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喜昆

一、引言

2010年2月，在四川省政府印发的《西部金融中心建设规划（2010～2012）》中提出了将成都建设成西部金融机构中心、西部金融市场和交易中心以及西部金融服务中心的初步战略。2010年9月在《四川省成都市天府新区总体规划》中提出了通过建设天府新区提升区域金融服务的集聚程度，通过引进国内外优质金融资源不断提升成都市的金融国际化水平。在建设西部金融中心的进程中，成都市金融国际化水平的提升尤为关键，从北京、上海、深圳等区域性金融中心的发展经验来看，一个城市的金融国际化水平是打造区域金融中心乃至国际金融中心的必要条件。2015年，成都市政府在《成都市现代金融业发展工作推进方案》中提出将“提升金融发展的对外开放水平”作为未来金融发展的重点改革领域；016年，在《四川省金融业“十三五”发展规划》中明确提出到2020年末，成都市将基本建成西部金融中心，并指出要“进一步提升金融业活跃度、市场度、开放度和国际化程度，构建以成都为中心的西部金融中心建设格局。随着成都市在金融领域改革的不断深入，对成都市的金融国际化水平进行研究有助于加快建设西部金融中心，对于如何结合当地优势建设成具有成都特色、与西部经济发展相协调的区域性金融中心有重要意义。尤其是在成都市参与“一带一路”战略的过程中，能够使金融发展更好地为成都的基建投资、产业升级、引进来与走出去、大企业大集团发展、公共产品等提供创新性金融支持与服务，助力成都加快国家中心城市建设。

二、文献综述

目前学术界有关金融国际化内涵与影响的研究较为丰富。在金融国际化内涵方面，主要的代表性观点有：Claessens and Glaessner（1998）将金融国际化概括为金融开放、金融全球化、金融一体化和金融自由化的过程；程超泽（1999）认为金融国际化的本质在于随着各国金融管制的放松与金融创新的突破而实现资本在全世界范围内的自由流动；戴相龙（1999）认为金融全球化主要表现为资本流动、货币体系、金融市场、金融机构、金融协调与监管的全球化；夏建伟，陈理飞（2004）强调金融国际化进程中各国的金融活动的相互融合；赵延河，齐兰（2006）以及吴婷婷（2012）在研究中也都强调金融国际化是金融业务的双向国际化过程。有关金融国际化影响的研究方面：Capiro and Honohan（1999）认为金融国际化能够通过提高本国的资源配置效率来促进经济增长；王允贵（1999）认为金融国际化对经济发展有正面和负面双重影响；Mitton（2006）以及Hammel（2006）的研究都认为金融国际化通过本国资本市场的开放给境内的实体企业提供新的投融资机会；张安民，杜金岷（2013）的研究显示金融国际化能够改善我国商业银行的经济绩效；Mishkin（1999）的研究表明外资银行入驻东道国会加剧该国国内银行风险集中的趋势；刘锡良（2012）认为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金融开放可以学习发达国家金融体系建设，降低被风险转移、危机转嫁的可能性。在金融国际化水平的研究方面：Quinn（1997）与Bandiera et al（2000）均使用法规描述性指标来研究金融国际化水平，并使用主成分分析法对金融国际化进行了综合分析；Laeven（2000）使用主观赋权法构建了关于发展中国家金融国际化的综合指数；刘毅，申洪纳（2002）以及吴婷婷（2012）等都使用主成分分析法建立了中国的金融国际化综合指标体系；查华超，裴平（2016）构建了能够反映中国金融市场化改革进程特征的指标体系修正并重新对中国金融市场化指数进行测度。

综上可知，学术界对金融国际化内涵的研究内容基本一致，都强调金融开放与金融自由化为核心的金融业务与金融机构的跨国交流与合作。同时，现有文献将研究重点放在了在有关金融国际化对一国经济的影响方面，而针对金融国际化的定量研究大多从国家层面进行研究，也有一些针对城市或省级地域的金融国际化水平的研究则主要是定性分析。基于此，本文在现有研究成果基础上，将成都市的金融国际化水平作为研究对象，一方面对成都市金融业对外开放的发展经验进行总结归纳，在此基础上构建成都市金融国际化的综合指标体系，另一方面借鉴学术界现有对国家层面金融国际化发展水平的实证研究方法，对成都市金融国际化水平做定量研究。

三、成都市金融国际化指标体系的构建

目前对于一个国家金融国际化水平的实证研究已经比较成熟，大多从金融国际化表现维度出发，选取各个维度适当的指标构建中国金融国际化程度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在选择指标的过程中，主要以法规描述性指标为主，并通过主观赋权对指标予以赋值，使用因子分析法通过对指标得分矩阵进行主成分分析得到一个国家的金融国际化指数。但是一个省级区域或者城市的金融国际化程度的测度不同于国家层面的测度方法，一方面区域或者城市的金融国际化水平又明显存在差异；另一方面受制于一个国家普遍的金融政策或者法律制度的约束，使得用于国家层面的一些指标与数据不能反映一个地区或城市金融对外开放的特征。因此并不适合采用法规描述法建立测度指标进行实证研究，用于衡量一个国家金融国际化的货币政策国际化维度以及金融监管国际化维度等具有普遍性的指标并不适用于衡量一个城市的金融国际化发展水平。考虑到各个区域或城市金融发展的特殊性，在研究一个城市的金融国际化过程中，在选取一个城市的金融国际化维度以及相关指标的过程中应该重点考虑到一个城市的经济金融等领域的对外开放情况，尤其是现阶段中国的金融业对外开放试点工作，在一个城市金融国际化发展水平中具有重要意义。

（一）指标体系的构建

1.指标的选择

城市之间的金融国际化水平具有差异性的主要原因在于，不同城市之间的经济外向性、金融发展历史、区位特征以及地方政府的执政理念等存在特殊性。金融作为经济活动支付环节的衍生，一个城市金融国际化程度影响最大的是该城市经济发展对外开放程度，此外，一个城市里金融业务以及金融机构的对外开放水平都是衡量一个城市金融国际化水平的主要维度。基于此，本文在对成都市金融国际化水平进行实证分析的过程中，结合学术界的现有研究成果，主要选取了反映成都市的经济外向程度、金融业务国际化以及金融机构国际化等三个维度的指标来构建金融国际化的指标体系。并考虑到有关数据的可得性与完整性，分别选取了12项与经济外向程度、金融机构国际化以及金融业务国际化相关的指标来描述金融国际化的各个维度。其中反映经济外向程度的指标主要有对外贸易依存度、出口贸易额、进口贸易额、进出口贸易额等与国际贸易相关的指标；反映金融机构国际化的指标主要有外资金融机构数量、外资金融机构资产及外资金融机构从业人员等与国际金融机构在成都的发展情况；反映金融业务国际化的指标主要有跨境人民币业务、外汇存款余额、外汇贷款余额、外商投资项目以及实际利用外资规模等一些同国际资本流动关系密切的指标。考虑到成都市于2010年提出了构建西部金融中心的发展战略，因此本文实证研究的时间区间为2010年至2016年。根据上述指标，本文初步构建了反应成都市金融国际化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表1 成都市金融国际化指标体系

表1显示了本文构建的用于评价成都市金融国际化发展水平的综合指标体系。其中一级指标即成都市金融国际化水平，是本文实证研究的目标层；二级指标是准则层，分别代表了本文跟据成都市经济金融发展情况选择的，且能够反应成都市金融国际化发展水平的三个维度，主要包括经济外向程度、金融机构的国际化程度以及金融业务的国际化程度等内容；三级指标即是指标层，是与准则层维度密切相关的具体指标。本文综合现有文献，选用对外贸易依存度、进口贸易与出口贸易来衡量成都市的经济外向程度，使用外资金融机构的数量规模、资产规模以及从业人员数量衡量金融机构的国际化程度，而在金融业务的国际化维度方面，分别用跨境人民币业务规模、外汇存款与贷款余额、外商投资项目以及成都市实际利用外资的规模等指标来衡量。

2.指标说明与数据来源

根据本文所构建的指标体系，分别使用成都市当年进出口贸易额占当年GDP的比重、出口贸易额、进口贸易额来衡量成都市的经济外向程度；使用外资金融机构的数量、外资金融机构的资产规模以及从业人员规模反应金融机构的国际化程度；使用跨境人民币业务、外汇存款余额与外汇贷款余额以及外商投资项目与规模来衡量金融业务的国际化水平。以上所有指标的数据均来自于2010年至2016年历年的《成都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四川省区域金融运行报告》以及相关年份的金融年鉴。

四、主成分分析与成都市金融国际化发展水平的实证分析

（一）研究方法

在研究方法上，本文借鉴了当前学术界有关金融国际化问题研究比较成熟的方法，同样使用主成分分析法。首先通过主因子分析对所构建的反映成都市金融国际化水平的指标体系中的12个三级指标进行降维处理，在提取出既相互独立又承载指标体系所含信息的关键指标之后，进一步根据特征值确定各个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并以此作为权重来计算主成得分，从而对成都市2010年提出建设西部金融中心以来历年的金融国际化水平进行综合测度。

（二）金融国际化的测度

1.数据的标准化

本文在研究中构建的成都市金融国际化指标体系包含了12项与金融国际化关系密切的经济金融指标，由于各指标之间的单位不同，在使用于主成分分析法来提取与金融国际化有关的主因子之前需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由于指标体系重所选指标均为正向指标，因此可以使用阈值法对各项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 结果如下表2所示：

2.提取主因子

在对原指标体系进行标准化处理之后，考虑到12个指标中可能存在相关性较强的指标，为了避免相关性较强的指标之间承载重复信息，因此使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所选指标体系进行降维处理，提取出影响金融国际化的主因子并以此作为分析金融国际化的依据。主成分分析的过程使用PASW.18完成，KMO检验结果为0.682，大于0.5，且Bartlett球形检验Sig值为0.02，能够通过5%的显著性检验，说明本文构建的指标体系的数据分布特征能够满足做主成分分析的基本要求。进一步依据特征值大于1的基本原则，提取出两个相互独立且与金融国际化密切相关的主因子，累计贡献率为92.075%。说明主成分分析法提取的两个主因子包含了与金融国际化水平相关绝大部分信息，进行在进行方差旋转之后，两个主因子的方差贡献率分别为：62.204%、29.871%，各指标的因子载荷矩阵如表3所示：

表3 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

从旋转后的主因子载荷系数来看，第一主因子主要反映了与经济基本面的国际程度；第二主因子主要反映了涉外金融业务与机构方面的信息，两个主因子基本上承载了有关金融国际化的全部信息。

3.主成分得分与综合得分

根据主成分分析的结果，对本文所提取出的2个主因子的方差贡献率进行加权平均可以得到一个反映成都市金融国际化水平的综合性指标。即：

表4 金融国际化指标的因子得分与综合指数

根据表4可知，在2010年成都市提出提升金融国际化水平并构建西部金融中心的战略规划之后，成都市的金融国际化水平总体上呈持续提升态势。2010年至2016年期间，成都市金融国际化的综合指数分别为2.68、20.21、32.78、25.06、61.51、41.95 以及58.71，其中，2010年综合得分最低，原因在于当时成都市的金融国际化处于起步阶段。2014年的金融国际化水平最高，主要得益于第一主因子（F1）较高的得分，即当2014年成都市经济基本面的外向程度明显高于其他年份。2015年与2016年，虽然成都市的金融国际化综合指数相对于2014年有所下降，但是从主因子得分方面可以看到，2015年、2016年成都市的金融国际化水平下降主要是受宏观经济下行压力背景下，成都市经济基本面的外向性不断下降所引起（即F1的得分相比下降）。同时也可以看到，2015年以后，反应涉外金融机构与金融业务扩张的第二主因子（F2）得分明显要高于其他年份，且逐年上升，这说明成都市在跨境金融集聚方面的能力在不断增强，正逐渐成为跨境金融业务的交流中心。相比较2014年依靠经济外向规模引致金融外向的数量型金融国际化阶段，2015年之后，成都市的金融国际化质量在不断提升。

（三）结论

本文通过构建金融国际化的指标体系，使用主成分分析法对于成都市国际化水平进行了实证研究。根据实证结果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1）2010年以来，在成都市构建西部金融中心战略实施过程中，不断加强金融发展方面的对外交流，提升了成都市对外资金融机构与金融业务的金融集聚能力，总体上成都市金融国际化的水平总体上持续上升。

（2）从主因子得分来看，成都市金融国际化水平的提高主要得益于经济基本面的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升以及跨境金融机构与金融业务的不断扩张，而且经济基本面的外向程度所占权重相对较高，反映了金融国际化的提升是以经济发展的外向性为基础的。2014年之前成都市金融国际化水平的提升主要依赖于成都市经济发展的高度外向性；2015年之后，在宏观经济步入下行的背景下，成都市金融国际化水平的提升更多的与跨境金融机构的发展以及跨境金融业务的开展有关，一方面反映了成都市建设西部金融中心取得了明显成果，另一方面说明成都市对外资金融机构与金融业务的金融集聚效应已初见成效，成都市金融国际化的质量在不断提升。

五、对策与建议

（一）发展地方经济，提升经济水平的外向性

地区经济活力的提高将会产生更多的金融需求，积极发展成都市及周边地区的外向型经济将催生更多的跨国金融需求。尤其是盘活成都市的民营经济将会引致更多的民间投融资需求和理财需求，大量的民间资金除了在国内金融市场上有投资理财需求外，也会产生国际投资的需求。这对于培育成都市的跨国金融市场有积极作用，随着人民币加入SDR，外向型经济带来的外汇流动将更多的以人民币结算，因此推动成都市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不仅会繁荣外汇交易市场，也将吸引更多国外投资者的进入，对于成都市引进外资银行、提升证券市场与保险市场的国际化水平有重要作用。

（二）借助政策东风，争取成都市的试点金融业务

在中央政府助力推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背景下，成都市金融业发展的规划应紧密结合“一带一路”战略。目前，成都市正在积极通过“蓉欧+”项目的实施加强与欧亚各国的经济贸易交流，除此之外，还应对成都市金融业的长远发展制定合理的政策，提高成都市的金融集聚能力与金融辐射范围。在建设西部金融中心的同时，应积极争取国家层面的政策支持，类似上海在建设亚洲金融中心上的做法。2016年四川省自贸区试点工作正式获批运营，借此契机，应争取更多有关金融业务方面的试点运行项目，例如离岸金融市场的试点运行以及国际债券的发行等，借助成都市与南亚地区经济文化的合作平台，率先试点运行部分针对南亚国家和地区的金融合作项目。

（三）适度金融监管，创造良好的金融生态

严苛的金融监管环境一方面不利于涉外金融业务的开展，抑制了金融自由化的国际趋势，另一方面也不利于区域内金融创新产品与服务的发展。目前我国整体的金融监管法治化程度还有待提升，因此成都市应在地方金融监管的具体实施举措过程中应采取试点经验推广的模式，尽量引进国外先进的金融监管理念与监管法律规章制度，构建透明的法治化监管环境可以为国内外金融市场的参与主体提供一个相对稳定的市场预期，对于吸引国外优质金融资源，培育金融产品创新有积极作用。此外，还应该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吸引优质金融人才的进入，在建设天府新区的过程中，随着金融资源的聚集，金融人才的培养与引进不仅依靠良好的制度环境，还应当加强金融机构与高校的联合培养，这对于提升本土金融人才的国际化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