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裕

文学从来都不是一个纯审美现象，尽管在某些时期，文学研究会打起审美的大旗。看似与政治无关、与价值取向无涉的文学，只要它被列为经典并源远流长，就势必携带着对它产生时期重大问题的回应。

至目前为止，我们的研究多以德国或者说德语国家二战后的研究为导向，而德国战后的文学研究领域，为洗刷此前意识形态建构的嫌疑，除战争罪责、社会批判和普遍人性，多回避重大历史和政治军事问题，取而代之以看似客观的形式分析，任文学研究蜕化为层出不穷的理论和方法的试验场。这样，如果我们的研究仅仅是跟随其后，便在无形中屏蔽了许多我们应当关切的问题，使通过文学认识德国文化成为一句空话。

本栏目此次所辑三篇文章，代表了三位学者近期的研究心得。文章的共同特点是试图回归文本产生的历史语境，揭示作家如何以各自的方式思考和回应他们所面对的历史变革，并对现实政治问题提出解决方案。

文章选题集中于德国近现代史上两个最为动荡的时期——1800年前后和所谓魏玛共和国时期。言其动荡，是因为在这两个阶段，德国在政体形式、政治思想方面经历了重大变革：一则是神圣罗马帝国与绝对君主制的更迭;二则是民主宪制的引入与旧帝国的彻底瓦解。在此时，文人志士以文学或文論形式提出了怎样的治国理念和策略，不仅值得我们深思，而且对于理解今日之德国和欧洲的政治图景不可或缺。

作为哈布斯堡遗民，穆齐尔和罗特均认为，多民族的帝国可有效抵御单一民族国家带来的灾难，消解现代化带来的弊端，维护欧洲统一的传统;荷尔德林是一位富有哲思的诗人，但其诗歌创作却同时扎根于政治现实。诗人努力以古希腊为鉴，为其所在的符腾堡公国描画政治蓝图;席勒的《审美教育书简》本就是一则君鉴，意图在现实政治失范、工业化造成人的异化之时，探讨如何建构一个能够满足个体自由的政治共同体。

可见，穆齐尔和罗特的作品文风恣肆、形式散漫，却无处不表露出他们用以化解欧洲危机的保守立场;理想主义者如席勒和荷尔德林，其理论建树或诗意哲思，无不针对具体历史语境，意在解决现实问题，寻找切实可行的安邦定国之路。凡此，均让我们看到历史变革中文学和知识分子的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