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 健，杨文定

（1.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参事室，广西 南宁 530022；2.中共崇左市委党校中国－东盟研究中心，广西 崇左 532200）

骆越之名始于公元前48年至东汉初年。[1]大多数学者认同历史上的骆越分布在如今的广东、广西、贵州东南部、云南东南部、海南省中南半岛的东北部及相关国家。[2]及时了解骆越文化研究动态，把握骆越文化发展态势，有助于科学、全面、深入地开展学术探究，亦有益于增进学者、民族、社会乃至国家之间对文化多样性演进的正确理解与可持续传承。覃彩銮、周智生等学者对近百年来的骆越文化研究历程作了很好的回顾与总结，厘清了中外学界争论的焦点及问题的根源，乃至今后有待深入探究的领域。覃彩銮、付广华、覃丽丹的《骆越文化研究一世纪（上、下）》系统回顾、反思了20世纪20年代以来（至2014年）中外学者的骆越文化研究成果。[3-4]黄桂秋与单益强的《近年广西骆越文化研究的回顾与思考》回顾了广西骆越古文化遗存、骆越物质文化、骆越宗教文化研究成果，分析现状，呼吁加强研究基地建设、编撰综合性著作、翻译越南资料与研究成果等。[5]陈敏的《骆越文化研究文献分析》选取中国知网收录的骆越文化研究论文723篇，从年代分布、学术影响力、文献主题、科研基金资助等指标对其进行文献计量分析。[6]杨健、周智生、熊世平的《中越两国骆越文化研究的流变与分异》依据骆越史料考辨梳理了中越两国骆越文化同源异流的研究流变进程，分析了不同历史时期两国关于骆越研究目的、方法、观点的差异，以及导致分异的原因。[7]陈远璋与赵晋凯的《国内学者花山岩画研究60年述略》系统回顾了1950年以来关于岩画年代、性质、内容、族属、艺术、社会环境、保护等方面的研究成果。[8]此外，邱玉红的《左江花山岩画与壮族文化研究综述》、[9]丘小维的《广西宁明花山崖壁画研究文献综述》[10]也回顾了花山岩画历史源流、文化内涵、环境保护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近年来，骆越文化研究有更多领域的学者参与其中，研究成果广涉骆越的历史、语言、习俗信仰、花山、铜鼓、艺术、科学技术等领域。现将2015年以来的骆越文化研究成果作简要梳理与概述。

一、骆越历史研究

中外学者研究古代民族的历史经常会步入误区，用现代人的立场、理念、概念去理解古代的人、物、事，用现代人的理念、概念去套古人的事物。[1]甚至部分学者囿于国界与民族，因相关概念、立场、理念问题影响具体时空和事物的理解与判别。这些成为学术分歧与争论，乃至国家和地区之间争夺文化主权的根源。例如，覃彩銮的《侬智高研究三题》站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维护民族文化主权和文化安全的高度，剖析侬智高研究存在的诸多误区或怪圈，商榷和反思其研究方法。[11]因此，充分利用存世文献和相关资料辨析骆越历史的源流与地域分布及相关问题，见证历史事实，是推进骆越文化研究的重要基础。这方面的成果涉及中国、越南境内的骆越历史以及骆越同周边及现代诸民族的关系。

中国学者对越南境内的骆越历史研究成果。谢崇安的《“雒王”与“雄王”问题考辨》考辨广州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文书，指出报告者把其中的“雒”字误释为“雄”字，再次证明中越古籍中的“雄王”是“雒王”的讹变；而且，今人辑佚的五世纪的《南越志》也多经后人改写，称越南古代“雄王”得名是因越地“厥气惟雄”的观点也不成立。越南古史记载表明，把“雒”改为“雄”或“貉”，是越人为了强化父系君权崇拜和民族独立的意识。[12]周智生与杨健的《国家认同视阈下越南骆越文化的研究流变》以“安阳王建瓯骆国”史料解读为线索，分析中越两国学者史料解读存在差异的原因，并指出骆越民族后裔现跨居于中越两国，具有相同的民族起源与文化特征，在越南国家认同建构需求的催化下，过激的骆越民族认同意识有演变成为狭隘民族主义的趋势，甚至发展成为阻碍国家发展的潜在阻力。[13]张慧丽的《越南后黎朝前期民族意识研究（1428—1527）》认为，后黎朝前期的民族意识较前代在层次、内涵、影响方面显著增强，在越南民族意识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14]左荣全的《越南史学界对文郎国与安阳王的认知悖论》《越南古代的汉字认同及其变迁》《越南古代史的分期问题新论》考察了越南学术界处理民族主义与客观历史认知之间一直存在的矛盾、越南古代的汉字认同及其变迁、越南古代史的分期问题等。[15-18]梁志明与刘志强的《关于越南历史发展轨迹与特征的几点思考》总结了《越南史纲》的撰写心得和多年来的教学与研究体验，并吸纳国内外学术界，包括越南史学界和考古学界的研究成果，对越南社会历史发展演变的脉络和轨迹提出五个方面的思考与认知。[19]王柏中的《越南阮朝土司制度探析》根据《大南实录》和《大南会典事例》等汉文文献，考察了越南阮朝土司官长的选任、土职官品秩、改土归流施行等情况，认为阮朝土司制度既承袭前代，亦取鉴明清，其可视为华夏制度文化延伸和外溢的产物。[20]段晋媛的《越南史籍中的嘉靖征安南事件》认为越南文献主要集中于古籍和近世通史两部分，古籍内容与体例多源于中国，可与中国史籍相补充；近世通史因成书于越南民族国家意识觉醒时期，史书中着重体现出其独立意识。[21]梁允华的《从爵本位到官本位——十至十五世纪越南官制变迁史研究》论述了越南官制从以重视血缘、相对凝固化、具有浓厚贵族统治色彩的爵本位体制逐渐转化为以功绩制、流动官僚制、具有近世特色的官本位体制的过程。成思佳的《越南古代的上皇现象研究（968—1759）》以越南历代的上皇现象为主要研究对象，从其历史的纵横发展探讨这种政治传统与历史现象。[22]张昆将的《越南“史臣”对“中国”意识的分歧比较》通过考察越南对内的“史臣”及对外的“使臣”两种“中国”意识，作者认为越南使臣在对华夷意识的极高敏感下形成了“同华意识”与“竞华意识”，越南的中华意识实有“对内”与“对外”鲜明的多元现象。[23]关于越南民族身份与国家意识的研究，还有黄静的《越南民族国家建构的历史基础与民族整合进程》[24]、费英俊（Nathan S.Fischler）的《越南身份建构的双向路径：越南历史发展中的中国因素与“去”中国因素研究》。[25]叶少飞在2015年以来探究越南古代史学，其中的《二十世纪初越南新史学对传统越中关系的解读与重构》辨析了在特殊历史环境中产生的政治立场和历史主张，并认为其影响了后人对传统中越关系的历史认知。[26-38]此外，还有牛军凯的《<大越史记全书>“续编”初探》、左荣全的《越南<大越史记全书>版本源流述略》等讨论了越南史书的编撰、版本流传等。近年来，韩周敬博士广涉越南历史地理，探讨了越南的《大南一统志》《皇越一统舆地志》等地理志、山川河道、选址筑城、政区沿革等。[39-47]于向东等翻译美国的越南研究学者D.R.萨德赛专著《越南：过去与现在》，其以长时段和全球化分析越南古代历史中的民族主义情节，审视越南具有民族特色的历史与文化。[48]黄可兴与阮小妹翻译越南知名学者王全的《越南的岱、侬族研究现状及亟待解决的若干问题》，介绍了越南学术界关于岱族、侬族的研究概况。韦凡州的《越南民族源自神农传说之探析》将《鸿庞传》或保存着久远的民族记忆，结合其他材料如地上、地下物质遗存和信仰、祭祀崇拜等非物质遗产，探析越族先民的若干上古史影。[49]彭长林、韦江的《现代越族形成的早期过程探研》表明从旧石器时代到汉代，越南北部的人种特征经历了从澳大利亚人种到蒙古人种与澳大利亚人种的混种，最后出现与现代越人相似的蒙古人种特征的演进过程，因本地与外来文化及族群的长期融合与发展，最终形成了现代越族。[50]彭长林还考察了《石器时代环南海地区的文化互动》，认为石器时代环南海地区的文化互动延续时间很长，由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少量远距离间接往来，到中期沿海相邻区域的频繁互动，再到晚期大规模的文化传播，其中大都以中国东南沿海为策源地，通过大陆沿海和海岛两条线路自北而南逐次传播，并在印尼群岛会合[51]。于向东讨论了越南的古代海洋意识，并以中国与越南为例探讨了古代海洋史与南海合作问题[52-56]。张惠鲜的《浅析越南阮攸的左江流域印象》考察了越南古典诗人阮攸诗作中左江流域的自然景观、人文景观和社会状况的印象。[57]此外，对越南诗人及诗作的研究还有牛军凯的《“越南苏武”黎光贲及其在华诗作<思乡韵录>》[58]。

学者们运用文献、考古、田野等资料，从多学科多维度多视角探究中国境内的骆越历史。范宏贵的《西瓯、骆越的出现、分布、存在时间及其它》依据史籍论证瓯与骆是两个不同的共同体；考订西瓯、骆越出现与存在时间，地域分布；总结中外学者研究古代民族经常会步入的误区。[1]覃丽丹与覃彩銮著的《广西边疆开发史》系统全面论述了骆越先民的历史发展、开发历程以及中央王朝对广西的统治和开发。[59]蓝韶昱的《骆越国与南越国关系探析》认为，骆越国是南越国的国中之国，南越国推行“和辑百越”的民族政策，汉人入乡随俗，鼓励汉越通婚，对越俗革陋鼎新，吸收越人参政，允许越人自治，融洽了民族关系；骆越国在先秦时期呈现明显的骆越文化特征，但在南越国时期，由于汉越文化涵化，汉文化元素增多。[60]冯小莉的《后南越国时期两汉岭南与中原王朝关系论略》考察了后南越国时期岭南与中原王朝的关系主要表现为汉武帝时期的征服和经营（封侯、设郡县）；西汉后期至东汉时期表现为改善交通、移民迁徙、委任官吏、镇压叛乱等开发与管理以及士燮家族时期的特殊形势。[61]王文光、李艳峰的《骆越的源流与分布考释》研究了骆越族源，确知骆越是中国南方百越民族的一部分，是秦汉时期统一多民族中国相关郡县辖境内的民族群体，是统一多民族中国辖境内的居民；研究骆越分布区域，证明所有的骆越在宋代以前一直都分布在统一多民族中国境内，宋代以后才开始有一部分骆越后裔分布在越南境内。[62]王文光与李艳峰合撰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僚人分布述论》《唐代的僚人述伦》，讨论了骆越后裔僚人的历史问题。[63-64]王文光与曾亮的《<安南志略>与相关民族历史问题浅论》考察了元代安南人黎崱《安南志略》，其中不仅体现了安南与统一多民族中国的历史渊源关系、文化渊源关系、民族源流关系，还可以见到黎崱力图要摆脱的安南与统一多民族中国的历史渊源关系、文化渊源关系、民族源流关系的矛盾与纠结。[65]梁庭望的《论中国人最早开发管理南海》利用考古遗址论证骆越方国据商周中央王朝的指令开辟岭南，并指派其图额部（即善于耕海的蛟龙部）开辟南海，创造了东西两路“海上丝绸之路”。[66]梁庭望、谢寿球主编的《古丝路上的骆越水都——贵港市历史文化研究》是《骆越方国研究》的姊妹篇，其从多方面论证了古骆越人从稻作文明走向海洋文明的历史进程，探讨并论证了南海历史文化中所包含的骆越文化基因。[67]梁庭望、厉声、李锦芳等近二十位著者合撰的《骆越方国研究》二十章，论述了骆越方国的产生、民族、疆域、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社会生活、医药、语言文字等。[68]梁庭望在《骆越方国的政治中心探》中，从骆越方国的方位、商周墓葬群位置、出土的王级文物、王级地名、壮族文学、京畿位置、都城防线、指挥中心八个方面提供证据，证明骆越方国的政治中心位处南宁市武鸣区马头镇到陆斡镇、罗波镇、夏黄村一带。[69]欧薇薇的《壮族先民创制文字的探索》认为岭南古陶器上的划刻符号、广西平果出土的表意的古壮侗文——感桑石刻、滇西南至今仍有流传的“骨刻历算器”（占卦用具），或蕴含着壮族先民（古骆越民族）创制古文字。[70]韦福安的《汉象郡府治“临尘县”方位地址的文献法考辨——花山古都“临尘县”的人类学系列研究之一》据文献考察了古骆越的分布地域范围和西汉时期“交趾刺史部图”反映的自然地理环境，考定临尘县位于龙州县上金乡政府所在地，而非崇善县。[71]韦福安、么加利的《汉象郡府治“临尘县”方位地址的文化人类学考释——花山古都“临尘县”的人类学系列研究之二》通过考察龙州县上金乡政府所在地及周边近年来考古遗址与器物、史实记载、古今地名、神话与民间传说、民间习俗、语言思维等，进一步肯定了汉象郡治临尘县所在地在当今龙州县上金乡政府所在地，花山古都就是“临尘县”的基本推断。[72]罗彩娟的《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作为壮族主源的“骆越”文化表征》表明，“骆越”族称的出现是族群意识产生的标志；骆越人共同的生活习俗是壮族文化特征的积淀；古骆越国遗址——武鸣壮乡活生生的有关骆越文化展示和节日活动及祭祀仪式等实践活动，是人们对骆越国的历史记忆和曾经辉煌的地方政权的想象，也是壮族凝聚自身，增强族群认同的现实需要。[73-77]赵秀文的《海南黎族文化的发展源流与文化特质研究》厘清了黎族文化发展源流和文化特质，考察了黎族文化的起源，其系骆越文化与海洋文化融合的结果。[78]

关于中越两国骆越及其后裔同周边乃至现代诸民族之间互动的探究成果丰硕。范宏贵与刘志强合著的《中越跨境民族研究》充分挖掘了史书文献，梳理了骆越的名称、来源、历史、文学、信仰、民族、分布与演变等。赵明龙的《试论骆越族群及其在东南亚的后裔》认为当今东南亚的壮泰族群是古骆越族群的后裔，他们并非西方学者所说——从中国北方迁徙而来，而是从中国古代骆越地区迁徙至东南亚各国，壮泰族群之间不仅有历史渊源关系，并有相同或相似的文化基因。[79]李艳峰的《古代中国僚人和老挝泰佬族系的历史源流关系》考察了中国、越南的历史记载以及老挝的历史传说等资料表明，东汉以降至于唐宋，今天老挝境内的主要民族群体应该是僚人。[80]古小松的《越汉关系研究》从中越交流历史，越南当地族群的形成与演变、文化传承与发展等方面深刻阐述了越南的历史、民族、文化及其与中国的关系。[81]古小松的另一著作《越南：历史 国情 前瞻》论述了从交趾到越南的历史以及古代中越关系。[82]张惠鲜、王晓军、张冬梅的《浅论越南使臣与花山岩画》考察了现存32份越南使臣留下的花山岩画文献，探讨了越南使臣的花山观及其形成。[83]秦爱玲分析了《越南对“黄沙”“长沙”的主权要求及历史依据》。[84]李斯颖的《古骆越国的文献梳理与疆域辨析》辨析了汉文典籍中的有关记载，确证了古骆越国东西南北四向的疆域，指出骆越国的海疆直抵今日南海最南端的南沙群岛，同时骆越国的疆域随其政权势力范围的改变而变化。[85]黄艳、易奇志的《中国壮族与越南岱族、侬族的骆越文化传承研究——骆越文化研究系列论文之三》认为，中国壮族与越南岱族、侬族分别是中越两国的少数民族，同时也是古骆越文化的传承者，其有诸多共同点，亦有一定差异。这有益于我们深刻理解“跨国民族”“跨境民族”等概念的内涵。[86]邓军、何清新、黄艺平等合撰的《国家认同视域下的中越边境民间文化安全问题》分析了广西边境民间文化（尤其是骆越文化）安全存在的四种不利情形，为解决这些问题，进而提升边民的国家认同感与民族认同感，提出了具体的对策。[87]

二、语言、习俗与信仰研究

探究骆越古语与其后裔语种的关系，有益于理清其相互之间的亲疏关系，亦可从中窥见民族语言传播和演变的轨迹。对比中越两国骆越后裔的民间祭祀、宗教信仰研究成果，探讨骆越后裔壮侗语族习俗信仰的文化遗存，发现中国、越南的骆越后裔和东南亚其他同根生民族在习俗信仰方面，既有深远的渊源，又在传播发展过程中结合当地民俗信仰，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近年来，蒙元耀等学者探究骆越古语及其后裔语言的研究成果丰硕。蒙元耀的《骆越古语和汉语同源词研究》认为，壮侗诸族顺承西瓯骆越而来，西瓯骆越是百越的重要一支，百越与东夷有密切的联系，这可以从壮傣、布依、黎等民族的自称得到旁证。族称、动植物名称中的古老词汇蕴涵着丰富的语言学内容，通过古籍的钩稽与比较研究，可以解释现今壮侗语族与周边相关语言的亲疏关系。[88]蒙元耀的《壮语植物名称的结构与分类特点》总结了壮语表示各类具体植物的名称大体有以下五种结构，即大类别词+小类别词+专名、大类别词+专名、小类别词+专名、专名+细类名称、单用专名；其分类是基于经验的多角度多层次认识的结果；壮语植物的命名方式分为以用途、形状特征、动物特征、颜色、气味四种命名方式。[89]蒙元耀、梁生的《壮语-aw韵字研究》梳理了壮语固有词里以-aw韵构成的字、借自汉语亦读-aw韵的字，发现其中部分字有明显对应关系，其展现了壮汉语之间既有古老的渊源关系，又在历史过程中有密切联系。[90-95]

中越两国骆越后裔的民间祭祀与宗教信仰研究成果。胡锐翻译法国汉学家马伯乐（1883—1945）的《古代中国与近代老、越山地泰族土地神祭祀的比较研究》，对比中国先秦土地神“社”的崇拜，与近代老挝、越南未受佛教影响的泰族土地神勐神的祭祀，从文本分析和田野考察、汉学与人类学交叉的视角，认为中国古代文明和泰、倮倮以及苗族文明之间有诸多的关联点和惊人的相似性及相关联系。[96]这种相似性及相关联系实质上皆为同根同源民族之产物。黄桂秋的《壮族布洛陀祭祀与越南雄王祭祀之比较》对比二者的来源，两地祭祀大典仪式的过程，并认为布洛陀信仰与雄王信仰之民族同源共祖，信仰渊源相似、祭祀时间相近、仪式大同小异，但二者的祭祀规模范围级别、文献资料与传承机制、祭祀大典祭文都存在明显差异。[97]黄玲的《中越民族神话的历史景深与文化生态——以壮族与岱侬族为例》考察了中国壮族与越南岱侬族活态传承的神话叙事及信仰仪式，不仅遗存在民众的口述与记忆中，还通过祭祀仪式、风俗习惯和传统节日活态形式传承实践，展现了岱侬族与中国古骆越文化的深远渊源。[98]覃丽芳的《中国壮族与越南岱族、侬族的传统丧葬礼仪》认为，中国壮族和越南侬、岱族是同根民族，随着历史迁移和不同文化影响，不同民族的传统民俗和文化虽然出现了一定分化，但同源性仍然使这些民族在传统丧葬礼仪等方面保留了许多相似的文化因素。[99]黎珏辰与刘绽霞的《中越边境地区壮、岱、侬三族的祭祀文化初探》认为，这同根生的三个民族如今仍保持相近的祭祀文化，在祭祀目的、神灵信仰和祭祀方式基本一致，略有差异。[100]陆晓芹的《从说唱艺术、宗教仪式到族群历史——壮族与东南亚相关民族关系研究的新思路》《跨文化比较视野下的壮族“末伦”艺术》探讨了“末伦”作为中国德保、靖西、那坡等县壮族的一种民间曲艺，源于当地民间宗教传统“末”，以宗教信仰为原点考察其与越南侬族的“末伦”、壮族布傣人和越南岱族天琴艺术、泰国东北部和老挝佬族的Molam艺术的关联，发现它们均源于壮泰族群原生的宗教传统，其名称相近，内涵和功能相似。[101-102]蓝长龙的《越南黑泰人原始信仰及原生型民间宗教研究》将越南黑泰人的原生型民间宗教分为“末（Mot）”教和麽（Mo）教，通过多维度考察，了解到其与西瓯、骆越人有渊源关系。[103]李彩云的《中国壮族与越南岱族、侬族清明节文化习俗探析》与《中国壮族与越南岱、侬族端午节习俗考究考究》从节日时间、节日活动、仪式过程等分析中国壮族与越南岱族、侬族的传统习俗及其节日功能和文化内涵。[104-105]

关于骆越与壮侗语族之间的习俗信仰研究，学者们运用考古学、人类学等方法研究骆越祭祀、龙母文化、图腾崇拜、丧葬礼俗、布洛陀与骆越等。谢崇安的《从南方上古青铜器纹饰看骆越族造物神祭礼的源流》研究表明壮族布洛陀史诗中的造物神祭礼可以追溯到商周至秦汉时代，骆越地区青铜礼乐器的起源和传承中的“天（人）”字纹和人面纹装饰主题，就是壮泰民族先民祭祀造物主盘古和祖神布洛陀的神符。[106]郑超雄的《广西古代越人祭日仪式的考古学分析》表明了广西古代越人祭太阳习俗可追溯到约8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根据出土的扶桑树灯年代推测，汤果村女子太阳节的发生年代在西汉早期或更早。[107]覃彩銮的《骆越文化与布洛陀文化关系述论》认为，骆越文化与布洛陀文化是两个不同时空和两种不同质态的文化，但二者有密切的内在关联性，即布洛陀文化是骆越文化的源头，而骆越文化是对布洛陀文化的传承与发展。[108]刘亚虎的《布洛陀文化的当代价值》讨论了具有神圣特征的布洛陀文化曾在壮族社会中建立起多层次的秩序，包括国家秩序、社会秩序、家庭秩序。[109]罗彩娟的《文化表达与族群认同：以武鸣壮族龙母文化为例》认为，武鸣县龙母庙、龙母屯、龙母岩洞等祭拜龙母遗址是龙母文化传承发扬的典型，龙母文化不仅通过口头传承，更透过日常生活中的吃鱼生食俗、岩洞葬葬俗、蛇图腾崇拜及其日常禁忌、三月三歌节与三月三扫墓习俗等方面实践来加以展演和传播，使得壮族的龙母文化得到充分表达，族群认同感和凝聚力不断得到强化。[110]李桐的《图说壮族先民太阳及鸟崇拜》通过考察百越及其后裔的岩画和出土并使用的铜鼓纹样，认为太阳形态的圆形状、光芒状、符号化与鸟形象融合，几千年来的传承与发展，深入到了宗教信仰、生产生活和民族艺术的各个层面，展现了百越及其后裔太阳、鸟崇拜的文化现象。[111]水族与壮族同为骆越后裔，水族祖先拱陆铎与壮族祖先布洛陀信仰有共性，其神话也遗存着相似的内容。李斯颖的《水族拱陆铎和壮族布洛陀信仰及其神话比较》在分析水族拱陆铎与壮族布洛陀信仰及其神话的基础上，探讨了水族与壮族的共同文化表征与内涵，揭示了早期骆越文化在后裔民族中的遗存。[112]黄明标的《试论布洛陀的神格——骆越始祖与至上王》考察了布洛陀与骆越产生的时代背景以及相互关系，认为布洛陀是骆越和壮侗语族的共同人文始祖和至上王。[113]潘红交、韦景云的《壮族非遗“武鸣师公舞”的活态传承调研》探讨了政府、民众、传承艺人及其他参与者的立场及在传承中发挥的作用。[114]许海萍与韦福安的《广西左右江流域壮族崖洞葬遗存的文化人类学解读》探究了广西左右江流域石山区壮族崖洞葬遗存，认为其系山地壮民基于自然与人文和谐共生的精神文化和价值追求，反映了壮族由岩洞住人到岩洞安魂的崇宗敬祖情结，体现了深山溪峒壮民与自然和人文和谐共生中的生存智慧。[115]谭金玲、韦福安的《浅谈左江花山岩画与左江区域壮族传统饮食习俗的关系》探讨了壮族先人自古就有集众踏歌和集体祭祀必以酒助兴和以酒作为人神沟通的物质媒介的习俗，以糯米为主食和五色糯饭祭神的习俗与花山岩画反映的生产习俗相吻合等，认为壮族传统饮食习俗是花山岩画中反映的壮族先民生活在当今壮族民间延续的遗存。[116]赵明龙的《试论骆越族群蛙图腾崇拜》认为，骆越族群蛙图腾崇拜，既是骆越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骆越原始宗教信仰体系中的最具代表性的文化，其表现形式主要有骆越铜鼓蛙塑像、骆越岩画蛙人歌舞、骆越农耕节庆（如蛙婆节和蛙亭以及蛙节习俗）等。[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