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中鹏

2018年12月26日，日本政府向国际捕鲸委员会（IWC）通报退出该组织。自2019年7月起，日本将时隔30年重启商业捕鲸。这是二战后一直重视“国际协调”外交路线的日本外交政策的重大转变。战后日本几乎没有退出过主要国际组织的先例，此次“退群”举动实属罕见。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日本作出这一决定，这一罕见的举动又将会给日本外交带来哪些影响？

国内外因素的多重考量

国际捕鲸委员会是根据1946年12月在华盛顿签署的《捕鲸管制国际公约》设立的，其宗旨是为鲸种群提供适当保护，从而使鲸有序生存。日本于1951年加入该委员会。

關于“退群”原因，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给出的政府说法是“在国际捕鲸委员会不同立场无法共存，因而有了此次决断”。何谓“不同立场”？此话一语双关，也透露了日本的深层用意。

首先，这是日本国内捕鲸利益团体与政界要人为了赢得选票而相互博弈的结果。

日本的捕鲸历史可以追溯到数千年前。直到二战后，日本民众长期保持着食用鲸肉的传统，1962年度日本鲸肉消费量高达23万吨。上世纪70年代西方一些环保主义者发起反捕鲸运动，在环保主义与国际舆论压力下，日本于80年代开始针对某些鲸类品种暂时性停止商业捕杀，并规定特定沿海区域允许小规模捕鲸，由此大规模的商业捕鲸走向平息，80年代前半期日本鲸肉年度消费量降至4万吨左右，到2017年度则只有3000吨。到21世纪初，日本经官方许可的小规模捕鲸场所主要分布在北海道的纲走、函馆，宫城县的石卷市鲇川，千叶县南房总市和田，和歌山县的太地町这五个地方。

对于日本沿海一些传统上靠捕鲸为业的民众来说，长久的捕鲸业已经形成了一个牢靠的利益产业链。如果完全停止捕鲸，就会带来一系列连锁反应：相关渔业店铺关闭、渔民失业、当地税收减少乃至出现社会危机等。如果从党派与选票利益来考量，农林水产业向来是自民党的重要支持基础，捕鲸等渔业领域就是自民党一些要人的票仓。

日本之所以决定退出国际捕鲸委员会，首相安倍晋三和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等要人的意向起到了关键作用。二阶俊博的选区就包括捕鲸盛行的和歌山县太地町，重启商业捕鲸是二阶的一贯主张。安倍的老家山口县下关市也作为“近代捕鲸发祥地”而闻名。自民党捕鲸对策特别委员会委员长滨田靖一的老家千叶县也有捕鲸产业，他在自民党捕鲸议员联盟的大会上表示支持此次“退群”决定，并称“这一决定是为了实现将传统捕鲸切实传给后世的目的”。

其次，重启商业捕鲸可以乘机扩大日本海洋专属经济区的面积。

重启商业捕鲸后，按照规定，日本捕鲸的海域范围在日本近海和专属经济区（EEZ）。但这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日本国土面积仅为38万平方公里，居世界第61位，但按照日本政府2010年版《日本海洋状况及关于海洋施政方针》的明确说法，其领海以及专属经济区等管理海域约为447万平方公里，位居世界第六。而且日本还不满足于此，仍在不断对无人居住的离岛进行命名与开发，通过卫星、雷达、飞机以及巡逻船等工具对离岛及其周边海域加强“警戒监视”，就是为了最终获得对离岛周边海域的控制，从而扩大日本的海洋影响力。

2014年9月日本北海道捕获一头小须鲸

大规模重启商业捕鲸必然涉及扩大海洋专属经济区的问题。“退群”后日本仍不能在南太平洋与南极海域捕鲸，因为2014年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曾向国际法庭起诉日本在这些区域捕鲸，日本败诉。按照国际捕鲸委员会规定，南太平洋与南极海域只能是科研捕鲸，日本既已宣布退出委员会，自然就不能再在这里捕鲸，包括科研捕鲸在内。但日本却可以扩大在北太平洋甚至在北冰洋、印度洋与大西洋的捕鲸范围。鲸类体型大、游速快，捕鲸时在追逐中不可避免地会闯入他国的海洋专属经济区，这就涉及国与国之间海洋专属经济区的冲突问题。从中可以看出日本海洋战略的所谓“深谋远虑”：捕鲸打的是商业旗号，表面上看仅与经济利益有关，但从深层用意看，商业捕鲸与离岛控制环环相扣：捕鲸海域范围扩大的同时，可以乘机扩大对无人离岛的管制;把离岛作为捕鲸的据点和渔民休整的场所，可加固对这些无人离岛的控制。

再次，效仿美国式的“退群”法，既是对美日同盟关系的遥相呼应，也是日本外交战略逐步走向“自主”的一种尝试。

特朗普式的“退群”给国际社会带来巨大困惑的同时，也给日本带来了不小的麻烦：日本与美国是“捆绑式”的同盟关系，美国“退群”引发的一系列消极问题，成为摆在日本面前的一道棘手难题。对特朗普式“退群”，是赞同、沉默抑或反对呢？赞同不太可行，沉默则无异于默认，而作为盟友，公开反对也非良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原本寄望于美国主导，但美国突然退出，给了日本一个巨大的“尴尬”。如何权衡利弊、拿捏分寸，既能对特朗普式“退群”展示出一定限度的“反应”，又要对美国盟主保持一定的尊重？

退出国际捕鲸委员会，是日本式的“退群”法。这个组织不属于敏感的、带有巨大国际影响力的政治性国际组织，退出不至于引发激烈的国际反应，至少不至于引发美国的激烈反应，可以把损失降低到最低。既对美国退出TPP表示了一定程度的“抗议”，更重要的是又能展示出日本外交走向“自主”的新的尝试。尽管日本外交实现“自主”还不太现实，但是日美同盟在特朗普主政下显示出一些微妙的“离心”倾向，已是不争的事实。暴露出“离心”倾向的日美同盟关系，何去何从？“日本式”的这次“退群”，怕是给出了一个更“微妙”的回答。

日本“退群”后的影响

二战后在上世纪50年代，日本提出了外交三原则：以联合国为中心、与自由主义国家联合、坚持作为亚洲一员的立场。以联合国为中心是日本一直标榜的外交原则之一，此番突然退出一个国际组织，让人联想到了二战前日本退出“国联”的历史行为。为一己之私退出一个国际组织，是否以后还会接连退出其他国际组织呢？

就在日本“退群”的前几天，日本出台新版防卫计划大纲，其中最“亮眼”的举动是“航母扩大化”。作为依据宪法奉行“专守防卫”的国家，加大攻击性战略武器航母的升级改造，无疑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不是说日本式“退群”与日本版“航母扩大化”有必然联系，而是对于日本这样一个国家来说，这些举动不能不让国际社会有所警惕、有所思忖。

二战后至今，日本一直苦苦地在日美同盟与自主外交之间进行摸索，并且只能在日美同盟的战略大框架下小心翼翼地寻求外交自主的空间，这是一个“双刃剑”式的冒险举动。“退群”可以看作“自主”的一种尝试，但既然是尝试，就有一个试验结果的问题。对其外交后果该如何看待呢？

首先，以退出国际捕鲸委员会为标志的“自主”行动，当以不损害国际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利益为前提。捕鲸是一个看似简单的海洋渔业问题，如果牵扯到扩大海洋专属经济区范围，乃至牵扯到海洋领土主权问题，那么捕鲸行为毋宁以科研名义为好，毕竟科研捕鲸还处在国际社会的监督框架之下。

其次，“自主”当以继续建设和平国家为宗旨。二战后日本是以“和平国家”形象重返国际舞台的，完全去掉以前“黩武好战嗜血”形象、代之以“文明友善平等”的形象。但是一部《海豚湾》电影就已经充分展示了残忍血腥猎杀海洋动物的场面，如果今后日本捕鲸船在海洋上横冲直撞，大规模捕杀鲸类的场面出现在国际社会面前，“和平”形象该如何维护？

最后，在日美同盟还是日本外交主轴的现实条件下，“自主”究竟能走多远，还很难说。特朗普对盟友日本不惜一再敲打，扰乱日本的多边经贸战略部署，对日美贸易差额问题日益显露出不满，迫使日本提高防务经费负担、继续购买美制尖端武器等，这不仅仅是特朗普式的“使性子”使然，也是美国对“小盟友”的一种自然控制。一旦日本“自主”滑出了美国可以容忍的范围，美国还能任其“肆意妄为”而不顾吗？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