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军 万木英 刘洋

摘 要：特色村寨建设与乡村振兴是相互关联、有机统一的。一方面，乡村振兴战略为特色村寨建设提供政策与物质支持;另一方面，特色村寨建设是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主要阵地。为此贵州要抓住机遇全面推进民族村寨振兴，既要促进产业兴旺，也要加强文化建设;既要促进生态保护，也要提升村寨治理水平，以期为其他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提供有益参考。

关键词：特色村寨;乡村振兴;生态宜居;乡风文明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19.09.010

特色村寨建设与乡村振兴是相互关联、有机统一的。首先，乡村振兴战略为特色村寨建设提供政策与物质支持。现阶段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不仅可以为贵州特色村寨建设提供实惠的政策支持，更为重要的是可以提供更多的人力、物力与财力的支持。其次，特色村寨建设是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载体。与内地散居村庄相比，民族地区村落更多呈现出聚居特征，代表了我国另类不同的村落类型。其历史脉络、資源禀赋、社会结构、发展基础等与宗族乡村有着较大差异，这一类村寨在贵州黔东南等地尤为普遍，可以说推进特色村寨振兴就是推进贵州乡村振兴。由此观之，推进贵州特色村寨振兴不仅是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主要阵地，也是全国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机构成。

1 特色村寨产业兴旺战略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源头根本、基础前提和中心任务。在贵州传统村落中，即便整体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但拥有发展各类特色产业的资源优势，如民族文化资源、民族医药资源、特色饮食资源、民族生态资源。为此要乡村振兴战略推进中，要充分挖掘特色村寨中的各类生态资源与文化资源，并根据市场需求将其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具体可从以下几方面发展特色产业：一是大力发展特色村寨旅游。贵州拥有相当一部分保存完好的传统聚落，其文化底蕴深厚，民族特色突出，而且具有鲜明的异质特性，例如西江苗寨（规模较大的苗寨之一）、肇兴侗寨（侗族文化的典型代表）、芭莎苗寨（最后一个持枪部落）、占里村（中国生育文化第一村）等特色村寨，通过对这些传统村落的开发利用，不仅可以推动本村村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而且通过资源、道路、文化的关联带动周边其他特色村寨发展，形成以特色村寨为中心的空间圈形发展格局;二是大力发展生态农业。贵州的大部分特色村寨受自然环境因素的限制，不宜进行规模化的现代化农业生产，从而相对完整地保留了传统的农业耕作方式，是传统农耕文明的典型代表，正因为如此可以发展以个体家庭为单元的小农户农业生产，在倡导回归生态与回归自然的绿色生活背景下有较大的市场空间，如以稻鱼鸭复合生计系统为代表的小黄村，农户养殖的稻田鱼市场价格为50-70元每斤，其他生态食材如天然果蔬、土鸡土鸭皆供不应求;三是大力发展民族医药产业。贵州是我国传统四大药材主产区，因独特的自然与气候环境蕴藏着十分丰富的医药资源，苗族、侗族、布依族、水族等都有本民族自成一体的传统医疗体系，体现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康养理念，因此要充分挖掘传统医药资源，把特色村寨打造成民族中药材基地，例如贵州雷山南脑村寨是典型的极贫民族村寨，驻村书记利用山地气候优势组织贫困村民种植黄精150余亩，户均增收6000余元;四是大力发展民族文化产业。长期生活在特色村寨中的民族群众，经过一定的文化熏陶延续了特有的文化基因，如掌握一定的文化技艺、拥有一定的文化天赋，这些文化匠人是文化资本化的基础，在乡村振兴战略推进中要深度挖掘特色村寨中的文化资源，并融入一定的文化创意，借助于大旅游的平台，大力发展民族工艺品、民族歌舞、民族节庆等具有民族特色、地域特色的文化产业。

2 特色村寨文化发展战略

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丰富乡村文化既是新时代乡村文化建设要求，也是新时期乡村振兴的战略选择。笔者认为应从以下两方面推进贵州特色村寨文化建设：第一，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做到扬与弃的统一。首先，弘扬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基因，文化是人与自然、社会互动的产物，传统精神文化中有些即使在今天看来已经“腐朽”的东西，其仍然还有特殊的生命力，基于此一方面要牢固树立村寨共同体，以村寨集体利益为行动准则，不断增强村寨的凝聚力;另一方面要发挥互惠互助的传统习俗，如民族村寨中存在的“帮工”、“讨活路”等互惠组织呈现出自我与他者基于互信机制的情谊道德经济，体现了一种并置差异性之情谊道德社会的地方性智慧。其次，对不合理文化成分的摒弃。文化是人创造的，也是人适应社会的工具。但文化在创生过程中一方面受当时自然与社会环境的影响以及人的认知水平的限制，再加上人类社会发展进步，部分文化事项在新的时代背景中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如村民思想观念的封闭性、浓厚的巫术迷信色彩、目光短浅的小农意识、不合理的消费习惯等，但因文化的惯性作用，这些文化事项依旧影响着民族村寨群众的生产生活，因此在新时代语境中要自觉摒弃不合理的文化要素。第二，推进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动。文化相对论认为，每一种文化都是自然与社会汰选的结果，都有其独特价值。在特色村寨文化振兴中要走“展示—吸纳——融合”的文化发展道路，既要展示自我文化存在的价值，彰显本民族文化自信，同时要推进本民族文化与他民族文化、山地文明与都市文明、主流文化与边缘文化的互动交流，在不同文化的碰撞中选择性吸收外来文明的合理成分，使之成为自我文化的有机构成，在促进自身文化转型发展的同时也拓展了本民族文化的生存空间。

3 特色村寨生态建设战略

生态宜居是乡村振兴的关键所在。在乡村振兴中要推进义生态宜居为核心的生态文明建设，其本质上要建设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基础、以自然规律为准则、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在贵州的传统村落中，“村寨—文化—环境”是有机统一体，村寨是生态文明的载体，文化是村寨发展与生态建设的基础，而环境是村寨与文化生存的土壤，可以说人与村寨和环境构成复杂的依附关系。特色村寨生态文明建设是多方面的，既要加强对村民生态意识的教育，也要弘扬传统的生态文化，同时也要保持传统生计方式，具体而言从以下几方面着手：第一，加强对村民生态意识教育。在现代市场经济观念冲击下，村民的生态观念发生了根本性地变化，部分村民以牺牲可持续发展为代价获得短期生存，例如为获得经济利益私自砍伐树木;部分村民修建房屋并非遵循既有的生态系统就地取材，而是用砖石结构代替木材结构，笔者在雷山县某村寨调研当地村民反映房屋尚未完工就坍塌。因此，基层党委政府要组织村委会要加强对村民生态意识的教育，利用传统的乡规民约制衡破坏生态的行为，切实做到尊重并保护生态环境;第二，大力弘扬传统生态文化。特色村寨中的民族群众在与自然的互动中彰显出卓尔不群的生态智慧，这些传统的生态观念对新时代的生态文明建设依旧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如存留于广大侗族村寨的习惯法——《侗款》对生态环境保护有着明文规定：禁止砍伐村寨前后的风景林木，不准乱捣树上的鸟窝;又如被誉为中国计划生育第一村——从江占里侗寨因人地关系紧张最早实行节制生育、控制人口，并以传统歌谣的形式弘扬生态文化，“一棵树上一窝雀，多了一窝就挨饿;家养在多家贫苦，树结果多树翻根……”;第三，推广传统生计方式。罗康隆指出，任何一个民族在自己历史的创造中，都在有效地利用其所处的生存环境，并模塑出了自己特有的生计方式。如鄂温克族、京族、独龙族的渔猎生计方式，蒙古族的游耕方式，苗族、侗族的稻鱼鸭复合生计方式等。这些传统生计方式同样凝聚着民族村寨群众对所处生态资源开发与利用的生存智慧，既满足了自我生存发展的需要，又丰富了人类生计文化的多样性。

4 特色村寨社会治理战略

特色村寨振兴的前提与基础就是要实现对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特色村寨治理内容包含诸多方面，如为民办事服务、推动村庄发展、促进民族团结、维系乡村稳定等。在特色村寨治理过程中面临的最大困境就是村民的乡土观念浓厚而法治意识淡薄。正如贺学峰指出，中国农民并非全是经济人，而是社会人、道德人，是一些生活在熟人社会中，并受到熟人社会中的各种习惯、默契、承诺乃至担忧所约束的人。为此在新时期村寨治理中应当走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优势互补与互动融合的道路。首先要发挥正式制度在村寨治理中的作用。“村民自治不是独立王国”，村庄只有在国家各种正式制度供给下才能获得新的发展基于。例如国家民委出台的特色村寨保护政策有效促进了贵州传统村落的保护;又如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基层党委政府向极贫民族村寨选派驻第一书记，不仅注入各种扶贫资源，而且增强了极贫民族村寨的公共领导力，实践效果看第一书记在改善民生、推动精准扶贫方面成效明显。由此可知在特色村寨治理中必须发挥正式制度的作用，这也也要求各级政府进一步增加有关民族村寨发展的各种制度供给。其次，要充分发挥非正式制度在特色村寨治理中的作用。特色村寨具有明显的乡土性特征，其整个村寨社会的运行有着自身的逻辑，而且具有极强的内在张力，因此在村寨社会治理中必须激发传统非正式制度力量。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寨老等村寨精英的作用。陈文琼指出，在少数民族村落中，由于传统民族文化记忆的延续，承担民族文化传承责任的传统民族精英对村落社会政治生活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如西江苗寨的老人会在旅游开发的各种矛盾纠纷处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乡规民约的作用。乡规民约产生于乡土社会，是乡村民众为了办理公共事務和公益事业、维护社会治安、调解民间纠纷、保障村民利益、实现村民自治，民主议定和修改并共同遵守的社会规范。在管理公共事务、保护利用资源、促进团结互助、推进移风易俗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笔者在雷山县N村蹲点调研发现，该村落中的“扫寨”习俗在防御火灾方面比正式制度更为有效，2018年2月因某农户家中意外失火、2018年9月该村部分村民看到火球飞过村寨上空就先后组织了两次扫寨仪式。综上，在乡村振兴中，既要发挥正式制度的科层优势，也要发挥非正式制度的民间智慧，只有当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良性互动与优势互补才能不断提升村寨治理水平，从而为村民创建和谐有序的生产生活环境。

参考文献

[1]李军，罗永常，李忠斌.“固本扩边”理论视角下民族特色小镇空间圈形扩展研究[J].广西民族研究，2017，（06）.

[2]余德华.论精神贫困[J].哲学研究，2002，（12）.

[3]袁东升.互动与交融：经济活动中族际关系的多维透视——基于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都江镇怎雷村的田野工作[J].广西民族研究，2018，（03）.

[4]谷树忠，胡咏君.生态文明建设的科学内涵与基本路径[J].资源科学，2013，（01）.

[5]罗康隆.论民族生计方式与生存环境的关系[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05）.

[6]贺雪峰.村治的逻辑——农民行动单位的视角[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12.

[7]陈韩非，高其才.乡规民约在乡村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实证研究[J].清华法学，2018，（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