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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影响农民政治信仰的非政治因素
——以陕西陕北地区为例

2019-02-19高志奇

社科纵横 2019年10期
关键词:政治信仰陕北农民

高志奇

(延安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陕西 延安 716000)

中国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已经使城市病问题凸显。生活在城市里的人口越来越多,使一些农村出现了衰败迹象,这种情况在陕西陕北相对较为偏远的农村更为严重。陕北为中国革命,为新中国建立做出了巨大贡献。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陕北农民有着极高的政治信仰。这是中国共产党能够立足陕北,领导中国革命取胜的前提和基础。“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1](P323)正是因为当时陕北人民有信仰,有对中国共产党最为崇高的政治信仰,才使中国共产党能够立足于陕北,并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最终建立新中国。所以政治信仰对国家强盛和民族兴旺起着尤为关键的作用。进入新时代以来,社会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陕北农民的政治信仰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尤其是一些非政治因素在不断影响着农民的政治信仰。政治信仰确实与政治有紧密关系,但也与经济、文化、社会、宗教等因素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通过分析非政治因素对政治信仰的影响,更容易把握农民政治信仰的现实状况,从而为提高农民政治信仰提供参考意见。

一、农民政治信仰

政治信仰严格来讲,属于政治学范畴。但是不能将其完全局限于政治学范畴,而应该站在更高的高度,综合来看政治信仰的问题。农民政治信仰是政治信仰在农民这个社会群体中所表现出的具体情况,即农民是如何认识和看待政治信仰的。“政治信仰是建立在公民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基础上,并在增强民生获得感和实现政治目标追求的政治实践中逐步树立起来的。”[2]政治信仰的强烈程度与文化自信是成正比的,政治信仰越强烈,文化自信度越高;相反,则越低。农民政治信仰的树立是内外因素综合的结果。外在因素是党和政府的言行是否能够代表农民的利益,是否真正在为人民服务;内在因素则是农民如何看待党和政府的言行,并将其内化于自身。农民政治信仰,更多与民生问题相关。不能因为农民不能完全理解政治信仰及其包含的内容,就否定农民没有政治信仰或政治信仰低,这种看法是非常片面的。对于政治信仰,虽然有其特定的含义,但其对于不同的社会群体来讲,应该将其操作化,而不是按照抽象的含义去衡量不同的社会群体。经过实地访谈之后,认为农民政治信仰主要是指农民对党和国家方针政策,对党员干部行为的看法及其态度。这样一种理解,或许并不全面,但是其对特定的研究对象——农民,是适用的,是有意义的。农村的社会环境虽然没有城市复杂,但是却很特殊,这注定农民的政治信仰会受到农村特殊因素的影响,甚至党和国家的好政策,也会因执行的问题,以致于影响到农民的政治信仰。农村社会偏向于同质,农民群体也基本属于一个同质群体。同质群体的相似性较多,在应对外来干扰时,他们的态度和行为也往往趋同,在政治信仰上也是如此。也就是说,农民的政治信仰在受到各种因素干扰时,较为容易表现出一致的反应。如果措施得当,则有利于提高农民的政治信仰。然而,这种优势和不足往往同时并存,需要妥善处理,才能发挥优势,避免不足。

二、影响农民政治信仰的非政治因素

影响政治信仰的因素主要包括内外两个,外看党和政府的行动,内看农民的表现。毫无疑问,这是从政治的角度来看政治信仰。实际上,影响农民政治信仰的因素,除了政治因素之外,还有很多非政治因素,诸如经济、文化、社会、宗教等。因此,农民的政治信仰问题是一个综合性问题,而不是一个单一的政治问题。

(一)经济因素

在非政治因素中,经济因素是影响农民政治信仰最重要的因素。经济是基础,是生存和生活的最基本保障。一般情形下,在经济发展水平较好的情况下,农民的政治信仰较高,因为经济发展,农民得到了实惠,没有理由不认可党和政府。但现实的情况却也不那么理想与乐观。“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碗来骂娘”的情况也并不少见。这样,经济因素如何影响农民的政治信仰就并不那么简单。那么,经济因素是如何影响农民的政治信仰呢?经过调查分析发现,经济比较比经济状况对农民政治信仰的影响要大得多。当农民不能保证基本的生活时,即生活穷困,处于绝对贫困状态时,自然谁能让其吃饱饭、穿暖衣,自然就信谁,跟谁走。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领导中国人民取得革命胜利,最后建立新中国,就是首先抓住了农民存在的根本问题——吃饭穿衣问题。吃饭穿衣问题解决了,就解决了人最基本的需求,使人有能力考虑其它问题,为从事其它社会活动奠定了基础。在实现吃饱穿暖的过程中,农民的政治信仰逐渐建立并不断提高。此后,即便出现了困难,农民依然会坚定自己的政治信仰,跟党走,相信政府。所以,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乃至于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了严重曲折,如大跃进、文革等,依然没有影响到农民的政治信仰。

随着经济情况的好转,农民的政治信仰也会随之变化。改革开放之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农民的生活整体也都好起来了,尤其是税费改革后,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被取消,这大大提高了农民收入。然而,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却已是不争的事实,尤其是城乡之间距离的拉大,农民大规模流入城市,以户籍为中心所产生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问题都凸显出来。同时,农村人口的大量流动,使农村空心化,农村发展主体丧失,留下的弱势群体,无法跟上社会发展的节奏等,这些都对农民的政治信仰有很大冲击。精准扶贫政策实施以来,不仅改善了贫困者的生活,也提高了贫困者的政治信仰。然而,由于一些贫困者自身的因素使然,如懒惰致贫,对懒惰者的扶贫使其他农民产生了一些心理上的不平衡,这也影响到了一些农民的政治信仰。可见,经济发展的协调性与均衡性,是保证农民政治信仰的一个关键因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国家强,经济体系必须强。”[3](P142)经济体系不强,社会发展就是空中楼阁,人民生活也无法得到根本保障,甚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则只能成为一种向往。因此,要提高农民政治信仰,就需要发展现代经济体系,使经济因素成为提高农民政治信仰的一个推动因素。

(二)文化因素

农民的文化水平整体偏低,他们对于政治信仰有自己的理解。这种理解与他们所拥有的文化水平以及文化环境是相适应的。当前,陕北农村的文化建设普遍还不是很理想,文化与农民的实际情况没有结合起来。文化下了乡,却没有进农民的家,更没有进农民的大脑。文化建设工作是一个长远的伟大的工作。要充分调动起一切有利于提高农民政治信仰的文化因素,不能把农村文化与政治信仰割裂开来。农村的文化活动相对比较少,最热闹的就是唱戏。戏是文艺的一种,既要有形,还要有内容,既要保证喜闻乐见,还要在内涵上下功夫。不能只有形,而无内容,即农村的文化也要与时俱进,农村的文化,尤其是最重要的文化活动——唱戏,要唱出新时代的内容。“一部好的作品,应该是经得起人民评价、专家评价、市场检验的作品,应该是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1](P320)没有社会效益的作品,是背离人民的作品,这样的作品不要也罢。近几年,陕北农村唱戏并不少见,但戏台下的观众则是寥寥无几。为什么会如此?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戏曲内容没有与时代结合起来,更不要说融入政治信仰的内容。诚然,现在文化娱乐方式多样化,对戏曲这种传统的文化形式造成了很大冲击,戏曲观众越来越少。但不就是因为这样,才需要更新戏曲内容,以满足更多观众的需要吗?

观察戏台下的观众,不难发现,那些把新时代内容融入戏曲、相声、小品、歌曲等艺术形式中,会有大量的观众;相反,还是在唱传统内容的戏曲,则没有什么观众,有也是一些70 岁以上的老头老太太。经常接触新时代文化内容的农民,其政治信仰明显高于不接触的。这说明文化的无形熏陶作用是不可估量的。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化,新时代有新时代的文化。文化不仅需要创造,更需要传播和传承。将政治信仰融入农村文化,以文化形式进行政治信仰培育,无疑是最好的方法。农民政治信仰高,不仅是因为农民的物质生活条件越来越好,还与他们的精神生活状况有着密切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昌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P194)对于农村来讲,没有文化复兴,没有新时代特征文化,则会直接制约农村的和谐发展。陕北一些农村的新农村建设做得非常好,新型农村社区也拥有自己的特色,这不仅是因为这些农村和农村社区有强大的经济作支撑,更因为这些农村和农村社区,有优良文化,有新时代文化。正是因为这些农村和农村社区把新时代的内容融入了当地的文化中,当地农民才有着强烈的政治信仰,他们肯定党和政府,牢固树立跟党走的坚定决心。可见,要提供农民的政治信仰,需要在当地文化上下功夫,下大功夫。

(三)社会因素

当前,中国社会进入快速转型期,社会问题凸显。快速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制度建立跟不上问题出现的步伐,不协调不和谐的情况越来越多,社会治理难度加大。在社会问题重重的情况下,农民的政治信仰自然受到了影响。进入新常态后,经济下行压力增大,陕北农民的经济收入也由于天气、市场、人为等因素影响,收入比前几年有所下降,再加上农民对土地的需求程度不同,条块分割的经营模式已经基本丧失了竞争优势等,这些都使得农村的社会问题,尤其是围绕土地而产生的问题越来越多。除此之外,农村的教育、医疗、养老问题也开始凸显。当农民依靠自身不能有效解决问题,同时又不知向谁求助时,自然就只能找政府。若政府能够及时有效解决,则还可以暂时缓解矛盾,若政府不能及时有效解决,则会被农民认为是不作为、踢皮球等,如在一些地方,村民到政府门口闹事,在政府没有更好的办法解决问题时,出动警察维持秩序,实属无奈选择。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因处理不当,就会演变成形式上的民众与政府的冲突,而冲突无疑是农民政治信仰的最大破坏者。

“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也变得日益重要。”[4](P424)曾经不是问题的问题,如今都变成了社会问题。社会问题是大家的问题,不是某一个人或某一部分人的问题。社会问题急需要解决,不解决或解决不好,都会影响到农民对党和政府的看法,影响到农民的政治信仰。解决小问题,需要小措施,解决大问题,需要政策支持。“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对我国社会福利制度建设提出了新要求,社会政策如何创新发展以适应与满足新时代的要求,缓解乃至解决当下最迫切的民生问题,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是摆在社会政策研究者和决策者的一个重大课题。”[4](P474)没有问题的社会是不存在的,但问题大量存在,又久久不能有效解决则会影响到社会稳定,影响到民众对党和政府的认可。因此,农村的社会问题,需要加快解决,要做好农村的社会建设工作,不断提高农村社会的治理能力,使农村社会良性运行起来。只有这样,农民对党和政府的政治信仰才会坚定不动摇。事实证明,问题较少,遇到问题能够及时有效解决的农村,不仅和谐,而且农民政治信仰也高。农村的社会问题不能回避,更不能因为农村整体发展,或者城市发展较好,就忽略了农村社会存在的问题。要保证农民的政治信仰,不能仅凭感觉或少数农民的看法,就盲目乐观,而是要落实农村社会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大问题,要下大力气解决好关乎农民切身利益的社会问题。如此,就不怕农民的政治信仰不高。社会问题、社会治理和社会建设是一个体系,社会问题需要解决,社会需要治理,同时社会更需要建设。只有把影响农民政治信仰的社会因素处理好,农民才能真正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才会真正认可党和政府。

(四)宗教因素

从广义的文化理解,宗教也属于文化,但由于宗教在农村的影响力逐渐提高,所以在这里把宗教作为单独的一部分,去分析其对农民政治信仰的影响。传统中国是一个俗权国家,宗教虽然被允许存在,但影响力主要在民间,至少不会影响到政府的公权力。在古代中国,只有当宗教势力影响到皇权,与朝廷开始争夺利益时,皇帝才会下令大力消灭宗教的影响力,如隋文帝强制僧人还俗,唐武宗灭佛等。在大多数情况下,中国对于宗教都持的是宽容态度,允许传教者传教。所以,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在中国是并存的。中国民间对于佛教和道教分得并不是很清楚,佛教与道教经常混在一起,西游记里的人物就是如此,比如如来、观音等属于佛教,玉帝、李天王等属于道教,而且他们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经常走动,互相帮助。这实际是现实的反映。当前陕北农村有影响的宗教主要是佛教、道教和基督教,其中基督教的影响最大。道教和佛教的影响主要是立碑建庙,人们定期尤其是在过年时都会去祭拜,以保佑自己实现愿望,庙里所供一般是送子观音、药王和关公,目的非常明确,无非是求子、求财、保平安。农村基督教的信众主要是中老年妇女,她们举行活动的形式虽然没有上庙烧香的规模和动静大,但频次和虔诚度非常高。立碑建庙在农村之所以越来越普遍,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农民收入有了提高,大家有能力集资立碑修庙;二是农民的信仰缺失,而选择宗教信仰是他们最方便的选择,农村所修的庙原来就存在,现在做得工作主要是复原和修葺;三是一些巧合导致农民更加信仰宗教的神秘力量,如2018 年陕北出现了倒春寒,农民收成普遍受到影响,而当地的一个村却受灾非常轻,甚至可以说几乎未受到倒春寒的影响,在周围村都受到了严重影响,为何这个村没事,人们就在寻找原因,最后找到的原因是这个村刚复修了一个庙,有神灵的保佑。由此,不难看出,陕北农村的宗教影响力是不小的,不仅有大量的信众,而且信众的虔诚度也比较高。

与政治信仰相比,宗教信仰显然有更多的神秘性在里面。党和政府可以解决人为的事情,但是一般解决不了自然的事情。最近几年陕北的气候非常异常,农民的收入受到了直接影响。在农民看来,这种天灾恐怕不是党和政府所能解决的。所以崇尚超自然的神秘力量,祈求神秘力量的保佑就成为农民的一种选择。“临时抱佛脚”变成了时时去敬神。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农民的政治信仰。虽然农民选择宗教,并不等于不认可党和政府,但信仰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东西,一旦有了信仰,让其放弃是很难的。如果信仰可以衡量的话,把最虔诚的信仰比作一个容器,当宗教信仰占据一半时,其它的信仰就只剩一半空间,如果宗教信仰不断扩大其比重,其它信仰存在的空间则越来越小,甚至没有了空间。因此,加强农村文化建设,提高农民政治信仰是一件亟需认真做的事情。农民的宗教信仰越虔诚,未必就会成为影响社会秩序的力量,因为农民所选择的信仰,追求的是真善美。需要警惕的是,宗教信仰就怕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如此,就不是简单的影响政治信仰了。无论怎样,宗教信仰对政治信仰多少是有冲击的。当农民说自己没有政治信仰时,这其实是一种倒退,农民应该也有政治信仰。陕北农民曾经有很强烈的政治信仰,今天这种强烈度已不明显,甚至有可能被宗教和其它因素干扰,使政治信仰更加远离农民。一定要纠正这种情况,使农民有政治意识,不断提高农民的政治信仰。

三、结语

社会快速转型,文化多元化,经济差距拉大以及宗教的影响,再加上农村建设更多停留于外在的基础设施上,忽略了文化建设,尤其是忽略了农民政治信仰的培育。“人民有信仰”,这个信仰就是坚信自己文化的优势,对自己的文化充满信心,这个信仰就是对党和国家的绝对信任,这个信仰就是始终做到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只有信仰坚定,我们才能迎艰克难,才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农民的政治信仰在社会环境大变化的背景下,也受到了挑战,不能说农民没有政治信仰,但是农民的政治信仰由于经济、文化、社会、宗教等非政治因素的影响,开始出现动摇,甚至一些地方的农民已经有政治信仰缺失的表现。这意味着加强农村文化建设,加强农民政治信仰培育的任务非常紧迫。农民政治信仰的培育不能通过简单的文字下乡宣传,不能通过短时期的教育培训来实现。农民政治信仰的培育必须立足农村实际,要结合当地文化,把政治信仰的内容融入当地文化。要把农民对党和国家的高度认同与当地实际结合起来,继而使农民明白,政治信仰不是某一个社会群体所独有的,农民也要有政治信仰,要有政治意识。进入新时代,农村发生了巨大变化,农民生活有了更好改善,农民的政治信仰也应与此对应,必须提高。中国共产党是人民的政党,中国政府是人民的政府,只有人民对党和国家有高度的认同,中国共产党才能真正带领中国人民走向更美好的未来,也只有这样,人民才不会迷失发展方向,才能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只有全国人民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一定会实现。而要有这样的觉悟,就必须要有政治信仰,有对党和国家高度认同的政治信仰。探讨非政治因素对农民政治信仰的影响,有助于寻找培植农民政治信仰的有效路径,这个路径就是文化。政治信仰的高低,反映出文化自信和文化建设的情况,所以加强农村文化建设,培植农民政治信仰是文化自信的要求,是乡村振兴的要求,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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