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玉影

（安徽大学历史系，安徽合肥230039）

科举制度自确立以来便成为封建王朝选拔人才的重要途径，为封建王朝选拔了大批人才。但随着科举制的发展，其弊端丛生，尤其在明清两朝实行八股取仕后，科举制的弊端更是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明清科举考试的主要文体是八股文，所以当时的八股文被称为时文，以同古文相对。而桐城派作为清代古文的重要流派，绵延清代文坛200多年。方苞作为桐城派三祖之一，“不仅是桐城派创建过程中最为关键的人物，也是整个桐城派发展历程中最为关键的人物”[1]，其“义法”说奠定了桐城派古文理论体系的基石。方苞作为一名封建文人也不能免俗，他曾四应乡试，三赴京师会试，应举之事在其人生的前半段占据了重要的地位。然而，方苞并不是一个汲汲于名利的科举应试者，他的应举之旅充满了为生计而奔波的无奈。方苞作为应试者，面对时文之弊和世人汲汲于名利的现象，也予以批判。不同于其他的时文批评者，方苞对时文的批评并不是一味地要求士子丢弃时文，放弃科考，而是希望应举者所作时文能够同古文相结合，做到文行合一。

1 科举的参与者

方苞首先是一名科举的参与者。方苞自幼随父兄读书，未成童，《易》《诗》《礼记》《左传》皆能背诵，自称“五岁课章句，稍长治经书、古文”[2]546。康熙十六年（1677），方苞年仅十岁便在时文上表现出超于他人的天赋，初作时文，文采斐然，得到长辈的褒奖。康熙二十八年（1689）四月，方苞二十二岁，岁试第一，补桐城县学弟子员，成为一名秀才，受知于学使高裔。

康熙二十九年（1690）秋，方苞应乡试，房考廖莲山、畅素庵读方苞的文章，大异之，都极力推荐方苞的文章。虽然方苞未能中举，但这件事一时成为美谈，被广为流传。康熙三十年（1691）秋，方苞随恩师高裔至京师求学。此时方苞只是一名秀才，但其古文迅速得到了京师名流的青睐。安溪李光地见方苞文，称其文“韩、欧复出，北宋后无此作也”。韩菼以文名海内，见方苞文，自比不如，欲自毁其稿。“当是时，巨公贵人方以收召后学为务，天下士集京师，投谒无虚日。公卿争相汲引，先生非先焉不住，于是益见重诸公间”[3]。当时，方苞以秀才之名在京师声名鹊起，甚至引起了当时在京师致力于编修明史的万斯同的关注，万斯同“独降齿德”同方苞相交。康熙三十二年（1693）秋，方苞应顺天府乡试，再次落地。方苞十月下旬归家，因生计所困，仅在家停留八日，便前往宣城、歙县谋生。此时的方苞虽两应乡试不第，为生计而奔波，但仍刻苦自学，惟恐变得籍籍无名。在《与王昆绳书》中明确表达出了方苞此种情绪，“欲穷治诸经，破旧说之藩篱，而求其所以云之意，虽冒风雪，入逆旅，不敢一刻自废”[2]443。康熙三十五年（1696）秋，方苞试顺天，再一次落地。方苞本想“不复应有司之举”，便将所作时文赠送于生徒朋游。可见三次落地对于方苞的打击十分之大，以至于做出了不再参加科举的决定。而方苞恩师高裔十分欣赏方苞的时文之作，方苞在京师求学之际，留苞居其家。在方苞接连落地，心灰意冷之时，多次书信督促方苞写时文、应乡试。

由于恩师高裔的督促，方苞并未放弃科考，仍作时文。康熙三十八年（1699），方苞三十二岁，参加乡试，中江南省乡试第一名，成为一名解元。此时的方苞可谓意气风发，“将请先生序其文以行与世”[2]392，因当时恩师病重便无疾而终。戴名世的《方灵皋稿序》中也载有方苞中举时情形，“今年之秋，当路诸君子毅然廓清风气，凡属著才知名之士多见收采，而灵皋遂发解江南。灵皋名故在四方，四方见灵皋之得售，而知风气之将转也，于是莫不购求其文，而灵皋属余为序而行之于世”[2]49。方苞本以古文闻名，科场得售更促使士子们“购求其文”，细读模仿，以图将“古文之神理气韵机局”融入时文，试图从中探求到科场登进的便捷阶梯[1]18。

第二年，方苞赴京师，此时恩师高裔病重，仍嘱咐方苞参加礼部试。三月，方苞应礼部试，不第。康熙四十二年（1703），方苞再次参加礼部考试，仍不第。苞的友人张自超、汪份、刘岩、查慎行、何焯、朱书等皆中进士。其间发生了影响方苞人生的两件大事。其一，康熙四十年，方苞兄百川病逝。苞自小随兄百川读书，同兄感情甚密，兄长对方苞作文影响甚深，而百川的去逝对方苞的打击甚重。其二，康熙四十一年（1702），方苞为挚友戴名世《南山集》作序，此事为以后方苞因《南山集》案牵涉入狱埋下导火索，此案的发生使方苞的命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康熙四十五年（1706）方苞三十九岁。三月，方苞应礼部试，取得第四名的佳绩。尚未进行殿试，世人便一致称颂方苞的所作之时文，方苞的殿试前景可谓一片光明，隐隐被“推为第一人”。然此时，方苞母亲病重，其孝心至切，闻母病急归。当时的理学名臣、文渊阁大学士李光地“弛使留之不得”[3]32。进士对于方苞而言本是唾手可得，但因母病归乡，未参加殿试，未成进士，甚为可惜。在清朝，会试中式、未预殿试者，朝廷许可其人可在下科补行殿试，因此方苞只要能参加下科殿试，就仍有高中的机会。然康熙四十六年（1707）冬十月，方苞父亲病卒，按照礼制，其应丁忧三年，踞四十八年春闱不足两年，遂方苞未能补行殿试。再下一科为康熙五十一年壬辰科，但上一年十一月，方苞因为戴名世《南山集》作序被牵连入狱，于康熙五十二年才出狱，故又无缘此科。按照清朝的科举制度的有关规定表明，“三年大比，试诸生于直省，曰乡试，中式者为举人。次年试举人于京师，曰会试，中式者为贡士。天子亲策于廷，曰殿试，名第分一、二、三甲，一甲三人，曰状元、榜眼、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人，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人，赐同进士出身”。从这个层面上讲，方苞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进士，所以方苞出狱后被启用，就有“以白衣入直南书房”之谓。但是，从广义上讲，人们仍会将中会试者称为进士，所以苏惇元在《方苞年谱》中写到“应礼部试，成进士第四名”[2]588。

至此，方苞的科举之路宣告终结。作为科举的参与者，方苞依靠古文才华少年成名，然其科举之路并不通畅。方苞于康熙二十九年、三十二年、三十五年、三十八年四应乡试，中式成举人。又于康熙三十九年、四十二年、四十五年三次赴京会试，中式成贡士。虽于四十五年应礼部试，取得第四名的佳绩，但因母重病急归故里，未能参加殿试，也就没有取得真正意义上的进士功名。

2 参与科举的无奈

如果单看方苞的科举经历，我们可能会把方苞当做一个典型的科举应举者，毕竟他同千千万万个科举应试者经历相似。他四应乡试方为举人，三赴礼部试方成贡士，其间虽然也曾因沮丧而产生了“不复应有司之举”的想法，但迫于生计和高师朋游的规劝，方苞还是一次又一次地参加乡试、会试。如若在方苞即将参见殿试之际，其母未病重的话，方苞大有可能会取得一个较高的名次，并被授予一官半职。然而，方苞并不是我们认为的传统意义上的科举应试者。他在同恩师朋游的书信来往中，多次明确表示不喜时文。如在《李雨苍时文序》中说：“余自始应举即不喜为时文，以授生徒强而为之，实自惜心力之失所注措也”[2]381。在《书高素侯先生手札二则》中也写到“先生通书，必索所为时文，盖知余素厌此而督之”“余天资蹇拙，尤不好时文”[2]392。抛开方苞的自谦之词，我们可以看出方苞对于时文的不喜。哪怕在多次应试之际，方苞对于应举者和科举时文也进行了批判。

方苞不喜为时文，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亲朋好友的影响。方苞的父亲便是一位不好时文之人，方苞自言“先君子自成童，即弃时文之学，而好言诗”[2]391，其所作诗有三千之多，并喜同杜濬、杜岕兄弟和钱澄之等人交游。方苞的长兄方舟，比方苞年长三岁，其时文之作颇为人所称赞，然其亦不喜时文。方舟“性倜傥，好读书而不乐为章句文字之业”，少时好兵学、史学，“八九岁诵左氏、太史公书，遇兵事，辄集录，置袷衣中”[2]548，年十四岁后，家贫，自叹“吾向所学，无所施用”，故“当求为邑诸生，课蒙童，以赡朝夕耳”，为了谋求生计方舟坐馆授徒，教授他人时文，“为诸生，自课试外，未尝为时文”[2]394。方苞自小从父兄学习，自是耳濡目染，不好为时文。与此同时，方苞周围很多友人亦多不为名利所诱。戴名世比方苞年长十五岁，同方苞及其兄的关系甚密，戴名世与方舟、方苞兄弟客居金陵时，便经常以文章之学相互切磋。康熙三十八年（1699），方苞中江南乡试第一，刊其制义以行于世，戴名世为其作序。康熙四十一年（1702），方苞为戴名世《南山集》作序，可见两者关系很是密切。戴名世自幼便留心于前朝史籍，二十岁以后，“家贫无以养亲，不得已开门授徒，而诸生非科举之文不学，于是始从事于制义”[4]。除戴名世外，方苞还有很多朋友不追逐于科举名利，喜徜徉在诗文山水之间。

我们不免会产生这样的疑问，既然方苞自幼便不喜为时文，那他为什么还要一次次参加科举考试呢？对于这个疑问，只需联系方苞的生活境况，我们便可以理解方苞矛盾选择：时局所迫，家事所累。方苞自幼家境贫寒。方家在其父方仲舒之时，家境衰落。方苞的文章中多次提及早年家中的贫困境况，“昔我先妣姚孺人早亡，时外祖官罢客死，家贫。内御者一人，老不任事。吾母缝纫浣濯，漉扫烹爨，日不暇给。吾兄弟疾病啼号，则吾父保抱携持焉”[2]546。方苞的父亲是一位不善经营并且热衷于同明末遗老饮酒赋诗的封建文人，有时家中已经食不果腹，其仍邀“江介耆旧”回家，“必具肴蔬，淹留竟日”[2]547。方苞一家迁到金陵后，方苞兄弟姐妹几人皆生疮痏，几年不能治愈，冬日无衣衾保暖，只能白日逐日取暖。为生计所迫，方苞同兄方舟早早坐馆授徒，以期贴补家用，“家贫，二大人冬无絮衣。当求为邑诸生，课蒙童，以赡朝夕而”[2]548。方苞在四十四岁之前，为生计所累，曾在河北涿州、江南宝应和京师坐馆授徒，因为还要参加科举考试，往返于京师、桐城、金陵等地。方苞同兄为生计奔波于各地，相见时间寥寥无几，常常是“余归，兄常在外，兄归，余常在外。计日月得与兄相依，较之友朋之昵好者，有不及焉”[2]548。

方苞家贫至此，如不通过科举仕进，便只能作为一名坐馆先生，一辈子籍籍无名。这也是方苞不喜时文，也不执着于追求功名利禄，却一次次参与科举考试的重要原因。家境衰落，生活贫困，只能以坐馆授徒为生，为尘事所羁绊，这些都使方苞痛苦不已。徜徉在草木葱郁的山水之间，“得一亩之宫，数顷之田，耕且养，穷经而著书”的生活才是他所期望的，他自信只要物质充裕，不为外物所扰，“其所成就未必遂后于古人”。然终日为生计奔波，方苞表现出郁郁不得志、恐泯为众人的不安。他在给友人王源的信中写到：“苞之生二十六年矣，是蹉跎昏忽，常如既往，则由此而四十五，岂有难哉！无所得于身，无所得于后，是将兴众人同其蔑蔑也。每念兹事，如沉疴之附身，中夜起立，绕屋徬偟。仆夫童奴怪诧不知所谓。苞之心事，谁可告哉？”[2]386在《与韩慕庐学士书》一文中，也强调“常欲决然舍去，自放于山林，不复应有司之举，以一其耳目心思于幼所治古文之学；而家穷空，资求于人”[2]445，每每将居于山林之间穷经著书想法述之于人时，便引得别人的怪异。正是因时局所迫，家事所累，不甘泯为众人的心情促使着方苞一次次参加科举考试。

3 对科举时文的批判

面对明清以来，科举举仕弊端的愈加严重的状况，世人中不乏有识之士对此进行抨击，方苞对于时文之蔽和士人汲汲于名利的现象也给予了抨击。方苞作为科举的参与者，他对科举时文的弊端更是感同身受，从而对于科举时文的批判更深刻，更发人深思。

方苞对于科举制度的批判。方苞为友人何景桓的遗文作序时曾言：“余尝谓教化败人材者，无过于科举，而制艺则又甚焉。盖自科举兴，而出入于其间者，非汲汲于利则汲汲于名者也”[2]386。在方苞看来科举不利于人材的培养，而制艺害人更甚，自科举兴起以来，致力于科举者都是汲汲于名利者。方苞的朋友熊艺成请苞为其时文作序，方苞回复书信时，转述了陶子师的话，“世之人材败于科举之学，千余年矣，而时文则又甚焉”[2]440。这句话虽不是出自方苞之口，但也是道出了方苞的心声，所以方苞才借以劝诫熊艺成。方苞素“不喜时文”，虽迫于生计而屡次应举，但面对仕进者一味追求名利的现象也颇为不满。“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往往皆为利往”，芸芸众生为了各自的利益而劳累奔波，是无可质疑的。方苞不满时文成为“科举之士所用以牟荣利”[2]375的方式。方苞认为时文品质败坏的根源在于应举者完全把时文当成追逐名利的工具。在方苞看来，古人之学，对内可“事其身心”，对外“以备天下国家之用”，这两者都是古人为学的本质。而“自记诵词章之学兴”，两者便不为世人所重视。世之应举者皆“自束发受书，固曰微科举”“故天地之大，万物之多，而惟科举之知”。等到仕进有成，却认为为学之事终矣，便可以“享吾学之报矣”[2]464-465。这样的人虽为官，实则并没有多少真才实学，为官也不为人所称颂。方苞认为这才是世人多诟病儒者的原因，而科举之兴才是造成这一切的根源。

方苞认为应举者作时文多投机取巧，不注重研读经书古文。时文题目皆出自四书五经，若想写出色的文章，必须认真研读经典。而多数应举者在利禄的驱动下，为求速效，只背诵时文成文而忽视研读经书。方苞中江南省解元之后，士子便多方购求方苞时文，以期探求科场仕进的捷近。因此方苞对时文评价不高，认为“时文之于文，尤术之浅者也”，那些以时文名于世者如唐顺之、归有光、金声，“窥其志，亦不欲以时文自名”[2]385。他认为时文之作较论、策、诗、赋等更难以操作，要想将时文写好，须“持之有故”“言之有理”[2]386，这些都是在大量研读经典古籍的基础上才能获取的。而方苞认为自隋唐厉行科举以来，“学者舍其所当习，而鹜于无实之文词。习于此者，斯以为贤；得于此者，斯以为贵；而先王之道郁不行者，越数百年”[2]397。科举之行，使学者趋之若鹜，只重视“无实之学”，而对“先王之道”不再重视，也就不再重视研读经书。面对士子只关注时文之类的“无实之学”，而不重视研读经书的现象令方苞甚为痛惜。

面对科举时文的弊病和士子应举的不端态度，方苞虽然多有批判，但他并非主张应举者放弃时文，而是希望应举者在学习时文时不要耗费过多的精力，要重视吸收古文、学识等养料。方苞一次次落地，甚至产生了“不复应有司之举”的想法，但他从未放弃过时文。方苞一方面对世俗科举之人不致力于经书古文提出批评，另一方面用经书古文对科举士子提出期勉，劝奉士子黾勉从事经史之学[5]。方苞认为时文为“学中之浅术”，但善为时文如杨千木者也能将时文写得“穷理尽事，光明磊落，辉然而出与众”[2]385-386。时文应同经史之文融合，而不是简单的照本宣科、代古人立言。同时，方苞认为文同行合，一个人的文章反映出一个人人品的高下，“文之平奇浅深、厚薄强弱，多与其人性行规模相类”，有些“以浮华炫耀一时，而行则污邪者，亦就其文可辨，而久之必销委焉”[2]378。方苞希望士子知行合一、文行合一，而不是仅仅为科举而作时文，不注重实学、人品研修。

方苞一生四应乡试，三赴会试，其间也曾产生了“不复应有司之举”的想法，但他仍选择在科举道路上继续前行。可以说方苞的科举之路几乎耗费了其几十载的光阴。方苞的选择也是多数封建应举者的选择。作为科举的参与者，精通古文，对古文与时文相通之妙处自有深刻的体会[1]17，其在科举上的成功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方苞之文在其会试未过之时，便广为人所知，首应乡试时，虽落地，但其文广为流传；中解元后，刊其制艺之文，士子争相购求。从这一点来看，方苞是科举制的受益者。正因为方苞是作为科举的参与者和受益者的双重身份的存在，对于当时的应举环境和士子应举心理的认识才更为深刻，对于科举时文和应举者的批判也是一针见血的。他对于当时应举者汲汲于功名利禄而不认真专研经史、古文的世风甚为痛惜。他期望世人作时文能同经史之学相融合，达到“济用”的目的，而不仅仅是“杂述先儒之陈言”，若所作时文没能融入自己的观点，便只是“规摹古人之形貌而非其真也”[2]375并非好文。

在清代文学史上，桐城派是一个时间最长、地域最广、人数最多、势力最大、影响最深的散文创作流派[6]。桐城派古文与时文之间关系密切，他们主张以古文为时文，将“古文之神理气韵机局”融入时文。桐城派古文同时文相通的特点，确实使桐城派学者更容易在应举之路上取得成功。这也是世人多诟病桐城派的重要原因。朱自清认为桐城派三祖均受到八股文的影响，“方苞受八股文的束缚太甚”，而刘大魁和姚鼐“都是用功八股文的”[7]。古之文人莫不以仕进为人生的追求，但并不是所有的士子都只是一味的追求高官厚禄，有些人是为了实现人生的价值，为民解忧。我们不能把作时文，求仕进作为品评人物的标准。桐城派学人中有很多如方苞者，虽参加科举，但面对时文和科场的弊病并没有采取回避的态度，而是进行批判和改良。正是方苞这种直面困难的做法，将时文同古文的融合，使时文文辞更为优美，而古文经过后来桐城派学人的努力，重新繁荣和兴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