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 文/罗安鹄

骆越是居住在今广西南宁、百色一带以及今越南北部的古“百越”的一个部族。《逸周书·王会篇》说“路人大竹”，该书注释说“路音骆即骆越”。骆之名还见于《史记》，以后《汉书》和《后汉书》都有“骆越”的记载。

骆越文化在商、周时期的代表性器物是有肩石斧、有段石锛及几何印纹陶，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终于乘上青铜时代的末班车。此时的骆越，与巴、蜀、滇、夜郎同时书写着自已的地域文明，而又相互交流、影响甚而渗融，形成多元而又相通的西南青铜文明时代。

骆越青铜器，主要为兵器：钺、戈、矛、剑、箭镞等，尤以钺为最多且形制纷繁，故有学人说：百越部落的“越”就因数量最多的石钺、青铜钺而得名。

仅举几例，以窥骆越青铜文化之一斑。

乐舞娱神类

羽人击鼓风字形钺（图1），其一为羽人击鼓直銎C 型龙纹风字形钺（通高12.5cm，刃宽14.2cm），其二为羽人击鼓直銎几何三角纹风字钺（通高9.8cm，刃宽15.5cm）。画幅的核心部位为两个头载羽冠身披羽衣的人，各举一根杆头绑（或粘）有羽毛的棒直击铜鼓，鼓似战国早期万家坝形铜鼓，只是束腰部位艺术性的予以夸张。画面左为狗，右为鸟，鸟飞于天，狗吠于地，人在中间，这是天、地、人的朴素观念。

鼓身满布乳钉纹，这是模拟史前“鼍（tuó）鼓”上满身的鳞片，是对古代音乐的记忆与传承。鼍即鳄鱼，鼍呜之声似雷似鼓，因此古时把鼍鸣呼之为鼍鼓（鼓噪之意）。于是古人也把鼍皮蒙的鼓称为鼍鼓。《诗经·大雅·灵台》“鼍鼓逢逢”就是最形象的描述与记载。

铜鼓身上模拟鼍皮，是骆越人对古鼍鼓的记忆与崇拜，足见铜鼓出现之前，击奏型的原始皮鼓就已产生。

击鼓图，是用棒竖直冲击鼓面，两人同击或分击；或许一人击鼓心，另一人击鼓边，发出“咚当咚当” 的两个不同的音响；或交互击鼓心鼓边，或同击鼓心鼓边，发出更多的变奏音，再辅以节奏的轻重快慢变化，使之能营造各种不同的气氛和情绪。

击鼓人头载羽冠、身披羽衣，显然非生活装而是仪典用的祭服或礼服。从鼓身模拟先祖“鼍鼓” 来看，这可能是祭祀先祖的仪典。特别是击鼓棒上端装饰羽毛，显示是希冀鼓声借助“鸟羽（翅膀）”飞达天庭，让先祖聆听。

羽人歌舞靴形钺（图2），高13.6cm，刃宽11.3cm，羽冠很高（即冠上羽毛很长），著齐膝羽裙，手中似握羽扇，蹁跹起舞。左面有犬有鹿，表示在草场地上，直銎侧面两条c 形龙纹，仍然是希冀因“羽(翅)” 借龙势让天上先祖(或神明) 看到其舞听到其音。

羽 人 歌 舞 飞 鸟 青 铜 钺（ 图3）， 高14.5cm，刃宽13.2cm，几近方形。与图2 类，长羽冠人载歌载舞，其音其舞随两展翅向上的飞鸟带上天庭。

当时使用的乐器主要以青铜鼓(图4) 、青铜羊角纽钟(图5)为核心，辅以竹(如笛) 木（如牛腿琴）吹奏乐与麻弦乐，由于竹木乐器腐朽成灰，我们只能在“社会化石”老民俗中窥其风韵。

关于羽人，最早出现在《山海经》，如其中的《大荒南经》载：“有羽人之国，其人皆生羽”， 可见羽人出现得很早。 而羽冠人则在滇东、桂西、桂东、湘南、粤中乃至浙南出土的青铜器上间或出现，说明这种仪典及礼服遍及沿海百越地区。

汉代王逸《楚辞章句》解释屈原《九歌》时说：“昔楚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好社，其社必使巫觋（xí）作乐，歌舞以娱神。”因此可以说，羽冠人就是巫觋，他们是神权和政权合一政治制度的化身，其一岁几次的民俗性祭典是为强化族群意识，以巩固自身权力与地位。

生产生活类

训养鹿群靴形钺（图6），高11cm，刃宽13.2cm，画面左侧是一后蹬前立跃然欲扑的家狗，中心是雌雄（长枝角者）二鹿，远处两人似站在河边挥舞双手吆喝，这显然在训养鹿场，反映的是人类初期的训养经济形态。

还有几例，基本类同（图6 附图），不再赘述。但数量本身说明了规模与普及。《史记·西南夷列传》曰：滇、夜郎等西南夷“皆椎结、耕田、有邑聚”，这些在青铜器上暂未有鲜明反映，但却在骆越玉器与陶器上得到充分的证实，如一定数量的骨笄和玉笄反映束发成椎；具有两头尖的谷粒布满整器的玉壁，以及爬伏于桑叶上的玉蚕、数量众多的陶纺轮等，皆充分描述了谷、桑、麻的农业文明状态。因本文以介绍青铜为宗旨，玉、陶为不冲淡主题而暂且放置。

环境生态类

鳄鱼犬鸟扇形直銎青铜钺（图7），高12.5cm，刃宽14.2mm，画面左右侧分别为头向内的两条鳄鱼，中部为一只狗，狗上为一只水禽。

鳄鱼水禽横銎青铜斧（图8），高9.2cm，横长16.3cm，画面中心为一条鳄鱼，其上一只欲展翅起飞的水禽。

这两幅青铜“画”， 展示了骆越时期的生态环境：气侯湿热、河湖纵横、草场宽阔、植被丰盈、鹿群撒欢、野狗追逐、鳄鱼称霸、水鸟翩飞，一幅何其生动融和的自然洪荒、满含深情的艺术性构图，展示了骆越人对自己家园的热爱与对质朴大自然的敬畏与崇拜。

信仰祭祀类

太阳飞鸟云雷纹戈（图9），通长（内、援）29.6cm，胡长11.2cm，援上近内处有一太阳纹，旁有一只鸟，这是骆越的太阳崇拜。中原一带的画像石、画像砖及西汉帛画上，鸟在日轮内，蟾蜍在日轮内，这是中原民族的日、月崇拜图，而骆越的太阳崇拜图，却是鸟在日轮外。无独有偶，在骆越的一些铜兵器及铜鼓上，主体纹饰就是闪着光芒的太阳符号，太阳的周围是一圈飞翔的鹭鸟，鸟也不在日轮内（图9 附图）。而且鸟几乎为水禽，非草原游牧文化的鹰，也非中原农业文化的鴞，这就是与地域环境生态相统一的文化现象与图腾崇拜。

三人举手直内两穿短胡戈（图10），长24.1cm，近胡处有一圆穿，周围一圈放射性阴线，显然是闪射光芒的太阳，其上是两人举手相牵图，内端是三人举手相牵图（图10 局部），手牵处手指显得特别长，似乎是羽毛类，或许与羽冠有相类的信奉。三人手肘下有兽头，这很可能是用于牲祭的兽头。显然这是一组祭祀太阳的画幅，三人显示多数，也许就是全族人举行的太阳祭祀活动的生动描述与记载。

青铜喇叭型器（图11），高8.8cm，径16cm，因历代典籍均无此种器形名称，也无自身铭文可“自证” 其名，于是仅依其形似“喇叭”而定。

弧凹形盘的中央立一柱，柱下部为蛇纹，中上部为云雷纹及几何纹。正如新石器时代晚期玉琮只能节节升高而不能横向伸长，中有园孔，是为勾通天地一样，此柱高耸入云（云气纹中），其即为勾通天地之柱，或可名之“通天柱”， 简称“天柱”（图11 附图）。

这样的器形在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物中，可见多件，有铜的，更有金的。但柱的基部为凸起的“丘”状，有的丘状基部还呈搂空状。（图11 附图）

骆越与古蜀在“通天”“ 祭天”的信奉上应该是相通相同的，但为什么前者柱立盘中，而后者柱立丘顶？这是因为环境生态的差异所形成。成都平原上，偶有地势相对较高的局部凸起，古人认为较高的地貌离天更近，于是把通天柱立于“丘”顶。而骆越主要生活在溪河谷地或湖沼之滨，其天柱基部为蛇纹，就揭示其潮湿低地、灌木丛生的自然生态，原始农业对水的依赖与崇奉，使他们的祭祀场地必选河滨或湖畔，因此目见地貌皆中部低边沿高的盘状，于是把勾通天地的“天柱”立于盘中。?

蜀喇叭形器，丘部镂空，不是为省料，而是让丘下焚的香有烟孔飘出。骆越喇叭形器，凹盘则可盛香不至外溢。两者祭祀时，皆有轻烟缠绕天柱袅袅升腾，一幅生动的升天图，展示在信众面前，令人扑伏而跪拜，这也许就是那时巫觋率众勾通天地仪典的庄重神秘的场面。

双环首人面弓形格青铜剑（图12），长39cm，最宽处6.2cm，从弓形格往上的剑脊上，依次为人面纹、双环纹、几何纹、再双环尾往上收缩成宝塔式一直延伸到剑尖（图12 附图）。双环有两类，一为放射状似拟太阳纹，一为缠绕同心圆似拟云雷纹。仍然是太阳崇拜，中脊一直通尖，也表示“天柱”通天。

一字格曲刃青铜剑（图13），长28.5cm，刃最宽处5.6cm，其图案，也是对称双环逐渐收缩至中脊通剑尖，双环也间有拟太阳纹与云雷纹，剑茎上还有双人举手相牵图，肘下有兽首（图13 附图），显然也是 “牲祭”太阳，中脊图案通剑尖，也即“天柱” 。

多枝青铜灯（图14），通高85.2cm，底径20cm，共分三层，每层三盏灯，共九盏，上有一只鸟，这代表东方神树“扶桑”，顶端的鸟就代表天，因天的形象只能用太阳和鸟来表示（鸟飞于天），九盏灯就表示“九日” 其中间的灯柱就是通天柱。图12 与图13 的“塔式” 图案，就是多枝灯的异化或变形。其功能一如多枝灯一样，为勾通天地的载体。

综上各例，可以得到一些启示，首先，这些兵器皆为祭祀、饮宴、节庆等仪典用器。戈、矛等双面有纹饰，显然是举在杆头；而较短小的钺、斧等是单面纹饰，显然无纹面是有物可依，就如清代壁瓶一样，或依墙、依木乃至依帛，或用于轿或挂于屏，甚至还可能缀于帛围在巫觋身上。另外，这些兵器，大多散在河水中及河边沙滩、台地出水出土，很少有墓葬及遗址出土，可见仪典一般在河滨或湖畔举行，仪典后，大多随水奠遗，这给规模考古带来很大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