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振有

(延安大学 文学院，陕西 延安 716000)

马烽被誉为“人民作家”，也是“山药蛋派”的代表作家。目前，学界对马烽小说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题材内容与艺术特色,就马烽小说语言的研究成果较少，有鉴于此，本文从语言角度切入，讨论马烽解放区小说的语言风格及其贡献。1942年9月16日，《解放日报》发表了马烽的小说处女作《第一次侦察》，从此，马烽走上了文学创作之路。解放区时期，马烽创作了《张初元的故事》《吕梁英雄传》《追队》《毛主席的相片》《一个雷雨的夜里》《谁可恶》《贾善人》《祈雨风波》《金宝娘》《村仇》《解疙瘩》《赵宝成老汉》《老瘾戒烟记》《两个收生婆》《红姑娘》等小说作品，语言风格趋于成熟，本文的讨论即以这些作品为中心。马烽以词语、句式、修辞方式等为物质因素，加上生活经历、审美素养、社会时代与地域文化等制导因素的影响，构建了具有通俗与简练风格的小说语言。

一、马烽解放区小说语言的风格特征

文学风格体现在题材内容、艺术技法等多方面，然而，文学是以语言为媒介的艺术。因此，研究语言风格是研究文学风格的重中之重。语言风格包括语体风格和表现风格两个方面，“语体风格是从不同交际领域的人们适应不同的交际内容、目的、对象、场合和方式需要运用语体风格手段的角度划分出来的风格类型。”[1]292而表现风格是从各种风格现象抽象、总结、概括出来的，它“在语体风格、民族风格、时代风格、地域风格、流派风格和个人风格中都有体现，又存在于这各种风格的话语之中……因此语言的表现风格是处于最上层位置的共性风格。”[1]214语体风格可以分为口头语体风格、书卷语体风格和电信语体风格。表现风格也可分出众多类型，一般分为华丽、朴素、含蓄、明朗、通俗、典雅、豪放、柔婉、庄重、幽默、简练、繁丰等类型。本文不涉及马烽解放区小说的语体风格，只讨论其小说的表现风格。经过文本细读与理论概括，笔者以为，马烽解放区小说语言的表现风格可以概括为通俗与简练。

(一)通俗

如果说《第一次侦察》作为马烽的处女作，语言还有一些学生味与文人腔的话；那么从《张初元的故事》和《吕梁英雄传》开始，马烽在《讲话》精神的指引下，注重学习民间语言，小说语言呈现出通俗易懂的风格特征。“通俗，是一种浅显俚俗的语言风格。……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通俗语言也就是大众化的语言。”[2]通俗风格的语言常常体现出浅显之美、俚俗之美与晓畅之美。

语言风格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是由语言物质因素孕育形成的。构建语言风格的物质因素多种多样，但其中最主要的是词语、句式与修辞方式；所以，本文也主要就词语的选择、句式的运用、修辞文本的构建，讨论马烽解放区小说语言的风格特征。

1.词语的选择

“词汇是语言的建筑材料，是语言风格赖以形成的十分重要的物质材料因素。”[3]词语的属性不同，那么语言风格也是迥然不同。通俗的语言风格，注重运用常用词语和方言土语，这样的词语选择方式就构建出了通俗的风格特征。

(1)张初元，从小就是受苦受罪熬煎大的。八岁上，当了织毛口袋工人。俗话说：“雇到的徒弟买到的马，由人家喂来由人家打。”挨打受气是家常饭。(《张初元的故事》)

(2)赵金驹“嗯”了一声，跳下炕来，披上条毛口袋，拄了张锨正要往外走，田巧心推门进来了。浑身衣服水湿，……全身抖成一团。……赵老婆见了这个样子，惊得恨天怨地地说：“好我的小祖宗哩，这样大的雨还能往回跑，看，成了个甚样子啦！”(《一个雷雨的夜里》)

这两段话，不论是叙述语言，还是人物对话，使用的都是浅显易懂的常见词语，没有生僻难懂的古词怪语。同时，运用了“熬煎、毛口袋、甚、雇到的徒弟买到的马，由人家喂来由人家打”等方言土语，强化了小说的地域色彩。这种口语化的表达，类似炕头拉家常的话语，使小说妇孺皆懂，易于传播。具有山西方言特色的语气词“啦”“哩”等的使用，展现出人物的神态和腔调,表现了人物的情感倾向和处事态度，使小说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

2.句式的选用

句子是语言运用的基本单位。“同义句意思基本相同，但句式不同，作用不同，表达效果也不一样，风格色彩也不一样。同义句在语言风格的形成中作用很大，最突出的是常式句和变式句、长句和短句、紧句和松句、整句和散句等。”[1]161这里仅从常式句和变式句的角度进行讨论。

(1)吕梁山的一条支脉，向东伸展，离同蒲铁路百十来里的地方，有一座桦林山。山上到处是高大的桦树林，中间也夹杂着松、柏、榆、槐、山桃、野杏；山猪、豹子、獐子、野羊时常出没。山上出产煤炭和各种药材，山中有常年不断的流水，土地肥美，出产丰富，真是一个好地方。(《吕梁英雄传》)

(2)山西北部有条无名小河，小河南面有两个村庄：西边那个大村子叫赵庄，东边那个小村子叫田村。两村相距不到五里地，又都在平川里，站到这个村边上瞭望那个村，房上的烟囱都看得一清二楚。(《村仇》)

常式句主语在谓语之前、动词在宾语之前、修饰语在中心语之前、偏句在正句之前；变式句则正好相反，谓语在主语之前、宾词在动词之前、中心语在修饰语之前、正句在偏句之前。例(1)中，“吕梁山的一条支脉，向东伸展，”是个单句；“支脉”是主语，在前；“伸展”是谓语，在后。“吕梁山的一条支脉”，是偏正结构的短语，修饰语“吕梁山”在前，中心语“一条支脉”在后；其内部的“一条支脉”也是偏正结构的短语，修饰语“一条”在前，中心语“支脉”在后；“向东伸展”也是偏正结构的短语，修饰语“向东”在前，中心语“伸展”在后。“土地肥美，出产丰富，真是一个好地方，”是因果复句；偏句“土地肥美，出产丰富，”在前，正句“真是一个好地方，”在后。例(2)中，“山西北部有条无名小河，”是个单句；“北部”是主语，在前；“有”是谓语，在后。“有条无名小河，”是动宾结构短语，“有”是动词，在前；“无名小河”是宾语，在后。“山西北部”与“无名小河”都是偏正结构短语，修饰语“山西”“无名”在前，中心语“北部”“小河”在后。不需要再一一分析下去了，可以看出，如同这里引述的两个例子一样，马烽解放区小说语言大都用的是规规矩矩的常式句，很少甚至不用奇特的变式句。常式句结构自然，语势较缓，适合人们的欣赏习惯，容易理解，往往可以建构出通俗易懂的语言风格。

3.修辞文本的构建

修辞是语言运用中产生的言语现象，是一种非语言要素风格手段。修辞增强了文本的表达效果，并广泛应用在各类文本之中，其形式也是变化多样的。通俗风格的语言不会过多使用辞格；即使运用辞格，构成辞格的材料也通常是百姓熟悉的事物，耳熟能详，容易理解。

(1)汉奸“地头蛇”家中……突然一匹马飞奔进来，鐙上倒拖着尸首，衣服扯成了一条一块，脑袋擦成了个血葫芦。(《吕梁英雄传》)

(2)赵金驹着了急，忙举起锹照红火柱背上打了一下，红火柱跳起来猛扑赵金驹，像只没杀死的猪一样，大声吼叫。(《一个雷雨的夜里》)

例(1)中使用了比喻的辞格，把受伤的脑袋比作血葫芦，富有画面感，并未过多渲染“地头蛇”的惨状，仅“血葫芦”就给人留下耐人寻味的想象空间。有时候，修辞不一定要极尽描述之能，留白更能与读者互动，让读者也随着作者的视角去想象，去创造。例(2)把恶霸地主红火柱比喻为没杀死的猪，又吼又叫，凸出了其丑恶嘴脸。例中建构修辞文本时使用的“葫芦”和“猪”两个喻体，都是农村常见的事物，农民家家户户都会自己种葫芦，自己养猪，对此再熟悉不过了。以此作为材料建构出的修辞文本百姓一看就懂，充分体现了小说语言通俗性的一面。

(二)简练

马烽解放区小说语言风格另一方面的表现就是简明精练,以最经济的文字来展现深厚的内蕴，即言简意赅，言约义丰。简练是语言艺术的高峰品类，它具有纯净之美、精当之美。简练向来是被推崇的一种语言风格，刘勰《文心雕龙·熔裁》：“句有可削，足见其疏；字不得减，乃知其密。”阐释了要精简字句，使文章达到精炼。清代刘大櫆《论文偶记》也说：“文贵简。凡文笔老则简，意真则简，辞切则简，理当则简，味淡则简，气蕴则简，品贵则简，神远而含藏不尽则简，故简为文章尽境。”简练语言“行文不作铺排和渲染，力戒冗词赘句，只求用简练的言辞把要叙说的事件和情理告白于读者，干净利索，绝不拖泥带水。”[4]现当代许多作家如鲁迅、老舍等也特别推崇语言的简练。人民群众的语言一般都是朴素而简练的，马烽遵循讲话的引领，向工农兵及广大人民学习语言，构建出了简练的语言风格。

1.词语的选择

简练的语言在词语选择方面不追求繁富，贵在精当与纯净。

(1)半夜里，二牛老汉起来喂牲口的时候，只见刘大有正在槽前拿草筛给驴筛草。二牛老汉心里忽然感到热呼呼的，过去看了一眼说：“明天先种你那三亩豌豆，完了再捎种我剩下的那点春麦吧！”(《解疙瘩》)

(2)唐家堡有两个收生婆，一个是高来顺老婆，村里大人小孩都喊高大娘；另一个是刘仁贵老婆，村里大人小孩都喊刘大婶。(《两个接生婆》)

这两个例子的词语选择，可以称得上简练经济，达到了多一个词语则嫌其多，少一个词语则嫌其少的程度。例(1)是写土地改革以后，李二牛老汉与刘大有组成了变工组。开始合作得还算顺利，后来因为刘大有不懂得喂养牲口与使唤牲口的方法；喂牲口铡草铡得很长，草也不筛，连泥土给驴喂；使唤牲口时不会备鞍，把驴脊梁都给磨烂了。李二牛老汉性格比较内向，不好意思明说，生了闷气，不和刘大有变工了。在农会主任李和和的调解下，二人重归于好，又重新变工了。上面所引的是小说结尾的一段话，作者没有过多铺叙二人和好以后的情况，用了很简短的语言写出了刘大有的改变与李二牛的感动，言简意赅，言有尽而意无穷。在词语选择方面，作者没有用过多的语言写李二牛如何被刘大有的行为所感动，只是用“热乎乎”、“捎种”两个词语，精当地表现出了李二牛的感动与改变，体现了简练的美学效果。而且，这段话构成了小说的第五部分，从篇章结构上看，语言也是极尽简练之能事，毫无拖沓之感。例(2)介绍唐家堡的两个收生婆，语言同样特别简练，不拖泥不带水，干净利索。

2.句式的选用

多用短句，句子结构单纯，没有过多繁琐的修饰，是简练风格语言的特点。马烽作品中多用短句，简洁明快，带有浓厚的生活气息。

(1)刘村长一进庙门，只见庙院里很多人，正殿里香烟缭绕。当院太阳底下，跪着十几个老汉，光头赤臂，汗水淋淋，裤子都被印湿了。(《祈雨风波》)

(2)贾家村有个大老财，名叫贾仁。他老爷爷中过举，也算个书香门第人家。这人有五十来岁，表面上是个和和气气的老人，见人不笑不开口，又会看病行医，又爱行善学好。(《贾善人》)

例(1)出自《祈雨风波》，小说叙述1946年夏季大旱，好多地方都在祈雨，不仅浪费了财物，还出了事故死了人；因此县里给区上下了指示，区上又给行政村去了公事，要求引导群众破除迷信，积极抗旱，争取丰收。石坊行政村村长刘富根接到公事，抛下正在生孩子的婆姨就去了田村阻止祈雨。例中写的就是刘村长进了庙门看到的情景。这段话共7个分句，每句多则七八字，少的只有四个字。其中的“当院太阳底下，跪着十几个老汉”，本来是一个单句，也断开了，形式上成为两个短句。可见句式之短,语言之紧凑，修饰词之少，结构之单纯；但是这样的短句却把老汉们虔诚而又愚昧、可悲而又可叹的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也揭示出解放区民众思想观念的落后。这也说明，精神上的解放比政治上的解放困难得多，新的政权任重而道远。例(2)介绍贾家村的贾善人，用的也是七八个字或者更短的短句，一连用了九个短句，一口气介绍了贾善人的家世及为人，欲抑先扬，为后面暴露其虚伪和丑恶做足了铺垫功夫；前后对比，里外对照，充分揭露了贾善人的丑恶嘴脸。这样简练的语言是浓缩的，容量大而含义丰富。“所谓容量就是每一句话能说明多少问题。一句话既能交代事件的始末，又能描写出来一个人在某一个时间某一种场合的音容笑貌，或者它还含有一些所谓‘潜台词’，就是在已经说出来的话以外的意义，这样的语言我们说它容量大。……我们称这种有容量的语言叫做‘浓缩的语言’。”[5]这种简练的语言言简义丰，表达出了丰富复杂的内容。

3.修辞文本的构建

简练的语言不仅词语要求精当，而且也要求构建出精警的修辞文本。“精警的譬喻真是美妙，它一出现，往往使人精神为之一振。它具有一种奇特的力量，可以使事物突然清晰起来，复杂的道理突然简洁明了起来，而且形象生动，耐人寻味。”[6]马烽解放区时期小说修辞文本比较少见，仅有的一些修辞文本往往以比喻比拟居多。

(1)翠翠想到娘病成那样，没一个钱请医生，想到金宝瘦得那个样子，听了顺义婶说的话，心中像抖乱麻一样，半天没开言，低下头不住地掉泪。(《金宝娘》)

(2)饭后雨停了，远近山梁上绿油油的庄稼，在微风里点头。晚霞放射着红红绿绿的彩光。(《毛主席的相片》)

例(1)是《金宝娘》中的一段话，这篇小说写店头村地主刘守忠的儿子刘贵财看上李根元的婆姨翠翠(金宝娘)，多次调戏，并且想让翠翠嫁给他。被拒绝后，他迫害得李根元远走他乡，生死未卜；可性格倔强的翠翠还是不从。日本鬼子占了店头村后，刘贵财把翠翠送给日本人糟蹋。婆婆年老多病，孩子金宝又小，翠翠走投无路只好做起了皮肉生意，勉强度日。人们瞧不起她，认为她是坏女人。就连分派到店头村搞土地改革的干部“我”也认为她不是个正派女人。新政权建立，特别是土地改革以后，金宝娘逐渐过上了好日子，再也不干那丢人败兴的事了，终于活得像个人了。小说的主题与歌剧《白毛女》很相似，同样表现了“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例(1)这段话写的就是邻居顺义婶迫于刘贵财的压力为其勾引翠翠，“听了顺义婶说的话，心中像抖乱麻一样，”一个通俗简练的比喻，把翠翠不想做风尘女子但迫于生计又不得不做的复杂煎熬心理表现得淋漓尽致。例(2)出自《毛主席的相片》，写“我”从前方回来，遇上了雨被淋湿了，到白家峁的白老汉家中避雨。白老汉向我叙说了旧政权下“有腿没裤子”的苦日子和新政权建立后“光景一天比一天强”“一年四季不愁吃穿”的好日子，感谢毛主席领导百姓翻身解放当家作主，要求我把毛主席照片送给他；表现了百姓对毛主席的爱戴，对八路军和人民政府的感激。例中“远近山梁上绿油油的庄稼，在微风里点头”，运用比拟修辞文本，简明精当地表现出沐浴在新政权阳光下的土地欣欣向荣，充满了光明和希望。

二、马烽解放区小说语言风格的形成因素

语言风格的形成因素颇为复杂，“风格成素是个层级化系统,风格是在人们社会交际的言语活动中形成的,风格的形成有诸多条件和因素，这条件和因素有机地构成一个风格成素系统,这个系统包含着两个系统：制导因素系统。制导因素又称非语言因素或外部因素,这个子系统又包括两个系统：主观因素系统和客观因素系统。……物质因素系统。物质因素是指语言风格表达手段,它也包括两个子系统：语言要素中的风格手段系统和非语言要素中的风格手段系统。”[7]物质因素前文已经述及，这里集中讨论制导因素。形成语言风格的制导因素包含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同样，形成马烽小说语言风格的制导因素也应该从这两方面进行分析。

(一)主观因素

1.生活经历和语言风格

语言风格的形成与作家不可复制的生活经历有密切关系。马烽在1922年出生于山西孝义居义村，早年丧父，生活困窘。后来随母亲寄居在汾阳县东大王村舅父家，外婆去世后，又靠租房租地生活。“由于我们家没有主要劳动力，我从10来岁起就利用课余时间和寒暑假期参加农业劳动。”[8]9抗日战争爆发后，16岁的马烽参加了抗日游击队，转战于山西农村。1942年在延安鲁艺学习结束后赶上部队“精兵简政”，转业到晋绥边区做地方工作。“1947年春，晋绥根据地全面展开土地改革运动，抽调大批干部组成工作队下乡，马烽是其中一员,被分配到崞县(今原平县)大牛堡村工作组。”[9]1943年马烽在《抗战日报》(1946年7月改为《晋绥日报》)做通讯员时，开始是用文人腔写作。后来下乡工作，晚上开会给农民读报，大家都听不懂报纸文章中知识分子化的书面语言；这使他认识到，群众的文化水平较低，报纸上的很多文章，群众都难以理解。为了宣传需要，他有意识地学习群众语言，搜集民间故事，走上了语言通俗化的创作道路。可见，马烽出生在农村，16岁前一直在农村生活；参加了革命以后，除了在延安鲁艺的短暂学习，也一直在农村工作。因此，马烽熟悉农村生活，熟悉农民，熟悉他们的语言；这样的生活经历为形成其解放区时期小说通俗简练的语言风格奠定了基础。

2.审美素养与语言风格

文学作品价值的高低，形成了何种语言风格，与作家的审美素养有关。马烽虽然从小生活贫苦，但这是他5岁丧父以后家道中落的境况；其实他也算出生于书香门第，其母深知读书的重要；因此虽然生活困难，但仍然供马烽读书。他先在本村小学读书，初小毕业后，考入孝义县立高小。期间除了学好正课以外，马烽还阅读了大量“闲书”。“所谓闲书，主要是指那些旧的章回体小说，什么《彭公案》《施公案》《大八义》《小八义》《三侠五义》《说岳全传》等等。”[8]15这些中国传统文学作品的阅读，形成了马烽关于文学最初的审美范式。参加革命不久，由于文艺方面的特长马烽被调入宣传队，后来起名为“前锋剧社”。1939年初夏，剧社全体人员加入晋东南的“民族革命艺术学校”学习半年，马烽第一次接触到文艺理论知识，文艺素养有所提高。1940年冬天，马烽随“吕梁剧社”一起进入延安鲁艺附设的部队艺术干部训练班学习，半年后又进入部队新建的艺术学校学习，也经常去旁听鲁艺文学系的课程。这期间马烽不仅阅读了大量中外文学名著，也较为系统地学习了文学理论知识，审美素养得到较大提高。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马烽虽然没有亲自参加文艺座谈会，但当时身处延安的他不可能不受到《讲话》精神的熏陶与影响。1942年冬天，马烽随八路军120师“战斗剧社”回到晋西北根据地，转业到地方工作。不久，《讲话》传播到各个根据地，马烽学习领会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精神；而工农兵大多文化水平不高，要更好地为工农兵服务，就要用他们喜闻乐见的形式、用他们看得懂听得懂的语言去创作文学作品。结合自己工作中为工农兵读报他们大都听不懂的实际情况，马烽意识到，那些用文雅的语言写的阳春白雪式的文学作品固然是美的，但不适合文化较低或不识字的人民大众；对于人民大众来说，用他们的语言和他们熟悉的民族形式创作的作品才是适合的，这样的作品同样是美的，与高雅的作品相比毫不逊色！于是马烽一改创作起初那样的知识分子腔调，用农民群众熟悉的语言进行创作，形成了通俗简练的语言风格。

(二)客观因素

1.社会时代与语言风格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语言风格，一个作家也有自己的语言风格。“每一个时代都有一个特殊的语言环境，而个人语言的建构必须以一定时代的语言环境为基础，一个作家不可能远远地超越既定的语言环境。……实际上，每一个作家的语言风格都会打上时代的烙印。”[10]所以，社会时代因素对马烽小说语言风格的建构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近代以降，曾经傲视世界的古老中国沦落到落后挨打的境地；其实质原因是西方的坚船利炮背后有一个现代西方文明的支撑。在这相对先进的西方文明(文化)面前，中国引以为傲的文化传统全面失效；于是，被迫开启了现代性的征程。“老中国死掉和被迫放弃自足、封闭、独立的文明史及传统，搭乘以西方文明理念打造的世界一体化航船，而驶往所谓‘现代化’的新大陆——这可以说就是20世纪以后中国最基本的历史命运与现实。”[11]因为有了这样的时代诉求，才有了清末全盘西化的思潮，才有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才有了废弃文言提倡白话的变革，才有了运用白话进行创作的新文学。但新文学运用的是雅致语言，受众只限于知识阶层，劳苦大众看不懂听不懂，所以也无福消受。解放区时期，抗日战争的首要任务是驱除日寇，救亡图存，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解放战争的中心任务是推翻国民党统治，解放全中国；而要完成这些艰巨任务，必须动员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尤其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民；文学是宣传动员的有力武器，义不容辞地承担起了这一重任。但是，农民以及工人、士兵这些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大都文化水平很低，用他们能够看懂听懂的通俗语言创作文学作品，他们才能够喜闻乐见，才能达到宣传与动员目的。所以，《讲话》要求文艺工作者向工农兵学习，学习他们的语言。于是，解放区作家，不论是外来的知识分子作家丁玲、周立波、欧阳山等，还是本土作家赵树理、柳青等，都学习运用民间语言进行创作；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欧阳山的《高干大》、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及柳青的《种谷记》等，其语言风格都具有大众化通俗化的特点，这也是这一时代文学语言的特征。同样，作为解放区本土作家的马烽，其小说语言不可能不受时代语言风格的影响；在与时代语言风格的交感呼应中，马烽构建了通俗简练的语言风格。

2.地域文化与语言风格

一般而言，地域文化涵盖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两方面的内容；自然景观包括山川景物与四时美景等，人文景观包括民风民俗、方言土语、传说掌故等。地域文化对作家创作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在作家营造氛围、塑造人物、表现主题方面都会发挥作用，自然也会对作家语言风格的形成产生深厚的影响。“解放区作家为了真实反映解放区的农村生活、塑造生动的人物形象,把特有地域的方言土语、风景画、风俗画置入文学表现之中,形成了浓郁的地域文化特色,促进了文学大众化的实现。同时,他们在表现特定区域的地域文化时,那里的地域文化也对他们的创作个性产生了影响,或者是促进了他们创作个性的形成,如赵树理、马烽、西戎、柳青等北方作家；或者是促使他们的创作风格发生了改变,如丁玲、周立波、欧阳山等南方作家。”[12]马烽作为解放区本土作家，生于农村，长于农村，对地域文化十分熟悉；地域文化对其语言风格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在地域文化诸因素中，对马烽小说语言风格构建影响最大的是方言土语。马烽解放区时期小说运用了大量的方言词，包括名词、动词、形容词、代词、数量词、语气词等；还运用了许多方言熟语，包括方言惯用语、方言成语、方言谚语、方言歇后语等。这些方言土语老百姓整天在说，耳熟能详；将其运用到小说之中，浅显易懂；有文化的群众看得懂，没文化的群众听得懂。而且，这些方言土语言简意赅，表现力强，对构建马烽小说简练通俗的语言风格起到了积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综上所述，马烽解放区时期形成的通俗简练的语言风格在现代文学语言变迁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从中国现代文学语言流变史来看，马烽解放区小说的语言在匡正现代文学语言的过分欧化、实现文学语言的通俗化、大众化以及重视文学语言的接受等方面都做出了影响深远的历史贡献，为建国以后及当下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