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越

去年年底，中国南方科技大学生物系副教授贺建奎让“基因编辑”这个词火了一把。

这项技术的本意是想在婴儿出生前对他们的基因进行优化，听起来很像“优生优育”。年纪大一点的中国人肯定都记得这个口号，当年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优生优育是一并被提出来的一项辅助政策，大概意思是说，既然每对夫妇只允许生一个孩子，那就一定要保证质量。

这个政策在国外被称为优生学（Eugenics），不过这可不是什么好词，原因是当年纳粹德国打着优生学的旗号对犹太人实施了种群灭绝政策，犯下了反人类的罪行。因为这个缘故，优生学这个概念在西方学术界是个禁区，提都不能提。不过，咱们的优生优育政策只是教育那些正在备孕的父母们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不吸烟少喝酒不挑食之类的，和西方的优生学有着本质的区别。

最早提出优生学这个概念的是英国人类学家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时间是1883年。提起高尔顿，知道的人恐怕不多，但提起他表哥查尔斯？达尔文，大家应该就都知道了。也许是因为这位著名表哥的缘故，高尔顿一直非常关注人类遗传学研究，提出可以借助遗传学来提高人口素质。这个想法的初衷应该说是好的，但当年的遗传学研究水平还很低，人们误以为有问题的父母一定会生出有问题的孩子，这显然是不对的。

更糟的是，当年的优生学把注意力都集中在智商和道德这些很复杂的人类行为上，得出的结论更是错的离谱。比如说，如果父母是小偷强盗，他们的孩子长大后变成小偷强盗的概率确实比其他人高，但造成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是成长环境和后天教育，和遗传无关。

还有一点也很重要，那就是当年的优生学倡导者并不具备筛选或者修改基因的能力，于是他们只能一刀切，干脆剥夺那些“有问题”的人的生育权。20世纪初期，美国很多州都通过了相关法律，允许州政府给一些“不适合当父母”的人提前实施绝育手术，这项政策很容易被滥用，导致了一系列无法控制的后果。

二战的结束宣告了这些歧视政策的终结，优生学也和法西斯主义一样成了过街老鼠，没人敢提了。但是，有人把罪名安到了科学家们的头上，认为高尔顿应该为纳粹暴行负责，这就不对了。事实上，最早反对优生学的正是科学家群体，尤其是当研究果蝇的美国科学家摩尔根发现了遗传的复杂性之后，反对的声音这才变得有理有据。这件事充分说明了科学和政治不一样的地方：科学有很强的自我纠错机制，政治则要弱得多，政治上的纠错往往需要让一代人吃尽了苦头才能成功。

优生学的名声虽然一落千丈，但来自民间的需求始终都在。无论知识分子们如何批判优生学，有条件的父母们仍然会想尽一切办法避免生出有问题的孩子，这是人性使然，很难改变，人们只是苦于没有可靠的办法而已。

遗传学研究水平的飞速发展使得精准产前诊断成为可能，优生学改头换面，重新出现在了大众的视野里。这一时期的优生学靠的是基因检测，但早期基因检测大都局限于单基因遗传病，以及像唐氏综合征这样的染色体异常，具有因果关系明确，检测准确性高等特点，几乎没有任何异议。很多国家甚至把这类检测纳入了医保的范畴，属于国家支持的优生优育。

但是，一个人的绝大部分后天特征都是由很多基因共同控制的，像身高、体重、相貌、运动能力以及癌癥、糖尿病等常见慢性病的发病率等等都是如此，家长们如果想要在这些方面动脑筋可就难了。不过，这点困难难不倒科学家，随着DNA测序技术的飞速进步，以及大数据分析能力的迅速提高，一项被称为“多基因检测”（Polygenic Techniques）的技术被开发了出来。顾名思义，这项技术可以一次性检测成百上千个基因位点，然后再运用大数据研究得出的结论推算出某项人体特征可能出现的概率。

2018年11月17日出版的《新科学家》杂志报道，一家总部位于美国新泽西州的基因组预测（Genomic Prediction）公司不久前推出了一项基于多基因测试技术的产前诊断服务，据称一些从事试管婴儿的公司已经购买了这项服务，以便帮助客户避免生出有遗传缺陷的婴儿。

具体来说，所有从事试管婴儿服务的公司每次都会生成不止一个胚胎，当胚胎还处在发育早期时，科学家可以从中提取出少量细胞，通过这项技术看看胚胎是否携带了不好的基因，如果是的话就丢弃，如果没有问题再植入母亲子宫。换句话说，这种优生学只筛选，不编辑，所以争议性没那么大。

如果这项技术仅被用于筛查遗传病的话，估计就没人质疑了。但这家公司暗示该技术有可能用于预测婴儿的智商，媒体立刻就炸了锅。反对者指责这种检测违反人类道德，有纳粹嫌疑，还有人从哲学的角度攻击这家公司，认为这项检测将降低人类的多样性，要求政府下令禁止。

不过，如果我们了解了优生学的历史，不难发现这类批评是站不住脚的。生出健康的婴儿一直是人类的愿望，富人们也一直在偷偷做这样的事情。如果我们禁止科学家做相关研究，那就等于剥夺了普通人的权利，反而是不平等的。

但是，这并不等于说目前的智商筛查就是合理的，因为人类的智力发育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以现在的技术水平最多也只能找出微弱的基因关联性。比如此前曾经有一项研究发现，至少有超过1000个基因位点和智力发育有关，但两者的整体相关性仅有13%，显然太低了，大概没人愿意根据这种概率选择胚胎。

不过，具体到某几个特殊的基因，概率又不一样了。该项研究发现了若干个“聪明基因”，可以很好地预测携带者上大学的几率，那些根据这几个基因测算排在前20%的人最终上大学的概率是60%，而那些基因测算排在后20%的人上大学的概率仅有10%，这个差异还是相当显著的。假如进一步研究把预测的准确性提高到了95%以上，请问你是否愿意根据预测结果来采取行动呢？

说到底，这件事的本质就在于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人类的智商。如果我们相信智商本质上和其他生理性状一样，都是可以被调控的，那么就应该继续支持这方面的研究，这一点和道德原则并不冲突。也就是说，身体和智力有缺陷的人都应该得到尊重，但谁也不愿意看到自己家的孩子先天缺陷，这同样是人之常情，也应得到尊重。

智商和其他生理性状一样，在人群中都呈钟形正态分布。区别在于，高智商的孩子不一定保证将来一定能成功，更不能保证长大后一定会幸福，但低智商肯定是有问题的，也肯定是父母最不愿意看到的。所以我们也许应该换个角度，把重点放到筛查智力缺陷上来，而不是将其用于培养神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