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占春

作为一个心不在焉的诗歌作者，真的没有什么创作谈好说。我整理了一些笔记，或许与诗歌写作有关——

1911年旧制度的崩溃伴随着宇宙秩序及其符号象征体系的最终解体。尽管旧制度的解体是瞬间的事件，类似于新闻事件，而旧秩序、一种宇宙论秩序的解体是缓慢地发生与持续着的隐性事件。在此意义上，白话文不仅意味着语法结构的解放、散开与逻辑化，白话意味着从语言符号的原始象征主义返回到语言的现实主义场景。一种经验论的思潮在取代思想中的先验象征含义。一种早已堕落为暴力秩序的统治秩序所笼罩着的宇宙论的、象征主义的符号的有效性在知识阶层的观念里彻底破灭了。而这套符号象征主义在下层阶级中、在脱离了权力秩序之后，依然会混合着新的利益化的意识，成为底层社会的精神元素。

生活世界似乎是嘈杂、混乱、无序的，至少对于我们不成熟的理性能力或理解力来说显得如此，或许它的既定秩序如此不符合人们的意愿，与更普遍的社会意志、与一种增长着的社会心智发生着冲突，以至于显得无序、混乱、纷繁。我们的理解力则尽力去觉察这一显得无序的社会秩序的样貌，事实上与感性经验相反，這个世界在它混乱表象下已经充斥着各种明显的或隐秘的秩序，有些是铁一般难以改变的秩序，有些又是相互冲突、相互消解的秩序。在理解、觉察这一混乱无序的状况时，我们竭力赋予这个世界一种秩序：一种道德秩序，一种政治秩序，一种经济秩序，或者更超验的，一种神话般的秩序或一种文化价值秩序。我们竭力弄清楚这个世界已经拥有的秩序是什么，它以什么为基础;我们也想尽力表明，这个世界应该拥有什么样的秩序：一种什么样的道德秩序、政治秩序、社会伦理秩序是人们愿意接受和寻求的。而表达活动，是这样一种理解力得以发生、是秩序感得以产生的隐秘基础。表达，即一种话语活动，就是赋予世界以可理解性的环节，是秩序被理解的环节，也是意义从中生成的环节。表达与话语活动，没有置身于无序的世界之外，也没有置身于秩序的不协调状况之外，表达与话语活动就是从世界内部或历史过程之中阐释它自身的一种活动。

表达活动或话语活动，意味着这样一种不安、紧张、焦虑：表达与话语面临着或置身其中的世界复杂、庞大、混沌到足以使任何对它的测绘、定位与描述陷入无助感。你几乎没有没有可以参照，没有什么把握，或者说相反，参照系太多就像另一种符号化的现实世界过于浩瀚而失去了独一无二的参照坐标。先前存在着的一切宗教的、神话的、诗歌的、文学的、哲学，整个语言的世界都提供了认知参照。那些宗教体系、哲学体系还有现代诸种被标识为科学思想体系的认识论，交错地横亘在新的表达、话语与世界之间。有时候，我们自身对现实的真实感知就被这样一些中介物所隔离了。人们想要研究与表达这个世界，可是最终大多数人们发现自己躲进了先前已经建构起来的某个符号表达系统：那个符号系统比眼前的世界显得更具诱惑力，历史上已经完成的符号化表达常常显得意义更自足，更充分;相反，没有进入符号化过程、没有进入表达活动、尤其是没有进入某种宗教的、神话的、道德的乃至美学表达活动的现实，显得更苍白，更缺少现实性。

在表达活动与现时性之间充斥着过多的符号体系的一个结果是，我们表达思想就不得不变成对思想史的表达，对观念的表达就是对观念史的表述，这样还好，假如不是由此错过了对我们自身置身其中的社会生活史的体验与反思的话，那些思想史与观念史的表达还是会帮助我们恢复话语能力的。

更为常见的是，在貌似进行关于现时性的表达中，充斥着过多的中介物或符号中间层，充塞着过多的已经固化的表征体系，而人们对于现时性的实际体验被一些符号隔离了。因为，说到底，想让我们自身的经验获得符号化毕竟比使用现成的符号体系轻便多了。

表达活动是一种可谬性的实践。在宗教符号中，世界获得了几乎恒定的意义，然而这些表达符号也会在历史的某个时刻逐渐解体，意义从中流失。而唯有艺术符号，能够从远古时代穿越解体的力量，保持着它的意义结构。

宗教神话或文学，如同它的符号体系不再能够阐明当下的语境，如果这些符号不再能够阐释新的体验，那就意味着它已丧失了活的隐喻。

理论不能企图在发生着的体验中完成最终的符号化，即将经验彻底主题化，就像运动变化着的现实经验激活的是更复杂多变的体验，它同时也有一副讽刺性的面容：质疑任何最终的将世界知识化、客观化的企图。

书写或思考的真实性不意味着最终将流动的生活世界客观化、即通过符号化使之客体化与知识化，那是过去时代里宗教创立者的愿望，就今天而言，历史性的真理只会在紧张、不安的主体性中有着片刻的闪烁。

——咳，在写下这些句子的时候，我似乎感觉到刚刚突然萌发的新的理解力随着句式的放缓而远去了。这就是理解力或话语表达在追寻繁复、混沌的现实性面前的那种学步感。

……接下来他该写写现实了。

于是，他握着想象之手，走进现实。

于是，成就了未来的诗歌。（阿多尼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