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 辰

(海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海南 海口 571158)

1915年，《青年杂志》创刊，作为刊物主编的陈独秀也迈出其人生中重要的一步，他对这份后来改名为《新青年》的杂志所作出的一系列努力都成为后人所学习和研究的对象。在这份杂志开设的各项栏目之中，“读者通信”一栏的设立可以说是开了中国出版界的先河，随着刊物的发展，“读者通信”的意义被逐渐凸显出来，读者和编者借由这一栏目互相沟通，共同推进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读者通信”对于陈独秀等《新青年》杂志的编辑们而言，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一种策略性的因素而存在的，在这个栏目设立的背后，有着陈独秀基于思想/市场、编者/读者等各方面的考量与权衡。

一、 作为市场营销策略的“通信”

二十世纪以来，绝大多数现代报刊都经历着一种源自于市场销量的焦虑，这种焦虑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此时中国出版界的重大变革的内在要求。在这次变革中，迅速现代化的出版行业将市场销量作为一个重要的标准纳入了对出版物价值的衡量当中，有时候这个标准对出版物的生存甚至能够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故此，即使是在那些以革新为鹄的报刊上，这种对于市场的焦虑仍是不时地闪现。在晚清兴起的种种白话刊物中，林獬所办的《中国白话报》可以说是历史最久、市场份额最大、影响力最广的一种了，但即使是这样，林獬也不忘在革新文章结尾处不时地为自己的刊物做宣传：“近来大家都得了偏风病，半身不遂，手脚转动也难，所以这些事业，没有人去干，弄得国土也没有了，政治也像个不治的症，那种族两字更是乌糟乌糟……这个药方一时也开不尽，大约都在白话报里面附送。这个笔资也不要多，你要医治一个月只要你三角大洋。若要医治全年的，只要你大洋三块二角。你道便宜不便宜？”[1]这种将广告植入论说文章中的宣传策略也成为清末民初出版领域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爱国、思想、政治与广告在这里和谐共存，巧妙地融为了一体。

作为和林獬生活在同一时代的陈独秀，对广告和刊物之间关系也有着清醒的认识，在主编《新青年》之前，陈独秀已经与出版界打过多次交道，对其中三昧也是深有了解。陈独秀早年间曾主持过《安徽俗话报》，在发刊之时，作为主编的陈独秀虽然一再强调其办刊的主要目的是在于“要把各项浅近的学问，用通行的俗话演出来，好教我们安徽人无钱多读书的，看了这俗话报，可以长点见识”；但同时，这份报刊上也有这样的广告：“如有关心乡谊的官绅捐钱帮助本报，凡捐数逾洋五元的敬送本报一年，并将捐助诸公姓氏写在报后作为收据；各项绅商的告白都可以代登，收价格外便宜，临时面议”[2]。可见，陈独秀在兴办刊物的时候，并不是完全没有市场方面的考量。而1915年前后，贫困潦倒之中的陈独秀之所以敢以一种无所顾忌的态度投入《青年杂志》的创办之中，并放出“只要十年、八年的功夫，一定会发生很大的影响”[3]32这样和当时其经济状况不符的话，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背后有着职业出版人陈子沛、陈子寿和群益书社的经济支持。

和兴办《安徽俗话报》的时候不同，在主编《青年杂志》的过程中，陈独秀不再采用那种撰稿、策划、经销“悉由仲甫自任之”[4]317的办刊策略，而是将出版和市场策划的工作交给了有着大量出版和营销经验的职业出版人陈子沛、陈子寿兄弟。陈独秀对群益书社的选择也和经济因素有关。陈独秀最初选择的出版方是与自己有着诸多渊源的亚东图书馆，但是作为一家新兴的出版社，亚东图书馆对陈独秀计划的在“十年、八年”内才能产生巨大影响的宏伟蓝图自然是无力承担，[3]32相比之下，陈氏兄弟主持下的群益书社，不仅在先前与陈独秀和亚东图书馆等种种交往过程中显示出了出色的出版眼光，[5]而且在经营方面也是极其成功的，对陈独秀而言，群益书社在此时显然是其兴办新刊物的不二之选。

在这种合作下，作为主编的陈独秀只需要在陈氏兄弟所安排的大框架下将自己的思想有机地植入刊物就可以了，而那些有关制版、销售以及如何取得市场利益的最大化的诸多事宜，则是群益书社所要考虑的问题。可见，陈独秀在兴办《新青年》的时候并非完全不考虑市场和现实因素，而是在刊物的具体出版过程中，在出版方的经营领域出现了新的分工，在这种分工之下，有更专业的人士去专门面对市场与发行，就不需要陈独秀去身兼多职了。

当然，一些与市场利益息息相关的问题，虽然陈氏兄弟在大多数时候还是要与陈独秀进行商议，但是由于分工领域的明确以及杂志的实际归属权等因素，这些问题的主导权还是掌握在陈氏兄弟手中。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在1918年末，在钱玄同的动员下，陈独秀提出了“《新青年》从六卷起改用橫行”的建议，并受到了《新青年》同人们的赞成，但是，群益书社以“这么一改，印刷工资的加多几及一倍”为由，驳回了陈独秀等人的建议，[6]127以致《新青年》直至终刊都是以竖行排版面世。毕竟，在《新青年》创刊之初，陈氏兄弟每月要付出“编辑费和稿费二百元”[3]32，作为以出版牟利的文化商人，他们在这二百元之外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也是无可厚非的事情，更何况依照当时《新青年》每册分售价格仅为二角的情况来看，陈氏兄弟刊行这份杂志很可能是一件赔本的买卖，能够维持收支平衡已实属不易。①

读者“通信”一栏的设立，对于《新青年》杂志而言，其最显在的作用正是在市场宣传层面上的。《新青年》的读者“通信”一栏的设立显示出了群益书社在杂志创办早期的一种宣传策略。对于一份新生的刊物而言，如何与原有刊物共享读者市场是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而最为快捷的方式，就是在形式和思想上模仿原有刊物。对《新青年》的出版者而言，模仿甚至可以说是其在早期打开市场的一条重要的策略。有研究者注意到了在《新青年》之所以最早名为《青年杂志》，是为了有意识地和习惯以“青年”作为刊名的基督教青年会诸刊物混淆。[7]群益书社在《新青年》尚未发刊之际，曾于《甲寅》杂志上刊登过一则广告，在这则广告上，这份即将面世的刊物甚至不叫《青年杂志》，而是直接叫《青年》，在1915年的上海，实际上早就存在着一份名为《青年》的刊物，并且该刊物还是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学会的机关刊物，在出版界的影响很大，这样看来，群益书社在广告中就是在故意混淆读者视线，从而为即将出版的新刊物打开市场。

而《青年杂志》时期的《新青年》对于《甲寅》的模仿则更是惟妙惟肖：首先，《青年杂志》的主要撰稿人几乎都在《甲寅》杂志上发表过文章，如高一涵、易白沙、谢无量、刘叔雅等人，作为主编的陈独秀更是与《甲寅》杂志的主编章孤桐有过数次深度的合作，并于1914年远赴东瀛协助《甲寅》在日本的编辑出版。因此，仅就作者构成来说，读者们很容易地就能感觉到一种《甲寅》办刊的延续，同时，由于作者群的重合，其中许多思想也和《甲寅》杂志是不谋而合的；第二，《青年杂志》的专栏设置也与《甲寅》多有雷同，特别是通信一栏的设置，使得读者一眼就能看出两份刊物的渊源：事实上，在刊物上设置“通信”一门，本身就是章士钊的一个创举，[8]而在1915年前后，“通信”一门甚至一度成为其所办的《甲寅》杂志的一个显著风格，在知识界有着较为广泛的影响，有读者写信给章士钊说：“仆即见其对于‘通信’一门，颇为注意，意在步武欧美诸大周刊、日刊诸报，以范成舆论之中心……今幸大志赓续前志，锲而不舍，论风之开，仆将以是卜之，而仆所有怀疑，亦有时会相与剖晰，此诚私心狂喜者也”[9]。故此，不难看出，对既有刊物的模仿是群益书社对新刊物《青年杂志》在形式上的一个既定策略，而设立“通信”一门，则是从属于这个大的营销策略之中的。

随着《青年杂志》的创办，开设“通信”一门的重要价值也逐步地显露了出来，在陈独秀最初的设想中，“本志特开通信一门以为质析疑难，发抒意见之用”[10]，在随后的办刊实践中，陈独秀的这一设计显然是成功的。1915年前后，中国的舆论尚未开放，尤其是对于那些对于新思想有着一定了解的青年学生而言，由《甲寅》杂志“通信”一门所开拓出来的言论空间是远远不够的。此时《青年杂志》开辟了新的言论空间，迅速弥补了读者言论空间上的空缺，有读者来信称：“内有通信一门，尤足使仆心动。因仆对于耳目所接触之事物，每多怀疑莫决，师友中亦间有不能答其质问者。今贵杂志居然设此一门，可谓投合人心，应时之务。仆今后当随事随物，举其所疑，用以奉质”[11]。这样一来，《青年杂志》的名声在青年群体中就被打响了，其销路也得到了拓展，在《新青年》以《青年杂志》面世的第一卷各期中，读者来信的数量虽有所波动，但总体上呈现出一种增长的态势，而且来信读者所涉及的范围也越来越大，来信所探讨的问题也越来越多元和深入，这些现象都说明了“通信”一门在《新青年》的整体营销策略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可以说，陈子沛、陈子寿兄弟设置“通信”一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营销，而陈独秀对这个专栏的设想却是更好地与青年人沟通，这两点分别构成了《青年杂志》读者通信栏的形式和内核，二者的紧密结合不但为这份新刊行的杂志赢得了市场，还在最大程度上将陈独秀所要“敬告青年”的种种思想切实普及到了青年群体中去。

二、 作为宣传策略的“通信”

“通信”一门之于《新青年》而言还是一种宣传的策略，并多次在杂志遭遇危机的时候发挥重要的作用。

最引人瞩目的当属发生在1918年的所谓“双簧信”事件。这场对新文化运动意义重大的文化事件，在今天的视角看来，确实是打破了文化界由来已久的沉寂，是新文化运动从小范围波及全社会的转折点，[12]7但是回归到当时的语境，这其中却隐含着《新青年》自刊行以来所遭遇的一次重大危机。在1918年前后，《新青年》杂志在经营上正处于一个十分紧急的关头，在一封写给许寿裳的信件中，鲁迅写道：“《新青年》以不能广行，书肆拟中止；独秀辈与之交涉，已允续刊，定于本月十五出版云。”[13]357自发刊以来，《新青年》虽然每月皆能完成群益书社当初制定的每期一千册的发行量，甚至在此基础上一度有所增印，但杂志的发行对象却始终突破不了“进步学生”这样一个相对狭窄的群体。而与此同时，群益书社的情况却是江河日下：1917年，商务印书馆对其1907年所刊行的《英华辞典》进行了修订，以《增广英华新辞典》为名重新问世，并风靡一时，一再重版，这使得群益书社原先可以与之一较高下的英文辞书一项一下子失去了优势，据汪原放回忆，“群益过去好，近来听说也不很好了。他们的《英汉辞典》《英汉双解辞典》，不如以前了……后来商务出了《英华辞典》等等，价钱比群益便宜，内容也很好。群益也急哩。”[3]36再考虑到上海在1912年到1918年间飞速增长的物价，②《新青年》每期一千册左右的发行量已经成为陈子沛、陈子寿兄弟的一个负担，陈氏兄弟不得不考虑放弃这个由自己推向市场的刊物。在这种情形下，作为编辑的陈独秀等人对进一步拓展市场的考虑就成为当务之急，而在这时，“通信”对于市场营销的作用再一次被凸显了出来。

在“双簧信事件”中，王敬轩寄给《新青年》杂志社的“信”从“通信”一栏中被抽出，单独放在了“通信”之前一篇，这种排版方式显示了《新青年》编辑对于这封信的重视和期望，是颇有深意的。从内容上看，自《新青年》第四卷改版成为同人刊物起，虽然对读者来信的回答确是有着一些“悍”化的倾向，[14]41但是，像刘半农这样“逐句答毕”之后还以 “生为考语，死作墓铭”之语詈骂读者的行为却是从来未曾有过的[15]；细读这两封“双簧信”，其中的一些细节也是颇为值得玩味的：王敬轩在信中大力吹捧林纾的小说，[16]这就将以“林译小说”风行一时的林纾推向了论争的前台。而作为《新青年》的编辑，刘半农回信时在驳斥王敬轩来信之外，还讥讽未曾直接参与此事的林纾为“不辨菽麦”[15]，这与《新青年》一贯的编辑风格是有所背离的。直接参与了双簧信策划的周作人在之后的回忆中说道：“打击敌人是目的，凡能达此目的的都可作手段，在平时有人不大赞成，但在战争或革命中我想是可以有的。半农的回答欠庄重，多少减了些力量，但暴露对方的可笑情状，也有宣传的效力”。[17]463-464在周作人的回忆中，这种“欠庄重”的回答乃是当初《新青年》同人们的题中之义。

在“双簧信”刊出之后，《新青年》不仅受到了一批所谓“崇拜王敬轩先生者”[18]的来信指责，还成功地引起了在信中被攻击的林琴南的注意。1918年前后的林纾，除了之前数十年间在京城积累下的人脉关系以及因翻译西方小说而得到的文名之外，还“亲自组织古文讲习会，讲解《左传》《庄子》及汉魏唐宋古文。前往听讲者近百人”③，其在当时文化界影响力之大，可见一斑。“双簧信”刊出之后，引得“林琴南出头与《新青年》为难，先致书蔡孑民，在《公言报》公开攻击，不能取胜，又在《新申报》上发表小说《荆生》，即指徐树铮，暗示用武力打倒狄莫(胡适)金心异(钱玄同)等，又在《妖梦》里说那些人都被神道吞吃了”[17]462-463。其中，《公言报》因着其深厚的安福系背景，在北京舆论界有着较大的影响力；而《新申报》的经营者席子佩正是老《申报》曾经的老板，其所办刊物在上海也是有着一定的影响。林纾在这两份刊物上攻击《新青年》等于是在北京与上海这两个中国政治、文化、经济的中心为这份正为销路发愁的刊物打出了免费的广告，而《新青年》也因此走出了这场停刊的危机。在此之后的一年内，“《新青年》愈出愈好，销数也大了”[3]32仅在中国北部就“约每期可销一千五百份”④,并且，在杂志的广告栏内，开始出现了往期过刊的再版广告，甚至如汪原放所言，《新青年》杂志在“最多一个月可以印一万五六千本”[3]32。可见，借由“双簧信”事件，《新青年》杂志在更广泛的层面上获得了读者的关注，进而彻底打开了市场，在这场思想与市场的博弈中获得了主动权。

在《新青年》办刊前期，经营者陈氏兄弟因着其卓越的办刊眼光和较为进步的思想，与主编陈独秀之间往往可以在市场与思想方面找到一个平衡点，但是，这个平衡点建立的基础是群益书社的经济情况足以维持《新青年》刊物的运作，一旦群益书社在《新青年》杂志方面资金链出现了长时间的断裂，或是两者在办刊理念上出现了较大的分歧，这种合作也就无以为继了。时间到了1920年，这种情况发生了，作为当事人的汪原放将这次决裂的起源定位在《新青年》第七卷第六号的涨价事件上，称：“只记得陈仲翁认为《新青年》第七卷第六号‘劳动节纪念号’(1920年5月1日出版)虽然比平时的页数要多得多，群益也实在不应该加价。但群益方面说，本期又有锌版，又有表格，排工贵得多，用纸也多得多，如果不加价，亏本太多”[3]54。而陈独秀却“对群益不满意不是一天了”，涨价事件只是一个引子，在他的眼中，“群益欺负我们的事，十张纸也写不尽”⑤，陈独秀认为群益书社方面“既想发横财，又怕风波，实在难于共事”，并计划甩开群益书社方面独立“招股办一书局”。[19]90两相对照，不难看出，所谓涨价事件其实只是一个导火索，其真正的原因在于1920年前后思想日渐激进的陈独秀在办刊过程中多有过激的言论，刊物在《青年杂志》时期就已经定下的“批评时政，非其旨也”[20]的方针在办刊过程中被逐步地打破，这个变动甚至引起了《新青年》编辑部同人们的不满，胡适就曾经指出，“《新青年》差不多成了Soviet Russia的汉译本”[21]291，而对于群益书社方面，陈独秀将刊物政论化的行为也为其带来了很多的风险，陈子沛、陈子寿兄弟在广告方面与陈独秀出现分歧的根本原因是“怕风潮”[22]93。陈独秀作为一个自然人，一旦出了事自是可以一走了之，但是群益书社却需要承担相应的风险，而这点才是群益书社方面与陈独秀最终分裂的直接原因，为了一份不能为出版方带来大量额外收入的刊物去冒太大风险，这对职业出版商出身的陈氏兄弟而言无论如何都是不划算的。

可以看出，对群益书社而言，读者“通信”一门从《青年杂志》发刊起，就已经被纳入其市场营销的通盘考量当中，而杂志的编辑们也需要在市场的大框架下考虑如何调整自己的姿态，将启蒙思想的内核植入其中。无论是从书店还是编辑的角度来讲，“通信”一门都起到了重要的宣传作用。

三、 “通信”的多重意义

“读者通信”一栏的设立，对《新青年》刊物的发展来说有着多重的意义，其中，最突出的莫过于在读者和《新青年》编辑之间建立起一道桥梁。新文化运动发生前后，时代的风云变幻使新的思想和语词不断地涌入国内，虽然主持《新青年》的陈独秀、李大钊、陶孟和、周作人等人在兴办杂志之前就曾经参与种种政治文化活动，并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但是，编辑同人毕竟只是少数的几个人，即使他们不断地更新自己的思想，作为个人的知识储备也是有限的，所以，他们对一些当下青年所关心的具体问题实际上是缺乏有效跟进和了解的。更何况，这些围绕在《新青年》周边的同人们对新文化运动前后的“青年”们来说毕竟有着十余岁的年龄差异，他们是所谓的“老师一代”，其在思想领域与“学生一代”毕竟是有代沟的，[23]所考虑事情的角度和方法也有所不同。

这种现象在陈独秀以一己之力主持杂志的时期尤为明显，1916年，《青年杂志》曾经刊登了一封署名“辉暹”的青年来信，信中主要内容是问了六个问题：“一、吸灰尘有何害于卫生？二、常见人颜色鲜艳，而有血色颇为可爱，此果何法使之然欤？三、手指，足趾上之爪，因何自行脱落？四、异族结婚，后嗣多慧健，究为何故？五、运动后不即入浴，乃防何种危险？六、现时各种体操繁多，究以何种于身体之康健为最适当？可否请示其法？”[24]作为编辑，陈独秀对于这六个问题一一作出解答，对一些问题，如“吸灰尘有何害于卫生”等，陈独秀的回答可以说是详尽备至，在长篇大论中不时有所发散，甚至还在回答中设问，在自问自答中使答案变得生动活泼；[25]而对其他问题，陈独秀在回答中则常常用到“不外”两字，在看似武断的言论背后，实际上是陈独秀对于该领域的知识并没有充分的了解和准备。青年学生们不但有追求知识、追求进步的需要，同时，对外在美也有着强烈的追求，所以，当“辉暹”提及这些问题的时候，实际上所传达出的是青年人们所要面对的一种具有普遍性的问题。但是，身为老资格革命者的陈独秀在自己的思想革命框架中对这些问题显然没有充分顾及。读者对于这些问题的关注也使得陈独秀等人开始对这些自己之前所较少关注的领域有了一定的涉足，并将其整合进自己的办刊思路当中。在接下来的《新青年》第二卷中，陈独秀对当时中国“青年”的生理状态作了一个描述，“自生理而言之，白面书生，为吾国青年称美之名词。民族衰微，即坐此病。美其貌，弱其质，全国青年，悉秉蒲柳之姿，绝无桓武之态。艰难辛昔，力不能堪。青年堕落，壮无能为。非吾国今日之现象乎？”[26]陈独秀对青年生理状态的这种描述，实际上就解决了辉暹所提出的第二个问题，同时也将青年的外在审美需求纳入自己的思想启蒙脉络当中，这使得《新青年》杂志更加贴近青年读者的关心重点，在与青年们不断对话中，成为他们的良师益友。

在1916年《青年杂志》改名《新青年》的第一期里，陈独秀写了一篇名为《新青年》的文章放在卷首，这可以看作是陈独秀为《新青年》所做的发刊词。将此篇与《青年杂志》的发刊词《敬告青年》相比，可以看出，在《敬告青年》中陈独秀等人只着眼于青年的精神世界，看到了“少年老成”，“见夫青年其年龄，而老年其身体者十之五焉，青年之年龄或身体，而老年其脑神经者十之九焉。华其发，泽其容，直其腰，广其膈，非不俨然青年也，及叩其头脑中所涉想、所怀抱，无一不与彼陈腐朽败者为一丘之貉。”[27]而到了《新青年》一文中，陈独秀更是注意到了追求外在审美对青年精神的腐蚀，这个转变不能不说和“辉暹”等人的来信有着很大的关系。事实上，在《新青年》以《青年杂志》刊行的第一卷中，大量读者来信都是“于生理卫生极有关系”[25]，在其中，辉暹的对于“颜色鲜艳”的追求是有一定代表性的；而另一些青年，则与辉暹相反，一位署名“穗”的青年来信直接问陈独秀，说：“穗欲习拳术，但未得良师。想沪上定有名人，恳示一二，并告姓氏地址为祷”[28]。这类青年所追求的并不是所谓“有血色颇为可爱”的外表，而更多的是一种勇武的气质。显然，陈独秀对于前一种“斯斯文文一白面书生”类型的青年是颇有微词的，而其心中的青年应当是“面红体壮，若欧美青年之威武陵人”[26]的。从《敬告青年》到《新青年》，两篇文章中，陈独秀对于青年的认识不断加深，在这个过程中，《青年杂志》第一卷中所收录的青年来信显然是陈独秀等人了解青年思想动向的一个重要途径。能够通过通信来广泛听取青年的心声，进而不断调整自己与青年人之间对话的主题与姿态，这也正是《新青年》杂志常办常新的一个重要原因。

除了可以使读者和编辑直接对话之外，《新青年》的读者“通信”一栏还给青年读者们创造了一个可以直接评价杂志中篇什的机会。通过来信，读者们可以直接就杂志中的具体文章进行商榷和褒贬，这样一来，一方面使得陈独秀等编辑们可以进一步地了解青年们的阅读习惯和阅读爱好；另一方面，则使得一些在文章中尚未得到很好解决的问题得到进一步拓展和讨论，使一些仍存在疑义的具体问题得到了充分的研讨和解答。如在署名张永言的青年来信中，就对《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二号所刊登的《托尔斯泰之逃亡》这样一篇文章多有批评：“贵杂志第二号《托尔斯泰之逃亡》一篇，重返三四次读之，不知其用意之所在。托尔斯泰为世界有名之文人，则作斯篇者自非名家不敢动手，顾此篇则实晦塞冗闷，读之令人不欢，原文果亦如是乎？且斯篇之作，其主旨究何在耶？”[11]《托尔斯泰之逃亡》的译者署名“汝非”，实为国民革命名宿莫纪彭，谈及为杂志作文的原因，莫纪彭回忆道：此时的《青年杂志》为陈独秀以一己之力主办，“余知独秀国学造诣甚佳，能背诵整部《文选》，然对西学则所知有限，惟独秀极力务新，热心介绍西学，阅及余等主办之《民声》杂志，因来接洽”[29]，但是作为普通读者的张永言对其中来由并不知晓，而莫纪彭身为一个老牌革命家，文学并非其所长，其翻译文笔也确实略显死板，“汝非”这样一个名字对和20世纪最初几年的革命少有交集的青年学生而言也确实显得尤为陌生。以上种种原因使张永言对于汝非是否能够胜任对托尔斯泰的译介产生了怀疑，故在杂志上有了以上疑问，而陈独秀则对这个问题做了如下解答：“托尔斯泰为人，精神伟大，近世罕有。本志取其传中最后一篇者，以其笃行苦道，老而不衰也。托氏身为贵族，心在田间，弃家殉志，事远恒情，此其所以为托尔斯泰也”[30]。陈独秀没有就张永言的问题做出正面回答，而是巧妙地绕开了来信中所提到的文笔问题，将问题的焦点集中在汝非文中所重点提及的托尔斯泰的思想问题上来，这样，一方面化解了张永言信中较为尖锐的问题，同时也告诉青年人们了阅读杂志的方法，即要注重思想，不要太在意外在的形式。可以看出，对早期《新青年》而言，其重思想的特质与先前许多杂志重文笔、重辞藻的特点是有所区别的，⑤对一些读者而言，这种新的阅读方式并不是一下子就可以适应的，“读者通信”一栏在此时就成为读者和编辑之间互相适应、互相调整的一个重要平台：《新青年》的编者们在可行的范围之内对于读者的要求进行了考虑并在编辑方面做出一定的调适，而读者们也在与编者之间的对话中逐渐接受了一种以思想为中心的阅读方式。这样一来，《新青年》的销路被不断打开，其所要传播的新思想也在青年群体中散布的越来越广。

除此之外，《新青年》读者“通信”栏的开办还为不同地域的读者之间提供了一个相互沟通的平台。在清末民初的历史条件下，不同地域之间的青年们相互沟通是十分困难的，不仅仅是青年，就连陈独秀和吴虞这种曾经有过在《甲寅》杂志上发表文章经历的“同志”，相互之间也是所知甚少。[31]按道理说，在革命的共同旗帜下，空气互通，应是多有耳闻，但是由于交通与信息的闭塞，身处内陆的吴虞多年来竟然对陈独秀等人一无所知，当时信息之阻碍，交通之闭塞，由此可见一斑。这些思想界的名宿老将尚且如此，青年学生们之间的交通更是不在话下了。

此时《新青年》所开设的读者“通信”一栏，则为青年学生们提供了一个互通思想的空间，青年们可以与曾经刊登于此栏的读者直接来信对话，互通思想上的有无。如《新青年》第二卷第三号中曾刊登一位署名“陈蓬心”的读者的来信，就是针对在两期之前舒新城的另一封来信发声的。舒新城的来信在当时似乎并没有引起陈独秀足够的重视，作为编辑的陈独秀只是用“热忱高见，钦佩良深”[32]这样的套话回应了舒新城，但是，这一来信却在刊出两期之后得到了陈蓬心的回应，这封来信中，显然对之前陈独秀回复舒新城的文字意犹未尽，在响应舒新城建议的同时，陈蓬心还意在激起陈独秀等人对此问题的进一步思考。[33]陈蓬心的来信无疑是成功的，之前对于社会服务问题并无太大兴趣的陈独秀在两位青年对此问题的共同关注下，也逐渐地开始对这个问题有了一定的关注，从他回复陈蓬心的信中可以看出，陈独秀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明显要比答复舒新城的时候认真和深入得多。[34]借由《新青年》读者“通信”一栏，舒新城与陈蓬心两人之间的对话将陈独秀也席卷了进来，形成了一个读者与读者、读者与编辑之间的交往系统，将一个原先只属于舒新城个人的对于社会问题的思考变成了一个具有明显“公共领域”[35]54性质的存在，将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推向更广阔的言论空间，使问题不断深化；同时，青年与青年之间的对话也可以使有着相同或相似社会经历的青年人互相激励对方，形成一种独立思考的习惯。

在新文化运动中，以《新青年》杂志“读者通信”一栏为代表的编辑和读者之间的互动是一个比较有特点的文化现象，编辑们利用这一平台与读者直接对话，从而了解市场和时代对其所编刊物的要求和期望，以获得一种关于自身位置的确认。而读者对于新兴媒体和生产机制的一种信任和一种对于舆论空间的向往又使其与编辑之间可以形成一种共识或者合谋，促成了刊物内部的一种调和，使刊物在市场与思想这两个维度上能够维持一种平衡，可以说，经由新文化运动而产生的这种编读之间的互动关系对新文化的传播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也为此后中国文化刊物的编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实践经验。

站在现代民族国家的角度上，以《新青年》为代表的新文化刊物上出现“读者通信”一类的栏目更是顺理成章的了：一方面，它满足了青年读者们对参与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欲望，青年读者在这里找到了一个空间，可以畅谈自己从生活中感悟到的、从书本中学习到的，甚至从他人那里听说到的各种有关民族国家建设以及自身修养的事情，并将之推至公共领域；另一方面，它成为青年读者们互相认识、互相讨论的空间，原本各自为政的青年们终于得以将彼此的思想加以整合比较。这样，何种思想、何种理论更适合中国当时的国情就会一目了然，即使其中会引发一些争议，但最终在争议中也会形成相对的共识。以《新青年》为代表的新文化刊物可以看作是中华民国这样一个新生现代民族国家的缩影，而“读者通信”则有机地参与进了这个民族国家的想象和构建之中，有效地激发了新文化刊物的机能性，促进了新文化运动从理论向实践层面的转化。

注释：

① 按照《新青年》的定价来看，每期1 000册的发行量刚好和群益书社支付陈独秀等人的编辑费用相同，可见，群益书社刊行这份杂志很大程度上是处于友情以及一种共同的志向。

② 参见中国社科院上海经济研究所编《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1921年-195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4页。据书中估算，1912年到1918年间，上海的物价指数有涨有落，但整体上涨了16.8%。而在当时，群益书社在《新青年》一刊上仅仅能够维持收支平衡，这平均每期多出的168元对1918年前后生意相对惨淡的群益书社而言也是一笔不小的负担。

③ 出自山东聊城师院现代文学研究室所编《林纾年谱及著译(征求意见本)》，自印，1981年，第72页。

④ 见《新青年》编辑部与上海发行部重订条件，鲁迅大辞典编纂组《鲁迅佚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44页；另外，关于此篇是否为鲁迅所写尚有疑问，其主要论争见周楠本《一篇新发现的鲁迅手稿:〈新青年〉编辑部与上海发行部重订条件》，载于《鲁迅研究月刊》，2011年第12期和叶淑穗对《〈一篇新发现的鲁迅手稿〉一文的质疑》，载于《鲁迅研究月刊》，2012年第4期。

⑤ 《19200519陈独秀致胡适》，石中扬《江上几峰青——寻找手迹中的陈独秀》，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93页；上述书中收录有陈独秀书信的影印件，此外，关于信件来历可参见欧阳哲生《新发现的一组关于〈新青年〉的同人来往书信》，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筹备处编《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10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666-677页。

⑥ 即使是名重一时的《甲寅》杂志，其中许多文章也采用的是骈体或骈散结合的修辞方式，辞藻比起《新青年》来说要华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