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新新

伴随着“十二五”时期国家新闻出版业转型升级的启动，“十三五”时期新闻出版转型升级的深入推动，媒体融合步入深度融合发展阶段，知识服务的发展呈现多层次、全方位、立体化的发展特征。知识服务，是指出版单位围绕目标用户的知识需求，在各种显性和隐性知识资源中有针对性地提炼知识，通过提供信息、知识产品和解决方案，来解决用户问题的高级阶段的信息服务过程。知识服务已先后走过基础软硬件配置、知识资源的数字化和数据化、知识体系研发、知识服务供应等阶段，目前正处于提质增效、推广应用的阶段，也是经受市场检验的关键阶段。

我国较早时期出现的知识服务产品类型有数字图书馆、数据库产品、终端阅读产品、手机书等，后来又陆续出现了以知识体系为核心的知识库、大数据知识服务平台、MOOC/SPOC在线教育平台、AR图书、VR图书等新产品、新形态。

自2015年至今，国家新闻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先后启动了三批110家知识服务模式试点单位的遴选、32家知识服务技术支持单位的遴选、67家数字化转型升级技术供应商的遴选、18家知识服务类别科技与标准重点实验室的公布、8项知识服务项目标准的发布、7项知识服务国家标准的启动等工作，分别在试点示范、技术支持、科研支撑、标准研制等方面取得了卓有成效的业绩。

以知识服务层次为划分标准，出版单位所开展的知识服务分为三层：第一层为信息服务；第二层为知识产品；第三层为知识解决方案。

以满足不同的用户需求为划分标准，知识服务模式包括扩展型知识服务和定制化知识服务。扩展型知识服务，其用户以学习知识、拓展知识面为目的，不针对具体问题，而是针对用户意欲拓展的知识领域提供较为科学的研究方向和相关数据资料；定制化知识服务，是根据用户需求，以用户欲解决的问题为目标，不仅可依靠检索为用户提供数据，还能根据相关知识对提供的数据进行筛选、清洗、拆分、重组，提供解决问题的产品或者方案。[1]

以动力源泉为划分标准，知识服务分为政策驱动型知识服务、信息驱动型知识服务、产品驱动型知识服务、技术驱动型知识服务和智慧驱动型知识服务五种知识服务模式。本文将探讨这五种知识服务模式的发展方向及主要路径。

一、政策驱动型知识服务模式

政策驱动型知识服务模式是政府配置出版资源的体现，主要是以各行业的政策为支撑、契机，以行业知识需求为导向，旨在以机构知识服务为主体的知识服务模式。

政策驱动型知识服务模式往往伴随系统、行业重大政策的出台和公布，采取较为前瞻性的数字技术，往往是政府购买服务，主要是政策撬动、引导而产生的知识服务市场；受政策辐射效应，此类知识服务模式往往也适用B2C 、B2G的商业模式，知识服务产品在短期内能实现较高的市场占有率。

以政法类知识服务产品为例，《人民法院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2009—2013）》甫一公布，法律出版社即在2012年推出“中国法官电子图书馆”产品，并在全国各地数百家法院上线使用。在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组织的“数字出版转型示范单位”评审中，法律出版社获批全国首批“数字出版转型示范单位”，该产品是其通过评审的关键性因素。法律出版社因此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实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

2016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信息化建设工作领导小组首次提出建设“智慧法院”。2016年12月，国务院印发的《“十三五”国家信息化规划》，明确指出支持“智慧法院”建设，推行电子诉讼，建设完善公正司法信息化工程。2016—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召开了多次信息化工作会议，会上均强调建设“智慧法院”。“智慧法院”政策的出台，推动了“法信——中国法律应用数字网络服务平台”（简称“法信”）的建设，“法信”是典型的政策驱动型知识服务平台。“法信”是中国首家法律知识和案例大数据融合服务平台，由最高人民法院立项，财政部提供资金支持，人民法院出版社负责实施。平台建设定位于法律服务市场需求，在人民法院出版社自有资源的基础上，结合热点法律案例解读，不断丰富和扩展资源库，建设面向法律人士的精准化一站式法律知识服务平台。迄今为止，“法信”已经在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3200家法院上线，成为全国80万法律人士优选的知识服务工具。

二、产品驱动型知识服务模式

产品驱动型知识服务模式是出版单位以知识资源为基础，研发和锻造优质知识服务产品，以优质资源为动力，以产品质量为抓手，提高知识服务市场占有率，抢占知识服务市场高地。

产品驱动型知识服务模式的主要特征有：产品内容丰富、结构合理、技术较为稳定和先进，产品美誉度和知名度较高，市场覆盖率较广。研发单位往往集数年乃至数十年之功，精心打磨知识服务精品，以产品核心竞争力取胜，进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

产品驱动型知识服务模式的主要案例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皮书数据库”。该数据库以皮书系列研究报告为基础，内容丰富，主要包含中国经济发展数据库、中国社会发展数据库、世界经济与国际政治数据库、中国区域发展数据库、中国竞争力数据库、中国文化传媒数据库等产品，已经连续几年实现2000万元以上的产值。

人民卫生出版社研发的“人卫临床助手”也属于产品驱动型知识服务模式。截至2018年上半年，“人卫临床助手”资源建设已初具规模，涵盖疾病知识11 549条，典型病例5000例，医学词汇17万条，国家临床路径1213个。[2]

产品驱动型知识服务模式还包括一些影视产品，如地质出版社拍摄制作的4D电影《会飞的恐龙》。《会飞的恐龙》获得9项国家级、省部级大奖，放映次数多达80万次。其中，仅中国科技馆2015年6月至2016年年底就放映529次，观众多达79 350人次，票房收入达到159万元。截至2017年年底，全国票房收入估计为800万元。

三、信息驱动型知识服务模式

信息驱动型知识服务模式，是指通过提供特定行业系统、特定地域区域、特定专题领域的资讯信息，为用户提供服务的知识服务模式。信息驱动型知识服务隶属于知识服务的第一层次——信息服务范畴，往往在新闻领域应用较多，其发展的典型性业态是融媒体。

信息来自对数据的萃取、过滤或格式化后而赋予数据一定的意义，来自或根据特定主题而收集的事实及数据。[3]此种知识服务模式以行业资讯或其他动态信息为资源基础，通过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进行统计分析、资源整合，为相关行业企业或者从业者提供综合的解决方案。以信息驱动的知识服务产品更加注重多元化的解决方案，包括行业热点信息解读、主题报道、市场动态分析以及相关产业战略规划等。

励讯集团是典型的信息驱动型知识服务商，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科技、医学、法律、商业信息服务提供商之一，其收入的大部分来自信息服务。励讯集团在全球拥有超过3万名员工，为180多个国家的客户提供专业信息服务。

我国新闻业信息驱动型知识服务的主要案例体现为融媒体，包括行业性融媒体、区域性融媒体和品牌性融媒体，以及融媒体发展高级形态的中央厨房。“出版头条”和“百道网”是我国面向出版业的信息驱动型知识服务产品，大多以新闻出版业的新闻、资讯、动态信息为基础，经过大数据分析、人工加工编辑等手段进行资源重新整合，为出版单位和出版从业人员提供即时信息解读、市场分析等综合解决方案。

四、技术驱动型知识服务模式

技术驱动型知识服务模式，是以高新技术作为驱动，研发前瞻性产品，为用户提供新型服务的知识服务模式。高新技术的应用、前瞻性产品的研发、科技与新闻出版的融合，是技术驱动型知识服务模式的典型特征。

具体而言，技术驱动型知识服务模式又分为两种。其一，以高新技术为内核的知识服务，这类知识服务产品都使用高新技术，探索将前瞻性技术与传统内容相结合，研发新型产品，提供新型服务。如近几年持续成为焦点的大数据技术、AR技术、VR技术与新闻出版业的融合，催生出诸如“自然资源大数据平台”、苏州梦想人的AR图书系列产品、武汉和思易VR教育科普产品等。其中，“自然资源大数据平台”涵盖23类学科知识内容，知识关联涉及2000多万种，文字、图片资源数百万条，并且通过网络爬虫技术持续扩充资源，可支撑用户数据模型及交互数据的可视化展示。其二，新闻出版机构自建技术团队，提供知识服务领域的技术开发服务。2018年年底，地质出版社旗下的中地数媒公司（数字出版分社）依托两家高新技术企业，数字出版业务收入突破2000万元，实现收入和利润连续三年翻番，形成了由技术开发、影视制作、智库建设、自然资源知识服务在内的知识服务矩阵，正式步入市场化、规模化、高质量发展的阶段。

技术驱动型知识服务模式的关键在于将高新技术原理与新闻出版产业链有机结合，探索并寻找出各种技术在新闻出版业应用的路径和规律。经过多年的探索，在最新技术与新闻出版相结合方面，已经获得如下认知：第一，AR技术应用于出版产业链的主要环节包括3D模型库、AR编辑器、运营展示系统。第二，大数据技术应用于新闻出版业的关键技术包括数据存储、数据采集、数据清洗、数据标引、数据计算、数据建模、数据服务，以数据为生产要素，重塑出版产业链。第三，AI技术推动新闻出版业的升级表现为对内推进新闻出版业务流程再造，如智能策划与协同撰稿、智能审校系统、智能数据挖掘与加工、智能印刷、智能发行、流程协同与再造；对外提供智能化产品服务，包括新闻出版大数据、知识服务与专家系统、AR/VR的智能出版、智能教育、智能机器人、智能翻译、新闻推荐、深度学习、语音识别等。

值得一提的是，几乎所有新闻出版单位，都高度重视高新技术与传统内容的融合，都积极探索和布局媒体融合发展，努力实现科技为出版赋能。

五、智慧驱动型知识服务模式

智慧驱动型知识服务模式，是指以国家级重点实验室为龙头，以智库建设为核心，以产学研用一体化为整体格局，通过提供智慧型产品服务、智库咨询、智库报告，举办高端会议论坛和开展标准研制和宣贯，提供知识服务的模式。

智慧驱动型知识服务模式是近年来出现的创新型知识服务模式，其共同特征包括：

其一，以国家级重点实验室为龙头。开展智慧型知识服务的新闻出版单位大多都以融合发展、科技与标准重点实验室为依托，高度重视研发，强调创新，将科技融入出版，努力实现全程媒体信息无处不在、全员媒体提升公众参与度、全息媒体多元展现、全效媒体功能多样的全媒体发展。

其二，以智库建设为核心。开展智慧驱动型知识服务，首先要确保拥有足够的智力资源和专家智慧，建设一支强有力的专家队伍，因此，智库建设成为出版单位战略布局知识服务领域不可或缺的一环。如中国农业出版社成立了“三农出版发行高端智库”，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设立了“建设发展研究院”，知识产权出版社发起了“i智库”，地质出版社面向自然资源行业组建了“睿智库”。“融智库”则是由地质出版社和知识产权出版社联合发起的专业智库，在课题委托、标准研制、论坛举办、成果出版、运行机制等方面已不断完善并日臻成熟。

其三，致力于智慧技术研发应用，持续开展标准研制和宣贯。以知识产权出版社、人民卫生出版社等中央部委出版社为代表的智慧驱动型知识服务提供商，大多重视人工智能、增强现实、虚拟仿真等智慧型技术的研发与应用，持之以恒地研发技术含量高的创新型产品，如中国知识产权大数据与智慧服务系统（DI Inspiro）、“人卫智网”医学教育智慧平台等。同时，各类标准化工作也在持续推进中，无论是早期的新闻出版转型升级标准体系、后来的复合出版工程系列标准，还是最近的国家知识服务标准，这些致力于知识服务的新闻出版企业都给予了人财物的支持，给予了智慧支撑和智力支持，并且经常开展标准的宣传、贯彻和落实执行工作。

其四，创新第一驱动，人才第一资源。智慧型知识服务模式的市场主体，都把创新作为第一动力。在产品创新方面，各单位纷纷试水大数据产品、AR产品、VR视频、“机器人+”阅读的新业态、新模式；在技术创新方面，知识产权出版社长期致力于大数据、语义分析技术的应用与推广；在运营创新方面，“直销+代理”“机构+个人”“线上+线下”的销售模式纷纷涌现，成为数字出版创收、营利的主要商业模式。智慧型知识服务模式的市场主体，都把人才作为第一资源。在发展模式方面，地质出版社推行协议工资制，引进行业领军人才和骨干人才，持续供应新兴出版的人才资源，按照市场经营规律和现代企业制度推进数字出版的产业化发展；人民法院出版社、人民卫生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等企业均拥有一支数十人规模的知识服务队伍，形成涵盖战略、内容、技术、运营等全方位的人力资源布局。

其五，提质增效重要性凸显，融合传统部门成为趋势。采取智慧型知识服务模式的新闻出版企业，除了一如既往地强调转型升级以外，还对提质增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与此同时，对传统出版部门的支撑与融合，成为智慧型知识服务的未来发展方向。

六、结语：知识服务向何处去

“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该结论对数字出版的发展、知识服务模式的演进同样是适用的。持续了一段时间以项目供给支撑数字出版、以平台开发维持知识服务的局面即将成为历史。让市场在配置知识服务资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配置资源的作用，将成为新时代知识服务发展的主流方向和正确路径。

今后，政策驱动型知识服务需要更好地发挥政府配置资源的作用，同时面向广大的机构市场进行大力推广和应用；产品驱动型知识服务、信息驱动型知识服务、技术驱动型知识服务，须以市场为导向，以用户知识需求为目标，以科技与新闻出版融合为抓手，形成“政府引导、企业主体、市场主导、创新驱动、质效并重”的发展格局；智慧驱动型知识服务将成为国有数字出版知识服务的主流模式，成为数字出版产业化、新兴出版提质增效、出版与科技融合的主力军，成为数字出版国家队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落实媒体融合重任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