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飞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陕西 西安710119）

唐前期，作为国家军事力量动员机制的一个组成部分，行军制度发挥了巨大作用。这已为孙继民等学者所揭示。[1]到唐后期，随着府兵制的废弛，行军制也逐渐衰落，并进一步随着安史之乱的爆发，而为行营制度所取代。但学界对行营制度的关注，远不如行军制度多，目前仅有张国刚[2]175-196、友永植、黄寿成、冯金忠等人的一些文章而已[3-5]。对此，笔者近年有所措意，曾讨论唐末蔡州行营、代北行营和镇压黄巢行营[6-8]。但要了解更多行营问题，尚需向前追溯。因此，本文着力于揭示行营制度起源时，来自安西、北庭的行营，用以著明行营的早期状态。对此，薛宗正[9]253-263和刘玉峰[10]143-148先后进行过研究。不过这一时期所谓行营尚在行营制度初起而并未定型时期，其统帅是节度使，与中晚唐时期以招讨使或都统为统帅的行营不同。而薛、刘二人仅就安西、北庭行营立论，不免有所局限。故本文拟在长时段发展过程中，来看待安西、北庭行营的分期、建置及其意义。

一、行营释义

“行营”即行动的军营。军营是军队在野外作战过程中就地驻扎的集合单位，是十分具体的军队组织。对此，张国刚根据《李靖兵法》和西域出土文书进行了讨论，主要从“营”的形态和建制入手，讨论了露营和舍营的区别，每营官兵配备，乃至兵士装备和衣粮。[2]175-188张国刚进一步将唐代派到边疆的防秋兵或防冬兵都视之为行营[2]183，似有不妥。因在唐后期，并未直接将防秋兵或防冬兵称之为行营，且行营虽然字面上为行动的军营，但并不是说所有行动的军营都能被称为行营。

最初的“行营”一词并不具备特殊含义，如唐高宗征伐高句丽时，显庆六年（661）“春正月乙卯，于河南、河北、淮南六十七州募得四万四千六百四十六人，往平壤带方道行营”[11]卷4，81。这里的行营，只是指征伐高句丽的平壤带方道军营。因为当时还在府兵制阶段，征伐高句丽的建制为行军道，如该年五月任命“左骁卫大将军、凉国公契苾何力为辽东道大总管，左武卫大将军、邢国公苏定方为平壤道大总管，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乐安县公任雅相为浿江道大总管，以伐高（句）丽”[11]卷4，81-82，可见每道设一大总管。

此外，行营初与行军混淆。如《旧唐书》载，景龙二年（708）七月“癸巳，左屯卫大将军、摄右御史台大夫、朔方道行营大总管、韩国公张仁亶同中书门下三品”[11]卷7，146，但在《新唐书》中，其实是“朔方道行军大总管张仁亶同中书门下三品”[12]卷4，110。盖当时有行军建制，且行军有大总管之设，而行营建制，无行营大总管之称。

至于“行营”二字作为专称之始，张国刚据《旧唐书·高仙芝传》，认为是“天宝三年高仙芝为行营节度使讨小勃律”[2]184。不过高仙芝征讨小勃律在天宝六载（747），并非三载（744），且《旧唐书·高仙芝传》原文为：“玄宗特敕仙芝以马步万人为行营节度使往讨之。”[11]卷104，3203这里中华书局点校本并未断开，而据张国刚意见，似可断为“玄宗特敕仙芝以马步万人为行营节度使，往讨之”。但若是“行营节度使”，因当时高仙芝为安西节度使帐下将领，且另有记载其为“安西都知兵马使高仙芝奉诏总军，专征勃律”[11]卷109，3298，疑高仙芝并非以“行营节度使”之称号出征，而以“安西都知兵马使”出征。如此，则应断作“玄宗特敕仙芝以马步万人为行营节度，使往讨之”①孟彦弘对于行营起源的探讨，虽然认为行营的普遍化、制度化在安史之乱以后，但他依然将此处高仙芝的“行营节度使”视之为一个官职，认为是“玄宗特敕”为“行营节度使”。参见孟彦弘《论唐代军队的地方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一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266页。孟氏之所以也会有这种认识，应当是基于安史之乱期间的行营统帅也叫节度使的事实，但以后推前尚需谨慎。。

特别是当时高仙芝上一级为安西节度使夫蒙灵詧，此人在高仙芝平定小勃律归来后，对高仙芝不经其手即向唐廷上奏捷报表示不满，大骂高仙芝，《旧唐书·高仙芝传》载：

仙芝军还至河西，夫蒙灵詧都不使人迎劳，骂仙芝曰：“噉狗肠高丽奴！噉狗屎高丽奴！于阗使谁与汝奏得？”仙芝曰：“中丞。”“焉耆镇守使谁边得？”曰：“中丞。”“安西副都护使谁边得？”曰：“中丞。”“安西都知兵马使谁边得？”曰：“中丞。”灵詧曰：“此既皆我所奏，安得不待我处分悬奏捷书？据高丽奴此罪，合当斩。但缘新立大功，不欲处置。”[11]卷104，3205

上述这段话，在《新唐书·高仙芝传》中大致相同[12]卷135，4576，主要包含两点意思：

1.作为安西节度使的夫蒙灵詧，对于其帐下实力派将领安西都知兵马使高仙芝颇为忌惮，虽然一手提拔其为“安西副都护、四镇都知兵马使”，但需要前提是经过自己的上奏。一方面这是需要经过上级的行政程序，另一方面也想保持自己的权威。一旦高仙芝不经其手即向唐廷奏捷，马上引发夫蒙灵詧的愤怒。因此，在这样的关系之下，高仙芝恐怕不会也担任行营节度使，夫蒙灵詧更不会容忍高仙芝为行营节度使。

2.在当时，高仙芝先后出任的于阗使、焉耆镇守使都是一镇军将，上升至安西副都护、安西都知兵马使，则进入了藩镇的幕府，从而掌握了整个藩镇的军权。因此，高仙芝出征小勃律直接以安西都知兵马使出征即可。

总之，仅根据《旧唐书·高仙芝传》的记载，无法完全证明当时有“行营节度使”这一职务的存在，更不能就此说高仙芝征讨小勃律的军队是行营体制。这里的行营，应当是偶尔借用了“行营”、“节度使”等名词，或者是史家将后世行营定义误植于高仙芝身上。从下文来看，行营之始确实与安西藩镇有莫大关系，容有误差。至于高仙芝时期，是否有“行营”二字真正反映在具体的军事文书上，尚待日后出土文献印证。

唐后期行营的真正出现，需要满足三个前提：第一，行营兵源为藩镇军队；第二，行营作战地点应是自身藩镇之外的王朝地域；第三，行营军队在外作战时间不短也不长。这三个前提主要是为了表明，行营军队的出现是在特殊情况下，某一处王朝地域（州县、藩镇）不得不依靠其他藩镇军队来自己境内抵抗内部叛乱。在这样的标准下，高仙芝征讨小勃律，与唐前期其他征讨外国的情况一样，都是边防藩镇自身对外征伐功能的体现。

因此，真正的行营，应当是安史之乱爆发后，来自于安西、北庭等藩镇的军队在内地活动的情况。正如《旧唐书·吐蕃传》所载：“及潼关失守，河洛阻兵，于是尽征河陇、朔方之将镇兵入靖国难，谓之行营。囊时军营边州无备预矣。”[11]卷196上，5236

二、安西、北庭行营的分期

盛唐、中唐时期，唐廷在西北地区设置的藩镇，除了延续至唐末的朔方外，先后有河西（710-766）、陇右（713-762）、安西四镇（718-790？）、伊西北庭（718-790）等。这些藩镇在安史之乱以前，起到了很好的巩固西北边疆的作用。但安史之乱后，命运多舛。由于军力内援，导致吐蕃趁虚而入，广德元年（763）前后，吐蕃陷陇右诸州；大历元年（766），河西节度使杨休明移镇沙州，孤军奋战；贞元六年（790），“吐蕃陷我北庭都护府，节度使杨袭古奔西州。回纥大相颉干迦斯绐袭古，请合军收复北庭，乃杀袭古，安西因是阻绝，唯西州犹固守之。”[11]卷13，370此后不久，安西亦陷蕃。[13]

不过，这四个藩镇的本体虽然陆续陷落，但其军力则以行营形式活跃于内地平定安史之乱的舞台上。安史之乱事起仓促，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九日安禄山起兵，不久即兵临洛阳城下。在此期间，唐玄宗于十一月十七日任命封常清为范阳、平卢节度使，赴洛阳募兵抵御；同时，又命程千里为河东节度使，在河东募兵；十一月二十二日，又任命高仙芝在京师募兵，以副元帅之名义出征。当时，程千里、高仙芝分别为卸任之北庭都护、安西节度使，封常清则是正好入朝的安西、北庭节度使。但，他们匆忙之间所统领之兵，却是临时招募而来，并非驻扎于安西、北庭的劲旅。因此，不久即战败，唐玄宗更在宦官监军边令诚的迎合下，于十二月十八日杀封常清、高仙芝，自毁长城。

此后，唐廷不得已调拨边疆军力回援内地，于是行营应运而生。对此，薛宗正、刘玉峰等人曾考证过镇西（至德二载[757]以安字为叛姓而改镇字，大历二年[767]改回安字）、北庭行营的沿革，不过皆未列表，无法得到清晰呈现。故笔者在诸家梳理基础上，结合史料予以全新列表，并目之为第一期，用以区分移驻邠宁后的行营，见表1：

表1 安西、北庭行营第一期沿革①薛宗正将白孝德在任时间写作761-765年，误。据史料，白孝德为宝应元年（762）二月荔非元礼在翼城遇难后继任，参见《资治通鉴》卷二二二，唐肃宗宝应元年二月条，第7120页。

以上所列，主要是白孝德移镇邠宁前的安西、北庭行营沿革。此行营中，既以“镇西、北庭”为名，自然包括镇西、北庭两藩镇的兵马，而非如贾志刚所说仅为安西之众。[14]薛宗正将此部归类为第一批入关勤王的行营兵马，从而与马璘部区分开来，姑且可备一说。

被界定为第二批来自安西的勤王军队即马璘所率，时马璘任“镇西节度使”，薛宗正认为马璘继梁宰之后出任安西节度使，并以此名号统兵“精甲三千”入援。这一支军队与早已进入关中的镇西、北庭行营并无瓜葛，兵士数量也不合。[9]258其入关时间，石墨林系于至德二载（757）二月后[15]，但薛宗正推测在至德末甚至更迟[9]258。不过，根据刘玉峰[10]142-143、刘子凡的考证，马璘其实是从“二庭”，也就是北庭率兵入援[11]卷152，4065。刘子凡还认为，马璘所部很可能是随李嗣业等一起集结行军。[16]317-318

无论是否合一，这两支勤王军队在安史之乱期间似乎分别行动，各有名号，也逐渐退出遍布镇压安史之乱主力军队的河南战场。首先是上元二年（761）八月，随着李国贞出任“朔方镇西北庭兴平陈郑等节度行营兵马及河中节度都统处置使，镇于绛”，镇西、北庭行营随节度使荔非元礼迁移至翼城，荔非元礼死后白孝德继任。[11]卷112，3340白孝德又于广德二年（764）出任邠宁节度使。其次，则是马璘部于宝应元年（762）奉诏西援河西，以备吐蕃军队入寇[10]144-145，并遥领安西节度使。最后，大历元年（766），在邠宁节度使白孝德去职，而马璘部回不到安西的情况下，由已拜为安西、北庭行营节度使的马璘兼任邠宁节度使，两支军队方合二为一，驻扎于邠宁地区。

此后，随着大历三年（768）十二月马璘移镇泾原，安西、北庭行营在泾原地区开始其地著化，行营之名也有名无实。②参见吴廷燮《邠宁》《泾原》载《唐方镇年表》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9-30、56-71页；李斌城《唐代泾原节度使研究》，李斌城，韩金科主编《2015丝绸之路与泾川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5年，第34-38页。唐朝最后一次在泾原节度使头衔上加“四镇北庭行军（营）”，在唐末李茂贞之子李从曮出任泾原节度使时期。移镇邠宁、泾原后的安西、北庭行营，可分为前后两期，据史料整理，见表2：

表2 安西、北庭行营第二期沿革

以上是依然在安西、北庭军将统帅下的安西、北庭行营节度使任命情况，可目之为第二期。此后，随着段秀实于建中元年（780）被免官，唐廷开始通过任命非安西、北庭军人出身的节度使来控制行营。但这一过程并非一帆风顺，这可以从此后数年的节度使任命情况得到呈现，现据史料制作第三期沿革表，见表3：

表3 安西、北庭行营第三期沿革

以上是段秀实被征入朝后，先后受命为安西、北庭行营泾原节度使的数任节度使情况。在这一阶段，行营节度使虽然依旧头系（安西）四镇、北庭行营，但更多的是作为泾原节度使出现，故而史料中多直接简称“泾原节度使”，如田希鉴。当然，希望有机会能够提供一些出土材料，来证明唐宋时期（安西）四镇、北庭行营节度使确有其全称。

更重要的是，李怀光、朱泚、舒王李谟、李晟等唐廷任命的节度使都不是来自安西、北庭的旧将。真正属于泾原地方军将的姚令言、冯河清、田希鉴则早已不是最初来自安西、北庭的将士，多为在安史之乱期间从军者。如姚令言“少应募，起于卒伍，隶泾原节度使马璘”，是马璘任职泾原后入伍的。[11]卷127，3571又如冯河清“初以武艺从军，隶朔方节度使郭子仪，以战功授左卫大将军同正。隶泾原节度使马璘，频以偏师御吐蕃，甚有杀获之功。”可知其先隶郭子仪，后隶马璘。田希鉴作为冯河清账下将领，恐怕也是应募而来。[11]卷125，3549

此外，对于这三期安西、北庭行营的结束，学界多认为在李晟“得为乱者石奇等三十余人，……悉引出，斩之”[17]卷231，7446。加之从安史之乱爆发以来，已经过了30年，当年入关平叛的将士，已经从青年步入中年，或从中年步入老年。另有在此期间不断通过各种渠道应募进入行营的其他将领，比如姚令言、冯河清等人。故泾师之变的行营将士，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从安西、北庭而来的行营将士。因此，本文的梳理也止步于此。

三、安西、北庭行营的建置

唐后期行营建置，是唐廷在历次平定地方藩镇之乱的过程中逐步确立起来的。大体而言，可以讨论行营类别、行营称呼、行营建置等方面内容。就类别而言，行营包括屯戍行营和出征行营，屯戍行营主要指禁军在地方上的屯戍，在唐后期则主要指神策军在地方上的屯驻。出征行营则是指藩镇军队离开本藩镇，前往其他藩镇进行征讨的行营。安西、北庭行营就是典型的出征行营。

对于行营称呼来说，行营一般遵循三类命名法：1.以派出藩镇命名，即如镇西、北庭行营，指的是来自于镇西、北庭藩镇的行营；2.以进攻目标命名，如唐末蔡州行营，即是以进攻目标蔡州命名[6]65；3.以进攻目标+方位命名，这在历次征讨的时候，或多或少都会体现，而且经常纳入各类行营都统、招讨使的职衔。总之，对镇西、北庭行营而言，由于是行营初次出现于历史舞台，故而许多建置都离不开藩镇的影响，未能形成行营本身的指挥体系。因此，需要详论行营建置。

（一）行营统帅

正如前文所论，安西、北庭行营的统帅一般为节度使。但这是借用了藩帅的称呼，这样就造成了藩镇和出自藩镇的行营，都有节度使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区分就成了问题。虽然说据上文考证，高仙芝此时或非真有“行营节度使”之称，而只是“安西都知兵马使”，但“节度”二字也依然会引起混淆。

不过在当时，“节度使”一职本身也才仅仅出现几十年而已。从字面意义上来看，“节度”二字并无特指藩镇节度使的天然优势，凡是具有专征之权的军事统帅，都可以目之为节度。比如“神策军节度使”，即是早期宦官尚未完全掌控神策军时，名实具符的统帅，上元元年（760）八月，以卸任镇西四镇行营节度使的卫伯玉为第一位神策军节度使。[18]此外，神策军在各地的屯驻行营，早期也都是设节度使。[19]因此，行营节度使的称呼在当时并不意外。安西、北庭行营节度使，即安西、北庭行营的统帅。

在安西、北庭行营节度使的人选上，薛宗正认为存在安西、北庭两大军系的派系之争。他将李嗣业、马璘、白孝德、段秀实等将领目之为安西军系，李栖筠、王惟良、荔非元礼、高耀等将领目之为北庭军系。①薛宗正《北庭历史文化研究——伊、西、庭三州及唐属西突厥左厢部落》，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359页。薛宗正的这一观点，自其《安西与北庭：唐代西陲边政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一书，经《丝绸之路北庭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2008年）一书，至《北庭历史文化研究》一书，前后贯穿，故今仅以距离最近的《北庭历史文化研究》一书予以征引。不过，前文已经揭示，马璘实际来自北庭。李栖筠，《新唐书·李栖筠传》明确记载其为安西行军司马[12]卷146，4735，此点王小甫已经指出[20]286；黄永年[21]、刘子凡[16]315-316更认为李栖筠为随李嗣业之兵入援，并非如薛宗正所说李栖筠另行在北庭发兵七千入援[9]252-253。王小甫另指出，荔非元礼在《旧唐书·段秀实传》中明确记载为“安西兵马使”[11]卷128，3584，并非薛宗正所论来自北庭[20]286。至于高耀，王小甫[22]、刘子凡[16]317已经明确指出身为北庭“管内勾覆仓库使”[23]的高耀，并未如吴震、薛宗正所论曾经入援中原，而是一直在北庭[24-25]。总而言之，似乎并不存在安西、北庭两系军人的派系之争。

（二）行营僚佐

安西、北庭行营除了身居节度使的统帅，还有文武僚佐。不过与藩镇幕府僚佐已经得到全面关注不同，行营僚佐尚无更多关注。戴伟华对行营幕府及其僚佐的讨论，区分了天下兵马元帅幕府、天下兵马副元帅幕府，以及各类都统幕府[26]。其中对行营都统幕府的讨论，并未具体论及安西、北庭行营幕府僚佐，故此专门梳理。

根据记载，安西、北庭行营在不同时期的僚佐大致有如下几位：

节度判官段秀实。段秀实在父丧期间，由李嗣业“表请起复，为义王友，充节度判官”[11]卷128，3584。段秀实的任务，主要是负责行营作战方略和后勤保障，详见下文对行营功能的梳理。乾元二年（759）三月之后，因李嗣业于正月战殁，荔非元礼继任节度使，“元礼多其义，奏试光禄少卿，依前节度判官”[11]卷128，3584。白孝德时期，依然为判官。

三使都虞候段秀实。行军司马段秀实及其他文武僚佐。大历元年（767）二月，马璘以四镇、北庭行营节度使兼任邠宁节度使，继续以段秀实为僚佐，任命为三使都虞候，即四镇、北庭、邠宁三镇共置一使。[17]卷224，7190马璘病笃之际，有记载为“行军司马段秀实”，押牙马頔、李汉惠等人襄助其治理马璘丧事，都虞候史廷干、兵马使崔珍、十将张景华等人阴谋作乱而被责。[17]卷225，7240段秀实从李嗣业到马璘，前后十余年掌管安西、北庭行营大小事务，可以说是安西、北庭行营的核心人物。

北庭兵马使王惟良、安西兵马使荔非元礼。乾元元年（758）三月，李嗣业屯河内，“北庭兵马使王惟良谋作乱，嗣业与裨将荔非元礼讨诛之”[17]卷220，7053。其中裨将荔非元礼，在李嗣业死后，以“安西兵马使”代将行营兵马。[11]卷128，3584可见，在李嗣业时期，安西、北庭行营中有北庭、安西两位兵马使，分掌分别来自北庭、安西的行营兵马。这种区分，虽然不能说两者之间有派系之争，但确实存在区别。当然，仅止于李嗣业时期，此后再无所见。

都知兵马使李晟。兵马使冯河清。大历年间，李晟在凤翔节度使幕府任职，因战功卓著而“兼左金吾卫大将军、泾原四镇北庭都知兵马使，并总游兵”[11]卷133，3662。李晟入职泾原，主要是鉴于其抗击吐蕃的功劳，但他并未处理好与泾原节度使马璘的关系，史称“璘忌晟威名，又遇之不以礼，令朝京师，代宗留居宿卫，为右神策都将”[11]卷133，3662。此后，又见于史料的兵马使为京兆人冯河清，后者在姚令言出兵时，知兵马留后。[11]卷125，3549

四镇、北庭留后刘文喜。别驾刘文喜。建中元年（780）二月，段秀实因触怒权臣杨炎城原州的要求，被“征为司农卿”[17]卷226，7277。随后，唐廷任命“邠宁节度使李怀光兼四镇、北庭行营、泾原节度使，使移军原州，以四镇、北庭留后刘文喜为别驾”[17]卷226，7277。此处，刘文喜先为段秀实被征之后的安西、北庭行营泾原留后，后为新到任的节度使李怀光的别驾。可以见到，在两任节度使交替期间，留后所具有的重要作用。段秀实之所以会以刘文喜为留后，应当也是刘文喜本人的能力出众，史料未揭刘文喜在此之前的任职情况。

判官姚况。行军司马姚况。建中四年（783）十月，安西、北庭行营泾原节度使姚令言出征后，“以兵马使京兆冯河清为泾原留后，判官姚况知泾州事”。等到泾师之变爆发，冯河清、姚况闻知唐德宗避难奉天，遂通行在，从而得“诏，以河清为四镇、北庭行营、泾原节度使，况为行军司马”[17]卷228，7361。可见，姚况也是比较重要的文职僚佐。

（三）行营功能

安西、北庭行营的存在，根本原因是为了镇压安史之乱。其他一切内容，诸如行营统帅的任命，行营兵源的调拨，行营驻防的移动，以及行营后勤的保障等等，都服务于这一功能。

作战功能。作为行营，最基本的要素自然是作战，但就安西、北庭行营而言，主要的作战功能可按时间先后分两大块，一是镇压安史之乱，二是防备吐蕃进犯。就镇压安史之乱而言，李嗣业、荔非元礼、白孝德先后统帅安西、北庭行营时期，参与了至德二载（757）香积寺之战、同年陕州新店之役和东都收复战、乾元元年（758）邺城会战、乾元二年（759）河阳保卫战、上元二年（761）邙山会战。在此期间，马璘所部随同李嗣业、荔非元礼、白孝德一起行军，至宝应元年（762），马璘方才单独行动，并于广德元年（763）调任鄜坊节度使。

此后，安西、北庭行营的主要作战功能转化为防御吐蕃。这方面的情况，由于马璘作为第一任泾原节度使，涉及到泾原镇的起源问题以及著名的“泾师之变”，故而学界关注颇多。虽然许多学者并非从行营视角来探讨，但依然有助于梳理泾原镇早期史。更多的关注则来自于吐蕃史和唐蕃关系史等研究。对此，笔者拟另文探讨。

支度功能。为确保作战任务的顺利完成，行营还需要具备后勤保障功能。这方面，需要对行营的日常用度予以揭示。安史之乱兵起，“两京陷，上在灵武，诏嗣业赴行在。嗣业自安西统众万里，威令肃然，所过郡县，秋毫不犯。”[11]卷109，3299此处所谓秋毫不犯所过郡县，指李嗣业所率军队入关时的用度皆由自备，可知在后勤方面都已考虑周全。李嗣业在至德二载（757）时头衔为“镇西、北庭支度行营节度使”[11]卷109，3299，其中“支度”即反映出李嗣业还负责此行营的支度安排。当李嗣业出潼关作战后，屯驻怀州，唐廷即任命其为怀州刺史，胡三省所谓“征调以给军”[17]卷220，7056也。

此外，这批军队是携带家属回援的。据《资治通鉴》，当乾元二年（759）正月愁思冈之役李嗣业战殁后，“段秀实帅将士妻子及公私辎重自野戍渡河，待命于河清之南岸，荔非元礼至而军焉”[17]卷221，7070。段秀实当时作为节度判官，负责行营辎重的转运与将士妻子的安置。其大本营即在怀州，《资治通鉴》亦载：“时诸军屯戍日久，财竭粮尽，秀实独运刍粟，募兵市马以奉镇西行营，相继于道。”[17]卷221，7068可见，当时行营支度由节度判官段秀实负责，但细节方面尚需更多史料予以丰富。

白孝德时期，随着白孝德改镇邠宁，行营将士也随之移居。不过，此时行营，在经济上难以支撑。据《旧唐书·段秀实传》载：“大军西迁，所过掠夺。又以邠宁乏食，难于馈运，乃请军于奉天。是时公廪亦竭，县吏忧恐多逃匿，群行剽盗，孝德不能禁。秀实私曰：‘使我为军候，当不如此。’军司马言之，遂以秀实为都虞候，权知奉天行营事。号令严一，军府安泰，代宗闻而嗟赏久之。”[11]卷128，3584可见，在白孝德之时，行营西迁一方面是响应唐廷驻防需要，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解决行营自身后勤问题。

四、安西、北庭行营的制度来源及其意义

安史之乱期间，唐廷镇压安史军队的兵马，并非只有安西、北庭行营，还有郭子仪所率朔方、河西、陇右行营，王思礼所率关内行营，乃至其他政权和部族的援军，以及更高层次的天下兵马元帅、广平郡王李俶（后即位为代宗，改名豫）对全国军事力量的掌控。若按照晚唐五代的行营来看待安史之乱期间的安西、北庭行营，其实仅仅是镇压安史之乱的整个大行营之下的一个小行营。

作为来自于唐前期设置行军较多的安西、北庭藩镇的行营，可以反映行营在发展过程中受到行军制度、藩镇制度的很多影响。当然，行军制度和藩镇制度其实已经属于两个时代的制度设置，前者更适用于府兵制，后者更适用于募兵制。在这样两种制度的杂糅之下，最终诞生了行营制度。

（一）行军制度的影响

行营的设置及其发展，始于为平定安史政权而发动的一系列军事动作。在这个过程中，安西、北庭行营并不单独行动，而是先后从属于不同的统帅。从中可以看出行营制度所先后受到的行军制度和藩镇制度的影响。

就行军制度的影响而言，据《新唐书·李嗣业传》记载，李嗣业入援之初，唐肃宗任命其为“四镇伊西北庭行军兵马使”[12]卷138，4616。在这里，并未以行营命名，却将行军二字加入，未见于《旧唐书·李嗣业传》，疑别有史源。一种可能是当时尚未将行营作为正式称呼，另一种可能是误将以前的行军置于新兴的行营之上。

此后，行军制度的影响还体现在收复长安时期以广平王李俶为首的军事体系建构，可见于至德二载（757）九月的香积寺之战：

以元帅广平王豫领朔方、安西、回纥、南蛮、大食之众十五万，号二十万，出讨叛逆，便收两京。以镇西、北庭行营节度使李嗣业为前军，朔方、河西、陇右行营节度使郭子仪为中军，关内行营节度使王思礼为后军，遂收长安。广平王城中号令三日，领大兵而东追残贼，兼收河洛。[27]卷122，1331

在此战中，广平王李俶以天下兵马元帅统辖前、中、后三军，最终取得了香积寺之战的胜利。

这里的前军、中军、后军，在行军时期即普遍出现。①每一行军普遍设置七军，包括前、后、左、右、中五军和左、右虞候二军。参见孙继民《唐代行军制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218页。但在此处，广平王李俶作为天下兵马元帅，所率领的并非如唐前期那样征讨边疆或异域的某道行军，而是收复长安城的一支大部队。这样的一支部队，在晚唐五代，比如唐末黄巢占领长安期间，可以很方便地称呼为“京城四面行营”。②参见胡耀飞《黄齐政权立都长安时期的攻防战研究（881—883）》载李忠良、耿占军主编《长安历史文化研究》第9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55-178页。但在这时候，既不能直接称之为“行军”，也还没有约定俗成的“行营”的称呼，便只能分别以兵力来源称之为某某行营，并借鉴行军制度中的前军、中军、后军作为序列。

最后，大概鉴于本身并非行军，故而在取得胜利之后，没能继续保留前、中、后的称呼，从而完全摆脱了行军色彩，行营的称呼也固定下来。

（二）藩镇制度的影响

至德二载（757）十一月，广平王李俶与郭子仪独自回到长安，不再具体负责前线战役，而由“张镐帅鲁炅、来瑱、吴王祗、李嗣业、李奂五节度徇河南、河东郡县，皆下之”[17]卷220，7044。不过张镐在河北遇到困难，故郭子仪于十二月“还东都，经营河北”[17]卷220，7049，此时已经改封为成王的李俶则不再前往前线，河南战场由九大节度使各行其是。其中，以朔方节度使郭子仪、河东节度使李光弼最负盛名，淮西节度使鲁炅、兴平节度使李奂、滑濮节度使许叔冀、镇西北庭行营节度使李嗣业、郑蔡节度使季广琛、河南节度使崔光远、关内泽潞节度使王思礼次之，各不相上下。由于郭子仪、李光弼“皆元勋，难相统属，故不置元帅，但以宦官开府仪同三司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17]卷220，7061。从而开启一个李碧妍称之为“九节度的时代”[28]。

在此后乾元二年（759）正月的相州包围战中，这一各行其是的九节度所组成的大军，因号令不一而战败。于是，唐肃宗在此后继续设置统领各路军队的最高军事统帅。先后有乾元二年（759）三月任命的“东畿·山南东·河南等道节度防御兵马元帅、权东京留守、判尚书省事”[11]卷10，255郭子仪，七月任命的天下兵马副元帅、“知诸节度行营”[17]卷221，7078李光弼，上元二年（761）五月任命的“太尉兼侍中，充河南副元帅，都知河南、淮南、淮西、山南东、荆南五道节度行营事”[29]李光弼。

从上述梳理可见，在摆脱行军色彩之后，安西、北庭行营完全混入藩镇行列，李嗣业与其他真正的藩镇节度使一起被称之为“九节度”。由于此时藩镇节度使的存在感更为强烈，相比之下，行营的意义就变弱了。李光弼头衔中先后出现的“诸节度行营”和“节度行营事”，都是将“行营”置于“节度”之后，可知行营军队不如藩镇军队影响力大。事实上，此时行营虽弱，若按后世的看法，李光弼所统军队本身就是一个大的行营。不过，李光弼于广德二年（764）死后，安西、北庭行营已经慢慢退出河南地区的“九节度”大行营序列。

根据整理，可以见到安西、北庭行营从西域一路过来的痕迹，也是行营制度发展的痕迹。安西、北庭行营由于本身自边陲而来，比之河南地区很多完全地著的藩镇而言，更有开阔的视野。但依然需要先后摆脱行军、藩镇的影响，才能发展的行营制度，安西、北庭行营正好见证了这一过程。

五、结语

安史之乱的爆发，对于唐王朝各种制度的既有发展轨道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许多制度经过安史之乱后，消亡得更彻底；像行营这样的制度，则应运而生。行营之名初见于唐前期，但并不具有唐后期的意义。张国刚认为的高仙芝所任“行营节度使”，其实并不存在，只是“节度行营”而已。真正的行营，起始于安西、北庭两个边疆藩镇在安史之乱后，受命入关平叛的安西、北庭行营。该行营经历了三期，先后由李嗣业、荔非元礼、白孝德、马璘、段秀实等来自安西、北庭的将领统率，最后在驻防泾原期间，由唐廷任命的节度使所取代。其驻防地，也从河南道怀州，经河东道翼城，最后转入关内道。其与地方藩镇的结合，则经历了邠宁和泾原两个藩镇，并最终在泾原地著化。

通过考察安西、北庭行营，可以看到行营制度最初，受到唐前期行军制度和当时刚刚兴起的藩镇制度的影响。但行营制度本身，也在藩镇制度定型期间，逐渐形成自己的特色。包括行营的命名，行营统帅和僚佐的设置，以及行营职能的集中，皆是如此。当然，单就安西、北庭行营而言，尚不足以综览整个唐后期的行营制度，本文只是走出了第一步，日后更多研究尚待继续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