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红 李佳

摘要：[目的/意义]近年来突发公共事件舆情频频产生，基于该舆情往往会爆发相关突发公共事件谣言，谣言对舆情发展影响深刻，通过建立突发公共事件谣言协同治理机制以期提高舆情导控成效。[方法/过程]论文以行动者网络理论为理论基础，在突发公共事件谣言的生命周期不同阶段进行行动者网络分析，进而确定不同阶段的强制通行点，根据转译过程构建突发公共事件谣言协同治理机制。[结果/结论]论文以行动者网络理论的行动者和转译要素构建了突发公共事件谣言在潜伏爆发期的监测预警机制、变种期的分析反馈机制、消亡期的反思预防机制，3个阶段的行动者网络形成严密的突发公共事件谣言协同治理机制。

关键词：突发公共事件;舆情导控;谣言治理;行动者网络理论;协同治理

DOl： 10 .3969/j .issn .1008 -0821 .2019 .12 .013

[中图分类号]D03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821 （2019） 12-0109-12

互联网为公众提供了自由发表言论的平台，舆论自由增强了民主性，也提高了突发公共事件舆情与谣言的爆发率。突发公共事件谣言往往基于特定突发公共事件产生，在舆情爆发后泛滥，具有随机性和高度危害性的特点，谣言对于舆情的负向作用已经成为高效舆情导控道路上的绊脚石，有必要通过治理突发公共事件谣言以提高突发公共事件舆情的导控成效。舆情导控是指及时发现舆情发展的苗头和倾向，从而进行引导、处置，把舆情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对于社会稳定和国家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突发公共事件谣言的产生及泛滥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当下社会治理模式由单一治理逐渐转变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模式，因此构建突发公共事件的谣言协同治理机制具有现实意义。本文界定突发公共事件谣言的发展生命周期，再分析相关行动者，在此基础上通过问题界定确定强制通行点和共同目标，以兴趣激发、招募成员和动员步骤建立突发公共事件的谣言协同治理机制网络。

1 理论基础与相关研究

1.1 行动者网络理论相关概念

Callon M[1]提出行动者网络理论包括行动者网络、行动者世界、转译3个概念，并打破行动者人和非人的划分。Law J[2]沿袭Callon M的理论观点并着重分析网络如何保持稳定。拉图尔[3]在CallonM和Law J的思想基础上系统阐释了行动者网络理论，他提出行动者网络核心要素包括行动者、转义者、网络。拉图尔的行动者具有广义性，他把所有的人和非人的因素都看作是行动者：转义者是相对于中介者提出的，拉图尔认为任何行动者都是转义者，任何的信息、条件通过行动者都会发生转变;行动者的一系列行动组成“网络”。拉图尔指出构建行动者网络是通过转译过程（见图1），包括问题界定、兴趣激发、招募成员、动员4个步骤。强制通行点（ OPP）是转译中必须解决的难点，决定着行动者能否顺利进入网络以及网络的稳定程度。

转译建立了行动者间的联系，行动者间不断转换问题和兴趣从而获得互相理解。问题界定主要是确定核心行动者和共同目标，核心行动者是网络构建的追随者。实现共同目标的关键是让行动者合作，但在过程中存在障碍，强制通行点是让行动者解决障碍、获得利益的手段。兴趣激发是确定行动者的功能定位，使其在网络中发挥特定作用。招募成员是吸引行动者进入网络的过程。通过兴趣激发和招募成员，行动者间形成某种抽象联系，动员是建立网络的最后一步，就是将行动者整合成利益联盟。

行动者网络理论将人和非人因素都视为行动者，对各个行动者进行障碍和利益探讨，并且认为通过合理的转译可以使行动者联结在一起，构建相对稳定的网络，该理论为舆情导控的谣言治理提供了新的视角，对谣言协同治理机制的構建具有重要意义。

1.2 相关研究

近年来由于舆情和谣言危机频频爆发，使得舆情或谣言治理研究成为研究热点。搜索近10年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时发现，以“舆情”并含“谣言治理”在知网中检索，共有72篇文献;以“Public Opinion and Rumors Governance”为主题词在Emerald Insight中检索，共有91篇文献。但知网中“舆情”并含“行动者网络理论”只有3篇文献，“谣言”并含“行动者网络理论”只有1篇文献。Emerald Insight中“Rumors”和“Actor -network Theory”共同文献5篇， “Public Opinion”和“Actor-network Theory”共同文献12篇。可见国内外对于行动者网络理论视角下的舆情或谣言研究尚存在极大空间，本文正是对现有研究的丰富与创新。现有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1.2.1 舆情或谣言治理研究

1）现状与对策研究

学界从舆情或谣言治理的现状出发，通过现状分析提出相应对策，以解决现有实际问题。如李文超[4]思考网络谣言产生和传播的动因，并对于危机事件中网络媒体规避网络谣言的对策进行了探讨。刘锐[5]提出我国地方重大舆情显现出阶段性差异，因此有关政府部门要加强对舆情的控制。Zhou Y等[6]认为在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情的影响因素中，最为主要的是突发公共事件的应对和舆论引导不当，并可能因为舆论的引导不当导致更大范围的事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正确认识事物的准则，学者以现状抓住主要矛盾，增强研究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2）基于不同的基础理论

学界对于舆情和谣言的重视使其研究领域发生拓展，吸引了来自哲学、经济学、社会学、信息科学等不同专业的专家视线，他们运用各自的学科理论进行相关分析。如王恬恬[7]用“景观社会”理论进行分析，试图探讨新媒体事件中的谣言对舆情管控的冲击。邵全红[8]考察了舆情隐含的蝴蝶效应、首因效应、标签效应与网络记忆效应，提出观念引导先行、技巧引导取胜的舆论引导策略。No-elle Neumann E[9]以“沉默螺旋理论”对网络舆情进行分析，发现公众的意见会因为另一方意见的沉默而逐渐强化，并通过反复形成具有某种一致性的舆论，进而演化为群体性倾向的网络舆情。基于跨学科理论，学者为舆情或谣言治理研究输入新鲜血液，提高了研究成果多样性。

3）运用多样化的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是学术研究的基石，研究方法不同意味着研究视角的不同，学者对于舆情或谣言运用多种方法进行分析，由此产生丰富的成果。学者对典型案例进行针对性分析，如刘倩[10]系统分析某网络大V舆情失范的内在原因，深入探讨如何正确引导网络舆情。Timothy R Hannigan等[11]研究某公司产品创新谣言，发现它们塑造了公司内外的看法。学者以数据进行定量研究，如彭建等¨12]将融合逻辑回归与决策树的逻辑模型树方法用于谣言检测，以期提高舆情的检测效率。Rosa S等[13]制定出一个能够正确检测出大约90%谣言的新谣言检测系统，具有可接受的精确度。科学的研究方法不仅开阔学者视野，而且改变学术研究的固态思维方式，更重要的是指明舆情或谣言研究的变革方向。

1.2.2 行动者网络理论于政府治理的应用

行动者网络理论将宏观分析与微观研究整合，在政府治理方面受到关注。如易凡等[14]在研究行动者网络理论与微信涉警舆情导控的关系后，构建微信涉警舆情导控模型以期实现舆情导控。刘亚飞[15]以“泉港碳九泄露”事件为例，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构建企业安全生产影响因素相关指标体系，并提出针对性建议。谢元等[16]将乡村治理路径建立在多元行动者所结成的行动者网络的基础上，并在治理体系、运行体系以及保障体系方面进行系统考虑。Harshit V等[17]运用行动者网絡理论对CE项目的6个多元化案例进行了分析，试图确保国家能源安全。无论是社会稳定、国家安全还是乡村振兴问题，行动者网络理论都能指导学者进行更深层次地挖掘，所具有的高度适用性决定在政府治理中的广泛应用性。

1.2.3 小结

综合上述文献梳理可知，舆情或谣言研究中，跨学科理论丰富了舆情或谣言的研究内容，现状分析与对策提高了研究的科学性，研究方法创新了舆情或谣言的研究视角。而以行动者网络理论进行各种政府治理研究，能够打破思维僵局，拓展研究领域。当前研究虽取得一定成就，但在深入和细化方面存在不足。首先在理论基础上，结合行动者网络理论进行突发公共事件舆情或谣言研究的文献较少，亟需理论创新。其次谣言发展是动态过程，现有研究对谣言的分析过于笼统，根据生命周期规律能够更深入分析层次。本文将行动者网络理论和谣言生命周期相结合，建立突发公共事件谣言协同治理机制网络，具有新颖性。

2 基本范畴界定

舆情导控成效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谣言治理结果，因此以突发公共事件谣言生命周期进行分阶段治理具有必要性。行动者是突发公共事件谣言协同治理机制网络建立的基础，行动者界定的完备性将决定所构网络的可靠性，因此确定行动者十分关键。

2.1 突发公共事件谣言的生命周期阶段划分

谣言具有生命周期，传统方式将谣言发展划分为潜伏期、爆发期与消亡期，但突发公共事件的突发性对谣言生命周期产生影响。谣言与舆情共进退，李彪[18]借助百度指数分析34个热点事件，发现75%左右的舆情事件都是越过潜伏期直接进入爆发期。加之突发公共事件舆情具有发生即时性，发生的进程极其迅速，整个发展周期一般都是非常短甚至以是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爆发的[19]。因此可以将潜伏期与爆发期整合为潜伏爆发期。陈烨[20]认为网络谣言由于产生自突发公共事件，随着突发公共事件的不断发展，网络谣言的内容会出现不同形式的变种，因此应该引入一个“变种期”。在变种期后，谣言热度降低，进入消亡阶段。定性研究归纳现有研究成果的结论是突发公共事件谣言生命周期包括潜伏爆发期、变种期及消亡期。

划分突发公共事件谣言生命周期是构建网络的前提，仅定性研究说服力不足，因此本文引入定量研究分析突发公共事件谣言演变规律，以期科学划分谣言发展阶段。对于测量指标，分析多样本的谣言演变数据得到谣言日均热度值，这是划分阶段的依据。直接获取突发公共事件舆情中掺杂的谣言演变数据具有难度，但谣言与舆情发展趋势同步，获得基于突发公共事件舆情演变数据的舆情曲线，可以类推突发公共事件谣言的曲线。对于样本选择，“知微事见”作为互联网热点聚合平台拥有庞大事件库，从中查询2017年至今的突发公共事件，这些事件必须引发网络舆情并存在谣言泛滥现象，如“重庆万州公交车坠江事件”中泛滥“女司机穿高跟鞋逆行”的谣言，经筛选符合要求的样本只有15个。对于数据来源，“知微事见”能够提供舆情的传播速度（条/天），舆情传播速度反映舆情热度，传播速度数据等同舆情热度数据。选择舆情发生后10天的传播速度数据作为舆情热度分析的源数据，所选择的舆情事件及其热度数据见表1。

Origin是专业的函数绘图软件，可以进行复杂的数据分析与函数拟合。利用Origin绘制15个样本的舆情热度变化的拟合曲线，曲线表明舆情发展有4个关键点，以A、B、C、D表示，将曲线划分为3个阶段，见图2。突发公共事件的谣言演化曲线与舆情演化曲线类似.AB段曲线从初始阶段就急速上升，虽在后半段有所缓和，但上升态势不减，揭示突发公共事件谣言传播几乎没有潜伏状态，一旦产生就以“爆米花”式爆发.AB阶段为潜伏爆发期。到达峰值B点后，曲线并没有一路下降，BC阶段为波动曲线，揭示谣言新旧更替，BC阶段为变种期。CD阶段曲线切线斜率明显降低，并且平稳下滑，揭示谣言逐渐消散，CD阶段为消亡期。

综合定性与定量研究成果，确认突发公共事件谣言经历潜伏爆发期、变种期及消亡期3个阶段，为后文建立突发公共事件谣言协同治理机制网络奠定坚实基础。

2.2 突发公共事件谣言协同治理机制的行动者网络分析

2.2.1 行动者网络构成要素

行动者网络理论要求平等看待具有二分性的事物，以人和非人划分对谣言产生影响的行动者（见表2），人类行动者包括政府、造谣者、传谣者、信谣者、网络平台运营者、传统媒体、行业协会。非人行动者主要有技术、政策、法律、网络伦理道德文化和网络信息。

2.2.2 行动者网络中各行动者关系分析

行动者网络理论的构建规则是追随某一行动者，此行动者即为核心行动者，除核心行动者外的人类行动者是主要行动者。非人行动者在网络中与人类行动者具有平等地位。各类行动者之间的关系见图3。

核心行动者应具有最高权威性，既是共同目标和强制通行点的提出者，也是行动者矛盾和冲突的化解者，更是行动者网络稳定的维护者。政府是国家权力的执行机关，具有最高权威力和强制力，在谣言治理中，政府能够通过组织职能提供人力物力财力保障，通过协调职能缓解多元主体间的矛盾和冲突，通过控制和决策职能及时发现并纠正谣言治理中的偏差，通过监督职能引导社会进行反思，因此政府作为核心行动者比较合适。核心行动者给予主要行动者利益，将主要行动者吸引到网络中来，主要行动者发挥作用确保网络稳定。非人行动者能够抑制谣言发展，是网络建立中必须考量的一环。在网络中行动者间存在利益输送关系，联盟路径就是将行动者整合为利益联盟的路线。联盟路径不仅存在于核心行动者、主要行动者和非人行动者间，而且存在于同一类型的不同行动者间，是联合行动者的粘合剂。

3 突发公共事件谣言协同治理机制的行动者网络构建与分析

3.1 突发公共事件谣言协同治理机制的行动者网络构建

网络构建分为两步，第一步是问题界定和强制通行点分析;第二步包括兴趣激发、招募成员和动员。经过转译4个步骤后，突发公共事件谣言协同治理机制网络正式建立。

3.1.1 潜伏爆发期的突发公共事件谣言监测预警机制网络构建

1）谣言潜伏爆发期的问题界定与强制通行点分析

潜伏爆发期的谣言具有不易察觉和迅速爆发的特点，谣言治理滞后是主要问题，实行监测预警是解决问题的措施。尽管各个行动者的障碍和利益不同，但通过谣言监测预警机制可以将障碍转化为利益，因此准确及时的突发公共事件谣言监测预警机制是强制通行点，通过突发公共事件谣言监测预警机制网络实现谣言高效治理是共同目标，具体分析见图4。

2）突发公共事件谣言监测预警机制网络构建

兴趣激发和招募成员中，重点是政府运用技术实现监测预警，首先政府设立专门的监测预警部门，在部门中配备先进的装备，雇佣专业技术人员并以培训提高他们对突发公共事件谣言监测预警的认识，以管理体系规范专业人员作为。接着政府运用技术监测预警，包括信息提取和信息分析，在此基礎上发现谣言并判定谣言等级。大数据背景下信息提取主要有系统日志处理技术，如Flume;网络数据采集技术，如网络爬虫;数据库采集技术，如MySQL。这些技术保障了突发公共事件谣言监测预警的科学性。该阶段造谣者因利益驱使或发泄情绪故意发布谣言，造谣目标坚定，只有国家强制性手段才能阻止他继续造谣，因此在网络构建中，造谣者无法继续存在。但传谣者及信谣者存在被误导的可能，加以引导后，能够降低传谣积极性，使之保持中立态度。而网络平台运营者实名认证降低信息处理难度，传统媒体为政府宣传监测预警的重要性，行业协会动员民众配合政府的行为，相关政策以权威力保障政府获得真实可靠的信息，法律和网络伦理道德文化以社会教育及国家强制力保障监测预警顺利开展，洁净网络信息有助于构建健康的网络环境。通过动员，突发公共事件谣言监测预警机制网络最终形成（见图5）。

3.1.2 变种期的突发公共事件谣言分析反馈机制网络构建

1）谣言变种期的问题界定与强制通行点分析

在变种期，网民常常因信息讹传衍生出新的谣言，导致旧的谣言慢慢消解而新的谣言开始蔓延。如何跟随谣言转变及时作出相应反应是该阶段的主要难点，信息是谣言载体，经过分析能反馈给谣言治理人员，因此分析反馈谣言信息是解决难点的措施，谣言分析反馈机制是行动者排除障碍和获取利益的必经之点，因此准确及时的突发公共事件谣言分析反馈机制是变种期的强制通行点，通过突发公共事件谣言分析反馈机制网络实现高效的谣言治理是共同目标，具体分析见图6。

2）突发公共事件谣言分析反馈机制网络构建

突发公共事件谣言分析反馈过程重点是政府运用技术分析网络信息再根据反馈的报告进行谣言治理，政府设立专门的谣言分析部门，并培训专业的技术人员。当前信息分析技术主要有自然语言处理技术;舆情信息采集与特征提取技术;语义挖掘技术;网络舆情文本倾向性分析技术[21]。技术人员进行信息采集，采集过程包括提取关键词、自动去重、结构化转换等步骤;数据处理过程包括文本分类、聚类、倾向性识别和主体监测与跟踪等内容[22]。数据处理后将关键信息形成分析报告反馈给政府，技术人员对报告进行评价，并根据报告进行谣言治理。此时的造谣者因前期威慑有所收敛，并希望施加正面影响将功补过，摆脱法律追责。而传谣者和信谣者基于之前获得的信息，对谣言的怀疑态度增强，传播谣言热情进一步下降，甚至开始抵制谣言。网络平台运营者积极提供海量动态的信息，传统媒体促进政府信息公开，行业协会能够监督政府进行信息分析反馈，信息公开政策有助于加强网民与政府的双向沟通，用户谣言举报政策保障了网民的网络参与，隐私保护和公众人身安全保护的相关法律对稳定社会有重要影响，网络伦理道德文化将进一步增强谣言治理中的教育影响力。经过动员，突发公共事件谣言分析反馈机制网络得以构建（见图7）。

3.1.3 消亡期的突发公共事件谣言反思预防机制网络构建

1）谣言消亡期的问题界定与强制通行点分析

随着真相被揭示，突发公共事件谣言传播速度降低并逐渐淡出公众视线，消亡期是突发公共事件谣言生命周期的终期，但并不意味着谣言治理到此结束。此时，最重要的是经验总结，以避免重蹈覆辙。谣言治理手段更新滞后是消亡期的主要问题，谣言反思预防是对策，并且通过谣言反思预防机制可以将行动者的障碍转化为利益，因此准确及时的突发公共事件谣言反思预防机制是强制通行点，以突发公共事件反思预防机制网络实现高效的谣言治理是共同目标，具体分析见图8。

2）突发公共事件谣言反思预防机制网络构建

在突发公共事件谣言反思预防阶段，人类行动者的反思总结最为重要。政府进行主动发声，通过与媒体的良性互动积极发声，目标是建设服务型政府。消亡期，造谣者失去生存空间，致力于将造谣者形象转变为辟谣者形象，以重树自身公信力。传谣者与信谣者此时坚定抵制谣言。建立多元化管理的媒体平台是网络平台运营者的目标，平台应生产正能量网络信息产品。传统媒体作为政府的发声筒需要加强把关人建设，同时传统媒体通过加强读者的判断力培养形成民主环境，新媒体具有传统媒体不具备的优势，传统媒体应积极融入新媒体。行业协会实现政社分开，拓宽资金来源渠道，培养高素质人才，并且完善自身管理制度。而对于法律、政策来说，必须及时进行更新完善以消除后顾之忧。技术上除了自身完善外，还需要提高人员技术水平。网络伦理道德文化的社会教育贯穿谣言治理始终，对网络信息要保持全天候的监测预警和分析反馈。经过动员，突发公共事件谣言反思预防机制网络得以构建（见图9）。

3.2 突发公共事件谣言协同治理机制的行动者网络分析

如图10所示，在突发公共事件谣言协同治理机制的行动者网络中，从历时角度看，行动者在各个谣言发展阶段发挥的作用具有递进性，表现为潜伏爆发期着重监测预警，希望通过及时介入阻止谣言爆发;到变种期后，仅仅监测预警已经阻止不了谣言泛滥，需要通过信息分析反馈开展全面治理。到消亡期反思是重点，预防错误再次发生以及为下次谣言治理做准备。从共时角度看，对于各个阶段的突发公共事件谣言治理，行动者间都显现出“协同”特征，核心行动者确定不同时期的共同目标并引导主要行动者和非人行动者的行为，主要行动者通过施加影响减少谣言产生，主要行动者产生的影响还关系到核心行动者和非人行动者的相应行为。非人行动者为核心行动者和主要行动者的有效行动提供保障，具有同样重要的地位。

从线上线下耦合角度看，行动者在突发公共事件谣言治理时存在联合互动关系。核心行动者以线上谣言治理与线下舆情事件处理进行联动，政府运用谣言监测预警、分析反馈等技术治理谣言，同时成立调查组，对谣言事件实地调查，将相关信息及时公布，从源头上抑制突发公共事件谣言的产生。主要行动者以线上信息监控与线下主体优化进行联动，网络平台运营者全天候监测谣言信息，公众将谣言信息及时向谣言治理部门汇报，提高突发公共事件谣言获取速度。同时，媒体优化自身建设，提高报道质量。行业协会完善监管体系，以增強自身影响力。非人行动者以线上刚性手段与线下柔性约束联动，信息挖掘、数据分析等自动化技术能够直接发现谣言，属于刚性手段。而政策与法律以惩治措施警示造谣者，网络伦理道德文化以宣传教育提高公众网络责任感，属于柔性约束。

行动者网络是一个严密的网络结构，突发公共事件谣言协同治理机制网络同样如此，无论从历时、共时还是耦合角度，行动者间都紧密关联，是一个完整的利益联盟系统。

4 结语

本文从行动者网络的理论视角，以突发公共事件谣言运动的过程以及过程中的矛盾运动发展的规律为基础，构建了突发公共事件谣言协同治理机制，为舆情治理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同时提升了舆情导控绩效，对促进社会稳定和推动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但由于能力和篇幅所限，只选取了突发公共事件谣言治理系统中典型的行动者，无法否认事实上还存在着一些具有研究价值的行动者尚未加以分析，如除了行业协会等非营利组织外，以辟谣为业务的企业等营利组织在谣言治理中也发挥了作用，将企业等更多的行动者纳入突发公共事件谣言协同治理机制行动者网络将是后续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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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9-04-08

基金项目：江苏省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行动者网络视角下舆情导控中的谣言协同治理机制研究”（项目编号：KYCX19_2045）。

作者简介：袁红（1973-），女，教授，博士，研究方向：电子政务、政务信息管理。

通讯作者：李佳（1996-），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电子政务、政务信息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