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鹏翮之人品

2019-03-08成镜深陈俊唐静

法制与社会 2019年3期

成镜深陈俊唐静

摘要张鹏翮自幼受家庭的熏陶，拜师学习以及他所读的典籍皆以儒家为主，其所受影响最大的是儒家正统思想，这种思想表现出来就有“忠孝仁爱”的品格，这种品格的具体表现为：孝亲、爱友。张鹏翮一生都践行着他为《遂宁张氏家乘》作的《序》中说的“存孝悌之心，行仁义之事”，今概而言之为“孝亲、爱友”。正因为他一生“孝友持躬，遵循礼法”，所以清代文学家彭端淑在《张文端公传》中云：“公弱冠入仕及为相，凡五十余年，名满天下，主上不疑，同官不忌，考诸史册，往往难之”。

关键词张鹏翮人品爱孝亲爱友

基金项目：本文系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重点项目“天下廉吏卓然完人——张鹏翮之人品研究”（17SA0174）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成镜深，四川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副馆长，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古典文学、文艺美学、民俗文化学、地方历史文化等;陈俊，四川职业技术学院研究员，研究方向：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和行政管理;唐静，四川职业技术学院。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9.02.107

在“张鹏翮之人品（一）”中，我谈到了张鹏翮是“以儒道修身”。儒家思想的核心就是“仁爱”，这种“仁爱”追求的是“爱满天下”，《论语·学而》第一说：“泛爱众而亲仁”，即是说要广泛地爱众人，亲近那些有仁德的人，但是儒家的这种仁爱乃是发端于自己身边最普通的血缘亲情，简单地说就是发端于对父母、兄弟、对亲人的爱，所以《礼记·祭义》上说“立爱自亲始”，而爱亲人的核心就是“孝”、“悌”。“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 ，“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论语·学而》），在孔子看来，爱心首先是孝悌之心，这种以孝悌为核心的儒家仁爱精神泛发出来，就是对父母长辈要“孝”，对君王上官要“忠”，对兄弟朋友要悌，对广大民众要爱，所以孔子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又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而先秦儒家的集大成者孟子把这种“仁爱”思想推广到政治领域，大倡“仁政”、“王道”。仁政王道思想充满了仁道主义精神，也体现了对民众生存的关注和对民众的关怀、关爱，要求“与民偕乐”（《孟子·梁惠王上》），“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下》）。由此我们可以将儒家精神的精华概括为“忠孝仁爱”，而这里的“爱”是更广义的爱，并非“亲亲之爱”。

张鹏翮自幼受家庭的熏陶，拜师学习以及他所读的典籍皆以儒家为主，其所受影响最大的是儒家正统思想，这种思想表现出来就有“忠孝仁爱”的品格，这种品格的具体表现为：孝亲、爱友。

一、孝亲

就孝亲、爱友而言，可谓张氏家族世传家风，从《遂宁张氏族谱》中可知，张鹏翮的曾祖父，张惠，字教庵，是一位性嗜书，持家严而有度的处士，他曾说过“人家子孙，切不可姑息，若骄养惯了，性子长大，必难拘束”，他还曾对诸孙子的面呼张烺（张鹏翮父）至前，叹曰 “吾生平以济人利物为心，一念一虑，恒恐获罪天地鬼神，虽不敢遽邀冥鉴，然兴吾家者，此子也”。对子孙读书他也曾说：“尔曹读书，须句句要向自己身上体贴，即如读此章，其为人也，孝弟便想我果孝否？弟否？即孝弟矣，而心果和否？顺否？”。张惠要求子孙读书不要空记硬背，而要用心感悟，触及灵魂，改变精神，如象孝弟和顺，不能流于表面形式而要发自内心。

又据张烺《烬余录》所记，其祖父去逝时，张烺之父张应礼因军务所累未得归，张烺与各位父辈兄弟辈竭尽能力措办丧事，可谓孝孙矣。崇祯十一年（1638）：“府君追贼于沔，孤军无继，抗节以死。呜呼！……孰知志未伸而即殉身于国也。余时闻讣，五内俱裂，乃间关至沔，扶柩以归”（张烺《烺余录》），张烺是张应礼弟四子，闻父殉身，亲自到沔扶柩归葬，乃孝子所为。顺治二年（1645）张献忠的部将，“遂沿涪而上，十月至遂宁，余时以事入城，因念老母在乡，闻贼警必多忧疑，欲归以慰悬望。诸兄坚留之，而余亦心神恍惚，坐卧不安。因于是日潜出城，夜分始归家。……余乃窖藏其米谷等物，奉母氏入深山中。……余奉毌匿林莽中，一日屢迁，或一夕屡迁。多方侦探，贼稍远则复反故室。独异贼所搜罗之处。故处贼丛中，余未尝见一贼;余母未尝受一惊也。” （张烺《烺余录》），张烺当时在城中而张献忠的军队已经围住了城，但张烺想到还在乡间的母亲肯定知道了贼众已围城，一定会为儿子在城中而担心惶恐，为了不让母亲担忧，张烺冒着生命危险，不顾族人兄弟的强留，潜逃出城，连夜逃回家中见到了母亲，母亲悬疑之心顿时落地，后来贼众又到乡间搜逻杀人，烺又把母亲背入山中藏于林间，与贼众巧周旋，不断迁移换地，最终使母亲没有受到一点惊吓。张烺以生命之险换母亲不担心、不受惊，其所作所为不但体现了其智勇，更显示出其至孝。

顺治八年（1651），张烺携子鹏翮为避兵荒等灾，从顺庆迁居于西充槐树场，自己都还惶惶不安，但“因念兵荒以来，诸父兄弟以及族姓，鲜有存者，乃从俗延高僧，大作佛事以度之。盖幽冥既异，聊以慰九原之痛耳” （《烬余录》）为死亡的叔伯兄弟及族人，大办佛事，超度亡灵，其孝亲受友之心可谓深忱矣。

康熙十年（1671），“余往赎族人于南部之石垭子……闻益现之子仕选，为贼所掳，流落其地，为人佣工。余童时，犹记得益现名与，今联第之祖，益周为再从兄弟;独未晰分自何祖，仕选亦不能记忆，余时亲往赎之。三返而后，领归……亦可以慰祖宗在天之灵矣”。自己只是童年时依稀记得张益现是张氏族人，是张联第的祖父，张益周是族兄弟，连他的后人都不知晓了，他的先祖是谁也记不清。但是听说益现的儿子仕选，当年被贼人掳掠，流落于南部成为了佣工，张烺亲自从遂宁到南部多次历经周折，花费不菲，赎回了族人张仕选等，这一行为足见张烺爱友，孝亲之博大胸襟。

所有这些都说明张氏家族非常注重孝亲、爱友的家风，而张鹏翮20岁以前一直生活在父亲张烺的身边，不但受到这种家风的浓浓熏陶，诸如为在兵荒中死难的张氏族人大办佛事，和到南部赎族人等都是张鹏翮亲历亲见的，这些无疑早早地在张鹏翮心田就播下了孝亲、爱友的种子，不时就会发芽绽放。

清人汪景祺在《读书堂西征随笔》卷五“遂宁人品”中说：“由郎中外转苏州知府，未出国门，丁内艰，例未抵新任者服阙仍补原官，遂不发丧，盖吉服坐黄堂者，七日而解官去，补兖州府，升河东运使，旋内擢至兵部督捕右理事官”，又云“丁外艰，先帝慰留之，遂宁（张鹏翮）竟不具疏辞……遂宁始以求给假治丧为言，而终不去。先帝无微不烛，深知大僚皆恋位忘亲者，而士气糜烂，不可收拾矣。”这两处刻意攻击污蔑张鹏翮无情无义，不忠不孝，好像为了自己的官位权势，母亲去逝，故意拖延不发丧，父亲去逝，不疏呈请假治丧，皆恋位忘亲，可谓大不孝者，事实却与汪说大谬不然。

国史馆《张鹏翮传》：“十九年（1680），授苏州府知府，旋丁母忧”，彭端淑《张文端公传》：“庚申，特简知苏州府事，未几，以太夫人忧”。《遂宁张氏族谱》（（民国）张崇阶等撰篆修，民国十三年（1924）刻本）曰：“出任苏州知府，以苏郡赋重，且频年荒旱，上《治苏事宜疏》，奏请缓积欠，宽考成，官民戴德，莅任六日，丁母艰，”这些不但说明张鹏翮是一位守孝节之人，而且是一位雷厉风行的好官，作苏州知府到任才六天就回乡为母守制，但却因苏郡的具体情况而上疏为民请命，致官民戴德。按正规礼制为母在家乡丁忧三年满后，考虑到老父丧偶，自然孤单神伤，所以：“二十二年（1683）服除，补兖州府知府”（国史馆《张鹏翮传》）就将父亲接到兖州府奉养，亲自问安伺奉膝下，这样考虑细致周全，不可谓不孝。补《乞还》诗曰“思亲无日不关情，何幸今朝出凤城”;《月山》诗曰：“明发有怀恩罔极，养亲不逮悔何追” 这些诗句表达了对父毌的绵绵思念和牵挂，对不能承欢父毌膝下亲自侍奉父毌而无限的歉疚和悔愧，非孝子是无有此感悟的。

清张知铨《遂宁张文端公年谱》：“（康熙三十六年（1697））五月，召回京师，陛见，蒙奖天下第一等人，拜左都御史，遣祭西岳镇渎，便省亲也，”实际上是七月二十五日，张鹏翮奉命使蜀，祭告西岳、江渎，九月到成都，居三日，祭告毕，得便道省觐，持节抵家，侍父张烺，从成都历金堂回遂宁故里祭祖，这时的张鹏翮已四十九岁了，已经是名大、位高仍乘便道父回乡省亲、祭祖，位高未忘本，虽东晋之至孝的阮嗣宗亦不过如此身。

康熙五十四年（1715）：“公年六十七，按勘福建运米，镇江闻讣，请奔丧不许，疏凡十余上，终不许”（清张知铨《张文端公年谱》）。“十一月，丁父忧，时尚书富宁安赴西宁剿策妄阿拉布坦，谕鹏翮暂留办部务，俟富宁安回京，再回籍守制。”（国史馆《张鹏翮传》），“十一月，张鹏翮闻父讣告，屡请回籍守制，上《陈情疏》十余，存者三，时尚书富宁安督剿西宁，康熙以吏部无人，未准，且促入署办事。张鹏翮呜咽叹曰：君命不敢违，奔丧不自由。含泪青衣入署。事毕出，即服缟衣回寓。”（《遂宁张氏族谱》），并作《庆元山》诗： “他日归来弟四台，独寻春色几徘徊，五文锦上分明见，好向观音瓶内开。”这些都说明了张鹏翮无论位多高、机务多重，仍一刻未失孝子之礼，一刻未忘孝亲之意，特别是这年五月二十三日，张烺九十大寿，鹏翮上疏请假回家为父祝寿，缘鹏翮奉差江南审理江苏巡抚张伯行捏造海贼案，未得康熙恩準，殊感遗憾。并作《驻节苏台梦见大人》“仗节南行已仲春，天涯犹是未归人。姑苏台上清宵月，万里西风梦老亲。”诗中充满了对父亲的拳拳之情，常言道，疾想成思，疾思成梦，在张鹏翮诗中有好几首“梦大人”之诗，这足以说明张鹏翮对父母的孝情、爱意。

二、爱友

比较集中阐述儒家伦理思想的《孝经》，肯定了“孝” 是上天所定的规范，“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人之行也”。指出了孝是诸德之本，认为“人之行，莫大于孝”。更认为“孝悌之至” 就能够“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可见古人的“孝”与“悌”是密不可分的，孝者必悌，“弟子入则孝，出则悌” （《论语·学而》）。《论语·颜渊》中说：“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就是说做人的起码要求，就是要有一颗爱心，这种爱包含了对亲人、对万物的爱，而张鹏翮对弟兄、朋友、妻子、同僚的爱是至真至诚的，也决不护其短、隐其恶。真正做到了孔子说的“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论语·季氏》）中的友直，可以说张鹏翮之于兄弟朋友的爱是至真、至诚、至直。张鹏翮对于“悌”的理解也不是狭义的“亲亲之悌”，而是广义化的包括兄弟、朋友、夫妻、同僚之“悌”。实际上这种“孝亲”、“爱友”也是儒家“仁爱”精神的基本内涵的行为化，“仁者爱人”（《论语》），“老吾老以及人之，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齐桓晋文之事》）。

据张烺《烬余录》所记，康熙十年（1671）张烺得知张氏宗族远房从兄弟益现之子仕选，被贼人掳走，流落他乡，靠给别人作佣工为生后，亲自往返多次将其赎回，并帮助成家，后生三子，孙八人，张烺也表达他的愿望和教育自己的子孙，对族友要“遇年高者尊之敬之，遇幼弱者，爱之恤之，勿致等于途人焉。”

张烺对亲友、朋友是诚信、友善、仁德、忠义的。因此他一生得到了各阶层、各方面人士的尊敬、爱戴。在康熙五十四年（1715），五月二十三里张烺八十九岁寿诞日，不但亲戚、乡邻、仕绅纷纷前来祝寿，就连总河侍郎赵世显，江南、河南、山东、北直道厅的吴顺、王进楫、许大定、马世煜等官员也制作寿幛为其祝寿，真可谓一生爱友之效验也。

受其影响，张鹏翮一生也是由亲亲之爱推及到对族友、乡人、同僚、及其他朋友的关爱。张鹏翮几百首诗当中，只有一首纯爱情诗，那就是《寄夫人》“任城避暑平安否？旅舍凄凉住得无？两地关心看皓月，长年回首忆吾庐，还将天上泥金扇，写作仙家献寿图。直待潞河秋水发，乘风鼓棹好不都”，似夫人在任城（今山东济宁市任城区）

实际上是自已在山东，夫人留在京城。诗中以夫人的口吻写出了夫妻两地的担心、牵挂、思念。表现出了夫妻恩爱之情。另外，《夫人七十寿》诗其一曰：“江南别去十经春，老态年年白发新。回望故乡归不得，相思俱是梦中人。”虽已古稀之年，对妻子仍然充满了绵绵爱意，浓浓情思，自已宦海京城，夫人纪纲家中两地相思，只有梦中欢会。所以产生了其二中的愿作“江边一钓翁”、“不知何地傍云松”的慨叹。

张鹏翮有《夜泊漳脊有怀三弟》（三弟即张鹏翮举，张烺弟三子，1658-1714，字扶青。由庠生入太学，考授州同，归部铨选，例授儒林郎，以子懋行，晋赠承德郎）、《鲍营夜雨追思张梦臣》、《追思六飞兄》（六飞兄，即安岳张六飞，系张鹏翮同宗分支弟兄）《寄二弟》（二弟，即，张鹏翼，曾随鹏翮出使俄罗斯，功加游击，加封定远将军，以子、孙敇赠修职郎、文林郎）、《留别舍弟》、《过重庆寄弟》、《怀两弟》等以及仅存的两封家书中可以看出张鹏翮对兄弟族友的深情厚爱。其中有少年时一起的天真烂漫戏耍之乐，成人后的相聚之欢，分离的相思之苦，对对方生活的牵挂与担心，在利益上的谦让等等。

而如《吴门访李光禄故宅》：“光禄当年此卜居，今来门径已萧疏，伶仃嗣子无归计，寂寞孤孙解读书。只有青山埋白骨，谁将絮酒奠荒墟？升沉世事终难定，漫说穷乡好结庐”。（李光禄，即李仙根，字子静，号南津，遂宁城南人，顺治十八年（1661）辛丑科榜眼，历任弘文院编修，秘书院侍读，经筵讲官、日讲官、起居注官、内阁学士、礼部侍郎、光禄寺少卿、等二十余职），中充满了对乡贤，故友的景仰、缅怀、悲悯、怜惜之情。《送人》：“天涯相送难为别，况复情深忆故乡。珍重前程俱万里，还期鸣凤在朝阳”，大有王子安《送杜少府之任蜀川》之情怀，但王子安结尾以落日清泪入尘埃，运清诗如晚霞红晕桃花开。虽然难舍难分，对朋友茫茫前途有担忧，但鼓励朋友，坚定信念，前途虽然曲折，但前景是光明的。

还有两个案例，可以剖析出张鹏翮对于朋友的情义：一是康熙五十三年，张鹏翮以吏部尚书与都察院左都御史阿锡鼐，奉旨前往江南审理江苏巡抚张伯行参布政使牟钦元藏匿海贼党羽张令涛一案，十月张鹏翮已审清张伯行参牟钦元之言皆虚妄之言，鹏翮以“伯行巫参”具奏皇上。而张伯行又奏蔼礼下人甚多，担心礼之下人要杀伯行，为蔼礼报仇（康熙五十一年<1712>，江苏巡抚张伯行参江南、江西总督蔼礼得银五十万两，徇私贿卖举人程光奎、吴泌等，而噶礼疏参张伯行巫参，因此二人结仇）。由此康熙皇帝很生气责备张鹏翮等不能尽心审明原委，令再详审，康熙五十四年（1715）五月张鹏翮等终审结案，牟钦元为官很好，张伯行巧饰奸欺属巫参。七月上奏皇上，复牟钦元职务，又奏张伯行诬陷良民，妄生异议，应斩。得旨，上命伯行免罪来京。（这些事见于《清圣祖实录》第262卷及国史馆《张鹏翮传》）。六月在审讯张伯行时，张伯行曾从容问张鹏翮说：“当日何所见而特荐我？今何所见而必然置之死？”鹏翮曰：“当日为官好，应荐，今日不好，应参。”伯行曰：“我为官曾有贪赃坏法之事，负朝廷、辱荐举乎？”鹏翮曰：“尔以为不取钱即是好官乎？好官当为朝廷办事。”伯行曰：“然，我诚不能办事，但例应革职，何必致之死？”鹏翮曰：“尔但认罪，只须问徒折赎，便可回家”既而鹏翮叹曰：“我荐尔一看，究竟与我何益，”后来鹏翮上疏要从重处置张伯行，而奏疏被康熙留下来签批，十一月十二日张鹏翮奉旨入京到长辛店，张伯行想跟随鹏翮到畅春苑去靖见皇上，张鹏翮说：“你现在有罪，岂能与我同去？”张鹏翮见到皇帝后，康熙帝直接问：“张伯行来了吗？”鹏翮回答说：“他直接到京城去了（领罪），”康熙帝说：“明天（让张伯行）一同来见我。”张鹏翮派了一个法官押着张伯行去，天亮的时候到了畅春苑，康熙召见，张鹏翮故意奏请康熙说：“（张伯行）他并不认罪。”康熙说：“他本无罪可认。”“此人朕还用他”，果然张伯行于当年十二月奉特旨：补授总督仓场户部侍部（《张清恪公年谱》下卷）。张伯行，是张鹏翮举荐的地方大员，可以说张鹏翮之于张伯行有知遇之恩、提拔重用之恩，二人作为过命之友亦不啻过，然而通过这一案例和张伯行与满臣噶礼互参一案，主审理者都是张鹏翮，可以看出张鹏翮对朋友可谓煞费苦心，为了帮助朋友、救助朋友不仅绞尽脑汁费尽心机，而且还不惜牺牲自己的利益名誉，损害自己的才名，上列案例表面上看不出机关，但仔细探究，可以发现自始至终张鹏翮都在保护、帮助张伯行，不但局中人张伯行不知，就连一朝圣明之君康熙皇帝都中其机关，所以张伯行最后特旨补授总督。本来张伯行诬参牟钦元案，以张鹏翮为主审的审案组已结案上奏，张伯行暂行革职审理，这也是张鹏翮冒着很大的风险从轻处罚张伯行了，康熙皇帝以张鹏翮作张伯行案的主审官而且是在张伯行与噶礼互参案后不到两年第二次审同一人之案，这本就是康熙老谋深算给张鹏翮出了巨大的难题，因为一方面当时满汉大臣不合，任何一个案子都有重大风险，另一方面张伯行是张鹏翮亲自舉荐的，稍有不慎就有徇私枉法的风险或落下薄情寡义的臭名，能从轻罚落他张伯行已经让张鹏翮担了很大风险费了很大心机了，可是张伯行好像不懂事不领情，反而又把两年前的案子又翻了出来，更惹出了大麻烦，康熙何等聪明，又将这个毒球踢给张鹏翮，这可以想象，张鹏翮的愁苦、忧闷。不过张鹏翮能与狄仁杰、姚崇、包拯、于谦、海瑞等同列，也自然有其过人之处，这一次，他是摸透了，领会完了康熙皇帝的心思意图，于是他反其道而行之，以小题大做，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绝杀方式来帮助、拯救朋友，直接判了斩刑，果然，康熙落套，张伯行获免，上文引出的对话，细细品味，话中玄机是能破解的，按武侠小说中的说法，张鹏翮为了朋友，可以两勒插刀，终究一个“义”字，其表现为关心、帮助亦即“爱”也。

另一个案例就是康熙四十四年（1705），时张鹏翮任河道总督在任上，三月康熙皇帝御驾南巡在行宫召见张鹏翮，张鹏翮奏对皇帝后，康熙皇帝说：“尔居官虽好，却为王谦，张弼所欺，王谦之劣迹，河官及庶民尽皆知之，尔独特加信用。尔等每有私心，故多徇庇，顷今河工应追钱粮，着佟世禄、王谦、张弼均赔，部议其明，尔又奏请欲免其追赔，开捐纳以补原项。此特因王谦，亦在数中，

故希图脱免赔补尔。尔明系徇庇，尔复何辞”。四月，在内大臣，侍卫、内阁院大臣、翰林及江南文武等官侍立的行宫门外，康熙谕河道总督张鹏翮曰：“尔前因冲决时家码头，参佟世禄一案，于阿山、徐潮勘奏后，具疏强辨，尔又请开河工捐纳抵补事例，明系脱卸属员王谦等，凡人既读书，先要辨明公私二字，凡事从公起见，方可服人。”九月，张鹏翮被革职留任，（《清圣主实录》卷219），姑且不考究王谦、张弼、佟世禄等是否好官、是否尽心于河防事务。但他们是张鹏翮特加信用的属员，张鹏翮不惜被革职也要为自己的部下开脱罪责，这既体现了张鹏翮的勇于担当，更体现了他对朋友属员的保护、爱护。

张鹏翮对朋友的爱，既有率直的揭短辅正，又有委曲的呵护提携，这些既有家风家训的基因的影响，又有读书、经历的修炼，而最直接影响他的，应该是三国关羽的“忠”、“义”精神。张鹏翮少年读书的赤崖山二龙庙旁就有关夫子庙，每于读书之暇，张鹏翮均要敬拜关夫子，出仕后他仍在家书中叮嘱兄弟们修建好赤崖弟一山读书处的关夫子庙，他在各种官任上都供奉有关夫子。后在解州祭关帝庙后作《关夫子志》序，概括关夫子有“刚大之气，忠义之概。”

总之，张鹏翮一生都践行着他为《遂宁张氏家乘》作的《序》中说的“存孝悌之心，行仁义之事”，今概而言之为“孝亲、爱友”。正因为他一生“孝友持躬，遵循礼法”，所以清代文学家彭端淑在《张文端公传》中云：“公弱冠入仕及为相，凡五十余年，名满天下，主上不疑，同官不忌，考诸史册，往往难之。”就连雍正帝御制墓碑都说：“外而绩茂旬宣;内而望高卿尹。”实为允当之议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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