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 奇,杜景丽

(1.许昌博物馆,河南 许昌 461000;2.焦作市博物馆，河南 焦作 454000)

一、“辟邪”文字字义

石辟邪，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常常将其与麒麟、天禄、狮子等混为一谈。“辟邪”的“邪”字，与现代汉语语义基本相同,如《贾子道术 》中有“方直不曲谓之正,反正为邪”；《孟子·梁惠王上 》“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其中“邪”意为不正当、胡来。而“辟邪”的“辟”字据(汉代)训诂学著作《小尔雅·广言》记载:“辟,除也”；(明)周祈《名义考》卷十中:“桃拔、符拔当作桃祓、符祓,以是兽能祓除不祥也；祓误作拔。曰桃曰符者,犹度朔山桃梗之意。祓除不祥,故谓之辟邪；永绥百禄,故谓之天禄。汉立天禄于阁门,古人置辟邪于步摇上,皆取祓除永绥之意。”故“辟邪”意为除邪,常有人误将辟邪写成“避邪”,从字面上理解到像是避开妖邪,而实质“辟邪”原意不是“回避”而是要“除妖”,因此用“辟”胜过用“避” ,可见古人用“辟邪”二字是经过仔细推敲的。[1]辟邪是我国传说中的一种神兽，似狮而带翼。《急就篇》；“射魃、辟邪，除群凶。”颜师古注：“射魃、辟邪，皆神兽名。”关于辟邪的形状，说法不一，大多认为它是一种似狮、独角或双角、身有翅的兽。多同天禄对举，也有单只出现。通常被置于皇陵和王公贵族墓前象征吉祥和驱鬼辟邪。

许昌、焦作地处中原腹地，自古是人文荟萃、文化发达之城。公元196年曹操迎汉献帝都许，许昌遂成一代帝都。地上、地下均留存着大量丰富的历史文物和名胜古迹。东汉末年，魏王曹丕废汉献帝，封其为“山阳公”于今焦作。《后汉书》记载：“黄初元年(公元220年)十月癸酉，以河内之山阳万户奉汉献帝为山阳公。”山阳城(今焦作)名声大震，成为最繁荣的时期。现就许昌、焦作出土的5只汉代镇墓神兽——石辟邪作一浅谈，不足之处，承望指正。

二、中原地区汉代的镇墓神兽——石辟邪

石辟邪(图一)：该辟邪1978年出土于许昌县榆林乡，先收藏于许昌博物馆，后调入河南省博物院。出土时保存较完整，由一整块青石雕刻而成，高1.3米，长1.5米，雌性，无角，无翼，通身无纹饰。昂首挺胸，怒目圆睁，其四足稳稳踏地，尾部与青石基座连接，颈部微缩，成仰天长啸之势。小圆耳及四足尤显母狮特性，但整体造型却又彰显出狮虎特征。工匠艺人们在把握其形象刻画时，不仅显示了墓道神兽的威严庄重，更体现了庄严中的秀丽妩媚。所以在凶狠残暴中保持着率真的稚气，神秘狞厉中荡漾着一种童年气派的美丽。

图一 东汉石辟邪

图二 有翼石辟邪

有翼石辟邪(图二)：该辟邪于2005年出土于许昌市襄城县颖阳镇一中，现收藏于许昌博物馆。该兽长2.8米，宽1.1米，高2.16米。其头部、四腿及尾部，皆有残损。无基座，为雄性，头部虽残损，但仍能显示出张口、瞠目、长舌等特征，下颚紧贴前胸，肩部装饰有两翼，为浅浮雕，翼部向后高高翘起，为高浮雕。辟邪腰部两侧及尾部两侧各有羽毛3根，为浅浮雕，身体修长，形似虎头狮身，四足呈踏云之状，似有引人升天的威力。雕刻者没有追求对某种动物外形的绝对相似，而是注重形体大动作飞腾跌宕的动势，虽残缺不全，但其流畅的线条，起伏的浮雕，仍能给人以后代空灵精致的艺术所不能代替的丰富朴实的意境。

图三 石辟邪

石辟邪(图三)：该辟邪收藏于许昌市禹州文物考古所，已残，双脚双翼，短髭飞扬，长须8分，耳部呈扇贝状。作者以浅浮雕的手法表现脊椎呈现出连珠形，且肋骨突出，增加了作品的立体感。粗壮的腰部更加强了石兽的稳定厚重之感。双翼与羽毛和有翼石辟邪(图二)相似。整体造型揭腰欲跃，富有动势。

图四 邓禹冢石辟邪

邓禹冢石辟邪(图4)：该辟邪原在焦作沁阳王曲乡里村邓禹冢南约50米处，1984年调拨到沁阳文管会，1985年4月收藏于沁阳博物馆。东汉。长1.9米，残高1.15米。鼓腹，肩生双翼，小腹疾收，臀部耸起，颌下有髭，长毛下垂，胸部横雕有噌噌弦纹，弦纹间有阴刻短毛，小腹部显露出隆起的肋骨，有圆柱脊，四肢呈奔驰状。通体圆雕、浮雕及阴线刻结合的手法雕凿而成。邓禹乃东汉大将高密侯，邓禹冢石辟邪形体矫健，威武凶猛，采用多种雕刻手法巧妙结合雕凿砥砺而成。显示出墓主人身份显赫，也反映了汉代遒劲的艺术风格。

石辟邪(图五)：该辟邪1977年7月出土于焦作沁阳葛村乡西庄村平冢(俗称刘秀点将台)。东汉。长1.5米，宽0.52米，通高1.12米。头生短平角，肩出双翼，昂首鼓腹，长尾下垂，小腹收敛，四肢猫步交错，警觉地窥探前方，辟邪满身鳞状，为雕造胚态，系半成品，足下有长1.52米、宽0.5米、厚0.12米的素面青石台座，也是半成品。与之同出的还有石棺床、石祭台。该石辟邪是一件雕出轮廓，敲击出神态，刚刚开始磨造的半成品。虽是半成品，但雕造手法奔放，那通体锤痕鳞斑的手法，富有神韵粗狂浑厚的动态造型，更加明显的表现了汉代石雕的特征。同时，也可以想像墓主人当时死亡和埋葬的急迫程度，提出一个与战乱或社会风尚有关的问题，具有较高的历史、艺术价值。

图五 西庄石辟邪及石棺床

三、汉代中原石辟邪的特征

我国墓前设置神兽用来辟邪的历史则可以追溯到西汉。《史记·霍去病列传》中记载：冢上有竖石，前有石马相对，又有石人，记载了霍去病征战匈奴的功绩。这虽与后来的墓道神兽有着本质的区别，却也成为神道石刻的开始。西汉中晚期墓前开始开设神道，东汉以后才有了真正意义的神道石雕神兽，放置在墓前，主要是作为标志物，象征着吉祥和驱除鬼怪。东汉应劭《风俗通》记载：“墓前树梢，路头石虎。”《周礼》：“方相氏葬日入圹，驱魍象。”魍象好吃亡者肝脑，人家不能常令方相立于墓侧以禁御之，而魍象畏虎与柏，故墓前立虎与柏。魍象即魍魉(传说中的一种妖怪，所以墓前要置石兽以防其侵犯)，同时墓前陈列石兽还具有象征墓主人身份和地位的作用。唐朝封演《封氏闻见记》也写道：“秦汉以来，帝王陵前有石麒麟、石辟邪、石象、石马之属，皆所以表饰坟垄，如生前之仪卫耳。”神道石兽既然具有多方面的功能，帝王将相、官僚贵族自然是捷足先登。

汉代中原石辟邪有哪些特征呢？(东汉)班固在《汉书·西域传》记载“乌弋山离国有桃拔、师(狮)子，犀牛”。狮子一吼而万兽惊恐，素以威猛著称。在印度佛教艺术中成为释迦牟尼佛的护法神狮。中原本土本无狮子，西汉张骞“凿空”丝路，与西域交通，狮子这种猛兽传入中国，随着佛教东渐，佛教艺术也播布于东土。于是狮子不仅在石窟佛堂护法，而且也成为护卫阴阳二宅的神兽。天禄、辟邪形象，看来在很大程度上以狮子为母体，吸收其它鸟兽的局部特征，在审美追求上体现出现实与虚幻的融合；在艺术造型上，矫健、勇猛，充满动势或者说动感，有坚角、利爪、羽翼，可御凶、可升天，充满神异的灵气，是“神”与“兽”的合体[1]。

许昌、焦作出土的5只石辟邪均为单出。从形制上来说，石辟邪与汉代雕塑类似，大多采用简洁明快的表现方式，刀法洗练、概括，极少做细节处的精雕细琢，注重刻画作品的气势。工匠在雕刻石辟邪时，根据石头的天然形态，因势造型，精心构思，从大处着手，采用圆雕与浮雕相结合的手法，着力刻画辟邪头部和矫健的身躯，凸显其整体或雄壮或狞戾之态。力图将石辟邪雕刻的形神兼备。从目前已知中原地区石刻天禄、辟邪实物看，焦作沁阳西庄汉墓出土的石辟邪(图五)与洛阳孙旗屯、伊川彭婆出土的天禄、辟邪一样身长颈短，头抬得不高，除羽翼或浮雕或浮雕辅以阴线刻外，通身几乎无装饰纹样。许昌石辟邪(图一)与西安碑林博物馆藏的一对天禄辟邪相似，但形态稍有不同。西安碑林博物馆的石雕为一雄一雌，与许昌辟邪相比，西安的辟邪显得灵秀俊逸，但霸气不足；有翼石辟邪(图二)和洛阳涧西损旗屯出土的一对辟邪、南阳太守宗资墓前的一对神兽较为相似，身短颈长，头抬得很高，身上浮雕纹饰较多。有论者认为，第一阶段的标志性形象是洛阳孙旗屯出土的石天禄、辟邪；第二阶段是孟津光武原陵附近出土的石辟邪；第三阶段是南阳宗资墓的石“天禄”“辟邪”。这三个阶段，显示出中原地区石辟邪的演变历程及其形貌特征。渡江后江苏南京、丹阳的石天禄、辟邪，较之前三个阶段仍属于一个大类，只不过呈现出多种微妙变化罢了[2-4]。

四、汉代中原石辟邪的出现所折射的汉人生活追求

汉人视死如生，厚葬之风在汉代十分盛行，石雕辟邪作为一种汉代的文化遗存，尤能反映汉人的生活追求，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高官永恒奢华生活的追求

自古以来人们对身份地位就有着强烈的追求，孔子论语中记载“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鲁迅先生曾经盛赞秦汉时期的文化风格:“遥想汉人多少闳放”。当时民族精神的豁达闳大之风对社会生活有全面深刻的影响，表现了汉代艺术的豁达之美。东汉伊始，厚葬之风日盛，在中原地区尤其是当时作为汉都的洛阳、许昌、焦作以及作为豪强之乡的南阳等地区，都有大量的镇墓兽出土，而且这种神兽多被设置在皇陵或高官墓前。石雕神兽作为一种镇墓兽，除了具有辟邪驱恶的功用之外，还有石刻坚硬耐蚀之永恒的蕴义。所有这些充分说明了天禄辟邪这些大型镇墓兽迎合了汉人在精神领域对奢华生活和高官永恒的追求。

2.对长寿的期盼和对神仙世界的向往

《汉书》中说：“人情莫不欲寿”，汉人对长生不老、羽化升仙尤为渴盼。但生老病死皆自然规律，即使是主宰整个国家命运的大汉天子在死亡面前也只能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于是，人们在面对人生的短暂和死亡的恐惧时，很容易把子孙后代当做生命的延续，把来世当做新生命的开始，更有甚者，希冀羽化升仙。因此，天禄辟邪作为一种精神领域之永恒的载体，当之无愧的出现在墓前，以象征其富贵的永恒和来世奢华生活的继续。汉代人对它们的信仰和崇拜已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他们认为只有在这些神兽的保护下，一切美好的愿望才能实现，这其中当然包括有长寿和羽化升仙。这种辟邪手段在今人看来似乎不可理解，甚至觉得可笑，而对于汉代先民来说，却是一种严肃的生存智慧。

五、辟邪文化对今人生活的影响

时至今日，辟邪从最原始的特殊符号、饕餮纹饰、石雕神兽、辟邪玉雕等等已发展成为一种文化现象渗透到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只要我们稍加留意，就不难发现现今的民众生活中处处都有辟邪的对象和载体，而每一种辟邪对象和载体又都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如丧葬辟邪：我们知道人终有一死，对于具有思维能力的智人来说，死在其思维意识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原始先民们认为人死以后是有灵魂的，而灵魂可以保佑后世子孙幸福安康，这就要求灵魂必须有一个好的归宿，为此就派生出一套严格意义的丧葬辟邪制度，比如人死以后在哀悼的过程中，何时何地何人哭都严格的要求，如果哭的不适当会使死者的家庭又遭不幸，当然各民族都有自己的禁哭规约，主要是为了既达到哀悼的目的又保佑活着的亲人。又如入葬又有许多的禁忌，若时间、地点选择不当，也会招致灾祸发生。类似这样的丧葬辟邪规矩还有很多，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总之丧葬中的辟邪意识和方法许多至今还在民间流传盛行，成为人们遵从的风俗习惯，凝聚着人们的思想和信仰。

商业辟邪：在我们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中，商人的形象一直不是那么完美，白居易的《琵琶行》中曾说道：“商人重利轻离别”。这说明对于商人而言利益高于一切，另外商界处处充满风险，商人除了要精打细算以外，还常常使用一些辟邪手段，以求事业顺利进行和利益最大化。如大小商店开业基本都请财神，以求财源茂盛。在经营的过程中还有许多细节上的辟邪手段，如早上开门的第一宗生意，商家只要够本就可以成交，图的是一天顺顺利利，大吉大利，类似这样的辟邪细则还有很多，这足以说明辟邪手段已渗透到商业经营之中，影响着经商者的思想和信仰。另外我们的生活中还有很多领域都存在有辟邪规则，如宗教信仰中的辟邪、衣食住行的辟邪等等无一不是辟邪文化在我们生活中的具体体现。正确理解和对待这种文化现象，有助于科学的掌握汉民族的生存方式和规则，同时也有益于客观认识现代中国人的辟邪行为，这对构建现代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鲁迅先生说:“汉人石刻,气魄深沉雄大,粗犷豪迈,浑拙古朴”[4],是很精当的评价。我们研究石辟邪，除了其本身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外，还在于汉辟邪作为汉代风俗文化的产物，具有极其重要的民俗文化价值。中华文化注重人文精神养成，注重伦理及风俗教化的传统，这在汉代的各种辟邪中有着突出而又成熟的表现，这种绵延数千年而不断积累的文化，既重视人们日常人生的生活实际，对于我们今天的文化建设也有着巨大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