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灵玢

士绅家族及其地方经营对于维持地方社会秩序的重要性，很早以来已为学者所注意。早在上世纪30、40年代，费孝通即已把士绅视为官员与农民之间的基本中介①。施坚雅指出，中国国家的规模相对于人口规模而言，一直在收缩，也因此明清时期地方精英得以发挥自身在地方事务中更大的作用②。日本学者重田德勾画出一种士绅控制地方社会的理论，认为国家与地方精英的利益在许多方面彼此相符，国家吸收精英去从事非正式的工作，精英也欢迎国家将责任委托给他们，比如19世纪地方办团练即是如此③。另一位日本学者森正夫则强调，在明代后期与清代，士绅常牺牲国家而对地方社会进行控制，比如明清时期的抗税案件④。继日本学者之后，美国学者的研究也着重于19世纪中国国家—社会关系的变化，认为在这种变化中，地方精英承担起了比过去更大的责任。罗威廉（William Rowe）在其关于19世纪内河港口城市汉口的两本著作中，指出在汉口社会秩序的管理严重地依赖商人与其他精英组织城市的努力。⑤冉玫丽（Mary Rankin）在其关于太平天国以后数十年长江下游若干地区的区域研究中，也追溯了地方精英们为了重建社会秩序而要求发挥更广泛的作用。⑥

然而上述关于地方社会中的士绅研究依然有其区域局限性，例如在以自然经济为主的乡土社会与在以商品经济为主的城市商埠中，士绅群体的构成及社会地位差别甚大，其权威的合法性来源也不尽相同。为了能够更好地控制地方资源以及处理社会问题，身处不同社会中的士绅倾向于采取不同的治理方式，如此一来，作为地方精英的士绅群体对地方社会所产生的治理作用与影响也就千差万别。本文所研究的羊楼洞绅商群体，正是身处羊楼洞这样一个以茶贸为契机，由农转商的半开放性商埠之中。湖北羊楼洞茶区作为中国古老茶区之一，自两汉魏晋时期便有了茶事记载；乾隆年间，晋商的到来促使大批羊楼洞商人以“坐贾”为主要经营方式参与茶贸；之后咸丰年间，因太平天国运动阻隔了通往福建的茶路，晋商大规模地转移到湖北羊楼洞贸茶，羊楼洞从一个以农业为主体的乡村社会一跃成为全国著名的茶产区和贸易市场。商贸茶的进入也使得羊楼洞的绅商日渐成长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他们拥有令人羡慕的雄厚财力以及官方授予的功名头衔，在羊楼洞具有超越众庶的社会地位，亦成为乡间众望所归的领袖人物。不同于已在帝国乡村的宗族治理，新崛起的绅商阶层从根本上改变了羊楼洞的社会面貌。有关羊楼洞绅商的研究，本文围绕着羊楼洞绅商群体的形成、新崛起的绅商群体的特点等问题来展开。

一、羊楼洞绅商：亦儒亦商

清嘉庆道光间的诗人戴玉华，曾在诗中用略带揶揄的口吻描述他眼中的蒲圻乡绅：“短袍齐袖是乡绅，贡监军功顶戴新。谒见连名书片纸，坐谈开口道家贫。”⑦在这首诗的自注中，戴氏这样写道：“邑无科甲，贡监军功即是乡绅，都雅者少，粗俗者多。惟不轻入官衙，淳朴之风有足取焉。”这准确地描述了清代早期羊楼洞所隶属的蒲圻一带乡绅的构成。羊楼洞地区由于文化不够发达，当地少有经科甲考试正途出身的生员以上功名者，所谓“贡监”多是因祖上荫庇或捐纳钱谷获得，而“军功”则为清初前汉军军人之后的武科功名。由于出身“异途”，虽然亦算拥有功名，但为“正统”科甲出身的士人所低看，就有了诗中所描绘的为了节省布料所制的齐袖短袍、不合规范的名刺书写方式、在言谈中不合时宜的哭穷等等，这些举止在文人雅士眼中无疑都是粗鄙不堪的。

羊楼洞的商人自己也明白这一点，因此大多崇慕儒风，以此抬高身价。例如羊楼洞最早经营茶业的开拓者雷兴传（1713—？） 的记叙就十分有趣。谱传中记载雷兴传是家中长子，他“自少英敏”，虽然“学识过人，惜数奇不偶”⑧，并没能考取任何科举功名，所以“年逾三十始捐举子业，而从事诗古，兼及货殖，遂以富称”⑨。“从事诗古，兼及货殖”说的是雷兴传在乾隆年间弃儒从商、贸茶发家的经历，叙述者却有意强调雷兴传毕生对于儒学的孜孜追求，显然与当时社会崇儒贱商的风气导向有关。雷兴传在生前安排第四子雷振祚（1757—1804）业茶，却坚持让其余的儿子业儒，将科举入仕的希望寄托于家族的子孙后代。这种分别安排家中子弟业儒与业商的做法并不罕见，在羊楼洞当地可以说是蔚然成风。又如雷兴传的儿子之一雷班联，也是一个尚清高、守仁义的乡绅。由于继承雷兴传创建的丰厚家业，雷班联可谓“世代席丰”⑩，但他为幼子择媳，面对两个媳妇候选人，“其父一贾而富，一儒而贫”，雷班联断然不选取其父为商而富，而选取了“儒而贫”的联姻。⑪可见选择精英子弟走业儒之路，以及与从儒世家联姻，应该是历代羊楼洞商人们的自觉选择。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科举一途是朝廷为士人所指引的正途：科举成功则出仕做官，即使科举不利，未能获取功名，从儒学子的身份也属于“士农工商”四民居首的“士”。而弃儒从商则意味着从此放弃士子的身份而加入商籍，按照清代朝廷奉行的政策，重耕读而抑商末，从商即使成功，也富而不贵。

但是随着鸦片战争爆发，以及其后不久的太平天国战乱，极大削弱了大清帝国的统治能力，“士农工商”的等级划分也出现了明显松动。战争期间，为了筹办战争经费，国家向商人开放了纳捐授爵之路，以筹措军粮的名义，规定交纳钱谷即可获得相应荣衔，从而进入士绅行列。羊楼洞这时涌现出一大批通过捐纳钱谷获得名衔的绅商，例如商人雷巽（1814—1881） 就“援例纳赀，得太常寺典簿，诰授奉政大夫”⑫；大茶商雷立南（1812—1878）也通过缴纳军饷，“由监生保奖同知衔，诰授奉政大夫”⑬；雷炳蔚（？—1836） 更是通过捐纳钱谷，不仅自己接受清廷诰授“武德骑尉”等荣衔，而且还使其时已经去世的祖父雷兴传、父亲雷振祚都得到清廷封典。⑭正如上述戴玉华诗文中所描述的“贡监军功顶戴新”，羊楼洞当地富商们在有钱后通过捐纳获得功名的做法蔚然成风，形成了一大批由商而绅的新晋绅商。与早先为维持生计而被迫从商的洞商相比，晚清新晋的羊楼洞绅商们不再痛苦地徘徊于业儒与业商之间，试图于持筹经商之外努力保存自己“诗书本色”，而是更加主动地去寻找一个平衡点，将手中的商业资本与士绅地位更好地互相结合。

郑振满认为，通过捐纳筹集财政经费是清代财政史上的一大特色，其直接社会后果，是使为数众多的有钱人获得士绅身份，甚至进入仕途，成为官僚体制的有机组成部分。至于晚清与捐纳相结合的厘金制度，更是使大批商人同时拥有绅士的身份，从而实现了绅商一体化。⑮在羊楼洞，乡绅队伍也随着洞镇商业发展而扩大，日益成为地方治理的中坚。尽管羊楼洞的这些绅商出自“异途”，可能不如出自“正途”的绅士受人尊敬，但他们无疑都是有钱人，因而可以更有效的利用官方赋予的政治资源和文化资源，争夺地方社会的领导权与控制权。

二、以“礼”为核心的早期绅商治理

在羊楼洞商埠初辟的早期，乡绅在地方上享有广泛尊重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因为他们“知书达礼”。这正如杨阳所指出的：“在一个排斥农民享有受教育权利的社会里，绅士社会掌握着知识和文化霸权，集教化、伦理、法规、祭祀、宗族等一切社会责任与权力为一体，成为乡土社会的实际权威。”⑯拥有这种文化和社会特权的羊楼洞绅商们，在乡村社会生活中实践和推行以“礼治”为标志的儒家伦理，在完成国家意识形态在乡村的表达的同时，他们也逐渐建立起一套以乡绅自治为核心的社会管理体系，在官府的行政司法权力之外构成了另外一个排解地方纷争、维护社会安定的权力机制。

清中期以来，羊楼洞地区因茶贸而进入商业化，与以自然经济为主的传统农业社会相比，羊楼洞地方社会中的乡绅面临的商业化环境更加复杂多变，他们需要处理的问题数量和难度也就大为增加。譬如遇到茶农、茶贩掺杂造假及运输偷漏之情事，羊楼洞的绅商需要代为交涉调处⑰；对于卖主贩卖假茶，被前来收购茶叶的客商勘破后，绅商们则出面解纷⑱；在验茶、评级、称重过程，由于涉及买卖双方利益，茶农与客商常常发生争执⑲，这时作为茶行主人的绅商就要出面调停，并在纠纷冲突发生时，负责保卫茶客人身及茶庄财产的安全。

早期作为羊楼洞地方商人的乡绅们认真地负起了这份解纷释难、护卫客商的责任。例如最早与外来商人合作的本地商人雷兴传在羊楼洞就极有威信，“其居族里也，义正词严，莫不敬惮”⑳。他的孙子雷炳蔚“居宅近市，每岁茶商辐辏，情伪滋生，有不了事，得公一言辄解。于时缙绅冠带之徒，闻公声名，咸请谒焉”㉑。除了雷姓商人，羊楼洞的其他绅商如邱宋进（1767—1824），世居羊楼洞，能为人“排纷解难”，遇乡里纠纷，“人或袖手而退，公独掀髯而前，弱者谕以情，强者晓以理，析分人之狱，比子路之片言；信长者之诚，同季布之一诺”。㉒又如游澄（1838—？），为茶叶专家，“性端重，言笑不苟，官绅推商办地方事务，他绅千百言而不能雪者，而公以数言了之。无上下手，无左右袒，人人各满意去。平日德望其见孚于人者深矣”㉓。这种不畏纷难，数言决疑的威望和能力，据传文所述，无疑与平日正派为人、道德名声深孚众望是分不开的。

可以看出，早期雷兴传等羊楼洞本帮商人仍然使用的是传统农业社会中较为典型的乡绅居间处理纠纷的模式处理在羊楼洞新产生的商业纷争。有了纠纷，在宗族和乡里中仗义执言，折冲于樽俎之间。他们之所以一言九鼎，享有如此高的威望，当然是因为其乡绅的身份地位，除此之外，还须其行事标准合乎于“礼”。作为儒家理论核心的礼，既是尊卑长幼的等级规范，又是事理是非曲直的判断标准。《礼记·礼器》：“忠信，礼之本也；义理，礼之文也。无本不立，无文不行。”说的就是以忠信为依据，来判断事理的是非，最终促使问题得到解决。正因为如此，我们也就可以将早期的乡绅的地方治理归结为“礼治”。

三、以“法”为框架的后期绅商治理

随着19世纪汉口开埠，英俄在市场上高价竞购华茶，羊楼洞的茶叶贸易经历了艰难的太平天国战乱之后，进入一个新的蓬勃发展的时期。如地方文献中所载：“先是，羊楼地方茶客寥寥，生意淡薄。自咸丰戊午以来，圣泽诞敷，中外一体，准外洋各路通商，入境贸易，于是植茶之户日多，行茶之途日广。我境旗枪丰美，字号云屯”㉔；“会中外互市，蒲邑峒茶闻天下，万商云集，货力腾涌，群商坌集”㉕。景气的茶贸，为羊楼洞带来了涌流的财富，也吸引着大批追逐财富的人群。在羊楼洞茶区因茶贸而兴以前，茶区各市镇人口多为土著，1572年整个羊楼洞茶区共有50.9万人，1711年为56万人，人口经一百多年仅增加约10%；而随着茶业的兴盛，大量流动人口进入，1784年共有261.1万人，1820年增至687.3万人㉖，人口密度居两湖州府第一，被时人称之为“小汉口”。

然而商贸活动的频繁，外来人口的剧增，也给当地治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问题。羊楼洞早先以“礼”治乡的前提条件是该地是一个“熟人社会”，乡里乡亲彼此熟识，地方精英的治理可以凭靠乡人的认可与信赖而得以维持。因此当本地人与远来客商之间起了争执，能够凭借本地绅商的一句断语而是非立见，纷难顿解。

此时，一批从外地返回故里的茶商开始思索羊楼洞面临的新问题。这些返乡的茶商深知“通商惠工，国家所以阜财用，而胪规定矩，地方所以安客商”㉗的道理，在回归乡土后立即着手整顿市情、制定行规，将羊楼洞的地方治理纳入到比以道德伦理为依据的“礼”更为明确的具有公共契约性质的“法”的框架中。在构建“法”治框架的过程中，最为著名的绅商之一就是雷元善（1814—1886），他曾被谢石钦称赞为“当闭关时代，挟赀航海，作万里游，可谓商人中有特识者矣”㉘。雷元善倡为红茶，与兄弟分工合作，兄弟们居家制作，雷元善自任运输广东。他前后在广东6年，直接与英商贸易，在太平天国运动时回到羊楼洞，修建茶屋，建章立制，对于洞茶输出颇有贡献。《雷氏宗谱》传文中载：“时羊楼洞初辟为商场，漫无端绪，……试行无忤，传布永久”一段㉙，记述了羊楼洞绅商由早先依“礼”决疑断案的模式转变为在“法”的框架内处理商业纠纷的重要变化。

与雷元善几乎同时，还有绅商雷立南（1812—1878），他曾久居广东贸茶，并于清咸丰三年（1853年）首倡捐资在广东“重修湖北公所。武郡同仁，以公首出，无不唯诺。数年落成，公自序勒石”㉚。雷立南遍历上海、福建、湘潭诸市镇，广见世情，于1861年回到羊楼洞后，建立羊楼洞同益堂公所。“辛酉（1861年）冬，公束装回里，见行业日盛，茫无头绪，谓非长久计。遂约同人，合禀上宪批准，寻奉邑侯恩谕，立同益堂公所，兼修财神庙。公所定行规数十条，永远遵照无异。”㉛同益堂公所，是羊楼洞本帮茶商的日常聚会之所，相当于会馆；财神庙，亦是本帮茶商的精神聚会之处。这两处建筑的建立，以及制定行规即建章立制工作的进行，意味着羊楼洞绅商已着手进行自我管理，使自身具有了较为强劲的维系力，从此行业不再茫无头绪。

羊楼洞地方初建规章，是因为茶商中广见世面者如雷立南、雷元善等顺应商业需要，整顿漫无端绪百事棼如的混乱状况的结果。而至今仍保存的羊楼洞《合帮公议碑》，仍遗留有当年针对“往来货物车工推运紊乱”和“近来人心不古，渐至忘章”而加以整顿，以及额定“行费”“取用”的文字。㉜据碑刻所记，羊楼洞曾有“前任恩宪谕行客二帮，议立车局，整顿行规，……行费照客家箱名取用，各□有成规，数无异言”㉝。而重新整顿，是由于近期“人心不古，渐至忘章，”因此有必要重新额定各类各项茶叶行佣（即碑文中所提及的“行用”）及运输车费力资，并刻石备忘，要求所有有关人等“额例恪遵，切勿恃强越规蹈矩”。从所记可见，这一通立于光绪时的石碑所记载的“成规”包括有议立车局、整顿行规、确定运费结算标准等等内容，这一类行业规范性质的规章借助政府的权威将整顿措施颁布，对于维护商务活动的正常开展和运行，必定作用显著。也由于整顿作用的显著，随着晚清外贸的发展，传统的商业行帮组织发展为更利于各地各业联结和统一的商会组织，也就是其水到渠成的结果。光绪末年，清政府颁布商会法。1910年，羊楼洞即率先成立商会，负责管理市场交易，评定茶货价格，催收税费，兴办公益，维护市场秩序，调处商务纠纷、劳资关系，促使当地的绅商治理，由传统的礼治向更具近代色彩的法治转变。

四、对地方权力的争夺

随着茶贸的蓬勃发展，大量财富的聚集，羊楼洞地方乡绅集团逐渐壮大，拥有文化和社会特权的羊楼洞绅商们，在完成国家意识形态在乡村表达的同时，也逐渐建立起一套以地方精英自治为核心的社会管理体系，在官府的行政司法权力之外构成了另外一个排解地方纷争、维护社会安定的权力机制，因此与国家权力构成了一定程度的竞争关系。

在清代早中期，在更多的情况下，是国家政权对于地方宗族的侵夺。羊楼洞地方文献中，也记录了一桩发生在清道光年间的个案：

前邑侯劳（光泰），修志塔，以茶庄为奇货，勒公族乐捐输千金。众畏缩莫敢发难，公正色曰：‘邑侯既曰乐捐，则输之多与寡，视予之乐不乐。此固予为政，非邑侯为政也。’而邑侯劳仍崛强，不少挫。公首之大府。大府见公谦冲恂雅，诗书之气，溢于言表，遂直公，将罢邑侯职。公复为之解免，又恐废阖邑之美举，仍输百金，并劝族人共捐以蒇其事。邑侯劳亦徐垂青眼相属，与相契好。自后邑涖任，必首谒公，倚公为左右手，而公亦断不以私干。㉞这段奇特的故事仅见于当地族谱，在撰者述说的背后推测有两种可能：其一是所写非实，事实其实是面对劳县长的勒索，雷雨作进行了一番挣扎，最后带头屈服，而作传者对这一结果有意曲写粉饰；其二是所写为实，经过雷雨作的一番操弄，结果确实是提高了羊楼洞茶商集团在政府眼中的地位，而羊楼洞地方也作出了妥协，雷雨作带头认捐，使地方与政府的关系得到缓和。

值得玩味的是在蒲县县长劳光泰与雷雨作斗争开始时雷雨作说的“此固予为政，非邑侯为政也”，这在上级政府起诉时，也是雷雨作提出的一条重要理由，反映了在当时人的心目中，中国传统社会的控制体系分为“公”与“私”两大系统，“公”的系统即国家政权，“私”的系统即乡族势力，各自权限分工，不当侵越。㉟即便是作为国家官方代理人的县长，也不能在正常捐税之外，越权侵犯地方宗族的利益。虽然从结果看，这场官司的结果是雷雨作“带头认捐”，反映了在专制的条件下国家政权系统的强势，在强大的国家机器面前，地方的宗族势力再大也拗不过政权最低品级的县长。

但是历史自有其自身的发展逻辑。在上述雷雨作上诉之后50年，大约20世纪初元，羊楼洞乡绅游镇海也作过一番与雷雨作类似的挣扎和努力，而这次斗争的结果，作为羊楼洞绅商集团代表的游镇海却居然获得了完胜。游镇海，字涵四，羊楼洞大茶商游龙之子。族谱中记载他“家拥厚赀裘马，……海内自军兴以来，顽弁悍卒，往往凌暴平民，道路以目，罕有敢谁何者。羊楼为吾乡钜镇，设有驻防壁垒，前营弁某军令不严，营卒致横行无状。君（案指游镇海）闻辄忿恚，尝慷慨亲诣弁营，面斥其非，声色俱厉，其人竟因此撤委，而后来者亦自知警惕矣。”㊱由于游镇海的抗议，竟导致军令约束不严的政府驻军头目被撤职，这固然也许是因为军卒的横行过于无状，挠乱了重要的商贸市场，让政府和军队过于丢失颜面，也因为时过境迁，此时的羊楼洞经过了与太平天国的激烈战争，自己有了团练队伍，而这支队伍与游镇海关系甚为紧密。

羊楼洞地方治安权力的扩展，需要特别重提的是上述黄儒基和其团练军队三合局，尤其须强调指出的是，黄儒基上任三合局团总，与羊楼洞当地茶商集团的鼎力推荐有关。这一点，在羊楼洞大茶商游龙的家传中有清楚的提及：“洪杨焰炽，罗忠节泽南率兵羊楼洞，饬办团练，及公与语，洒然动容，檄公为首，公力辞，荐同里黄某代。又欲邀公襄办营务，又辞之。盖公王父八十余，无昆季亚养，公以情告，罗不能强，卒从公言，赖黄力集事有功，人以此尤服公知人。”㊲引文中提及的黄某就是黄儒基，其任团练三合局一事为游氏最富有之茶商之一的游龙所荐，说明举办团练一事是得到羊楼洞主要茶商鼎力支持的。

羊楼洞地方精英的英勇和牺牲，受到了清政府的褒奖，也将绅商集团的忠义提升到朝廷必须承认的高度。在此之后，羊楼洞就不仅因为经济上的重要，也由于政治上的忠诚，被提高到“吾乡钜镇”的地位。在治安自治和组建地方武装方面，似乎取得了超越一般地方的特权。例如稍后约40年：

光绪庚子，吾乡莠民为红教匪党所扇，猱升蜂起，大吏知地关要害，札喻乡绅设局防堵，而一时村落所捕获者，情辞苟有可原，辄商之同事，贯而不治，其性行之仁厚周密又复如此。引文中所提及的“性行之仁厚周密”者，就是上节述及曾面斥驻军弁目的游镇海。是羊楼洞当时最重要的茶商乡绅头面人物之一。从引文看，庚子年镇压所谓“红教匪党”即义和团引起的骚乱，羊楼洞乡绅奉“大吏”指示所设地方武装就是由游镇海负责的。他在处理被捕获的人员方面似乎有相当大的权力，所谓“情辞苟有可原，辄商之同事，贯而不治”。这也为前所述游镇海在斥责当地驻军弁目军令管束不严时，政府及军队高层为什么不能不给游镇海面子，提供了一个注脚。

随着洞茶贸易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地位日渐重要，羊楼洞绅商集团已令政权无法漠视，羊楼洞地位也上升为“吾乡钜镇”。而太平天国动乱之后，朝廷元气大伤，对地方经过很大幅度的权力让渡之后，在许多事情上不得不要顾及重要地方人物的态度。对比昨今，今已非昔比，雷雨作的失败与游镇海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朝廷和地方权力的此消彼长，反映了茶镇羊楼洞地位和羊楼洞绅商集团政治份量的上升。

五、结论

与乡土社会中的传统士绅相比，本文研究的羊楼洞绅商群体，置身于湖北羊楼洞镇这样一个以晚清茶贸为契机、由农转商的半开放性商埠之中。他们中既有早先弃儒从商的儒生，也有鸦片战争后通过捐纳一途获得功名的商人，因而具有“亦儒亦商”的特点。他们拥有令人羡慕的雄厚财力以及官方授予的功名头衔，在羊楼洞具有崇高的社会地位，亦成为乡间众望所归的领袖人物。

道光年间商贸茶的进入，从根本上改变了羊楼洞传统的以农业为主体的乡村社会，商业气息混杂于沁脾的茶香，一起渗入到羊楼洞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于是各种与商有关的新事物诞生，许多因茶而起的行业涌现，价值标准与风气渐新，社会结构与阶层状况也发生了深刻的改变。为了能够更有效地处理地方事务和控制社会资源，洞镇的绅商先后采取了“礼治”与“法治”的治理办法，建立起相关的运营机制，在变乱的时局中努力保持商业发展最为重要的安宁环境，并与时时侵蚀地方权利的国家系统之间形成了彼此依赖又互相竞争的复杂关系。

正如陈春声所言，“如果把社区理解为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那么通过实地深入观察而获得对社区内部各种社会关系和各种外部联系的了解，对于深化整个社会史的科学认识是有积极意义的。这种小社区的研究实际上已带有揭示‘整体历史’的意义，而且这种在较深层次上对复杂社会关系的总体把握，也只有在小社区的研究中才有可能。”㊳本文正是试图通过对羊楼洞绅商的探讨，去理解在近代中国转型时期广泛存在的半农半商型区域社会中存在的复杂关系，从而进一步把握作为近代中国对外转型过程中的一个社会样态，深入地剖析当地各种地方力量、社会资源与权力结构，去重构一个地方区域社会的治理模型。

注释：

① 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乡土重建》，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51—71页。

②G.William Skinner eds.,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pp19-20.

③Shigeta Atsushi,The Origins and Structure of Gentry Rule,translated by Christian Daniels,in Grove and Daniels eds.,State and Society in China:Japanese Perspectives on Ming-Qing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Tokyo:Tokyo University Press,1984,pp.335-385.

④ 转引自郝秉键：《日本史学界的明清“绅士论”》，《清史研究》2004年第11期。

⑤ 罗威廉（William T.Rowe）：《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鲁西奇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52—257页。

⑥Mary Rankin,Elite Activism 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a:Zhejiang Province(1865-1911),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

⑦ 戴玉华：《俚言八首》之七，《西林诗萃》卷1。

⑧ 程世甲：《永文雷先生传》，民国甲子年合修初续崇义堂本《雷氏宗谱》，传上。

⑨⑳ 程日阶：《中万雷先生传》，民国甲子年合修初续崇义堂本《雷氏宗谱》，传上。

⑩ 游恺：《芾亭公传》，民国甲子年合修初续崇义堂本《雷氏宗谱》，传上。

⑪ 刘张映：《班联公传》，民国甲子年合修初续崇义堂本《雷氏宗谱》，传上。

⑫㉕ 廖显融：《诰授奉政大夫太常寺典簿雷君莘佃传》，民国甲子年合修初续崇义堂本《雷氏宗谱》，传上。

⑬㉔㉚㉛ 游冯煦林：《受山公传》，民国甲子年合修初续崇义堂本《雷氏宗谱》，传上。

⑭㉑ 李霖藻：《雷文庵先生传》，民国甲子年合修初续崇义堂本《雷氏宗谱》，传上。

⑮郑振满：《乡族与国家——多元视野中的闽台传统社会》，读书·新知·生活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298—299页。

⑯ 杨阳：《王权的图腾化》，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8—69页。

⑰⑲ 彭先泽：《鄂南茶业》，鄂藏档LSH2.14—3。

⑱ 陈启华：《湖北羊楼峒区之茶业》，《中国实业》1936年第2卷第1期。

㉒ 余梦兰：《邱怀德公暨陈孺人合葬墓志铭》，《中华邱氏大宗谱·赤壁分谱》。

㉓ 游凤墀：《家敬铭先生传》，民国九言堂本《游氏族谱》。

㉖ 垄胜生：《清代两湖农业地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95页。

㉗㉜㉝ 羊楼洞碑刻：《合帮公议碑》，光绪十三年。

㉘㉙ 谢石钦：《让溪公传》，民国甲子年合修初续崇义堂本《雷氏宗谱》，卷首姻篇。

㉞ 贺子一：《雷公春霆先生墓志铭》，民国甲子年合修初续崇义堂本《雷氏宗谱》。

㉟ 参见傅依凌：《中国传统社会：多元的结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3期。

㊱ 贺荣骏：《候选州判游君家传》，民国九言堂本《游氏族谱》。

㊲ 游凤池：《家奉直大夫天池公传》，民国九言堂本《游氏族谱》。

㊳ 陈春声：《中国社会史研究必须重视田野调查》，《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