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 峥 罗琴琴

一、引言

改革开放初期，“市场换技术”的发展战略有力推动了我国外商直接投资（FDI）规模的扩大，凭借着FDI带来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加快了国内市场的国际化进程。随着对外开放步伐的日益加快，作为后发型国家，我国企业在相关政策的大力支持下纷纷走出国门扩大经营，我国逐渐将目光聚焦于 “引进来”和“走出去”的政策并举。

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流动要素在地理上高度集聚，佩鲁（Perrous，1955）的增长极理论对这一经济现象进行了详细阐述。此后，这一古老而又富有生命力的理论受到学界广泛关注。FDI总是投向生产率较高的地区和部门。一般而言，在资本、技术和其他经济要素积聚度较高的地区，也可以通过溢出效应对周边区域起到辐射带动作用。

作为四大直辖市之一，天津在相关政策的推动下，FDI和经济得到了快速增长，但是与北京、上海、广东等发达地区相比仍有一定距离。FDI不仅在城市之间分布极不均衡，即使在一个城市内部的不同辖区、不同产业间也十分迥异，悬殊的FDI差距也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区域的协调发展。因此，本文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以天津市河东区为研究样本，详细阐述FDI对区域发展的经济效应，对比天津市整体情况的异同并讨论了其中缘由，进而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这对于缩小区域差距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天津市河东区FDI的区位吸引力

在市场经济资本自由流动的前提下，一个地区经济总量越大通常意味着存在着更多的市场机会，其获得外资青睐的可能性也会越高。然而，由于产业结构、政策环境等条件不尽相同，并不意味着地区间FDI分布与经济规模分布是完全一致的。表面看来，外资的大规模进入可能会对国内资本存在一定的“挤入”效应。但不能忽视FDI带来的先进技术、生产工艺和管理经验，这些都可以通过提升产出效率的溢出效应与相关产业实现前后关联，带动国内投资增加。

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大会在 《世界投资报告》中提出的吸引FDI业绩指数（Inward FDI Performance Index）概念，来分析河东区近几年来外资的变化趋势。某一个行政辖区吸引外资的业绩指数是指在一定时期内，该地区FDI流入量占全市FDI流入量的比例除以该地区GDP占全市GDP的比重，该指数以1作为临界点（见表1）。

通过计算的天津市吸引FDI业绩指数可以看出，近十年来该指数始终大于1，2014、2015年更是高达6以上，目前也在3以上，是河东区吸引FDI业绩指数的十倍。河东区吸引FDI业绩指数近十年来始终小于1，2005年只有0.08，在2014年曾短暂地接近0.45之后继续稳定在0.3，表明河东区吸引了相对于其GDP规模而言更少的外资。与此同时，河东区外资存量本身就不多的情况下，实现出口总额远高于同期吸引的外资，其出口总额占GDP比重也基本稳定在10%左右，未出现较大规模波动（见表2）。

作为以往FDI较为青睐的投资目的地，我国在发展中国家中的成本优势已并不明显。2017年对外商投资的全球平均回报率为6.7%，低于2012年的8.1%。占全球对外投资来源超过七成的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约为1万亿美元，下降3%，其中欧洲国家对外投资下降了21%。全球投资回报率下降导致国际价值链的生产扩张速度整体出现放缓，河东区处在这一环境中，FDI出现下降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FDI和出口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通过绘制FDI、出口总额与人均GDP之间的双对数图测量对河东区经济效应的影响，同时还列出天津市以及全国情形予以比较。可以直观看出，FDI和出口总额每增加1%可带动河东区人均GDP分别增长0.1627%和0.1692%。实际使用外资额和出口总额与河东区人均GDP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河东区FDI占GDP的比重略低于全市总体情况，基本与全国的变化趋势步调一致，但远远小于全市的0.7403%和1.7747%，与全国弹性系数1.6073%、1.8086%相比更是相距甚远，表明河东区较全国而言，缺乏统一大市场中完整产业链的带动优势，还仅停留在要素投入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模式。

表1 天津市与河东区吸引FDI业绩指数

利用2005—2016年河东区FDI和GDP的年度时间序列数据分析二者之间的关系，以天津GDP和全国FDI投资额作为外生工具变量，用以表示河东区整体的外商投资环境。将河东区FDI视为内生变量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河东区 GDP的 χ2统计量=3.382262，相应的概率值P=0.1843，Granger因果关系不明显；相反，河东区FDI对于区域经济的χ2统计量=29.70808，相应的概率值P=0.0000，影响非常显著（见表 3）。

表2 河东区FDI和出口总额在区域GDP中的份额

图1 FDI、出口对经济的产出弹性

表3 河东区FDI和GDP的Granger检验结果

随着预测期的增加（未来十年），河东区FDI对自身的标准差信息有很强的反映，立刻增长0.21，而受整个区域经济的影响之后才缓慢提升。另一方面，河东区吸引外资对于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要小得多。

四、FDI对国内资本的挤入挤出效应

Mišun、Tomšk（2002）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不同国家的外资“挤出”或“挤入”效应不尽相同。中国依然是发展中国家中最大的吸收外资国，外资与内资之间的关系一直存在争议（Sun，1998；杨柳勇、沈国良，2002；孙致陆、肖海峰，2011；彭红枫、鲁维洁，2011），其经济效应并不一致。Agosin和Mayer（2005）提出的总投资模型中，一个地区的总投资由国内投资和国外投资构成。FDI只是以资产所有权暂时性转移的方式进入东道国，特别是采用并购、兼并等方式则只是国民收入账户中的变量而已（薄文广，2006）。投资意愿可以看作预期区域经济增长与实际GDP和潜在增长之间的差距函数，往往存在着滞后效应。据此，设定计量模型：

I是t期区域实际利用内资额占GDP比重，FDI是当期以及之前若干期的直接利用外资额占同期GDP比重，Gt是利用内资同期的区域产出缺口。β和λ是待估计系数，ε是随机误差项。通过的大小来判断FDI与内资之间关系。不同于多数实证研究直接设定滞后期的做法，我们根据FPE、AIC、SC、HQ信息准则设定滞后阶数为2阶（见表 4）。

单位根的位置全部都在单位圆内，表明估计模型是稳定的。

本文并不局限于GDP的滞后期作为替代变量，出于稳健性考虑，根据郭庆旺、贾俊雪（2004）的思路利用消除趋势法（detrendingmethod）将实际GDP分解为趋势成分与周期成分，进而得到潜在产出和产出缺口 （见表5）。

表4 VAR模型滞后期的结果

根据回归结果得到的系数β和λ，代入公式我们即可得到：

图3 天津市与河东区产出缺口估算结果

表5 河东区总投资估计结果

虽然天津市整体的Ω<1，结合Wald约束检验结果，天津市整体不能拒绝Ω=1的假设，因而从长期来看存在着对内资“挤入”效应的结论需要慎重。在天津市整体的投资环境中，河东区表现出长期FDI占区域GDP与国内投资占区域GDP的比重同步的经济效应（见表 6）。

五、结论及建议

纵观产业转移发展历程不难发现，城市经济结构的变化、产业升级调整，加上政府的指引及相关政策的推出构成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核心动因。“金贸河东”作为天津市内核心区域不具有完整的工业产业链，在区位定位上又缺乏与开发区、产业园区等功能区争夺工业要素的政策优势。

投资规模固定不变时，服务外包与FDI是同一企业的两种选择，同属于承接跨国公司产业转移的方式，某种程度上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当服务外包节约的成本高于FDI在东道国建立合资企业叠加的各种交易成本时，FDI必然被服务外包替代。根据天津市商务委的统计数据，天津企业共签订服务外包合同数量、合同签约金额以及离岸合同签约额各项增长均高于全国增幅，成为经济增长新引擎。2017年，天津市信息技术外包（ITO）、业务流程外包（BPO）、知识流程外包（KPO）离岸执行额占比分别为27.8%、22.5%、49.7%，知识流程外包始终是拉动天津市服务外包增长的主要动力。

表6 Wald约束检验结果

高科技领域的国际贸易活动间接反映了国际产业链中的相对实力。美国旨在抑制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升级的贸易摩擦，缺乏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能力较弱的企业将受到极大冲击。因此，破解 “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必须进一步增加技术创新水平和技术含量，提高产品附加价值。河东区以往的FDI多分布于房地产业、批发和零售贸易和社会服务业，其他多数行业利用外资比重极低，在没有规模经济的条件下进一步强化了两者的替代关系。河东区应该把握“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历史机遇，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借势服务外包行业快速发展的契机，以更深层次的改革和更高水平的开放鼓励外资投入到生产性服务业，增强服务外包行业的竞争力。随着服务外包行业的不断发展壮大，又会通过产业集聚效应吸引更多的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形成良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