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伟

家规家训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从古至今流传下来的家规家训虽出自不同姓氏，但其中所倡导的价值观却大都较为接近，如勤、俭、诚、信、仁、义、孝、廉等，善即为其中之一。

慈善源于家庭。《说文解字》中对慈善二字的解释为：慈，爱也，从心兹声;善，吉也，从誩从羊，此与义美同意。简单地说，慈是爱，源自内心;善是吉祥，和义、美有着相同的涵义。虽然慈、善二字在中国出现很早，且在约3世纪上半叶就已经有合用的记载，但是作为一项扶贫济弱的活动，“慈善”一词是在近代受到西方影响以后才普遍出现的。在古代，常用善、义来表示慈善。慈与善是有些区别的，慈较多用来表达亲人之间的爱，如“父慈子孝”“慈母手中线”等;善则突破了家庭關系的界限，如“兼善天下”“与人为善”等。慈多形容一种内心情感，善多表示一种实际行动，譬如我们常说慈心善举、仁慈、行善等。慈、善二字虽有差别，但用“慈善”一词翻译西方的charity和philanthropy恰恰反映了中国传统慈善活动在思想上的源头——家庭。

首先，一个人善念的培育离不开家庭的熏陶和影响。人的善念是源自天生的还是后天培育的，从古至今一直争论不休。无论是孟子的“性善论”、韩非子和荀子的“性恶论”、告子的“性无善无不善”还是王阳明的“良知说”，不可否认的一点是家庭对一个人品性的影响。纵观古今，不少慈善人物，有些是出身于慈善世家，秉性纯良;有些是家庭中的长辈乐善好施，耳濡目染;有些仅是父母的谆谆教诲，让其铭刻于心;这些人的慈善活动无一例外地都受到了家庭的影响。在中华慈善博物馆的展览中，香港慈善家李嘉诚先生通过多媒体这样深情讲述：“小的时候，我与爸爸牵手走过嚣城小村的荒凉地，虽然尽眼无垠，但是爸爸说，只要有人愿意埋播种子，绿树成荫是可能的。这些话常常在我心里。我成立基金会，以绿树心型的叶为记，无论在哪里，在这万变社会中，致力推动社会无私奉献的精神是我不变的承诺。”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相对于学校中的知识和技能教育，家庭教育更多的侧重于道德层面，父母的言传身教会对个人道德的树立以及如何处理人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关系产生深远影响。

其次，亲人之间的爱是慈善的原点。我们常说“百善孝为先”，这说明对父母的爱是原点，从这一原点向外拓展会延伸出对外界的善意。钱穆先生曾指出：“孔门常以教孝导达人类之仁心”。与西方文化的“博爱”“平等”不同，儒家文化倡导爱有差等，根据不同的关系而产生的爱和情感是不一样的，比如臣子对君主的爱体现在忠，父母对子女的爱体现在慈，子女对父母的爱体现在孝。基于这样的伦理，儒家强调人应努力将亲情之爱向外延伸拓展，要推己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弟子规》中说“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这突出说明了儒家所倡导的仁爱是由近及远、由亲到疏的路径。因此，要在全社会弘扬慈善文化离不开千百万个家庭中“亲亲”之爱的培育。如果忽略了家庭中“亲亲”之爱的培育而一味追求爱人如己，则会如《孝经》中所说：“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谓之悖礼”，这种本末倒置的方式不符合中国的伦理文化，也注定会事倍功半。

家规家训中蕴含着丰富的慈善文化，也是中华慈善博物馆展示的重要对象之一。在中华慈善博物馆展览中，有一些关于家训的展示。博物馆展示了一幅绢画，名为《命自我立》，故事取自明代的《了凡四训》。《了凡四训》是袁黄总结自己的人生经验，训诫其子所著。袁黄早年因预知了自己短寿、无子嗣的命运，逐渐丧失人生目标，后来在南京栖霞山遇到了云谷禅师，二人对坐长谈三天三夜，在禅师的点拨下，他改变了自己的成见，相信通过行善可以改变既定的命数。此后，他广行善事并坚持数十年，最终他考中进士，担任了宝坻知县，还有了子嗣并寿终正寝。《命自我立》绢画中袁黄与云谷禅师对坐畅谈，表达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行善可以获福的理念。《了凡四训》不仅是一本袁氏家训，更是一部古代劝善书经典，书中蕴含着一些至今仍堪称真知灼见的观点，如善有真假，利人者真，利己者假;善有端曲，顺从本心为端，玩世媚俗为曲;善有是非，利济久远为是，流毒后世为非;善有偏正，心善行恶是正中之偏，心恶行善是偏中之正;善有半满，勤而积之则满，懈而不积则半;善有大小，志在天下国家为大，仅及一身为小;善有难易，有财有势立德易，贫贱之人作福难。袁黄对善进行了这样细致入微地区分，体现了他对善的深刻理解和思考。

在博物馆的牌匾集中展示区域，有一组字板，上面文字为：“庭训云：仁者无不爱，凡爱人爱物皆爱也。故其所感甚深，所及甚广。在上则人咸戴焉，在下则人咸亲焉。己逸而必念人之劳，己安而必思人之苦。万物一体，痌瘝切身，斯为德之盛、仁之至”。这段内容出自康熙皇帝的《庭训格言》，意为人应有仁爱万物之心，要学会换位思考，当自己处境安逸时要体谅他人的劳苦，体现了儒家仁爱和推己及人的理念。其实，在庭训中，还有不少地方提及了善，如“人一心行善，则福履自至”“人生于世，最要者惟行善”等。可见，无论是上至皇室还是下至民间，家训中都要求后代应济世利人、勉敦善行。在博物馆二楼的香港慈善家田家炳展示柜中展示了一幅书法作品，内容为《朱子治家格言》。《朱子治家格言》为清初朱柏庐所著，其中不乏对善的推崇，如“与肩挑贸易，勿占便宜。见贫苦亲邻，须加温恤”“施惠无念，受恩莫忘”“善欲人见，不是真善。恶恐人知，便是大恶”。《朱子治家格言》文字对仗，朗朗上口，内容平实，富含哲理，在民间流传较广。田家炳老先生对治家格言烂熟于心，到了晚年仍能流利背诵，他曾多次坦言，治家格言中的每句话甚至每个字都非常好，他的慈善活动就是受到了治家格言的深刻影响。

家规家训是独特的慈善文化资源。翻阅古代家规家训，我们不难发现其中对慈善的倡导不胜枚举，与其他慈善相关典籍相比，其具有以下特点：一是相对于圣人之言，其内容往往源自家族成员人生经验或教训的总结，其中的慈善理念非常接地气。虽然儒释道典籍中都有对慈善理念的阐述，但无论是儒家的仁爱、道家的积德还是佛教的慈悲、果报，其理念大多较为抽象;宋代以后出现的大量的劝善书中虽然有很多生动的具体事例，但却又离普通百姓较为遥远。家规家训则不同，其中所记载的人物与后人生活在同一片地域且血脉相连，所倡导的慈善理念也就更容易得到后人的认同。如山西闻喜裴氏家族是中国历史上久负盛名的家族之一，2015年，中纪委官网推送文章《山西闻喜裴氏：<家训>润无声 <家戒>醒后人》，对裴氏家训家规进行了介绍。裴氏家规家训中有诸多地方提及人应多行善事，嘉庆年间，裴氏后人裴志灏还专门手书《劝善戒不善》，追述祖上裴行俭秉性仁慈，主张不杀降者，并且不与杀降者同流合污，裴氏子孙因此获得了巨大的福报，仕宦绵长。相对于《周易》《尚书》中“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等这样笼统的劝诫，家训中所倡导的虽也是积善余庆等理念，但其所记载的事例具体生动，并且人的善恶行为还关乎到家族的荣辱声望和后代的福祸报应，极易被族人所接受。正如《颜氏家训》中所述：“夫修善立名者，亦犹筑室树果，生则获其利，死则遗其泽”。

二是对财富的代际传承有着深刻的认识。如果用历史的视野看，人生天地间不过短短几十年，到底能给世界和后人留下些什么？早在春秋时期，《左传》中就有：“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的记载，说明“三不朽”中最上者是立德。何谓立德？唐代孔颖达解释为：“立德，谓创制垂法，博施济众，圣德立于上代，惠泽被于无穷”，说明立德应博施济众，惠泽后世。孔颖达所举的立德之人有伏羲、神农、黄帝、尧、舜，显然这些人为一般百姓所难以企及，故孔颖达又强调“言如此类，乃是立德也”。同样，具体到一家一姓的家训中，也往往强调德胜于财，积财不如积德，以财产留子孙，不如以德遗子孙。秉持这一理念的家训很多，最为人所熟知的恐怕是林则徐的那段话：“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則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增其过”。北宋司马光在其《训子孙文》中也提出：“使其子孙果贤耶，岂疏粝布褐不能自营，死于道路乎？若其不贤耶，虽积金满堂室，又奚益哉？故多藏以遗子孙也，吾见其愚之甚”。这样的理念并非消极对待财富，而是主张财富应取之于社会还之于社会，与其一味地将个人的财产留给子孙后代，不如帮助他们立德成才，实现自己的人生抱负。

三是不仅提倡助贫济弱，还倡导对全体族人也予以普遍照顾，体现出家族共同体的特点。家族是以血缘为纽带的共同体，其内部成员之间都存在或远或近的血缘关系。古代一些家训中对家族成员的救济覆盖广泛、举措详细，可谓包含了族人的生老病死全过程。北宋范仲淹创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制度完备的宗族慈善组织——范氏义庄，并亲自订立《义庄规矩》，其中规定“宗族内部逐房计口给米，男女五岁以上，每人每日白米一升”“每人每年冬衣布一匹，五岁以上十岁以下减半”等，这些都是对范氏族人的普遍福利，而非仅针对范氏弱者的救济措施。对于范氏族人之外的群体，则酌情为迫切需要帮助者提供救助，“乡里、外姻、亲戚中有贫困、急难不能度日者，诸房商议核实，酌量济助。”

四是内容覆盖广泛，不仅强调提升个人修为，同时也兼具教化社会风气的功能。不少家训中都提出要禁赌博，因为赌博是毫无忌惮地公开攫取不义之财，并且索取的对象还是至戚厚交之人，常导致一些人倾家荡产，夫妻反目，同室操戈，社会危害非常大。戒讼也是一些家训中的重要内容，争讼会导致家人戾离，奸险之徒会凭借口舌攫利，使忠信者变得狡猾，不利于纯厚民风的养成。此外，戒醉、戒淫、戒怒、戒听谗、戒入异端、戒戏谑、禁弃五谷、禁弃字亵书等都在家训中有所体现，这些戒禁内容虽是约束家族成员中的个人，但却有利于整个社会风气的净化。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家规家训是家庭、家教和家风的智慧结晶，堪称一座座文化的富矿。深入挖掘这座文化富矿，为当代慈善事业发展提供本土慈善文化上的支撑，值得我们进一步努力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