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永国

[摘要]在西方殖民势力建构近现代世界史的过程中，鲁迅与文明论相遇。这一历史机缘塑形了鲁迅“人”的理念，首先体现在鲁迅早期的文化批评中，后来又进入他的新文学创作。《呐喊》《彷徨》和《故事新编》贯穿鲁迅新文学创作的历史过程，形成了他小说的人物形象层级结构：“旧人”的权力结构;“自然人”到“新人”的运演结构;权力结构和运演结构之间的张力结构。鲁迅小说的人物形象结构有文明论的面影，但他通过去意识形态化、汲取中西文化的健康因素和建立个人一国家的模式而实现了对文明论的反抗新生。这昭示了“旧人”权力结构是中国人现代化的最大障碍，呈现了中国人现代化必须生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健康因素，证实了文明论的科学成分也是中国人现代化不可或缺的养料。

[关键词]鲁迅小说;人物形象结构;文明论;现代启示

[作者简介]蒋永国（1974-），男，文学博士，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桂林541004）。

《呐喊》《彷徨》和《故事新编》作为一个历史过程，不仅是鲁迅新文学运演轨迹的基本展现，也是鲁迅关于人和社会看法的集中反映，还是鲁迅探寻中国人现代化出路的一次艰难困苦的跋涉。鲁迅在三部小说集中塑造了众多的人物形象，展现了“人”的困境，并形成了一个内在的人物形象结构。中西文化的交流格局使鲁迅小说的人物形象结构吸收了文明论的科学养分和抗拒了它的糟粕，这为中国人的现代化提供了思想场域和实践启示，但学界鲜有人从这个角度去客观呈现和辩证研究。因此，本文以此为视点，首先考察鲁迅早年与文明论的相遇，然后发掘鲁迅小说的人物形象结构，探索它对文明论的接受与反抗新生，进而讨论它对中国人现代化的启示。

一、鲁迅早年与文明论的相遇

鲁迅（1881-1936）成长于中西文化激烈碰撞的时期，与文明论的相遇是当时的世界格局决定的。回归这一历史现场，发现鲁迅早年比较充分地接触到了文明论，并在留日时期就受到这一理论的影响，表现出继承运用西方文明成果的初步功力。要厘清这些问题，首先要对文明论有基本的了解。

第一，文明论的起源、形成及意识形态化。文明论是欧美主要国家自地理大发现以后在探索和发现新世界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学说。“文明”一词首次出现在法国老米拉波（Victor RiquetiMirabeau，1715-1789）1756年所写的《人类之友》一书中，指代优雅、教养和美德。不久，“文明”就成为法国启蒙主义的常用词。法国最有影响力的启蒙思想家之一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有真正的“文明”观念，德国学者埃利亚斯也对相关的看法进行了总结。回到当时的历史背景看，18世纪中叶法国的社会结构使温和的反对派发展起来，他们在与“旧制度”妥协的基础上表达各自的不同利益，形成“文明人”说法，也有了相应的“文明”概念。法国的“文明”观念在形成初期是反对派和中等阶级的工具，特别是中等知识分子阶层进行社会内部斗争的手段，因而是社会变革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改良传统宫廷文化的观念。“文明观念是由启蒙运动中改革主义精神孕育而生的，是启蒙运动改革精神最直接的产物”。反对派和中等阶层要表现自我意识和变革社会，不仅针对过度文明带来的虚假道德和文化，也要和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普通人和野蛮人划分界限。因此，法国启蒙时期的真正的“文明人”就是表达变革社会和自由意志的新人。

18世纪后，基佐（Francois Pierre Guillaume Guizot，1787-1874）的动态文明论认为“文明”是社会发展和个人发展的互相产生和相互作用，初步承认欧洲近代文明的多样性，但在欧洲发现新大陆及其探险的过程中，“文明”逐渐演化成殖民扩张的辩护词，后来又与进化论纠缠在一起，遂变成了西方殖民国家主导的文明等级论，并据此划分出野蛮（savage）、蒙昧（barbarian）、半文明（half-civilized）、文明（civilized）以及开化（enlightened）国家地区和人的等级。文明等级论认为：纽荷兰（New Holland）及其邻近岛屿上的居民、非洲居民中的大部分、美洲土著居民是野蛮人;非洲部分地区、阿拉伯部分地区和中亚、北亚的部分地区的居民是蒙昧人;处于半文明状态的人是土耳其、波斯、印度斯坦和中国的居民;文明和开化的人是指欧洲的大部分地区、美国和美洲一些地区的居民。这样的划分是把欧美国家与其他国家进行本质对立，就是赛义德所说的把西方之外的东方本质化（固化），形成了国家和个人之间文明等级的机械对应模式：野蛮国家一蒙昧国家一半开化国家一文明国家/野蛮人一蒙昧人一半开化人一文明人。此结构模式在19世纪被经典化，通过地理教科书、国际法及不平等条约广泛地渗透到世界各个地区，成为欧美国家认识世界的基础，被建构成一种带有普适性的知识和价值观念，成为殖民意识形态。与此相关的文明论在19世纪后半叶到20世纪初主要通过两种途径进入中国：欧美国家的传教和殖民扩张;中国人自己的主动编译和学习。鲁迅就是在此中西文化交流的格局中与文明论相遇的。

第二，鲁迅早年与文明论的相遇。鲁迅早年与文明论相遇的关键阶段是南京求学时期（1898-1901）和留日时期（1902-1909），主要通过严复、梁启超等人的译著和日本中转站的途径。1902年鲁迅读到严复译述的《天演论》，非常喜欢，并迷上严译著作。周作人回忆：“以后他（严复，引者注）每译出一部书来，鲁迅一定设法买来，自甄克思的《社会通诠》，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以致读不懂的《穆勒名学甲部》，也都购求到手。”严复译的亚当·斯密的《原富》（《国富论》），不同程度地传播了历史发展阶段论，蕴含了有关文明论的理论因素，以致有研究认为“典型的四级制文明等级论模式，源自于18世纪中期亚当·斯密的四级社会阶段论。”鲁迅在南京求学期间喜欢阅读梁启超办的《时务报》。1896年梁启超编撰的《西学书目表》中收入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一本政治启蒙书《佐治刍言》。《佐治刍言》中“论文教”一章专门讨论野人到文教的发展，有很强的文明论痕迹。这种理念曾通过《时务报》被宣传，鲁迅于此就会有所了解。梁启超亡命日本创办了《清议报》和《新民丛报》，鲁迅留日时也喜欢阅读。周作人说：“癸卯（1903）年三月鲁迅寄给我一包书，内中便有《清议报汇编》八大册，《新民丛报》及《新小说》各三册，至于《饮冰室自由书》和《中国魂》，则在国内也已经看到了。”《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中有梁启超直接宣传文明论的文章。1899年9月15日梁启超在《清議报》上发表的《文野三界之别》（收入《饮冰室自由书》）中说：“泰西学者，分世界人类为三级：一日野蛮人，二日半开化人，三日文明之人”，还比较详细地介绍了各文明级别的特征。《新民丛报》发表了梁启超的长篇政论《新民说》（1902-1906），采用了文明论的视角，“新民”的预设是“文明人”，另两篇重要的文章《地理与文明之关系》（1902）和《论政府与人民之权限》（1902）亦有文明论的影子，“‘文明/野蛮的模式成为梁启超流亡日本时期的思想框架之一。”鲁迅喜欢梁启超的这些著述，当然会受到“文明/野蛮”思维模式的影响。

文明开化（明治政府的三大国策：文明开化、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是明治日本的主流话语，福泽谕吉是构建这一话语的理论家，其代表著作《文明论概略》对梁启超的文明论产生了全方位的影响，有人说《文野三界之别》直接抄自这部经典论著。福泽谕吉推崇西方文明，他的文明论不仅参照了巴克尔（Henry Thomas Buckle，1821-1861）的《英国文明史》（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England，1857-1861）和基佐的《歐洲文明史》（Histoire de civilisation en Europe，1828），更直接的来源是欧美的地理教科书。赵京华认为“正是这些中学教科书中的欧洲中心文化传播主义式的叙述，更直接地促成了他的文明比较论的形成，因为这些通俗的教科书更容易理解和接受。”鲁迅留日时直接接触到深受英美文明论影响的日本地理教科书和地理学著作。1903年人文地理学家牧口常三郎出版了《人生地理学》，论及“人类之阶级”的思想被人概括为“一种二类四级制的文明等级论”。此书部分章节曾被翻译刊登在浙江留日学生主办的《浙江潮》上。鲁迅作为浙江籍留学生与该刊渊源极深，不仅是撰稿人之一，还参与过该刊编辑工作。另外还必须提到美国传教士阿瑟·斯密斯（Arthur Smith，1845-1932，中文名明恩溥）的《支那人气质》（ChineseCharacteristics），原载1889-1890年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North-China Daily News），1896年日本人涩江保出版了日译本。这本书是文明论和基督教视野下的中国国民性研究，张梦阳推测鲁迅在留日期间阅读了涩江保译的《支那人气质》，对鲁迅观察中国国民劣根性产生了很大影响。

第三，鲁迅对文明的认识转向。鲁迅从南京求学始，就逐渐接触到西方的文明论，到留日归国前在理论上已初步完成了对文明的认识转向，具体过程是从国家文明到个人文明。1903年鲁迅发表在《浙江潮》上的《中国地质略论》，开篇就把一个地质学问题置于国家文明的视域中：“觇国非难。人其境，搜其市，无一幅自制之精密地形图，非文明国。不宁惟是;必殆将化为僵石，供后人摩挲叹息，谥日绝种extract species之祥也。”鲁迅以科学的先进来言说国家文明，显然受到西方国家文明观的影响。鲁迅的这种观念虽然和殖民性的西方国家文明论有别，但其价值基础是对西洋国家文明及其近代性的认同。不过，鲁迅的认同借助日本的“中介”（或“方法”）很快从国家文明转向了个人文明。

“仙台鲁迅”（1904-1906）经历的“漏题事件”和“幻灯事件”是鲁迅转向个人文明的关键。“漏题事件”使鲁迅发出中国是弱国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的感慨，“幻灯事件”又让他深深地感到科学不能救国，中国落后的关键是人的精神问题。有研究认为，“仙台鲁迅”“实质上包含着日本批判的性质——具体说来就是‘反明治的性质，即在明治后期普遍歧视中国人的日本社会中尊重中国人、关心中国人。”“反明治”就是反对明治时期的日本亚洲文明论，抵抗作为意识形态的文明等级划分，回到“人”本身的进步上来。因此，1906年鲁迅回到东京后建立了他的“立人”理论。从鲁迅此段时间所写的《科学史教篇》《人之历史》《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和《破恶声论》中能清楚地看到这种转向。鲁迅在这些文章中把文明论和进化论、个人主义、尼采的超人学说和浪漫主义诗学融合起来，从科学的背后洞悉到“人”是社会发展的关键，看到了中国人与文明人之间的差距，于是设计了新的“人”：智慧之人、个性自由之人、精神情感之人和人国之人，并把新人与国家的富强同构，建构了异于殖民主义的个人一国家模式。鲁迅还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狂人、“纯白人”或者素朴之人融汇进去，批评对西方文化生吞活剥的“伪士”。鲁迅于此形成的个人文明观在回国后10年内（1909-1918）处于压抑的状态，直到登上文坛才更明显地表露出来，并且延续到他生命的最后。我们在跨越了鲁迅整个新文学创作的小说中能看到这一点。

二、鲁迅小说的人物形象结构及其文明论面影

鲁迅一生只写了三部小说集，但它们不是没有关系的单篇小说的堆放，而是一个有机整体。这不仅体现在每部小说集中，也体现在三部小说集之间。单就小说人物形象而言，他们之间是互文共生的关系，内在地呈现了一个人物形象的结构层，具有文明论的面影。

（一）鲁迅小说的人物形象结构

鲁迅小说人物形象可概括为三大类：“新人”“自然人”“旧人”。“新人”类似伊藤虎丸所说，是不肯埋没于“众数”的“个人”和“个性”，反抗既成的一切，有不断“上征”和发展的精神，涵括鲁迅三部小说集中的狂人、革命者、启蒙者、英雄、行动型知识分子、实践型领导者;“自然人”非法律概念，指鲁迅小说集中的被赞美的孩童、素朴之民和没有受到传统文化糟粕毒害和外来文化伪装的率真的人物形象;“旧人”是鲁迅小说集中处在权力结构中的各类被异化的人物形象，包括官吏、乡绅、旧知识分子、麻木的国民、看客。这三类人物形象在鲁迅的整个小说中形成了立体的三个结构层：“旧人”的权力结构;“自然人”到“新人”的运演结构;权力结构和运演结构之间的张力结构。

第一，“旧人”的权力结构。“旧人”的权力结构是鲁迅小说人物形象的基本表现层，《呐喊》《彷徨》和《故事新编》都有蕴含：权势者一被损害的知识分子一底层劳动人民，但《呐喊》明显，《彷徨》有所节制，《故事新编》走向内敛。《狂人日记》说到村民都被知县打枷过，被绅士掌过嘴，被衙役占过妻、被债主逼死，这是一个从知县到绅士到衙役到债主再到村民的权力结构，而且主角狂人最后也回到了这个权力结构中。通过类似的手法展现“旧人”权力结构的小说还有《药》《孔乙己》《明天》《风波》《故乡》《阿Q正传》《白光》《端午节》。赵七爷、赵太爷、钱太爷、丁举人、刽子手及其帮凶是权势者，压迫和欺辱没有中举的知识分子和底层劳动人民。旧知识分子孔乙己和陈士成是没被皇权认可的落榜者，对最下层的劳动人民有心理优越感，但受当权派的打压，也受认可皇权价值之普通百姓的奚落。犬儒型知识分子方玄绰受新文化熏陶，因生存奉行鸵鸟政策，最后还是受制于官权。受害最大的是底层劳动人民，代表是阿Q，还有单四嫂子、成年闰土、蓝皮阿五、红鼻子老拱、王胡、小D、七斤。另外两篇小说《兔和猫》及《小鸡的悲剧》通过动物来隐喻强权，实际上也涵蕴了这方面内容。

《彷徨》比较明显地表现“旧人”的权力结构的有三篇小说：《祝福》《长明灯》和《离婚》。《祝福》中的祥林嫂最直接的控制者是她婆婆和她丈夫。她在第一次婚姻中死了丈夫，婆婆和帮凶卫老婆子迫使祥林嫂成为她们赚钱的工具，不仅在鲁四老爷家做工的钱被婆婆拿走，而且还把她卖给了贺老六做老婆。鲁四老爷拥有意识形态的控制权和话语权，通过四婶对祥林嫂发生作用，祥林嫂完全被钳制，没有逃遁的空间。鲁迅以祥林嫂為中介，把农村靠蛮力维系的权力结构与城镇靠意识形态维系的权力结构联系起来，然后使“旧人”的权力结构获得社会普遍性。《长明灯》中的狂人要灭灯破除迷信，于是展开了一场生死搏斗。郭老娃、四爷是当权派，阔亭、庄七光、方头是实施者，灰五婶是舆论宣传者，周围还有一大帮看客。这是权力结构在吉光屯的缩影，它罩住要灭灯的狂人，最后通过关押狂人平息了他的“革命”。《离婚》中的爱姑反抗婚姻不平等，但最后被以七大人一慰老爷一“老畜生”（爱姑公公）一“小畜生”（爱姑丈夫）一庄木三（爱姑父亲）构成的权力结构吞没。《彷徨》中其他各篇小说或多或少都有这种“旧人”权力结构的影子。《在酒楼上》《孤独者》和《伤逝》中的吕纬甫、魏连殳和涓生及子君也是隐形地处在权力结构中，特别是《孤独者》，与不与这个结构共谋都只有死路一条。《肥皂》是夫权（四铭对他太太）和父权（四铭对学程）结构的另一展现，具体通过四铭的性幻想来表现，四铭一四铭太太一学程构成家庭权力结构，女乞丐是展现这个权力结构的引子。《示众》虽然塑造的是一群看客，实际上却是当权者对处于权力结构最底端的被示众者和麻木群众的宰制。《高老夫子》和《兄弟》打造了旧文化和新文化交界处的知识分子形象，高尔础是根植于旧文化的流氓混混，张沛君是披着兄弟和睦外衣的兄长，他们本质上还是“旧人”权力结构生产出来的。“彷徨”时期的鲁迅，正如瞿秋白所说：“他就渐渐了解到封建的等级制度和中国社会里的层层压榨。”

《故事新编》的“旧人”权力结构依然存在。《补天》中的小丈夫，顶着乌黑的小小长方板，正是中国皇权至上的隐射。《铸剑》中的楚王、大臣、王妃及麻木的老百姓形成权力结构，处在权力层级顶端的王权屠杀了眉间尺的父亲，导致复仇的发生，复仇虽然成功，但百姓麻木，最后又回到了传统的权力结构中去了。《理水》为了彰显大禹这样的实践性领导者，从侧面展现了传统社会的权力层级：形式主义的官僚—以鸟头先生为代表的文化学者-唯上的百姓。《非攻》隐含了楚王、公输班和百姓所构成的权力结构。《采薇》其实也是把叔齐和伯夷置放在一个专制的权力结构中。《出关》的主角老子最终遭受到权力（关官关尹喜及其下属）的戏弄，他是归隐不与权力共谋而被弃置的旧知识分子。《起死》塑造的庄子则是通过权力延伸的力量（呼叫警士帮忙）解救了他被复活髑髅纠缠的困境，他也是依赖“旧人”权力的旧知识分子。

第二，“自然人”到“新人”的运演结构。鲁迅在小说中大面积地呈现“旧人”，也塑造了非常值得关注的“自然人”和“新人”形象。从《狂人日记》中“救救孩子”起，陆续在鲁迅的小说中有孩子或者类似的人物形象。《呐喊》中有少年闰土（《故乡》）、人力车夫（《一件小事》）、爱罗先珂（《小鸡的悲剧》）、阿发（《社戏》）。《彷徨》中有被狼吃了的阿毛（《祝福》）、病死的阿顺（《在酒楼上》）、编儿歌的孩子（《长明灯》）、被父亲训斥的花儿（《幸福的家庭》）、大良二良（《孤独者》），甚至子君（《伤逝》）和爱姑（《离婚》）也带有“自然人”的色彩。《故事新编》中有女娲（《补天》）、少年眉间尺（《铸剑》）和复活的髑髅（《起死》）。“新人”形象在鲁迅的每一部小说集中都有呈现，是伊藤虎丸所说的积极人物形象，如《狂人日记》和《长明灯》中狂人、《药》中夏瑜、《头发的故事》中的N先生、《在酒楼上》和《孤独者》中年轻的吕纬甫和魏连殳及“我”、《伤逝》中的涓生和子君、《离婚》中的爱姑、《奔月》中的后羿、《铸剑》中的宴之敖、《非攻》中的墨子和《理水》中的大禹。

“自然人”和“新人”在鲁迅的小说中有内在关系，处在预设的运演结构中，通过正面预设和反面预设表现出来。正面预设的有《一件小事》《小鸡的悲剧》《社戏》《女娲》《铸剑》和《起死》。人力车夫是素朴之民，与“我”相对而被高度赞扬，是“新人”的根基。爱罗先珂纯真，爱人类，不计较得失，勇敢地和强权斗争，是“自然人”和“新人”的结合体。儿时看戏的阿发等朋友美好纯真，是“新人”的人性根底。女娲生于天地之间，是个顶天立地的“自然人”形象，她独特的创造和补天完全根植于自然人性基础之上，体现了“自然人”到“新人”的发展延伸。眉间尺面对老鼠表现出的善良，因纯粹而成为一个坚定的复仇者，从“自然人”成长为挑战旧秩序的“新人”。髑髅被还原后要衣穿，因自然要求而成为一个基本人权的捍卫者。反面预设比较典型的有《狂人日记》《药》《明天》《在酒楼上》《孤独者》《离婚》，这些小说中的“孩子”要么死掉，要么被大人教坏。狂人病愈“赴某地候补”，小说结尾喊出“救救孩子”，从反面说明狂人作为“新人”被“旧人”权力结构吞没，成年人的觉醒失败，只能寄希望于作为“自然人”的孩子，最终演变成“新人”。华小栓、宝儿、阿顺都病死了，大良二良被教坏了，隐喻了没有“自然人”的存在，预示着他们与诸如夏瑜这样的“新人”之间是隔膜的，要成长为“新人”，必须是没被污染的“自然人”。爱姑自然纯朴，争取婚姻中人格和权利平等，处在“新人”的成长道路中，但最后被“旧人”权力结构吞噬，乡村妇女的抗争以失败告终。鲁迅杂文《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和《“与幼者”》深切地表达了幼者本位的思想。在鲁迅看来，只有“自然人”幼者才能成长为具有担当起民族重任和创造力的“新人”，也才有光明的未来。晚年鲁迅的杂文中还多有这样的文章来表达这一思想。此外，鲁迅也写了较多关涉这个思想的翻译序跋。这和鲁迅小说中“自然人”到“新人”运演预设是一致的。如果把鲁迅三部小说集看成一个历史过程，会发现他通过艰难困苦的思想跋涉，终于出现了具有代表性的两个“新人”形象：墨子、大禹，其纯粹的人性底色正是“自然人”的特征，同时也可看成是“自然人”通过三部小说集成长为“新人”的结果。

第三，权力结构和运演结构之间的张力结构。“旧人”的权力结构和“自然人”到“新人”的运演结构在鲁迅小说中通过悖立与妥协的纠缠，又形成了一个复杂的张力结构。《狂人日记》有两个力量：“旧人”的权力结构对狂人的吞噬力;孩子和狂人对“旧人”权力结构的解构力。这两个力量没有让任何一方获得绝对的胜利，“旧人”权力结构吞没了狂人，但孩子又在结尾呼唤狂人。这种力的纠缠几乎引导了鲁迅所有小说，正应证了竹内好讲的“这篇作品包含着所有倾向的萌芽，对作品整体而言占据着特殊的位置。”《藥》中的夏瑜被“旧人”权力结构吞噬，但结尾又通过反讽获得需要夏瑜的迫切愿望。《头发的故事》中的N先生其实就是这两种力量在一个人身上的纠葛。两种力量纠结最厉害的小说集是《彷徨》，而表现最突出的又是《祝福》《在酒楼上》《孤独者》和《伤逝》四篇小说。“旧人”的权力结构以它强大的势力覆没了祥林嫂，正如狼吃掉阿毛，但鲁迅在小说中设置了一个“我”，既产生了解构权力结构之力，也因为对祥林嫂的人道同情潜伏了被权力结构收容之力。吕纬甫、魏连殳和涓生都给人撕裂的感觉，原因在于他们身上体现了“新人”与“旧人”的纠缠。吕纬甫和魏连殳年轻时期是“新人”，最后被“旧人”充斥的世界降服，可是心理又对“新人”念兹在兹。王富仁认为《孤独者》“通过‘我对魏连殳的同情和理解，作者过滤掉了魏连殳身上不能不带有的阴气和毒气，同时保留了他的追求和理想。”但其实可能比这个复杂，“我”是魏连殳撕裂的见证者，魏连殳屈服于传统是对“我”的抛弃，“我”因此又对魏连殳形成呼唤。涓生一个劲地寻找新生，可是面对子君的“旧”他又无法泯灭人道的自责，所以向前的新生和向后的悔恨纠缠在一起，形成无法消解的张力。孤独者“不再像狂人那样，具有面对大众的积极精神和启蒙大众的热切愿望了”，原因在于他们已变成纠结的彷徨者。

鲁迅生命最后阶段完成的《故事新编》，塑造了《呐喊》和《彷徨》无法比拟的积极人物形象，但依然可看到无可奈何的消泯“新人”的力量。后羿（《奔月》）是一个英雄形象（几乎射完了所有野物），但被嫦娥（弃他奔月）放逐，只能做了末路英雄，英雄的存在和英雄的末路形成背反。眉间尺以生命为代价才实现了“新人”的蜕变，这把“人”的更新置于困境中，而且眉间尺和宴之敖复仇以后，麻木的百姓悬置了他们以生命为代价的刺杀行为，复仇的价值和对复仇价值的消解形成强大的反差，复仇本身变得没有意义。大禹作为“新人”形象，具有现代领导者的求实精神、责任担当和公共服务意识，直接冲击权力结构中的各类官员，但最后又暗示了回归一个歌舞升平的旧权力结构，形成大禹价值的正能量和吞没大禹价值的反能量。墨子运用知识和智慧平息了一场侵略战争，冲毁了以楚王、公输班构成的强权结构，但被挽救的宋国民众并不知道墨子的价值，墨子的意义又被搁浅。鲁迅通过外来文化和现实细节激活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英雄、侠客和知识分子，把他们塑造成《故事新编》中的“新人”，以此来对抗叔齐和伯夷（《采薇》）、老子和孔子（《出关》）、庄子（《起死》）这些旧官宦世家和旧知识分子形象，表明他刨掉传统文化坏种的决心。然而，“旧人”的权力结构依然不会退出历史舞台，它还要阻断“自然人”成长为“新人”的运演过程。鲁迅在《死》中所讲的“一个都不宽恕”，恐怕正是他看到“旧人”世界的顽固。

（二）鲁迅小说人物形象结构的文明论面影

对鲁迅小说人物形象结构的探索不是否定鲁迅小说的丰富性，而是尝试打开理解鲁迅小说一个窗口。鲁迅的小说创作在中国近现代的历史进程中完成，也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文化交互格局中产生。因此，中国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和西方强势文化的渗透，使鲁迅小说的人物形象结构具有文明论的痕迹。

第一，“新人”具有真正“文明人”的内涵。西方文明论的起源要追踪到法国启蒙主义时期所谈到的真正“文明人”，代表变革社会和追求个人自由解放。鲁迅在日本就认可了这种思想，也在后来的杂文中进一步申述。《随感录三十六》中说：“想在现今的世界上，协同生长，挣一地位，即须有相当进步的智识，道德，品格，思想，才能站得住脚：这事极须劳力费心。”鲁迅觉得中国人是国粹样的“旧人”，被挤出世界的危险很大，要改变这个现状，就必学成为智识、道德、品格和思想相当进步的“世界人”。这里的“世界人”和上面说的真正的“文明人”在内涵上多有重合。张福贵认为理解鲁迅的“世界人”要注意：“鲁迅与这些文化先驱（康有为、梁启超、李大钊等人，笔者注）在世界主义思想理解中最大的不同，就是他从没有在社会制度层面和构造形式上去理解和宣传世界主义，而是从一开始他就是从‘致人性于全的现代人格的养成亦即人的精神层面变革思考‘世界人概念的”。张福贵的解读是申说鲁迅“世界人”是一个关于现代人格的人，不是世界主义或者意识形态化的文明论的“文明人”，而是趋向法国启蒙主义者所言的真正的“文明人”。

鲁迅小说中的“新人”实际上是他“文明人”思想的人物形象化，在内质上吸收了“文明人”的精华。鲁迅小说“新人”的预设从《呐喊》中的狂人、夏瑜、N先生开始，中间经由《彷徨》中“我”、吕纬甫、魏连殳、涓生和爱姑，到《故事新编》中的后羿、眉间尺、宴之敖、大禹和墨子。狂人、夏瑜、N先生西化色彩浓厚，更像西方的“文明人”;“我”、吕纬甫、魏连殳、涓生和爱姑则充分表现了西方的“文明人”与本土中国人新生的复杂纠葛;后羿、眉间尺、宴之敖、大禹和墨子已经实现了本土中国人的新生，西方“文明人”的色彩更加隐蔽。但无论怎样演变，这些人物形象都具有独立人格的底色，他们要求变革现实，聚合了反抗性、革命性、批判性、创造性、实践性，体现了现代人的个性解放和主体觉醒。这正是鲁迅小说“新人”具有“文明人”内涵的表现。

第二，“自然人”到“新人”的运演结构有卢梭文明论的影子。卢梭是法国启蒙思想家中争民权很彻底的，提出了体系性的人学思想。《论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使风俗日趋淳朴》激烈地批评了现代科学和艺术建构了虚假的文明，不是使风俗淳化，而是走向堕落，因此他主张回归自然和尊重个性的科学和艺术研究。《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础》则通过理性分析野蛮人和文明人的差异，认为野蛮人处在自然平等状态中，“唯一服从的，是他得自自然的禀赋而不是他不可能具有的审美力”，而文明人通过私有制制造了人间的不平等和邪恶，随之发展出来的所谓的文明成果“表面上看起来使个人走向完善，但实际上却使整个人类走向了堕落”，所以只有让人类恢复天然的自由，才可保证每个人的自然平等，但是人类不可能回到野兽的状态，因此只能通过符合自然规律的教育使自然人（卢梭称为野蛮人或原始人）变成新人。《爱弥儿》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主要在尊重人性自然和善良的基础上探索了人的重新塑造。李平沤清楚地说明了卢梭的人学思想体系：“第一篇论文歌颂斯巴达的公民，用斯巴达人来对比现代的文明人。第二篇论文赞美的是人类历史的‘黄金时代即‘原始时代的野蛮人或原始人;他在原始人的身上看到了‘天国庄严的朴素的烙印。他指出：文明人腐败了，而要人类退回到原始状态做原始人，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人类发展的进程是不可逆转的。怎么办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卢梭著《爱弥儿》，按照《爱弥儿》中论述的那样塑造不受不良社会风气影响的新人。”从自然人到新人（真正的文明人）是卢梭设计的现代人成长之路。

鲁迅留日时期就赞扬卢梭的“心声洋溢”和“理想之人格”，并缘此构建了“纯白人”观念，确立了“立人”思想的基础。鲁迅所立的“人”反抗专制和暴政，追求自由与平等，而且形成了人从野蛮进阶文明的观念：“尼怯（Fr.Neitzsche）不恶野人，谓中有新力，言亦确凿不可移。盖文明之朕，固孕于蛮荒，野人狂獉其形，而隐曜即伏于内。文明如华，野蛮如蕾，文明如实，野蛮如华，上征在是，希望亦在是。”鲁迅的野蛮人和素朴人或“纯白人”大抵意思相近，所以在《破恶声论》中亦肯定迷信的素朴之民，其实是淳朴的乡民和孩子的另一说法，因此孩子进阶成真正的文明人当然就是鲁迅关注的问题了。鲁迅说“所有小孩，只是他父母福气的材料，并非将来的‘人的萌芽，所以随便辗转，没人管他，因为无论如何，数目和材料的资格，总还存在。即使偶尔送进学堂，然而社会和家庭的习惯，尊长和伴侣的脾气，却多与教育反背，仍然使他和新时代不合。”孩子是“自然人”，有两种运行方向：被传统社会吞没堕落成“旧人”;通过现代教育成长为“新人”。这个思想也体现在鲁迅小说“自然人”到“新人”的运演结构中：必须打破“旧人”权力结构中那种人的存在，回到“孩子”或者“童真”的状态下，然后走向“新人”。鲁迅有很多关于儿童教育的言论和翻译，实在是小说中关于这个运演结构的佐证。卢梭倡导真正的文明，反对堕落的文明，并开出了塑造新人的药方。鲁迅小说的“自然人”到“新人”的运演结构和卢梭的这种思想有很多暗合的地方，正是鲁迅受卢梭影响的小说化体现。鲁迅从卢梭那里汲取养料，把卢梭三部著作构建的人学思想体系形象化在小说中。

第三，权力结构和运演结构所形成的对抗有野蛮和文明对立的面影。权力结构和运演结构之间的张力结构实际上就是“旧人”与“自然人”及“新人”之间的对立和受容。“旧人”权力结构中的人主要由权势者及其帮凶和被迫害者构成，权势者通过暴力和思想统御被迫害者。丁举人、赵太爷、钱太爷、赵七爷、鲁四老爷、七大人、楚王及其臣、公输班、小丙君、关尹喜是野蛮的权力持有阶层;孔乙己、陈士成、方玄绰、吕纬甫（颓废）、魏连殳（颓废）、高尔础、张沛君、伯夷、叔齐、老子、孔子、庄子、鸟头先生是被传统权力文化收编的知识分子;老栓、单四嫂子、七斤、成年闰土、阿Q、小丈夫、祥林嫂、四铭、看客、庄木三、女辛、下民是权力层级中最末端的各类被奴役和被压迫者。这个层级中的三类人物形象，即权势者、旧知识阶层和最底层的人，地位由高往下，等级森严，阶层固化。传统社会是权势者的天下，旧知识分子的代表孔乙己被严重扭曲，得不到权势阶层的认可，只有死路一条;最末端的被奴役和被压迫者就像阿Q和祥林嫂那样，麻木而辛苦地活着。鲁迅所塑造的“旧人”权力结构中的各类人，无论是权力持有者，还是被压迫者，都被异化了，不是真正的“人”。

“旧人”权力结构中的人无论处在哪个等级，都是野蛮的，不文明的，“他们既是施加痛苦者，同时也是受苦者，如连珠一样串在一起。”他们在两个维度上丧失真正“文明人”的意义。一是“自然人”的维度上。鲁迅为达到对“旧人”的对视，他塑造了孩子、人力车夫、女娲等“自然人”形象，来对视小说中的权势者、扭曲的知识分子和最底层的人。《长明灯》中狂人被关押后，小孩得到“我放火”的儿歌语言素材，自由欢乐和关押苦闷形成对比，预示狂人丧失了自然人性，鲁迅其他很多小说都或多或少具有这样的指涉。二是“新人”的维度上。“新人”在鲁迅小说中是“自然人”成长的最终预设，具有反叛性、独立性和创造性，他们与整个“旧人”体系形成对抗。鲁迅观察“旧人”是在与“自然人”和“新人”的对视中完成的，“旧人”蒙昧、糊涂，没有独立性和自我意志。西方的文明论在看待其他国家的时候，也曾经形成了这种文明与野蛮的对视，在字面的意义上与卢梭“野蛮人”和“文明人”刚好相反。丹麦裔法国地理学家康拉德·马尔特·布戎（Conrad Malte-Brun，1775-1826）在《普通地理学》（卷一）（Universal Geography vol.1）中这样讲：

野蛮人不懂书写技巧，或不知道借用与书写相同习惯性的符号来稳固他们的思想。他们模糊的、摇摆不定的观念仅仅与刺激他们感官的对象相联系。（中略）一个文明的民族能以科学的形式对知识进行分类，提高了手工工艺的档次，通过表达内心不同的情感創造“纯文学”，拥有一个固定的立法、政策和战争体系，不仅为当前的环境规划，而且规划未来——

英、法、美的地理教科书把这种文明等级划分赋予不同的国家地区，有相应的国民划分，指出了文明人和野蛮人的分野。狂人、夏瑜、N先生、爱罗先珂、“我”、吕纬甫（年轻）、“作家”、魏连殳（年轻）、涓生、爱姑、后羿、宴之敖、大禹、墨子作为“新人”是预设和目标，而孩子、人力车夫、少年闰土、白兔、阿发、阿毛、阿顺、花儿、子君、少年眉间尺、髑髅则是人的基盘，形成向上为“新人”的进阶路线，他们是未来的和希望的。同时，鲁迅也展现了“自然人”和“新人”向下堕落为“旧人”的可能，在小说中他把堕落的危险描绘得万分揪心，“旧人”显然有劣等人的影子，恐怕是史密斯带有文明论气味的《支那人气质》深入影响的结果。鲁迅在《无声的中国》中说：“文明人和野蛮人的分别，其一，是文明人有文字，能够把他们的思想，感情，藉此传给大家，传给将来。中国虽然有文字，现在却已经和大家不相干，用的是难懂的古文，讲的是陈旧的古意思，所有的声音，都是过去的，那就是只等于零的。所以，大家不能互相了解，正像一大盘散沙。”因此，鲁迅小说人物形象的“自然人”及“新人”和“旧人”之间的对抗，具有文明与野蛮对立的面影。

文明论的诸多文化元素融进了鲁迅小说的人物形象结构中，从表面上看还有文明等级论的色彩。这是刘禾从后殖民话语实践角度分析鲁迅小说国民性批判的重要原因，她所说的殖民话语跨语际实践实际就是意识形态化的文明论在语言层面上的国际性流动。这种话语的结构模式的确进入了鲁迅的小说，但是不是说鲁迅小说就真的“被殖民化”而没有主体的建构？

三、鲁迅小说的人物形象结构对文明论的反抗新生

鲁迅小说的人物形象结构受文明论的影响并不意味着鲁迅无批判地承认文明论。鲁迅离开绍兴前，清政府和各国列强签订了很多不平等条约，强行把西方的价值理念输送到中国。这种大环境一方面使鲁迅有学习西方先进文化的冲动，另一方面使他也有反抗强权的心理动机。甲午海战失败后，严复翻译了对中国近代社会影响深巨的《天演论》，突出强国保种和反抗强权的意图。鲁迅受此书影响很大，这应是鲁迅反抗西方“文明”国家强权之预热。经过留日晚期的加强，鲁迅的这种反抗也延伸至他后来的文学创作中。鲁迅小说的人物形象结构，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去意识形态化、汲取中西文化的健康元素和在个人一国家的关系中进行新人设计的艰苦努力。

第一，以“自然人”和“新人”对视“旧人”的结构清理了文明论的意识形态化。鲁迅小说的“旧人”结构，以皇权及其臣子构成顶级权力，直接延伸到乡村社会，形成了王及其臣、丁举人、赵太爷、钱太爷、赵七爷、小丙君、关尹喜、鲁四老爷、七大人、公输班这样的统治阶层，然后压迫和扭曲未获得科举成功的旧知识分子和最末端的农民代表闰土、流民代表阿Q及农村妇女代表祥林嫂。这种权力结构中，人的等级类似于文明等级论中的国家和人的等级，带有极强的意识形态特征。鲁迅展现了传统社会权力阶层中各种人的固陋，而且揭示出最下层的国民长期被权势阶层奴役而具有了维护等级固陋的无意识。把鲁迅三部小说集作为一个整体，会发现审视阿Q的是孩子、狂人、革命者、先驱者，暴露阿Q性是为了呼唤“自然人”和“新人”。鲁迅批判了“旧人”层级系统的意识形态化，跳出“旧人”权力结构的铁屋子，设计了对视它的“自然人”和“新人”。在《呐喊》中，“自然人”和“新人”与“旧人”之间的差异无法调和，“旧人”的“绝对优势”让人感到黑暗，弥漫着类似《明天》的情感基调。换句话说，鲁迅通过“自然人”和“新人”比较权威地对视“旧人”。刘禾认为阿Q背后隐藏了一个叙事人，并且“叙事人无论批评、宽容或同情阿Q，前提都是他高高在上，占有作者和知识的权威地位。”鲁迅“根据斯密斯著作的日译本，将传教士的支那国民性理论‘翻译成自己的文学创作，成为现代中国文学最重要的设计师。”实际上，刘禾讲的“叙事人”就是对视阿Q的“自然人”和“新人”，如同文明等级论中“文明”对视“野蛮”。这个批判的潜在逻辑是鲁迅自觉承认了殖民话语的合法性，但刘禾没有看到鲁迅通过“自然人”和“新人”对视“旧人”来否定意识形态化的文明等级。王彬彬对刘禾的批判从语言细节人手，有启示但似乎没有进入问题的核心。刘禾的批判和鲁迅小说人物形象的内在架构及其所体现出来的最终理念有出入。鲁迅从总体上否定了“旧人”，还肯定了孩子和人力车夫式的“自然人”，不像意识形态化的文明等级论认为“野蛮人”不能通过努力跃进到“文明人”，而是如卢梭那样赞扬他们的自然淳朴，认为他们通过现代教育可成为“新人”。

《呐喊》中“新人”与“旧人”之间不可调和的张力在《彷徨》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鲁迅自己认为《彷徨》脱离了外国作家的影响，创作技巧比较成熟了，其实主要是逐渐摆脱明显的西化倾向，加深对权威启蒙者的质疑，思考回归传统和本土的问题，把“自然人”及“新人”与“旧人”之间的复杂关系呈现出来，但这并不意味着鲁迅承认意识形态化的文明论（文明等级论）。《祝福》中的“我”是知识分子“新人”形象，与鲁四老爷的分歧无法调和，这是对“旧人”中的权势者进行坚决否定，但与祥林嫂之间却走向了人道性的融合。祥林嫂提出三个问题，“我”完全可以明确回答，结果没有明确回答是因为深度反思了“我”与民众的关系。鲁迅在此陷入启蒙困境中，触及到了康德所说的启蒙者和被启蒙者之间是在共同的解放中走出不成熟状态的问题，启蒙与被启蒙者之间不能是具有人格高下的对象性启蒙，而是人格平等的对等性启蒙。这一努力在《在酒楼上》《孤独者》和《伤逝》中都有迹可循。青年吕纬甫和魏连殳与颓废的吕纬甫和魏连殳之间、涓生与子君之间，都是“自然人”及“新人”与“旧人”的复杂纠缠。这样的处理是对“自然人”和“新人”隔离“旧人”的深入思考。鲁迅试图把人回归到人格平等的意义上来，努力消解启蒙者与被启蒙者之间的本质化，就是去意识形态化。

《彷徨》过后，鲁迅南下，逐渐在中国革命的大形势下“左”转。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让鲁迅看到了希望，于是他的文学创作也在努力实现对“旧人”世界和启蒙困境的超越。《故事新编》应该放在这个延长线上来看。“自然人”眉间尺向复仇者的转化，也是“自然人”向“新人”的转化，眉间尺成熟以后对宴之敖的信任，表征眉间尺没有屈服王权，超越了意識形态化的权力结构。墨子完全是一个现代自由知识分子干预社会现实的形象，他没有被狭隘的国家（诸侯国）主义所制约，以自己的独立判断来平息非正义的侵略战争，也是去意识形态化的。《理水》中的大禹是一个现代意义的领导者，实事求是，反对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把意识形态化的王权持有者回归到求实的领导者上来了。眉间尺、宴之敖、墨子和大禹在整体上否定了王公大臣及旧知识分子伯夷、叔齐、老子、孔子和庄子，是鲁迅对“旧人”世界的权力等级及其意识形态的最后冲决。

第二，“旧人”的新生路径解构了文明论的文化单一。三部小说集所塑造的各种“旧人”都有自己的新生路径：皇权官僚及其帮凶向现代领导者的变迁;旧知识分子向新知识分子的演化;奴性底层人的现代新生。《呐喊》和《彷徨》中以赵太爷、钱太爷和鲁四老爷、七大人等为代表的当权派被鲁迅塑造成封建皇权的既得利益者和帮凶，到了《故事新编》出现了一个实践的领导者大禹形象，这是从传统社会的权势者向现代社会的领导者演进。孔乙己、陈士成是旧知识分子的典型，方玄绰是受过新式教育的犬儒，高尔础和张沛君是披着中西方文化外衣的“伪士”，他们被传统的权力结构化，封闭、奴性和油滑，而《非攻》中的墨子突围了传统权力结构，凭借现代科学知识、逻辑论辩力、独立的判断力和胆识，直接展现了现代知识分子解决重大社会现实问题的能力和魄力，克服了孑L乙己身上的酸腐气和奴性，也抛弃了方玄绰的犬儒和高尔础、张沛君的虚伪。这个过程就是知识分子从“旧人”走向“自然人”和“新人”。鲁迅在三部小说集中塑造的底层人最多，也最有冲击力，他们有权成为独立的人，所以有从老栓、单四嫂子、成年闰土、阿Q、祥林嫂到爱姑的历史过程。鲁迅希望一个独立反抗的爱姑能够在乡村世界站立，但爱姑被吞没了，此后这样的人物形象在《故事新编》中再也没有出现。

三类“旧人”形象的发展变迁就是人的新变路线。鲁迅通过汲取中西文化中的健康因素，以西方真正的“文明人”，即个性自由、主体独立之人为目标，然后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摄取相关因素，最后在《故事新编》中从三个方面初步实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健康因素的刷新。一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叛逆之人。鲁迅把孔子的狷狂人格和尼采的超人化人小说《狂人日记》和《长明灯》中，新变成个性觉醒的狂人，还把嵇康、阮籍等个性解放者和西方的个人主义化用在小说《在酒楼上》和《孤独者》中（王瑶谈过把嵇康和阮籍化人小说的问题），塑造了“新人”与“旧人”交合的吕纬甫和魏连殳。二是中国神话和历史传说中的英雄。借用女娲、后羿、宴之敖、大禹的传统精魂，拿来尼采的超人和西方的个人主义，融合成具有超常精神的新形象，洋溢着自由和顽强的生命力。三是普通民众中的素朴品质和儿童的天然纯洁。鲁迅把孩子、人力车夫、少年闰土、阿发、少年眉间尺和髑髅的天然人性与“撄人心”的摩罗诗人之真情对接，没有在文明等级固化的视野下贬低中国的素朴之民，而是承认他们的美好人性和基本需求，把他们看成“新人”成长的“泥土”。鲁迅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健康因素与西方文化的优秀成分融会贯通，成功地反抗了西方文明单一化（中心论），瓦解了西方文明独霸世界的神话。因而，“鲁迅的文明观是多元文明观。即中国有中国的文明，西方有西方的文明，没有绝对的、唯一的文明。”

第三，把国家一个人模式发展成个人一国家模式。意识形态化的文明论认为，文明国家意味着文明人，野蛮国家意味着野蛮人。这种国家一个人的结构关系，是以西方文明为主导的等级划分。鲁迅通过塑造“自然人”和“新人”批判旧国家宰制个人的权力结构，警醒国人回到“人”本身，以“个人”的文明为基点聚合国家的文明。《呐喊·自序》说得很清楚，他学西医是为了让中国也走上日本明治维新那样的现代国家之路，后来鲁迅明白：只有“立人”，才能实现“人国”的目标。《药》《理水》《非攻》具有明显的个人一国家的结构指向。夏瑜（夏禹）和新国家是二而一的，夏瑜被杀，人血被吃，新国家的建立成为问题。大禹变“淹”为“导”，带领一个团队，治水成功，成为有现代素养的领导者，是“新人”领导者与现代国家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墨子客观冷静地利用理性、学识、道义来平息强权带来的灾难。墨子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反映了知识分子“新人”与现代国家之间的共生，对应的是“文明人”建立文明国家，而不是粗暴的强权国家。鲁迅在小说中坚决批判国家宰制个人的权力，通过这样的“破”呈现了现代的个人一国家关系，回到了“文明”原初从“人”出发到现代国家的逻辑上，把握了现代人与现代国家的正确关系，实现了对文明等级论国家一个人的反转新生。

鲁迅小说人物形象结构的确受到文明论的影响，但他通过去意识形态化、熔铸中西文化中的健康因素和呈现正确的个人一国家关系，实现了对文明论的反抗新生。这可以借用竹内好讲的“抵抗”与“回心”来进一步解释。不过，鲁迅的“抵抗”是针对西方文明论中的国家强权、人之等级固化这些意识形态化的东西，而“回心”则是对人的天然美好本性、个性独立和自由创造的自觉追求。

四、对中国人的现代启示

鲁迅新小说创作始于1918年，终结于1935年。见证这个历史过程的《呐喊》《彷徨》和《故事新编》呈现出的人物形象结构，随历史而动态运演，最终回到了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健康因素的肯定和消极因素的否定上，这对中国人的现代化具有重要的启示。

“旧人”权力结构是中国人现代化的最大障碍。鲁迅新小说总共有33篇，直接描绘“旧人”权力结构对民众和知识人欺压及奴化的有16篇，其中《呐喊》有8篇（《狂人日记》《孔乙己》《药》《明天》《风波》《故乡》《阿Q正传》《白光》），《彷徨》有5篇（《祝福》《肥皂》《长明灯》《示众》《离婚》）、《故事新编》有3篇（《理水》《铸剑》《起死》），其他小说也间接相关。鲁迅小说描写的重心是“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不限于《狂人日记》一篇。王富仁认为《呐喊》和《彷徨》是反封建的一面镜子，还应加上《故事新编》。鲁迅的小说告诉人们，传统的中国民众只有争做奴隶和做稳奴隶的两种选择，而阔人的地位正是在这样的奴化中永固。

鲁迅非常了解传统的中国社会，不仅看到“旧人”权力结构的顽固，更洞悉了后面隐藏的文化。《故事新编》中的《采薇》《出关》和《起死》对儒、道文化颇有微词，批判它们讲权谋和不关心人的基本生存。孙隆基提出一个问题：不论“现代化”与否，中国“人”被设计的方式是否根本上存在問题？他所讲的“根本”就是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因此他这样评析中国的儒家和道家：

儒家不过是文化“表层结构”意义上的“心学”，因为即使从不涉猎儒家思想的中国人，其整个人被结构的方式也是不要过分地表现“自我”，甚至贬抑自己。似乎可以这么说：正因为中国人“做人”的方式是这样，才让儒家成为一统思想达二千年之久。

在缺乏个人主义的中国文化中，道家甚至还可以为少数个体提供局限的个人主义表达方式，那就是一种超脱尘俗的飘逸的生活形态。然而，与现代西方人在世俗中容许每一个“个体”作自我表现的情形不同，道家式的飘逸总包含一种从世俗中隐退的意向。

春秋战国“百家争鸣”，儒、道只是其中两家，但后来经过中国历代的统治阶级的选择和强化，被意识形态化，最终成为权力暴虐的文化依据。鲁迅在《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中讲孔子被历代的统治者涂脂抹粉，抬到吓人的高度，成为很多人的“敲门砖”和统治者“愚民”的工具。中国传统社会的“旧人”权力结构是间铁屋子，置身其中的人，尤其是普通民众，只有死路一条。这就是为什么孔乙己、夏瑜、阿Q、祥林嫂、魏连殳、子君最终死亡的原因。鲁迅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旧人”的权力结构是中国历代统治阶级与儒道文化共谋的结果，并成为民族的集体无意识，自觉和不自觉地影响着国家的命运，普通人的生活、行为和思想，直到今天也还可能是每个中国人血液里的组成部分。这种超稳定的权力结构是中国人现代化的最大障碍。清理“旧人”权力结构及其文化的消极影响，仍然是中国人现代化面对的重要课题。在中国人现代化的过程中，“反帝”是外在的，根本问题是“反封建”。只有“旧人”权力结构发生了本质变化，才会有人的行为和心理结构的本质变化，才有可能建立一个现代化国家。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健康因素是中国人现代化的根基。中国传统文化包含很多内容，辨析它的现代成分非常难。曹禧修在研究鲁迅对待传统文化时，做了“文本性思想”和“非文本性思想”的划分，认为“文本性思想一般来说总是冠冕堂皇，可供公开说教、具有理论性、理想性、宣传性，意识形态色彩浓厚;而非文本性思想则具有隐蔽性、民间性、实用性、世俗性，意识形态色彩淡”。这对正确看待传统文化有启示，但不能僵化，即使被意识形态化的儒、道也有现代性成分，比如道家的自由因素和儒家的公共责任意识。鲁迅反对的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意识形态化的权力结构及其文化;二是人性本身的缺陷。林毓生虽然做了鲁迅全盘拒绝传统的判断，但却承认鲁迅没有违反传统道德价值的真义。的确如此，鲁迅一直都在努力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健康因素，并为中国人的现代新生殚精竭虑，他的新小说提供了充分的证明。

鲁迅小说发现并刷新了这些中国传统文化的健康因素：叛逆性人格、神话人物和历史英雄、普通大众的人性真实。狂人、N先生、吕纬甫和魏连殳具有的叛逆性人格来自中国传统中的狷狂文化，蕴含了人性自由和反抗的积极因素;女娲、后羿、宴之敖、大禹和墨子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力挽狂澜的英雄和侠客，铸成中华民族的脊梁。鲁迅小说吸纳了这些中国传统文化的健康因素，首先在《呐喊》和《彷徨》中预设了他们的现代新变，然后在《故事新编》中明确了他们的民族新生。《狂人日记》警示：狂狷人格只有挣脱“旧人”权力结构桎梏，获得主体独立性，才能成为“新人”。《在酒楼上》和《孤独者》提醒：吕纬甫和魏连殳只有挣脱礼教的牢笼，超越道家躲避社会责任的归隐，面对社会现实，才有新变成现代知识分子的可能。《故事新编》在塑造积极人物形象时摆脱了预设而走向明确。宴之敖突破狭隘的个人复仇，实现了复仇英雄现代人格的升华;大禹被置于现代语境中，新生为一个具有实干精神的现代领导者，否定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官僚主义及旧文人的文化娱乐。人力车夫、少年闰土、阿发是中国的乡土地域文化养育出来的素朴而纯洁的民众，人性真实，给人清新活泼的美学感受。他们曾经被鲁迅称为“纯白人”，是鲁迅小说中“自然人”的理论雏形。鲁迅给“自然人”设计一条成长路线，即以“自然人”为基础，通过现代教育可成长为独立自主、有创作力、对社会有贡献的“新人”，否则，“自然人”被传统的权力结构污染会堕落为“旧人”。总而言之，从《呐喊》经由《彷徨》到《故事新编》，既是西方文化元素逐渐内敛的过程，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健康因素逐渐凸显的过程。鲁迅在这个过程中挣脱了《呐喊》的西化倾向，回归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健康因素。这表明中国人的现代化必须以传统文化中的健康因素为根基，从外在压迫之变回到自我之变。

钱穆认为：“近代中国之变，并非由其传统文化内部自身主动地在变，而系外面国际形势压力逼迫它改变。”鲁迅的小说通过正面肯定传统文化的健康因素和反面批判糟粕，把基点放在“人”的革新上，就是钱穆所说的自身之变和内部之变。鲁迅已经深刻觉察到中国社会及人变革的關键困难，即近代社会的外部力量无法根本撼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反帝”必须回到“反封建”，而“反封建”的关键又在于“人”的现代化。“鲁迅提供的不是一个‘被殖民化的例子，而是一个主体建构的例子”。鲁迅小说形象的演变史是以西方的入侵为媒介新变传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鲁迅以主体自我否定的方式（全面暴露“旧人”）解构并被结构进中国的现代化之中，遵循的不是西方的逻辑，也不是传统东方和民族主义的逻辑，而是东方问题意识下的文化和人新变的逻辑。这给中国社会及人的现代化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文明论存在中国人现代化必须正视的科学因素。在全球史视野下，批判文明等级论已成最近几年学术界的热点问题，这的确对清理“泛科学的政治无意识”具有重要意义，但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又骚动不安。孙郁质疑：“如果我们只看到西方的文明等级论里的阴谋，而无视西方自身的多元文化的碰撞和不断裂变、发展的过程，就会把我们自身的问题隐藏起来。文明是在对抗中互补互动的存在。列强带来了灾难，但也输入了他们文化中值得借鉴的遗存。”文明论主要起源于18世纪的法国，后来意识形态化成为欧美国家殖民扩张的理论依据（文明等级论），盛行了整整一个多世纪，它不可能没有一点有价值的东西。卢梭讲人的自然不平等“是由于年龄、健康状况、体力、智力或心灵的素质的差异而产生的。”现代社会通过教育可把人塑造成健康、智力或心灵素质高的人，这样的“文明人”理应成为人追求的目标。文明论在法国产生的时候，与个性解放和人的进步息息相关，是启蒙主义时期个性解放、社会革命的理论武器，其蕴含的“人”学思想是西方现代化的重要成果，也是世界文明的组成部分。只是在后来的殖民扩张实践中，逐渐把文明等级化，并以此来衡量个人和国家，才成为一种政治无意识。文明论在意识形态化的过程中正如子安宣邦所言是“某种话语将充满血腥的统治正当化”，这才是要着力清理的。如果追溯西方文明论的起源，会发现它所涵蕴的“人”学思想对瓦解传统社会的权力结构和实现人的现代转向起了巨大的作用，并且在向世界传播的过程中对东亚社会发生过积极作用。尽管日本学界有子安宣邦和小森一阳对福泽谕吉文明论的批判，但显然不能否定福泽谕吉对日本国家和人现代化的贡献。福泽谕吉的日本文明论提供了他者视域，加速了日本与东方传统社会的分裂，也促进了日本人的现代化，只是它在意识形态化后成为军国主义才给东亚社会带来了严重灾难。

鲁迅思想和小说汲取了文明论中“人”学思想，清楚地设计了从“自然人”到“新人”的发展路径，否定了“旧人”依赖的制度和文化，猛烈批判了意识形态化的“旧人”权力结构。鲁迅留学日本，和福泽谕吉的精神有交汇。福泽谕吉的《文明论概略》实际上是西方文明论和鲁迅文明论之间的桥梁。有这段文字值得注意：

自有史以来，日本武人就遵循着本国人与人之间的规矩准则，生活在权力偏重的环境中，从不以对屈从人为可耻，这和西洋人的爱惜自己，尊重自己的身份，以及维护自己的权利相比，有着显著的区别。虽然在兵荒马乱的时代也不能打破这种人与人的规矩准则。例如一姓之中有大将，大将之下有家臣，其次有骑士，再次有步卒以至于杂役，仆童，上下的名分非常明确，其权力义务也随着名分而有所不同，没有一个不受压迫的，也没有一个人不压迫别人的，这就是既受别人压迫又压迫另外一些人，既屈从于此，又矜持于彼。

这比较清楚地呈现了鲁迅用“人”学思想批判“旧人”权力结构和福泽谕吉的相似性关系。福泽谕吉中转的西方文明论的“人”学思想也传递到鲁迅那里，并成为鲁迅“立人”思想的组成部分，且后来进入他的新文学创作。《呐喊》《彷徨》和《故事新编》通过预设了“自然人”向“新人”的演进来批判“旧人”权力结构就是体现。因此，鲁迅抵制了意识形态化的文明论（文明等级论），科学地汲取了文明论的“人”学养料，在“自然人”和“新人”的预设中指示了中国人的现代化路径。

从鲁迅的小说及中西诸多历史事实上看，在批判西方文明论的时候，不能因批判西方的意识形态化而又走到另一种意识形态化的道路上去，也不能打着反西方的旗号掩盖东方中心主义，而要认真清理和辨析文明论的合理成分和糟粕，汲取它的“人”学思想，使其成为中国人现代化的养料。

五、结论

19世纪后半叶到20世纪前半叶的世界格局迫使中西文化在激荡中相遇，鲁迅置身其中，受到文明论的影响。他没有“言必称希腊”，也没有不加辨析地固守国粹，而是在小说中通过呈现复杂的人物形象结构展示了中国人现代化的障碍，进而努力探索中国人的现代出路。鲁迅的探索积累了中国人走向现代的关键经验，指示了新变的方向和可能。中国人如何成为现代国家管理者、现代知识分子和现代公民？鲁迅通过小说表达了他深深的忧虑：“旧人”的权力结构所呈现出的结构性痼疾，不仅悬置了大禹这样的国家领导和墨子这样的现代知识分子，更关键的是阻断了爱姑这样的普通民众的现代新生。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试图解决工农的现代化问题，理论上想接上爱姑没有走完的路。在文学领域里也出现了赵树理这样的民族性作家，从某种程度上说莫言也是这条道路的延伸，但其中所遭遇的曲折和延伸到今天的问题，都证实前路任重道远。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关键是不是还在于普通民众？我们必须要有立足中国的问题意识，也要有从世界看中国的眼光。以此观之，鲁迅小说人物形象结构给我们提供了极其宝贵的思想场域和实践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