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鑫

红岩精神与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一样，都是中国共产党人宝贵的精神财富。从20世纪60年代初流露“红岩精神”的《红岩》小说光耀于世，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对南方局历史和红岩精神的专门研究，再到当前不断吸取时代养分丰富红岩精神内涵，红岩精神穿越历史时空已走过半个多世纪。此期间，“红岩精神参与激励、感动、形塑新中国精神的过程，也参与主流意识形态自上而下推动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过程”[1]，受到理论界、学术界的强烈关注和广泛研究。在中国共产党建立近100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近70周年、改革开放40周年、周恩来同志诞辰120周年的伟大历史节点，系统回顾当前红岩精神的研究现状，通过学理分析进一步展现红岩精神的新时代魅力，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和纪念意义。

一、改革开放40年来红岩精神研究现状回顾

(一)量化视角下的总体成果。通过检索CNKI数据库，朱寨的《时代革命精神的光辉——读〈红岩〉》一文，较早推介了《红岩》小说，初步流露出对《红岩》小说的现实观照及对南方局领导斗争史中存在的革命精神的赞许。其后，马识途在《红岩春秋》杂志发表了《重返红岩村随笔》(1996年2月)，发出了“红岩精神万古长青”的雄浑之音。20世纪末以来，关于“红岩精神”研究的文章相继发表，笔者认为其中较早且具有代表性的有：厉华的《浅议红岩精神》、彭承福的《论“红岩精神”的实质及其意义》、赵权璧的《论“红岩精神”的形成及其特点》，较早地介绍和宣传了红岩精神。随后，关于红岩精神的系列研究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加深了学术界和全社会对红岩精神的认知。研究人员主要围绕红岩精神的形成根源、历史背景、基本内涵、主要特征、关联的历史人物、重要价值等层面进行探讨，也有一些研究人员运用比较研究方法把红岩精神与其它革命精神进行比较分析。近年来，随着《红岩精神研究》(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周勇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红岩精神与其他中国革命精神比较研究(1900-1949)》(杜俊华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忠诚与背叛—告诉你一个真实的红岩》(何建明著，天地出版社)等一批专著和图书相继出版发行，红岩精神的研究逐步趋于成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也开阔和拓展了党史研究的视野。

(二)研究的主要进程。较早运用红岩精神对国人进行教育是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一批评论性文章，主要有“发表于《文艺报》1962年第3期的专题文章《红岩五人谈》以及侯金镜的《从〈烈火中永生〉到〈红岩〉》等”。鉴于当时“红岩精神”的提法尚未形成，尚不能看成是红岩精神研究的起始阶段。研究人员周勇认为，“真正意义上对南方局历史和红岩精神的研究和宣传,始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2]。也有研究人员认为，“关于南方局历史研究，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到20世纪80年代末,是该研究的起步阶段”[3]。“20世纪80年代初,在邓颖超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关心下,成立了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开始了大规模的史料征集工作”。1983年,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会同红岩革命纪念馆搜集整理的《回忆南方局》一书完稿并出版。1986年,《南方局党史资料·大事记》正式出版,较全面地核定了有关南方局的主要史实。1989年，专门研究南方局历史、宣传红岩精神的刊物《红岩春秋》双月刊正式发行。这一系列史料的发掘和官方出刊，助推红岩精神研究历程走向深入，也深化了社会对红岩精神价值的认同。1996年，重庆市委首次对“红岩精神”进行理论概括，到建党80周年之际，重庆市召开了第一次“红岩精神研讨会”，再到2011年全国性“弘扬革命精神理论研讨会”在重庆召开。“红岩精神的研究趋势从相对独立的单一性、碎片化发展向综合、比较、整体和系统性方向转变，红岩精神在全国的影响力日益加大”[4]。总体来看，红岩精神的研究进程，奠基于20世纪60年代，起始于改革开放之后，到20世纪90年代达到一定规模，再到2005年以后趋于系统化，整个研究过程呈现了从小到大、从碎片到集中、从量变到质变、从懵懂到科学的发展规律。

二、红岩精神研究内容述评

(一)红岩精神的产生背景。“任何一种革命精神都有一个形成和发展的过程,都需要具备一定的主客观条件”[5]。研究人员丁贻劭、程汝强认为，“红岩精神属于一种高层次群体意识，其萌生和形成皆须经历一定历史文化传统与社会背景的洗炼。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红岩精神萌发的重要历史渊源”[6]。而红岩革命纪念馆原馆长厉华认为，在日寇侵略中华的民族危亡时刻，中国共产党建立最为广泛的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这种特定时代背景奠定了红岩精神形成的政治、思想和社会基础[7]。周勇认为，红岩精神的形成离不开伟大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洗礼，离不开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践，也离不开大后方错综复杂的政治环境和尖锐对立的政治斗争历程[8]。目前，理论界和学术界关于红岩精神的形成背景，虽在表述上各呈特色，但本质上的认知达成了共识，几乎一致认为红岩精神的发源及其形成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是特定时空和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二)红岩精神的基本内涵。有研究人员认为，“红岩精神”作为专门词组固定下来是源于邓颖超同志1985年重返红岩时的题词。研究人员丁颖认为，早期所提的“红岩精神”主要是根据小说《红岩》中的革命志士的事迹来引申和阐释的。“红岩精神”一词的再现是原《新华日报》总编辑熊复同志于1980年6月11日重游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旧址后，写下了四首以“红岩精神”开头的诗篇。最终形成是1985年10月14日邓颖超同志在红岩村留下“红岩精神，永放光芒”的题词[9]。关于红岩精神的内涵。早在重庆(尚未直辖)市委七届六次全委(扩大)会议上对“红岩精神”进行阐释，概括为“救亡图存的爱国精神、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和衷共济的团结精神、勇于牺牲的奉献精神”[10]。2002年5月，江泽民同志在重庆考察时指出：“红岩精神充分体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的崇高思想境界、坚定理想理念、巨大人格力量和浩然革命正气”[11]。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党委书记朱军认为，“红岩精神是在中共中央领导下,以周恩来同志为代表的南方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以重庆红岩村为依托,带领国民党统治区广大党员和革命志士,把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与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民族气节结合起来,奉行的一种价值观念和理想追求”[12]，这是目前关于红岩精神内涵较为全面的概括。截至目前，学术界对红岩精神基本内涵的界定似乎有所争议，却又大同小异。绝大部分研究人员在官方定性基础上，从构成要素角度运用关键词进行重组表述，从逻辑思维角度运用抽象概括方式进行提炼，分别出现了“要素论”、“信仰论”、“党性论”以及“本质论”，但是核心观点基本一致。

(三)红岩精神的主要特征。红岩精神因其形成于特定的历史时期，具有一定的地域特色，是民族精神共性和时代精神个性的统一。有研究人员认为，忠诚自己的政治选择、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崇尚坚贞的革命气节、把握和追求先进文化是红岩精神的显著特征[13]。也有观点认为，红岩精神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所具有鲜明的阶级特性和时代特征不应被忽略[14]。更有研究人员从党的思想路线指引、特定历史环境、党和人民奋斗等视角，概括出红岩精神具有政治上的成熟性、历史的适应性和实践性、广泛的民族性和群众性[15]。从本质上观察特征，是学术界开展事物特征研究的一个重要方法。有人认为，红岩精神不是对传统美德的因袭，而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批判性继承，是共产党人铸就的人类理性真、善、美三者相互统一的最高体现[16]。笔者认为，无论是从本质上总结共性特征，还是从历史条件下观察个性特征，红岩精神都具备着一定的历史客观性、内容多维性、现实实践性和与时俱进性。

(四)红岩精神的载体与关联。红岩精神所关联的载体与对象主要体现在红岩精神与革命精神、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党的建设、历史人物四大板块。一是红岩精神与革命精神的关系。一致认为红岩精神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丰富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精神宝库。另外，将红岩精神与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以及民族精神等主流精神进行了比较研究，通过结构与功能、共性与个性等多角度、立体化的分析，澄清了红岩精神与其它主流精神的关系。二是红岩精神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关系。研究人员杨益言认为，“红岩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一部分，具有鲜明的历史责任感和时代特色”[17]。也有研究人员结合重庆文化资源结构将重庆文化主体定位在巴渝文化、红岩文化、陪都文化、三峡文化四项板块，认为“以红岩精神为价值内核的红岩文化具有高层次性和高境界性，在重庆文化中占据突出位置和发挥支柱作用”[18]。三是红岩精神与党的建设关系。红岩精神内涵的坚贞不屈的政治信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艰苦奋斗的精神状态、先公后私的优良品德构成了保持党员先进性的价值标尺[19]。红岩精神和南方局历史经验启示后人，“混入党内的投机破坏分子和党内蜕化变质贪污腐化分子对党的形象造成破坏，给党的事业带来极大危害”[20]。周恩来所作《我的修养要则》、董必武在南方局负责管理账目时为六毛钱的差错做“检查”、王朴烈士的母亲金永华提出的“三个应该和不应该”、白公馆烈士在牺牲前给党组织留下的《狱中八条建议》等对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具有重要启发意义[21]。四是党的统战工作角度。“红岩精神凝结了党正确处理统一战线内部关系的成功经验，概括了南方局充分利用合法渠道拓展国际政治空间的敏锐政治洞察力、灵活的外交艺术和开创新局面的政治智慧”[22]，值得深入研究和学习。

(五)红岩精神的重要价值。目前学术界关于红岩精神的价值探讨达成了一般性共识，认为其核心价值主要有：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提供有力武器，为现代化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动力源泉，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主流意识形态建构提供生动内容，为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提升党的执政能力提供历史借鉴，为全社会树立正确的价值导向和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提供精神食粮。历史价值上，孕育红岩精神的南方局光辉斗争史时刻警示和启迪后人，无数革命先烈和仁人志士用生命诠释的精神十分宝贵，用奋斗牺牲换来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当全社会为革命志士英勇斗争事迹所感动的洒下热泪，为崇高的红岩精神所震撼的心灵受到洗礼时，恰恰更应总结这段历史并从中获取奋进的力量。教育价值上，红岩精神是党性教育的稀有资源，所展现的崇高思想境界、坚定理想信念、巨大人格力量和浩然革命正气为新时代共产党人党性修养分别提供着基石、核心、根本和支撑[23]。红岩精神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领域，能够有效应对错误价值观念的冲击，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最好营养剂”和生动教材[24]。此外，红岩精神对塑造民族核心价值观和个体“三观”也发挥着积极作用。文化价值上，研究人员黄蓉生、唐登然从增强文化自信的角度，分析红岩精神的文化基因、特质、品格特性，认为其“内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彰显中国革命文化特质，富含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品格，为文化自信提供了丰厚的精神养分”[25]。伦理价值上，也有研究人员从伦理精神的民族之源、伦理内涵的时代表达、伦理价值的现代转向三个角度分析了红岩精神，认为其内涵救亡图存的爱国主义内核以及严于律己、催人奋进的伦理价值追求[26]。

三、红岩精神进一步研究展望

如何更好地研究、传承和践行好红岩精神，是研究者和全社会的一个共同使命。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当前红岩精神的研究虽已取得了许多成果，但仍然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澄清和研究，笔者认为应当从以下几点作出努力。

(一)坚持科学研究，摒弃“虚无主义”。研究红岩精神，首先应尊重历史、以史为据。做好进一步研究，应把对历史资料的征集特别是重点资料的抢救性征集放在第一位，围绕真实史料进行客观解读，既要摒弃政治偏见，又要全面系统客观对待。坚持无史料收集，不轻易进行新的历史阐释；坚持无史料佐证，不轻易得出无凭结论。在弄清历史事实基础上，再通过文本整理、史料分析、理论阐释、实证研究等进行全面透视和客观呈现。观察当前研究现状，有极个别研究人员对红岩精神的内涵界定是根据主观认知和现实需要进行的臆断解读。也有研究人员在研究中把红岩精神当成万能，包罗万象，哗众取宠。因此，必须“以敬畏之心对待，以求实态度研究，以科学方法呈现，以真实历史支撑，把对红岩精神的研究宣传建立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之上”[27]，坚决摒除“历史虚无主义”。

(二)进行系统总结，增加研究深度。一是宣传和解读成果较多。当然这是出于宣传工作的需要，但是从学术角度进行系统专业的解读较为匮乏，尤其是缺乏量化研究和定性研究，以至于泛泛而谈、似是而非。二是重复研究、“无效研究”较多。随机抽取50篇关于“红岩精神”的文章进行观察，几乎皆为内涵、意义和践行路径层面的一般内容，重复现象较为严重。三是割裂内涵各要素之间的联系。以“爱国、团结、奋斗、奉献”四项基本要素为例，有少量研究成果仅冠之以“爱国”一项要素解读，并且没有作出前提性说明，误导受众以为“红岩精神”的价值导向只是爱国，具有片面性。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要保持科学审慎的态度，减少重复性、无效性研究，增加量化性和定性研究，在进行系统总结基础上，拓展新的研究视角，增加研究深度。

(三)澄清关联领域，拓展研究广度。近年来，红岩精神研究的关联领域有所拓宽，绝大部分集中在红岩精神与革命精神、历史人物、先进文化方面，虽然也涉及少量与党的建设的关联，但研究还不够系统。具体而言，在历史人物关联上，主要集中在对历史人物周恩来、邓颖超、董必武等南方局主要人物的研究上，研究其他“边缘人物”对红岩精神形成的作用和历史地位的成果极少。并且有少量研究者混淆了南方局无产阶级革命家与歌乐山英烈之间的历史和逻辑关联，颠倒了红岩精神形成中“源”与“流”的关系。在革命精神关联上，较多的研究成果是比较研究，注重观察红岩精神与其它革命精神的异同，而站在战略视角分析南方局党建工作经验对当前党内学习教育启示和镜鉴的成果不多，研究南方局和红岩精神对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价值和作用的成果较少。因此，未来研究要进一步澄清红岩精神与重庆党史乃至中共党史的关系、红岩精神与《红岩》小说的关系、地域红岩与歌乐山的关系；进一步研究南方局和红岩精神对当前执政党建设的价值启迪应成为未来一段时期的重点。

(四)紧跟时代潮流，提升实践价值。在研究方法上，应注重采取学科交叉和跨学科研究方法，从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行政学、哲学等多学科角度进行研究。可采取社会调查、样本采集、大数据和云计算等方式，研究当前红岩精神传播所取得的实效。在实践研究上，应紧跟时事政策，加强红岩精神与党的群众路线、党内教育、文化自信、公民社会认同、“两新”党建以及建党百年等要素之间的一体化研究。通过全方位、系统性、融合化的研究，焕发红岩精神研究生机，展现红岩精神新时代魅力，进一步实现红岩精神的实践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