事，结婚又是另一回事。夏衍便劝说她，从而玉成了黄苗子、郁风的“国共合作”。

1944年5月，黄苗子和郁风在重庆天官府的郭沫若的家中举行订婚仪式。夏衍做主持人。据说黄苗子、郁风拍结婚照时还有一段趣事：黄苗子个矮、郁风个高，但结婚照拍出时，却是黄苗子高、郁风矮。这是叶浅予想的一个办法，拍照之前，在黃苗子脚下垫了两块砖头。为此，夏衍还写过一幅字，叫做“此风不可长”。

当年11月，婚礼在嘉陵宾馆举办。书法家沈尹默做证婚人，赠诗：“无双妙颖写佳期，难得人间绝好辞。取譬渊明远风日，良苗新意有人知。”柳亚子和郭沫若也合诗祝贺：“跃冶祥金飞郁凤，舞阶干羽格黄苗。芦笙今日调新调，连理枝头瓜瓞标。”

在黄苗子住处不远，有一个文化人的住所，名为“碧庐”，这是电影界，以仗义疏财，热情助友著称的“左联”作家唐瑜自费建造的房子，用来在抗战时期，接纳文艺界的穷朋友。常到这里的有革命家兼艺术家夏衍、漫画家丁聪、剧作家吴祖光、画家叶浅予、大牌明星金山、翻译家冯亦代、歌唱家盛家伦、黄苗子和郁风夫妇。大家情投意合，自由自在地欢聚一堂，说说文艺，议议国事。

那时进步文化人多与共产党来往频繁，结交的有周恩来、潘汉年、廖承志、乔冠华等朋友。从延安来的秧歌剧《兄妹开荒》中有个陕北名词“二流子”，引起了“碧庐”中人的兴趣，这些文化人平时不用严格按时上班，生活自由散漫，便互相用“二流子”调侃。有一次，郭沫若来“碧庐”聊天，听到“二流子”这个称呼，觉得很有趣，说：“我看这碧庐就叫‘二流堂吧！”还兴致勃勃地要题匾，只是一时没找到宣纸和毛笔，并未题成，但“二流堂”的名号从此就叫开了。“二流堂”在民族水深火热之际安顿了一批文化人，而不同学科的文化交流，更成就了日后一批文化大家。后来，在夏衍的推荐下，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也常到这里开会。

1946年6月，国民党政府从重庆迁都南京，黄苗子家也迁居南京，住进了莫干路21号的一栋小洋楼。不久，重庆“二流堂”的一群朋友也陆续到了南京，在局势紧张的时候，他家成为一批左翼文人的庇护所。

风雨情更深

1949年9月，对新中国满怀欣喜的黄苗子与郁风来到北京，应邀参加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典。此后，他们先在华北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次年毕业后，黄苗子被分配至政务院担任秘书厅秘书，翌年调任《新民报》副总经理，以后又调任人民美术出版社编辑。郁风毕业后被分配至中国美术家协会办公室担任主任，后来兼任《新观察》杂志副主编，曾任中国美协书记处书记、美术馆展览部主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文革”时期，“二流堂”被当作“反革命裴多菲俱乐部”遭到批判，《人民日报》赫然刊登了署名檄文《粉碎中国的裴多菲俱乐部“二流堂”》，审查的“堂友”达百人之多。黄苗子和郁风夫妇因此案株连，含冤入狱7年，他俩关押在同一个监狱，却相互不知下落。在郁风的回忆里，监狱生活成了一种修炼：“坚持锻炼，斗室之内，日行万米，就感到生命的正常存在。因为我相信，流水不腐，户枢不蠹。身体被禁锢了，思想却可以自由飞翔，和古人、世界对话，飞向每一个熟识的人，飞向每一处可怀恋的地方。”

沧桑之后，黄苗子和郁风声名日隆，夫妇书画合璧，被誉为中国艺术界的“双子星座”，但他们却自称是“行走在艺术世界里的小票友”。两人合出过一本精美别致的书画集，书分两面，从前往后翻是郁风的画，名曰《小小画集》，从后往前翻是黄苗子的书画，名曰《我这本画册》。郁风优美柔和的画面，配上黄苗子粗砺刚猛的书法，刚柔相济。在艺術创作道路上，他们彼此互为师友。黄苗子曾说：“我和郁风能走到一起，可以说是艺术做的媒，我们的结合完全是志同道合，然后互相影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融为一体。兴趣一致，心灵相通，互相理解、互相支持，这是爱情、婚姻牢固的基础。”

黄苗子的书画作品曾先后在日本、英国、德国、韩国、澳大利亚及我国台湾、港澳地区和内地展出，并为大英博物馆收藏。

2004年，黄苗子郁风夫妇一起庆祝了他俩的“钻石婚”，这标志着他们共享了60年幸福的婚姻。2007年4月15日，郁风溘然长逝，享年91岁。作为画家的郁风，在文学上也有较高的成就，她著有散文集《我的故乡》、《急转的陀螺》、《时间的切片》、《陌上花》、《美比历史更真实》、《画中游》，编有《郁曼陀陈碧岑诗抄》、《郁达夫海外文集》等。5年后，黄苗子也于2012年1月8日在北京朝阳医院辞世。这位百岁老人留在世上的最后一句话是：“我该做的事都做完了！”

（责编  凌  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