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诗羽

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Abdel Fattah al-Sisi)上台后，面对2011年“一·二五革命”[注]“一·二五革命”发生于2011年1月25日，埃及民众通过街头示威、游行、抗议、罢工等形式开展反政府活动。它共持续18天，波及开罗、苏伊士、亚历山大等埃及多座城市。抗议活动导致穆巴拉克辞去总统职务、民族民主党结束一党专政。的遗患，稳定国家秩序和发展经济成为当务之急，而利用科普特人问题[注]科普特人问题泛指一切关于科普特人的经济、政治、宗教文化等方面问题的总和。，激化其与主体族群穆斯林间矛盾则成为埃及国内反对塞西的政治势力的主要着力点。2018年12月11日，塞西政府在埃及境内禁售黄马甲，以防民众在“一·二五革命”纪念日的敏感时期效仿法国“黄马甲运动”组织抗议活动。[注]Hamza Hendawi, “Egypt Restricts Yellow Vests Sales to Avoid Copycat Protests,” Associated Press, December 11, 2018, https://apnews.com/38a1a03c66234372b2149f3013f642ed?fbclid=IwAR3qk_m3grigyYQ-GnGQssgVtZ4g5I47czH-jYMGvwySrizB9GHq8bCpboU，登录时间：2019年1月11日。此举凸显出当前埃及国内形势依然严峻。塞西执政以来，埃及国内族群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但面临的形势仍很严峻。缓和族群矛盾是塞西政府推行的主要政策之一。作为埃及国内族群问题的焦点，科普特人[注]“族群”是一个文化概念，指因持语言、宗教、历史、习俗等共有的文化认同而形成的群体，其中宗教性群体是“族群”的类别之一。“少数族群”作为一个相对概念，在中东地区主要是以国家为单位进行分析和讨论的，一般都拥有共同的历史经历和宗教文化认同。在埃及，科普特人可以被定性为少数族群。这种学术观点在国内外学界已被广泛接受。详见[英]史蒂夫·芬顿：《族性》，劳焕强等译，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版，第58页。与穆斯林间的族群矛盾由来已久，本文在梳理科普特人问题历史脉络的基础上，着重分析塞西政府的科普特族群政策，探究其政策制定的动因及其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一、 埃及科普特人问题的历史演变

受到历史、宗教和地缘等因素的影响，埃及的人口结构较为复杂。现阶段，埃及国内的族群结构以逊尼派穆斯林为主体，约占全国总人口(1.045亿)的84%。科普特人等其他少数族群、宗教少数派[注]埃及国内的少数族群及宗教少数派主要包括科普特人、努比亚人、贝都因人、亚美尼亚人、柏柏尔人、犹太人、什叶派穆斯林和巴哈伊教徒等。其中，科普特人作为埃及最大的少数族群，约占埃及总人口的8%～10%。近年来，努比亚人问题、贝都因人问题、什叶派穆斯林问题等都在埃及有所抬头，但均未造成重大影响。科普特人问题仍是埃及国内最突出的族群问题，埃及当局也对其给予了高度关注。共约占埃及总人口的16%。[注]Yousra A. Mohamoud, Diego F. Cuadros and Laith J. Abu-Raddad, “Characterizing the Copts in Egypt: Demography, Socioeconomic and Health Indicators,” QScience Connect, Vol. 22, 2013, p. 1.作为埃及规模最大的少数族群，科普特人问题一直是埃及国内的主要族群问题，并引发国内外的广泛关注。自穆斯林征服埃及以来，穆斯林与科普特人间的族群矛盾在埃及历史上从未间断过。每当国家形势动荡、社会关系紧张时，二者的矛盾都会升级成为社会动荡的隐患。

科普特人是埃及的土著居民。公元641年阿拉伯军队占领埃及，开启了科普特人不断被边缘化的历史。从相对宽松的自然同化到严苛的强制同化，大批科普特人逐渐改信伊斯兰教和被迫使用阿拉伯语。经过阿拉伯人长达6个世纪的统治，埃及国内信奉基督教的科普特人的人口比例从90%降至约10%。[注]杨灏城、朱克柔编：《民族冲突与宗教争端——当代中东热点问题的历史考察》，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47页。因宗教信仰不同，科普特人被穆斯林统治者苛以重税并逐出军队及行政机构等权力部门。科普特人在社会权力、人口规模、文化影响力等方面都逐渐趋于弱势。14世纪至19世纪埃及有关科普特人的历史记录非常罕见，这足以说明埃及当局对科普特人的轻视。[注]Otto F.A. Meinardus, Two Thousand Years of Coptic Christianity, Cairo: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in Cairo Press, 2002, p. 16.

当然，科普特人因技能特长或时代需要也曾在个别时期短暂地拥有一定的社会优势地位，但都未能根本上扭转族群的弱势地位。奥斯曼帝国时期，科普特人利用审计技能重回税收岗位，使其的经济地位得到改善。西方殖民及穆罕默德·阿里改革时期，埃及亟需推进现代化进程，科普特人的文化与技能优势得到发挥。通过与西方商人开展贸易合作、国家土地并购以及占据高层公务员岗位的优势，科普特人积累了大量财富。数据显示，科普特人在1914年坐拥国家一半的财富和150万费丹[注]费丹是埃及土地面积计量单位，1费丹为1.038英亩，约合4,200平方米。的土地。[注]Vivian Ibrahim, The Copts of Egypt: Challenges of Modernization and Identity, London: Tauris Academic Studies, 2011, p. 48.除了经济地位的提升，科普特人也开启了长达近40年的族群政治斗争。除在国家行政部门和军队都担任部分要职外，在英法殖民者的启发下，科普特人也树立了争取族群平等和自由的思想意识。20世纪初，科普特人成立了“科普特改革协会”(Coptic Reformist Association)、“科普特大会”(Coptic Congress)来争取族群平等并积极投身埃及的独立运动。1930年后，随着埃及国内穆斯林精英社会地位的上升，国家遵循西方现代发展的指导路线遭到否定，回归以伊斯兰教为指导的国家发展模式受到推崇。埃及当局认为科普特人作为宗教少数族群，应臣服于国家主体族群，不应担任政府要职。因此，科普特人被逐渐排挤出政府、高校、司法等关键部门，基层的公务员体系也缩减了对科普特人的开放程度。

埃及独立后，科普特人问题逐渐凸显，埃及国内的族群矛盾也逐渐公开化。埃及在国家发展过程中未能处理好族群问题，导致族群矛盾日趋复杂。在纳赛尔时期，埃及当局推行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和经济改革政策进一步加剧了科普特人问题的严重性。埃及《1956年宪法》明确了埃及的阿拉伯身份，埃及社会的各个层面也由阿拉伯民族主义所主导。[注]王锁劳：《埃及民族主义研究：兼论现当代埃及—阿拉伯关系》，北京大学国际政治专业博士学位论文，2000年2月，第70页。虽然科普特人不抵触阿拉伯民族主义，但也存在对国家的“阿拉伯属性”是否会进一步导致“伊斯兰属性”抬头的担忧。在经济上，当局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土地改革与国有化改革，科普特富豪成为被打击的主要目标。原本控制国家51%银行金融业、44%制造业、34%农业土地和75%运输业的科普特人的财富急剧缩水。[注]Rachel Scott, The Challenge of Political Islam: Non-Muslims and the Egypt State,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68.科普特贵族的巨额财产逐渐流失，而多数科普特农民则因土地流失而成为无业者。自此，科普特人在经济上难再有起色。因族群利益遭受直接侵害，科普特人在埃及的社会地位不断下降，科普特人问题进一步恶化。然而，纳赛尔与科普特正教会高层的亲密合作，又对科普特人起到了一定的安抚作用。埃及政府赋予科普特正教会特权，作为回馈，正教会需保证科普特人对国家的忠诚。科普特正教会扮演了科普特人唯一代言人和当局合作者的双重角色，致使许多客观存在的科普特人问题无法得到实质性解决。

在萨达特时期，科普特人问题变得更加严峻，族群矛盾进一步凸显。为巩固政权，萨达特执政初期通过下令释放穆斯林兄弟会成员来笼络穆斯林，并在埃及《1972年宪法》中规定了伊斯兰教作为国教、阿拉伯语作为官方语言、伊斯兰教法作为埃及立法主要来源等条款。[注]金字塔报计划与微缩中心：《1805-1971年埃及宪法》，开罗：金字塔制作影印公司1977年版，第359页。转引自王锁劳：《埃及民族主义研究：兼论现当代埃及—阿拉伯关系》，第48页。在此背景下，伊斯兰势力迅速扩张，伊斯兰教对埃及社会的渗透持续加深。科普特人在埃及社会被进一步边缘化，在日常生活中常遭受无端袭扰的现象也日趋严重。科普特世俗及宗教阶层均对当局倡导的伊斯兰意识形态和社会频发的宗教暴力事件极为不满。大批科普特人移居海外，这导致埃及的科普特人问题渐趋国际化。作为科普特人代言人的科普特正教会教皇谢努达三世(Shenouda III)与萨达特政府进行了直接对抗，终以被流放而收场，埃及的族群矛盾上升至难以调和的状态。

在穆巴拉克时期，埃及当局重视营造缓和族群矛盾的氛围，经过流放的科普特正教会教皇回归后对当局的态度也从“敌视对立”转为“友好合作”。但埃及的族群矛盾并未得到根本缓解，而是暗藏于社会其他矛盾中。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重新兴起，加之埃及社会矛盾激化，科普特人再次成为暴力袭击和政治压制的对象。穆巴拉克政府暗中偏袒伊斯兰势力，科普特正教会又一味屈服于总统的做法，难以维护对科普特人的权益。在科普特人内部，积极伸张族群利益的海外科普特团体在科普特正教会的打压下难以发声。族群利益被践踏却不能得到埃及官方与教会的保护，令科普特青年和知识分子等团体极为愤懑，埃及的科普特人问题持续发酵。

“一·二五革命”爆发后，埃及族群关系在短暂缓和后再度恶化，族群问题成为国家亟需解决的难题之一。在为期18天的“一·二五革命”过程中，埃及不同族群一度营造出“并肩作战”的和谐场景。正如1919年反抗英国殖民统治那样，科普特人与穆斯林内心共同的“埃及认同”发挥了作用，双方都将国家利益置于首位。但和谐稍纵即逝，双方的关系在“革命”后便急转直下。随着埃及社会矛盾的集中爆发，族群对立严重并导致族群矛盾再次升级。少数族群问题成为埃及社会矛盾的焦点之一，针对科普特人的暴力袭击事件屡见不鲜。同时，科普特人也因伊斯兰势力的急剧增长而处于前所未有的弱势地位。特别是穆尔西执政后，族群关系在社会各层面都处于紧张状态，族群矛盾进一步加剧。在普通民众层面，随着社会矛盾的激化以及对立情绪的上升，平民间冲突的频次和烈度明显增加。作为主体族群的穆斯林公开歧视、贬低科普特人，族群间的琐碎摩擦都会被社会舆论放大至宗教冲突层面。为了不引起更大的教派冲突，法官常常息事宁人判决穆斯林胜诉。这导致伊斯兰激进派气焰更加嚣张，科普特人处于更加被动的地位，双方积怨不断加深。在领导人层面，穆尔西未能给予科普特人充分的尊重。2012年11月4日，穆尔西反常地缺席新科普特正教会教皇塔瓦德罗斯二世(Tawadros Ⅱ)任命仪式。[注]Paul S. Rove, “Christian-Muslim Relations in Egypt in the Wake of the Arab Spring,” Middle East Studies, Vol. 22, No. 2, 2013, p. 273.此外，在科普特人遭遇恐怖袭击原因尚未查明时，埃及当局便通过总统顾问发表公开声明，暗指冲突责任应归咎于科普特教堂人员。穆尔西还拒绝前往实地进行慰问，仅以口头方式表达关心。[注]彭超:《埃及科普特人研究》，郑州大学世界史专业博士论文，2017年5月，第108页。2013年1月，科普特正教会教皇无视政府禁令，30年来首次前往上埃及举行修道院会议，公开表达对执政当局的抵触情绪，称“教会曾尝试与当局就国家利益进行商讨，但事与愿违”[注]“Coptic Pope Tawadros Criticizes Egypt Islamist Leadership New Constitution,” Ahram Online, February 5, 2013, http://english.ahram.org.eg/News/64135.aspx，登录时间：2019年1月10日。。由此可见，“一·二五革命”后，穆斯林与科普特人间的裂痕不断扩大，埃及的族群矛盾已经恶化至难以掩盖的严重程度。

二、 塞西执政以来应对科普特族群问题的政策

在塞西执政之前，无论是过渡政府还是穆尔西政府都未能处理好“一·二五革命”对埃及内政外交所带来的负面影响。2014年3月26日，塞西在竞选演讲中呼吁把埃及建成一个现代民主、全民平等的公民国家。次月，塞西便以总统候选人的身份拜访科普特正教会教皇塔瓦德罗斯二世并向其致以复活节的问候。[注]Johannes Amin Makar, “Coptic Christians Struggle for Justice,” Egyptian Streets, May 5, 2014, https://egyptianstreets.com/2014/05/05/egypts-coptic-christians-struggle-for-justice/，登录时间：2019年2月28日。在当选之前，塞西的言行就表现出其极力维系与科普特族群关系的政策倾向。

上台之初的塞西将维护族群和谐、稳定宗派关系、弥合社会裂痕作为其政策主要目标之一。自2014年以来，塞西政府一直坚持营造埃及和谐的族群关系、强调国家统一，其族群政策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安抚以科普特人为代表的宗教少数派族群。在官方立场的表达中，塞西政府一直给予科普特族群充分的尊重。2014年和2018年，科普特正教会教皇塔瓦德罗斯二世受邀参加塞西总统的就职典礼，并被置于与爱资哈尔大教长同等重要的嘉宾席位上。每逢科普特东正教圣诞节当日，塞西都会亲临教堂为基督徒送上祝福。在历史上，历届埃及总统仅是在圣诞夜到访教堂或通过电话进行祝贺，这足以体现出塞西对科普特人的诚意。与穆尔西政府暗示穆斯林不能向科普特人送去祝福相反，塞西本人及其政府主要官员和埃及社会头面人物都在圣诞节向科普特人表达祝贺。2019年科普特东正教圣诞节，以爱资哈尔大教长为代表的宗教界人士和埃及国防部部长等军方力量都到访教堂进行慰问。不仅如此，圣诞前夕，爱资哈尔官方在其社交网站页面发布宗教法令，明确规定穆斯林与科普特人之间进行友好的日常交往符合伊斯兰教法，二者应宽容共存，在宗教庆祝活动和日常社交场合中彼此问候、互送礼物是可行的，更是被提倡的。[注]“Al-Azhar Says Muslims May Greet, Exchange Gifts with Christians During Holidays,” Ahram Online, January 1, 2019, http://english.ahram.org.eg/NewsContent/1/64/321021/Egypt/Politics-/AlAzhar-says-Muslims-may-greet,-exchange-gifts-wit.aspx，登录时间：2019年1月10日。埃及国防部部长穆罕默德·扎基(Mohamed Zaki)也到访教堂向科普特正教会教皇塔瓦德罗斯二世致以问候，并肯定了武装部队中的科普特成员对埃及国家安全作出的贡献。[注]“Egypt’s Armed Forces Greet Pope Tawadros Ahead of Christmas Celebrations,” Arham Online, January 5, 2019, http://english.ahram.org.eg/NewsContent/1/64/321193/Egypt/Politics-/Egypts-armed-forces-greet-Pope-Tawadros-ahead-of-C.aspx，登录时间：2019年1月10日。

在社会资源的分配上，塞西政府力求实现族群间的平等并着力解决少数族群的现实困难。一直以来，穆斯林与科普特人相互争夺社会资源是双方矛盾难以调和的根本原因。穆斯林是埃及社会的主体族群，在族群规模和影响力上都较科普特人具有明显优势。同时，历届政府首脑也都是穆斯林。科普特人在国家社会资源分配上一直不占优势，在经济、文化、政治等方面都处于边缘地位。以最为典型的宗教场所用地来说，教堂和教会是基督徒宗教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然而，因审批流程的繁杂以及审批条件的模糊，科普特人修建教堂的需求一直未能得到充分满足。相比之下，穆斯林修建清真寺则容易得多。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埃及人口呈爆发式增长，教会也因发展需要不断扩大，修建清真寺和教堂的需求同步增长，双方的需求在埃及突出的人地矛盾面前显得更为棘手，随着对资源竞争的上升，二者的冲突也不断升级。2003年，在“胡马雍”法令[注]“胡马雍”法令颁布于1856年，它是埃及关于修建教堂事项最早的现代法令。从内容上来看，该法令赋予了基督徒修建教堂的权利，但同时也强调修建教堂必须通过国家元首的审批。此法令的有效性在埃及社会长期存在分歧。直至1952年埃及国家行政法院判定，“胡马雍”法令依然具有法律效应。的基础上，埃及官方再次强调“修建教堂需要总统的审批”[注]段九州：《科普特问题和埃及宗教冲突的制度性根源》，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8年第3期，第23-26页。。据埃及官方发布的数据，整个埃及境内登记在册的教堂仅2,869座，这与科普特人的人口占比严重不匹配。[注]“Egypt Approves Legalisation of 168 New Churches,” Egyptian Streets, December 2, 2018, https://egyptianstreets.com/2018/12/02/egypt-approves-legalisation-of-168-new-churches/，登录时间：2019年1月10日塞西上任后，埃及政府通过简化审批流程、推进教堂合法化等手段来解决科普特族群的现实需求。埃及《2014年宪法》第235条明确了教堂建设及翻新的权属规定，强调其目的是“保障基督教徒进行宗教仪式的自由”。[注]The Arab Republic of Egypt, Constitution of The Arab Republic of Egypt 2014, Cairo, January 18, 2014, p. 63.埃及议会在2016年8月通过修订法案，将教堂修建审批权下放至地方省长一级。自2017年以来，已有3,730座无证教堂提交了合法化申请，截至2018年10月10日，埃及内阁确认已有340座完成审批流程。尽管这一过程面临地方宗教狂热分子的暴力反对，但埃及前总理谢里夫·伊斯梅尔(Sherif Ismail)仍向社会呼吁加快无证教堂合法化进程。[注]“Egypt Approves Legal Status of 120 Churches and Church-affiliated Buildings,” Barnabas Fund, October 30, 2018, https://barnabasfund.org/en/news/egypt-approves-legal-status-of-120-churches-and-church-affiliated-buildings，登录时间：2019年1月11日。此外，在新建宗教用地上，塞西政府也给予穆斯林、科普特人同等待遇。2019年1月，基督诞生大教堂(Cathedral of the Nativity)在埃及新行政首都落成，此建筑可同时容纳约8,200人，面积达7,500平方米，是中东最大的基督教教堂。与此同时，一座大型新建清真寺也将在附近落成。[注]“Biggest Cathedral in the Middle East to Be Inaugurated in New Administrative Capital,” Egyptian Streets, January 4, 2019, https://egyptianstreets.com/2019/01/04/biggest-cathedral-in-the-middle-east-to-be-inaugurated-in-new-administrative-capital/，登录时间：2019年1月11日。

在权力分配上，塞西政府尝试将少数族群纳入国家管理体系并给予其与穆斯林同等的社会权力，而不再像历届政府那样将科普特人排除在财政、司法等政府重要部门之外。为应对经济下行局面，2014年7月塞西政府宣布成立“埃及万岁基金会”(Long Live Egypt Fund)，明确规定该基金会由埃及中央银行、科普特正教会教皇和爱资哈尔大教长共同管理。[注]Sarah, “A Message from the Egyptian Consulate of Sydney regarding the ‘Long Live Fund’,” Australian Coptic Movement, July 17, 2014, http://www.auscma.com/2014/07/a-message-from-the-egyptian-consulate-of-sydney-regarding-the-long-live-egypt-fund/，登录时间：2019年1月11日。此类举措在历届政府中十分鲜见。以往政府重要部门即使有科普特政治精英出现，他们大多是扮演“政治花瓶”的角色，难以掌握实权。另外，为了体现对科普特人的充分尊重和平等对待，除穆斯林的宗教节日外，塞西政府在2019年将科普特东正教圣诞节列入全国带薪法定假日。[注]Marina Barsoum, “Egypt’s Sisi to Inaugurate Egypt’s Largest Church, New Mosque on Coptic Christmas Eve,” Ahram Online, January 5, 2019, http://english.ahram.org.eg/NewsContent/1/64/321225/Egypt/Politics-/Egypts-Sisi-to-inaugurate-Egypts-largest-church,-n.aspx，登录时间：2019年1月11日2017年2月8日，埃及最高法院作出裁决，允许埃及基督徒享受为期一月的带薪休假，前往耶路撒冷进行朝圣活动；同时判定《国家公务员法》(CivilServantsLaw)中仅允许穆斯林前往麦加朝觐而禁止科普特参与朝圣活动的规定违宪。埃及社会舆论称此举对科普特人在埃及全面享有公民权利的进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将2014年《宪法》中规定的公民一律平等落到了实处。[注]“Egypt Court Rules Coptic Christians, Like Muslims, Have Right to Paid Holidays for Pilgrimage,” Egyptian Streets, February 8, 2017, https://egyptianstreets.com/2017/02/08/egypt-court-rules-coptic-christians-like-muslims-have-right-to-paid-holidays-for-pilgrimage/，登录时间：2019年1月11日。

第二，严厉打击宗教极端势力。首先，在防范工作中，塞西政府重视完善法律体系。2015年8月埃及出台的《反恐怖主义法》填补了国家法律体系在反恐方面的空白。此前，埃及一直处于全国紧急状态，但从未出台过正式的反恐法律。[注]王志强：《埃及〈新反恐法〉的政治发展目标及其实现》，载《决策与信息》2015年第12期，第35页。其次，塞西政府积极完善相关的行政机构。2018年12月30日，埃及官方宣布成立“反教派主义委员会”(Anti-Sectarianism Committee)。该委员会成员由埃及武装部队、情报部门、行政管理部门和国家安全局成员组成，其设立目的是制定预防和打击宗派极端势力的总体战略和实施计划，并完善宗派事件的处理机制。[注]“Egypt’s Presidency Sets Up Anti-Sectarianism Committee: Official Gazette,” Ahram Online, December 30, 2018, http://english.ahram.org.eg/NewsContent/1/64/320942/Egypt/Politics-/Egypts-presidency-sets-up-an￣tisec￣tarianism- committ.aspx，登录时间：2019年2月28日。

此外，塞西政府还依靠外部力量开展联合反恐行动。自2014年以来，塞西多次公开表态愿同美国联合打击恐怖组织。美方对此积极回应，表示愿意与埃及开展合作，共同遏制恐怖主义在中东地区的蔓延。双方之前已就认定“耶路撒冷支持者”、“伊斯兰国”为恐怖组织的问题上达成共识。[注]孙德刚：《埃及成为国际反恐重要的前线国家》，载《文汇报》2017年4月16日，第5版。2019年初，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Mike Pompeo)在其中东之行中将埃及纳入“中东战略联盟”(Middle East Strategic Alliance)成员之一，同时表示要加强双边关系，共同打击中东极端势力，并对埃及长期保护宗教自由和打击恐怖主义的行动表示肯定。[注]“US Stands with Egypt’s Efforts to Protect Religious Freedoms, Fight Terrorism: Pompeo Tells Sisi,” Ahram Online, January 10, 2019, http://english.ahram.org.eg/NewsContent/1/64/321477/Egypt/Politics-/US-stands-with-Egypts-efforts-to-protect-religious.aspx，登录时间：2019年1月11日。

在善后安抚工作方面，塞西政府也表现出与历届政府截然不同的态度。近年来，埃及国内极端事件的受害者主要为科普特人，在事后处置上，政府多采取敷衍的态度草草了事。在穆尔西时期，埃及甚至出现官方为袒护穆斯林反而将极端事件的成因归咎于科普特人的情况。[注]Mariz Tadros, “Copts Under Mursi: Defiance in the Face of Denial,” Middle East Report, Vol: 43, No.267, 2013, p. 24.塞西在事后处理上表现出更为积极和客观的态度。例如，2018年11月2日，一辆载有科普特人的巴士遭遇袭击，造成多人伤亡。为安抚受害者及其家属，埃及官方次日便作出紧急回应，宣布遇难者享有烈士待遇且其家属可获10万埃镑抚恤金，事件导致的重残者及遇难者家属可获每月1,500埃镑的经济补偿。[注]Marina Barsoum, “Egypt Social Solidarity Minister Orders EGP 100,000 for Families of Martyrs in Minya Terror Attack,” Arham Online, November 3, 2018, http://english.ahram.org.eg/NewsContent/1/64/315621/Egypt/Politics-/Egypt-social-solidarity-minister-orders-EGP-,-for-.aspx，登录时间：2019年1月11日。

第三，加强社会引导，倡导公民平等与温和伊斯兰思想。2016年6月，有埃及国会议员提出应删去身份证中“宗教身份”一栏，以体现埃及2014年《宪法》第53条，该条法律规定埃及“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不得因宗教、信仰、性别、地理归属、社会阶层等原因受到歧视”。[注]“Egyptian MP Proposes New Legislation to Remove Religious Affiliation from National ID Cards,” Egyptian Streets, June 1, 2016, https://egyptianstreets.com/2016/06/01/egyptian-mp-proposes-new-legislation-to-remove-religious-affilriiation-from-national-id-cards/，登录时间：2019年1月19日。2018年11月，埃及议会就此议题再次展开讨论。随后，塞西总统在2018世界青年论坛上强调埃及“支持公民信仰自由、抵制宗教歧视；埃及公民不存在宗教信仰的区分，其共同拥有‘埃及人’的身份认同”[注]“Egyptian MP to Submit Bill Omitting Religion from National IDs to Parliament,” Egyptian Streets, November 12, 2018, https://egyptianstreets.com/2018/11/12/egyptian-mp-to-submit-bill-omitting-religion-from-state-ids-to-parliament/，登录时间：2019年1月19日。。可以看出，塞西一直倡导宗教自由、平等和谐的思想理念。塞西上台后就与温和的伊斯兰力量代表开展密切合作；同时，塞西在各种场合多次呼吁阿拉伯社会需要传播温和伊斯兰教义、开展宗教革新。2018年11月埃及举行伊斯兰教先知纪念活动，塞西发表讲话称：“现阶段，以伊斯兰教之名的守旧、极端的宗教行为使世界对伊斯兰教产生了误解。相反，伊斯兰教本应传递和平、共存的温和理念。构建人类共同体是社会发展的核心支柱，社会中每个个体不因宗教信仰、种族差异而有所区别。所以，为了捍卫穆斯林的声誉和社会良性发展，开展温和化的宗教革新是当今世界的重要议题。”[注]“Egypt’s Sisi Calls on Scholars, Intellectuals to ‘Spread the Tolerant Teachings of Islam’,” Ahram Online, November 19, 2018, http://english.ahram.org.eg/NewsContent/1/64/316574/Egypt/Politics-/Egypts-Sisi-calls-on-scholars,-intellectuals-to-sp.aspx，登录时间：2019年1月20日。

三、 塞西政府族群政策的动因

埃及重新发展需要融洽的族群关系。客观地说，埃及社会确实存在棘手的安全问题，而科普特人问题是国内最为重要的族群问题，是解决埃及族群矛盾的主要突破口。“一·二五革命”爆发后，隐匿在埃及社会的青年问题、就业问题、经济问题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凸显，这些社会矛盾常常以族群冲突的形式表现出来。同时，在政治变革期间，频繁的政权更迭使埃及社会出现了“安全真空”，穆斯林与科普特人在“一·二五革命“过程中短暂和睦后，双方都意识到此次政治变革是自我政治发展的良机，双方的竞争关系不断升级，族群冲突也就随之增多。据统计，2011年埃及境内穆斯林与科普特人冲突事件的数量是2010年的3倍之多。[注]Mariz Tadros, Copts at the Crossroad: The Challenges of Building Inclusive Democracy in Egypt, Cairo: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in Cairo Press, 2013, p. 139.特别是穆尔西执政时期，虽然穆尔西通过退出穆兄会、辞去党内职务等方式表明与伊斯兰主义力量划清界限的姿态，但他的上台确实壮大了埃及的伊斯兰主义势力。尤其在上埃及的村庄、乡镇等落后地区以及穆兄会的势力范围，族群矛盾迅速上升，族群冲突事件屡屡发生，导致族群关系极为紧张。穆尔西时期，埃及共发生了9,000余场游行示威活动，族群冲突事件高达481起。[注]Gehad El-Haddad, “In Egypt, a Violent Step Backward,” The Washington Post, July 9, 2013, https://www.almendron.com/tribuna/in-egypt-a-violent-step-backward/, 登录时间：2019年1月20日。在地区层面，极端组织的快速发展也对埃及国内安全形势产生了负面影响。“一·二五革命”后，“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分支大肆向埃及渗透，穆兄会极端派别因被定性为恐怖组织也开始发起极端暴力袭击，这都使埃及社会稳定遭受极大挑战。其中针对科普特人的袭击和科普特教堂的爆炸时有发生，波及开罗、亚历山大、西奈以及明亚等多个地区。

埃及令人堪忧的安全状况直接影响了国家重建进程。埃及旅游业一直是埃及的支柱产业，也是国家外汇的主要来源。但恐怖袭击事件使得埃及旅游业受到重创。据埃及中央公共动员与统计局(Central Agency for Public Mobilization and Statistics)发布的数据，2016年上半年埃及境内旅游人次同2015年上半年相比降低了51.2%。[注]Aswat Masriya, “Egypt’s Tourist Numbers Drop 51.2% in First Half of 2016: CAPMAS,” Egyptian Streets, September 28, 2016, https://egyptianstreets.com/2016/09/28/egypts-tourist-numbers-drop-51-2-in-first-half-of-2016-capmas/，登录时间：2019年1月20日。由此可以看出，解决埃及国内的安全问题是国家重建的首要任务，而融洽族群关系也是其中的重要环节。国家发展对安全局势的客观需求促使塞西政府重视并采取促进族群和谐的政策。

从执政角度来看，采取族群和解政策也是塞西出于个人政治利益的需要。首先，塞西借助族群议题来打击国内政敌。历史上，世俗力量与宗教力量一直在埃及政坛相互博弈。塞西作为军方力量的代表，上台之后便将矛头直指前总统穆尔西，声称“穆兄会并非所谓‘真主的人’，恰恰相反，正是因为他们才造成了社会的极度不和谐。解决社会的安定问题必须首先解决穆兄会的问题”[注]《塞西：埃及处于一种战争状态》(阿拉伯文)，载《金字塔报》2014年7月7日。转引自杨福昌：《塞西当选总统后的埃及形势》，载《西亚非洲》2014年第5期，第8页。。塞西通过罢免及审判穆尔西，将穆兄会定性为恐怖组织等方式，有效打击了以穆兄会为代表的伊斯兰主义力量，消除了政治阻碍。同时，塞西在各种场合大力倡导温和伊斯兰思想，也是反衬之前伊斯兰主义势力在处理科普特族群问题上的不当之举。其次，塞西此举也是为了扩大自身的执政基础。在打击穆兄会的同时，塞西一直与温和伊斯兰力量的代表——爱资哈尔大教长开展合作并给予其较高的政治地位，利用后者的号召力笼络了国内大批温和派穆斯林民众。同时，塞西坚持贯彻友好包容的族群政策，给予科普特人希望并增强其对政府的满意度，有利于赢得科普特民众的支持。最后，族群和解政策有利于安抚人心，掩盖其执政的短板和被动局面。塞西上台以来，确实在经济重建方面做出了相应的努力，但仍难改变政治失序带来的经济低迷局面。因经济困境直接关系到民生问题，所以民众对塞西政府的信心及满意度自然会降低。与经济政策相比，族群和解政策容易看见成效，所以利用族群政策有利于在短期内缓解埃及民众的不满。实际上塞西执政后又重新走上了强人政治的老路，政治转型并未朝民众期待的方向发展。2018年虽然塞西仍以97.08%的高得票率赢得连任，但埃及全国投票率仅约40%，甚至低于2012年穆尔西参选总统时51.8%的投票率。[注]刘旭：《埃及大选塞西高票领先 低投票率折射民众信心不足》，中国新闻网，2014年5月29日，http://www.chinanews.com/gj/2014/05-29/6228027.shtml，登录时间：2019年1月20日。由此可见，埃及民众对现状并不满意。塞西政府实行族群和解政策、倡导温和公正的伊斯兰思想，对重塑民众对政府的信心有一定的帮助。

从国际层面看，推行族群和解政策和打击极端势力有助于重塑埃及的国际形象，巩固埃及与大国的关系。长期以来，科普特人问题受到西方世界的持续关注。1911年埃及科普特记者基里亚科斯·米哈伊尔(Kyriakos Mikhail)在伦敦出版了《英国统治下的科普特人与穆斯林》，该书主要记录了科普特人在埃及社会遭遇的不公对待，科普特人问题自此逐渐引起国际关注。[注]Vivian Ibrahim, The Copts of Egypt： Challenges of Modernization and Identity, London: Tauris Academic Studies, 2011, p. 59.自纳赛尔时代起，大批科普特人移民至美国、加拿大等西方国家，其中一些科普特精英及科普特组织在当地还获得较大的社会影响力。特别是“一·二五革命”以来，埃及暴露出的各种社会问题集中以族群冲突的形式表现出来，又一次引发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迫于国际社会的压力，塞西政府在处理科普特人问题上不得不采取较为谨慎的态度。此外，埃及外交局势在塞西上任初期也十分窘迫。一方面，非盟暂停了其成员国资格；另一方面，美国和欧盟国家因对塞西罢免穆尔西行为的政治合法性产生质疑，也暂停了对埃及的军事援助以及双方的军事合作。[注]Michael Gordon and Mark Landler, “In Crackdown Response U.S. Temporarily Freezes Some Military Aid to Egypt,” The New York Times, October 10, 2013, http://www.nytimes.com/2013/10/10/world/middleeast/obama-military-aid-to-egypt.html?_r=0, 登录时间：2019年1月20日。作为埃及的传统盟友，美国的制裁直接破坏了埃及的国际环境。在此背景下，埃及亟需在国际层面修复与大国关系。地区反恐一直是美国中东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特别是特朗普上任以来，其反恐战略的实施主要依靠地区盟友来完成。2017年12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明确指出：“针对中东地区恐怖主义行动，美国将为地区伙伴国提供支援提高其反恐能力，同时发展地区持久性联盟以巩固之前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反恐成果。”[注]Mead, Walter Russell,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Washington D.C.: The White House, December 2017, pp. 10-11.因此，埃及大力实行族群和解政策、开展反恐行动实际上找到了与美国的利益契合点。事实证明，埃及紧随美国地区反恐步调的策略确实取得了成效。2018年7月，美国恢复了对埃军事援助，援助金额高达1.95亿美元。[注]郑国仪：《30年总额近800亿美元!美国宣布恢复对埃及军事援助》，载《参考消息》2018年7月31日，第6版。同时，美国肯定了塞西政府对构建和谐、平等、共存族群关系的努力，并将埃及纳入新的“中东战略联盟”。除在地区层面开展军事、反恐合作外，埃美两国还就地区经济、外交战略等展开深入合作。[注]“US Plans to Revive ‘Arab NATO’ to Confront Iran,” Al Jazeera, July 28, 2018, 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18/07/plans-revive-arab-nato-confront-iran-180728070339826.html, 登录时间:2019年1月20日。埃及也因此有机会与中东地区大国开展军事、经济、政治等多领域的合作。由此可见，埃及通过反恐行动不仅与以美国为代表的大国修复了关系，而且也有效重塑了自己的国际形象。

四、 塞西政府族群政策面临的挑战

执政五年来，塞西政府实施的科普特族群政策获得了可观的成效，但埃及国内存在的族群问题并没有得到实质性解决。长远来看，塞西族群政策的成效仍取决于埃及社会其他问题的解决，特别是经济发展困境的突破。

首先，塞西政府没有把握住族群问题的实质，未能从源头上治理族群矛盾。历史上，一千多年来科普特人问题一直伴随埃及社会发展的全过程。现阶段埃及族群问题集中暴露，根源在于因长期遭受就业困难、粮食紧缺、通货膨胀等经济困境，民众内心的不满情绪被激化，使社会冲突以族群冲突的方式爆发。科普特人作为埃及社会的宗教少数派，社会地位一直较为低下，因此社会的不满情绪更易发泄至科普特人身上。而不同族群成员的冲突极易引发社会关注和被放大，所以一些本无关宗教、族群的矛盾也会演化成族群问题。现阶段塞西政府的经济政策与前几届政府相比并未实现根本突破，国家仍然主要依靠消减经济补贴和寻求外部援助来缓解经济下行压力，措施相对单一且成效不大。仅从表层遏制族群问题的激化难以治本，即使实施铁腕手段也难以从根源上防范和解决这些问题。以2019年科普特东正教圣诞节为例，埃及政府从2018年底就针对紧张的安全形势进行防范部署，但在圣诞节当日，仍有数处教堂顶部发现炸弹，有一处教堂发生爆炸，并造成一名警察牺牲。[注]“Egyptian Policeman Killed Defusing Bomb Outside Coptic Church,” Al Jazeera, January 6, 2019, 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19/01/egyptian-policeman-killed-defusing-bomb-coptic-church-190106092543616.html，登录时间：2019年1月20日。2017年虽然埃及境内的族群冲突事件数量降至22起，但历史上族群问题最为突出的萨达特时期宗派冲突的发生量也仅为10起，可见国家的安全形势仍不容乐观。[注]郑凯伦、李奕言：《埃及总统塞西：新任期面临新挑战》，中国日报网，2018年4月3日，http://baijiahao.baidu.com/s?id=1596706249813477362&wfr=spider&for=pc，登录时间：2019年1月25日。族群和解政策短时间内可以安抚民众，但若国家经济状况长期得不到改善，民众对政府的忍耐限度自然会下降。塞西注重缓和族群矛盾而回避经济困难，久而久之，难免会让民众对其执政方针产生避重就轻的质疑。

其次，针对塞西的族群政策，穆斯林与科普特人双方的不满不断发酵。穆斯林群体谣传科普特人串通了塞西政府，蛊惑其采取有意针对穆斯林的政策。塞西推行的族群平等政策也被穆斯林认为是科普特人抢夺了其社会资源。因此，一些穆斯林对科普特人产生了敌对情绪，尤其是在文化程度不高的偏远乡村，二者的情绪对立更加突出，由此可能引发新一轮的族群问题。另外，科普特人的态度也经历了从希望到失望的渐变过程。不同于往届政府的敷衍态度，塞西上任之初狠抓族群问题，确实使科普特人看到了希望。但之后极端分子针对科普特人的暴力袭击仍时有发生，科普特人仍难以摆脱极端事件的阴影。同时，埃及经济颓势一直难以得到有效改观，包括科普特人在内的埃及民众日常生活长期困苦。这直接削弱了科普特人对塞西政府的满意程度，一些科普特人认为塞西就是利用少数族群的支持来谋取个人政治资本，并非切实解决族群问题，种种迹象难免让科普特人对塞西族群政策的初衷产生质疑。

最后，反恐行动作为解决埃及社会族群问题的主要手段，仍存在较多困难，难以保证从根源上解决族群问题。因极端势力结构复杂，其在埃及的发展蔓延势头并未减弱，塞西政府面临的反恐形势依然十分严峻。现阶段埃及境内的极端势力与境外恐怖组织相互勾连，具备较强的活动能力，特别是在西奈半岛的北部。近年来，他们频频在埃及各地发动恐怖袭击，并在事件发生后多次直接宣布承担责任，公开展示其与塞西政府对抗的姿态。与此同时，埃及国内新兴极端势力也在不断壮大。一方面，塞西铁腕打击穆兄会，促使很多温和伊斯兰力量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出现激进化转向。另一方面，随着国家经济陷入长期困境，极端组织对社会上心怀失望的青年人的吸引力也越来越大，甚至一些知识分子因对世俗力量产生了怀疑便将希望寄托于宗教，逐渐论为宗教狂热分子。埃及政府不仅现阶段面临极端组织的强劲威胁，未来如何控制极端组织的发展也是其面临的巨大挑战。然而，科普特人一直是极端组织主要的打击目标，恐怖主义力量得不到有效控制，就难以解决埃及社会的族群问题。

综上，埃及的族群问题是历史积怨、社会矛盾等多方面因素长期积累的结果。塞西政府“就事论事”的政策确实可以在短期内取得缓和族群矛盾的成效，但其政策能否持久并实现标本兼治却值得怀疑。未来塞西政府仍需着重于突破经济困境，从根本上改善民生。只有切实缓解社会矛盾，才能从根源上逐步解决长期困扰埃及社会的科普特族群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