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丹艳

“一个人在出租屋里躺尸，有只蚊子落在了手臂上，抬手去拍，转念一想，把它拍死了这屋里就我一个活物了。”

这是一位网友某媒体微博中的留言。2018年10月初，某媒体在微博上发起了一份现代人孤独经历调查，300名网友描述了他们的孤独时刻。

现代人的孤独是一种无声无息的崩溃。他们每天上班，偶尔聚会，懂事知礼，理性克制;他们夹着在城市表面结成的疤，感受万家灯火的璀璨和萧瑟夜归人的寂静;他们在节假日主动申请加班，而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多工作;渴望爱与被爱却不敢说爱;一遍遍刷新微博、微信，精雕细琢地更新了一条朋友圈，十分钟过去0赞0评，又默默删除了朋友圈……

据《中国统计年鉴（2016）》显示，我国20岁至39岁的独居者约有2000万人。他们远离故乡、亲人，独自在城市打拼，虽然常常感到孤独，却很少聚会和逛街，把自己活成了“空巢青年”。《科学公共图书馆-医学》研究显示，“孤独对死亡率的影响比得上抽烟和酗酒”。

他28岁，自媒体创业失败

2018年6月12日，是刘浩的28岁生日。这一天也标记了他人生第一次创业的失败，他曾经的合伙人在朋友圈晒了一张公司的《准予注销登记通知书》，并配字道：“终于和这烂摊子说拜拜了。”

看到前战友这条朋友圈的那刻，刘浩感觉体内血液被瞬间抽空，冷得直哆嗦。

两年前，他拿出自己的全部积蓄，并向银行借了一部分贷款，和这位合伙人一起开始自媒体创业。最初，刘浩只专心运营一个本地号，投入的“广点通”和商家合作费用很快通过广告收入回本。于是欲望驱使着他一下子开了30多个号，每个号都狠命砸广点通。

但刘浩很快发现自己乐观估计了实际获客成本。当公司从精耕一个号到盲目扩张后，各种问题接踵而至。最棘手的是，他投入的钱在几个月时间内便血本无归了。

“当时有点类似于赌徒了，就觉得我已经亏了那么多钱，那我为什么不再去搏一把呢？”尽管一输再输，刘浩仍在不断加码，直到合伙人要与他清算退股。

当时已输得债台高筑的刘浩，收到合伙人的索钱微信，要求他立马将公司最初赚取的广告费进行分红，同时按入股比例支付退款。刘浩设想过合伙人会离开自己，但他没想到是以这样的方式骤来。毕竟，当初全部资本都是自己的，合伙人并未投入一分钱。

但这只是噩梦的开始。刘浩因为逾期未还银行贷款，每天都会接到好几通催债公司的电话，甚至被直接敲门，银行一度将他告上了法庭。

处于痛苦中的刘浩给自己微信中的几位好友发了消息。然而，他并没有等来朋友们的宽慰。“他们也在埋怨我，有的话里有话，还要冷嘲热讽一下，特别尖酸刻薄。”刘浩记得，他想约一个哥们喝酒散心，但那个他曾以为的哥们也不见他了，“就是各种推脱，‘今天没时间，‘明天也没时间……”

“所以我不太相信人了，我不相信任何的友情。”刘浩说。就在那个时候，刘浩把手机里的4000多个好友都给删了，只剩下200个，“删的时候也没有任何快感，有些麻木了，就想着快点删、快点删”。

父母也无法理解他，不断责骂他：“为什么投入全部积蓄来做这件事？为什么从没和我们商量过？”在几次“热战”过后，刘浩选择了“冷战”。“我不再和他们有任何交流。我从小就离家住校，我妈天天出去玩，我爸天天遛狗，本来一家人在一起的时间就很少，现在更不交流了。反正白天大家都在外面，就晚上回来睡一觉。”刘浩说，“但其实心里是非常渴望父母能理解自己的，这是一定的。”

2018年6月12日，刘浩的公司被正式注销。当他的合伙人在庆祝“和烂摊子说拜拜”时，刘浩一个人去了一趟马尔代夫。他住在一片无人海滩边的水屋，本来想去散心的他面对辽阔的大海，并没有感到放松，而是产生了轻生的想法，“我感觉人太渺小了，走投无路。”

刘浩尝试着往海深处走。“但你知道最悲催的是什么吗？我从小就会游泳，所以海淹不死我。”刘浩苦笑着自我调侃。

如刘浩这样的极端故事也许只发生在部分人身上，但属于年轻创业者的孤独却是一样的。他们怀抱热情，手持利剑，想与这个世界过招，但匮乏的经验常让他们裸奔于这个复杂的现实社会，甚至伤痕累累。

2018年年初，35岁的明星创业者茅侃侃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在他烧炭自尽前，没有人察觉到他内心的漩涡。2018年8月，法兰游戏创始人甘来从22楼跳下的噩耗再次轰动社会，他此前在朋友圈留下的一条消息是“创业者的苦逼”。盖普洛幸福指数显示，大概34%的创业者表示很焦虑，比其他类型的工作者高出4%;约45%的创业者表示自己很有压力，比其他类型的工作者高出3%。

“我很好”，挂完电话泪流满面

相比于创业者事业受挫的孤独，初入职场的小白们则面临着更具普遍意味的孤独。22岁的林晓毕业后，不顾家人的反对，只身一人来到北京做了一名策划。但她来了之后，却发现这座城市比她想象中更难。

為了节约开支，她把房子租在了昌平，一间9平方米的卧室，每个月1500元。她的公司在东四，每天单程通勤时间两小时。为了8点前赶到公司，林晓6点前就得睁着惺忪睡眼出门。

但职场永远只以结果说话。刚毕业的林晓经验并不充足，做的方案也常常不完美。最近林晓又被领导劈头盖脸骂了一顿，“没改好明天就不用来公司了。”临下班前，领导只给她撂下了这句话。

那晚林晓一直在公司里改到了12点，末班地铁也没了，她只好“奢侈”地打了一回车。“记得车里放着不优雅先生的《阴天王国》，我望着窗外偌大的北京，那么繁华，高楼大厦灯火通明，一瞬间觉得自己很渺小、很孤独。”

就在那时，林晓的手机铃响了，是妈妈。

“这孩子，晚上给你发微信怎么也不回呐？”

“啊……晚上和朋友在聚会，没看手机。”

“那就好，下次记得看手机，最近过得怎么样啊？缺不缺钱？”

“不缺钱，妈。我很好啊。”

挂完电话，林晓泪流满面……

对于和林晓一样刚毕业的年轻人来说，他们正处在寻找真我的探索过程中。“Knowyourself”发布过一篇刷爆朋友圈的文章《18-25岁：也许是你一生最困难的时候》，说的是18-25岁的“成年初显期”：“人们开始摆脱完全的依附状态，但又还没有完全具备成年人应该具备的责任。人生许多未知都还在发生，几乎没有什么是确定的，而对于自己人生独立探索的程度之阔，是其他任何阶段都无法企及的。它可能是一生中最混乱、最孤独的时期。”

结婚6年，4年没有正常性生活

除了工作对人心理的影响，家庭关系也是影响现代人心理状态的一股重要作用力。对于34岁的金融从业者王辰阳来说，“没有性生活”并不是一句流行于年轻人中的调侃。

7年前，刚从第一段婚姻中走出来的王辰阳遇到了现在的妻子张梅。那时王辰阳处于情感失意期，性格活泼的张梅闯进了他的世界。俩人一静一动，王辰阳觉得这是很好的互补。于是，他们认识半年后就登记结了婚。

但生活习惯和关系的裂痕很快在婚后显现出来。张梅是山东姑娘，喜欢吃辣;王辰阳是南方男人，口味清淡。有次王辰阳买菜忘买辣椒，火爆性子的张梅立马爆炸了，她数落老公“脑袋被门夹了”。王辰阳嘴笨，不爱吵架，习惯冷处理。他说：“我有时候就不说话，可能从传统意义上来说，就变成了一个冷暴力。”

大大小小的争吵贯穿了王辰阳婚后的生活，而吵架的导火索在他看来，多数时候是鸡毛蒜皮的事。“有时候我地没有扫干净，她就会歇斯底里地发作起来;有时候我把换洗衣服丢在不对的地方，她也会突然开始骂我，甚至直接把我的衬衣剪掉。”

王辰阳觉得，俩人的感情在这些争吵中消磨殆尽。但就在他们有离婚想法的时候，张梅怀孕了。一年后，张梅生下一个儿子。但俩人的争吵并没有因为儿子的到来减少。“我原来喜欢开车，吵架后我就到高速公路上飙车，把音箱开到最大，听摇滚乐缓解心情。后来我被检查出糖尿病，飙车少了，会一个人去人少的公园走路。”王辰阳说，“这些争吵让我怀疑自己可能不适合婚姻。”

新生命的降临也成为他们正式分床睡的开始，至今这种状态已持续5年。王辰阳回忆道：“儿子刚出生时，妻子要陪孩子睡，我俩就各自一间卧室睡。”有过那么几次，在妻子哄孩子入睡后，王辰阳想和张梅同房，但俩人发现曾经和谐的感觉不复存在了。“这也成为她吵架时数落我的点，说我是没用的男人，说实话，这个字眼很伤自尊。”

现在孩子上幼儿园了，王辰阳和张梅每天会轮流给儿子准备早餐、接送上放学。但这种关系在王辰阳看来，“就像合租者，我们共同交着房租养孩子。”

“有想过离婚吗？”面对这个提问，王辰阳叹了一口气：“怎么离呢？离了房子怎么办？而且孩子太小，以后的教育怎么办？离婚的成本太大，双方都无法背负。”

如王辰阳夫妻这样的无性婚姻，在中国家庭中不在少数，他们拥有伴侣，却比单身者更加孤独。在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潘绥铭的一项调查中，3824位20岁至64岁已婚或同居男女，每月性生活不足一次者达到28.7%。无性婚姻是比人们想象中大得多的问题，只不过它是一个被社会自觉保守的秘密，无形中侵蚀着当代人的生理和心理健康。

性取向是他极致孤独的来源

和无性婚姻群体一样，LGBT群体也常要面对他们不能说的秘密。26岁的周袁曾在高二时谈过一场恋爱，但那场恋爱给他的感受却是：“从暧昧的那一天起就很累，一直到结束后才觉得我是我自己了。”

那场早恋让周袁第一次意识到了自己的不同。“其实如果从表面上看的话，我可能是一个别人都达不到的好男友的标准。”周袁说。那时，女友每次来例假，周袁都会买好卫生巾和红糖水，从一楼跑到三楼送到女友的教室。“但是，我只是努力让自己享受这段关系，努力在她身体不舒服时第一时间做出标准化的反应，努力让她感受到我好像很喜欢她。”

但并非发自内心的欲望让周袁很快陷入烦躁。“一开始我还会因被别人赞美‘好男人而感到满足，但后来我就对那些赞美麻木了。”长期的“演”不仅让周袁身心俱疲，他的女友也终于察觉，俩人分了手。

在经历了那次恋爱挣扎后，周袁接纳了自己同性恋的身份，但他却从来不敢和家人说起自己的性取向。去年，周袁的姐姐生了外甥。奶奶一边抱着姐姐的孩子，一边笑盈盈地对他说：“你也加油，啥时你也让奶奶抱抱重孙子！”

“奶奶一生坎坷，经常眼中无神，但当她逗着我姐的孩子、对我说加油时，她的眼神特别有生机和活力。”周袁说，“但在那一瞬间，我其实只能开个玩笑糊弄过去，因为我没有办法告诉我80岁的奶奶，你孙子可能这辈子都不会结婚、这辈子都不会有孩子。”

同样，周袁也没有把他的性取向告诉父母，“这样对他们是不公平的，当我和家里坦白出柜的那一天，其實是把父母关到了柜子里。”周袁出生于一个小县城，当地传宗接代的风俗至今浓厚，“我没有勇气让他们在街坊异样的眼光中度过。”

“无法用真实的自己面对家人，其实是我长久以来孤独的一个来源。”周袁说。

刘震云曾说：“中国人的痛苦不在于生和死，而是孤单。”惧怕孤独是素有群居文化的中国人的普遍心理，但随着现代科技和即时通信工具的发展，现代人的孤独感并未因此减少。中年危机、无性婚姻、死宅、空巢青年、点赞之交……这些标签构成了当下的“中国式孤独”。我们想方设法逃避孤独，但四处钻出的孤独却无所不在。

（刘军荐自《新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