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时代农村党组织社会治理何以“取信于民”？

2019-02-18王华华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年1期

摘要：在互联网时代，信息裂变公开与守规绩效兑现是建构社会信任的充要条件。从信任建构的二维性出发，农村党组织通过提升农村社会治理能力“取信于民”，可以破解“中央很好，村干部很坏”的社会怨念。“未富先污”的山联村成功转型“美丽乡村”，富含农村党组织领导“乡村振兴”的社会治理经验。从山联村经验来看，互联网时代农村党组织一方面应选培具有“新能人”特性的农村党组织领导班子，健全农村党组织“上下级”关系协调的日常制度，增强农村党组织长期执政能力、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夯实自身的战斗堡垒作用;另一方面，应整合信息公开的“互联网+”模式，实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治村政策，“有诺必践”兑现村民守规绩效，创新农村事务合作共治，实现互联网时代农村社会治理现代化。

关键词：习近平;互联网时代;农村基层党组织;社会治理;基层执政能力;合作共治;乡村振兴

中图分类号：F293;X3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19）01019512

一、取信于民：互联网时代农村社会治理新难题

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庄严宣告，“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定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从政社互动角度来看，任何政党的合法性生

成和维系，都是以政党履行了其代表功能为基础，即政党应有能力助推社会秩序建构和实现社会有序治理。作为长期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功能极具广泛性和包容性，它既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履行好无产阶级政党的代表功能，中国共产党必须创造性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中国共产党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理政的政策和举措，“乡村振兴”就是其中之一。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农村社会综合治理，是中国共产党提高党在农村基层长期执政能力建设的根本路径。事实上，2005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就提出并推进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当时针对中国农村的政策设计总体要求是“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而2017年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的总体要求则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较之以往对农村社会治理有了更高的追求。互联网时代社会风险复杂多变，农村党组织如何“取信于民”破解村民心中“村干部很坏”的怨念，实现良好的农村社会治理呢？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厘清互联网时代这个变量。

在互联网时代，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改变着人与社会互联的时间和空间，既孕育着生机，不断刷新人们生活的存在状态，又隐藏着危机，如极端化的民意表达、裂变式的信息扩散等。作为新时代的最大变量，互联网是一把考验党和政府加强长期执政能力建设的双刃剑。剑刃兴利除弊的一面是党和政府可以通过互联网技术，有效公开政府政策信息，建立政民互动的网络平台，引导人民群众更好地参政议政和监督政府，使得互联网成为新时代走好“网络群众路线”的新工具;而剑刃自伤不利的一面在于党和政府通过互联网公开的政策信息会在互联网上留下“网络足迹”和“公民记忆”，政策网络公开传播越广泛，意味着越多的人们会对党和政府的施政政策抱有“政策期望”，“政策期望”的背后是政策绩效的兑现，政策绩效兑现程度越低，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就越受损，且会被互联网水军或部分别有用心分子“诋毁式”地在网络扩散，形成“好事难出门，坏事网络传”现象。正因如此，互联网时代党和政府必须利用好互联网这把双刃剑，增强自身的网络执政能力，既要发挥互联网技术的信息化办公“正能量”，又要防止互联网无序网络行为的“负能量”熵增。

改革开放40年来，受互联网信息技术普及、物质生活条件提升、新老代际逆傳递的文化反哺、普法工作的持续推进、外出务工增长见识、政府公共服务累进作用等多因素的综合影响，中国村民整体上的综合素质得以提升，对“美好生活需求”的内容和层次有了更高的追求，相应地对党和政府的社会治理能力也有了更高的要求[2]。互联网时代，在信息裂变公开与利益需求个性化背景下，建构社会信任体系成为提升党和政府社会治理能力的一项基础性工作。社会信任的作用在于，一方面，社会信任通过利益攸关信息的有效公开，增加社会主体或市场主体之间的信任感，减少单方的背叛行为，降低社会交易和社会合作的成本，提升社会运作的整体效率，另一方面，社会信任通过营造“信任体系”和“信任环境”，促使各个社会主体之间增强共识和强化合作，从而形成有效的社会合作治理网络。正如德国学者尼可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所言，建构信任体系对于增强社会治理的绩效是显而易见的，“信任是使一个复杂社会变得简化的现实机制”[3]，而不信任将导致社会不合作，也就难以促成社会治理。英国学者吉登斯（A.Giddens）研究了现代性中的“脱域”信任问题，从代表相互交流媒介的“象征标志”（symbolic tokens）到代表技术人员所组成的“专家系统”（expert systems），信任的发生依赖于“交互双方的信息公开和互换”以及“对背叛的惩戒”[4]。美国学者罗伯特·艾克斯罗德（Robert Axelrod）认为，“人们之间产生信任的合作，并不是基于利他原则，而是基于利己原则”，即“只有获取了遵循合作原则的利益，人们的合作关系也才能够延续”[5]。中国著名社会学者郑也夫指出，“信任并不会直接消除社会风险”，信任只是增加了人们对于社会风险不确定性的宽容，并“增加了人们参与合作行动的勇气、智慧和可能性”[6]。

由此可见，社会信任的发生需要两个条件，一是人们利益攸关的信息得以公开，而互联网时代的信息技术发展恰好增强了“信息公开”的技术可能性和便捷性，二是人们选择信任并遵守了“约定规则”后应取得相应的“守规绩效”，缺乏“守规绩效”的兑现，社会信任将不再可持续，潜在的社会积怨和社会报复将转化为未来社会的不确定性风险。在互联网时代，农村党组织建构农村社会信任体系，提升农村社会治理能力，可从信任理论的这两点着眼。

事实上，围绕“农村社会治理”问题，学界从多个维度展开过探讨。王思斌从社会工作的视角，研究农村社会治理的短板“脱贫”问题，力图通过社会组织和社工的作用，来助力中国农村社会治理中的“扶贫”“脱贫”与“致富”[7]。郑杭生认为，现代社会转型助推农村社会秩序结构变迁，农民由传统“固守乡村”到现代“迁徙城市”，其“进城打工”的职业意愿，对于进一步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缓解城市用工压力，实现农村社会复合治理有着重要作用[8]。张小劲等人以城乡社会结构的“差序政治信任”来解读中国农村社会治理中的“不信任”问题，农村居民对党和政府的政治信任颇具有“传统色彩”，与城市居民政治信任的“现代法理”有着较大区隔，而这种区隔也是导致城乡政治、经济、社会、生态等方面形成差异的重要因素[9]。贺雪峰的研究为，中国农村治理现代化提供了理论范式，一种是“人口流入式”的强村发展模式，比如东部沿海“第二、三产业”较为发达的农村，像江阴华西村、温州龙港镇的富裕村等，另一种是“人口流出式”的传统农业撑起的农村，如中西部地区的农村，无论何种发展方式，只有适合村情的乡村管理体制，才能推动农村基层治理的现代化[10]。于建嵘从引起农村社会冲突和群体性抗争的源头入手，细数了农村社会矛盾形成的利益纠葛，从农村利益分配的公平性视角，多维审视了提升农村社会治理能力的有效举措[11]。应该说，国内学界对农村社会治理的研究，或多或少都有俞可平20世纪末引进“社会治理”“善治”理论的影子，治理的回应性、责任性、多样性、法治性、效率性等特征[12]综合运用于农村社会治理问题的研究。

学界对于农村社会治理的研究和讨论虽日臻深入，但仍未能面面俱到，特别是以“农村党组织”为农村复杂多元治理中的“领导主体”，来研究互联网时代农村党组织如何“取信于民”并系统性地提升农村社会治理、实现乡村振兴的问题。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中国农村基层政权组织主要由村支部委员会（村支部）和村民自治委员会（村委会）组成，即俗称的“村两委”。

村支部是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但农村基层党组织与乡镇党委、县（区）党委等，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科层制”式领导关系，其主要职责是宣传和落实党的政策、教育和联系村民群众、实现农村治理和经济发展。“村支部”之所以“为人们所熟知”，是因为中国大部分农村党组织的党员人数较少，只符合《党章》中成立党支部的标准（村支部），但是，现实中也有成立农村基层委员会（村党委）的情况，像无锡的华西村党委、河南的南街村党委等，其依据是《党章》第三十条规定，企业、农村、机关、学校等基层单位，“凡是有正式党员三人以上的，都应成立党的基层组织。党的基层组织，根据工作需要和党员人数，经上级党组织批准，分别设立党的基层委员会（超过100名党员）、总支部委员会（超过50名党员）、支部委员会（超过3名党员）”。

而村委会是村民民主选举的自治组织，它协助乡镇政府工作，但它没有行政级别，也不属于政府机关。按照十九大新修订的《党章》第三十三条规定，“村、社区党组织，领导本地的工作和基层社会治理，支持和保证行政组织、经济组织和群众自治组织充分行使职权”。这意味着农村党组织领导村民自治组织，而村党组织的“领导权”正随着十九大的“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而逐步强化。据此，本文从互联网时代信息裂变公开下的农村社会信任体系建构出发，选取江苏省无锡市“乡村振兴”样板的山联村发展为案例，分析山联村党组织社会治理的成功经验和不足，建构农村党组织领导农村社会治理“取信于民”的模式。

二、个案简述：“乡村振兴”样板的山联村

选取江苏省无锡市“乡村振兴”样板山联村作为研究个案，主要原因有三：（1）从历史逻辑来看，山联村的社会治理经历过“阵痛期”，出现过发展“裂痕”，并经历过“农村再造”或“乡村自我振兴”的过程，其治村经验具有可学习的普遍性，其不足也颇值得反思;（2）从现实逻辑来看，山联村并无独特的资源优势、环境优势、交通优势以及政策优势，而且一开始山联村的村民面对山联村的“烂摊子”，基本上丧失了对山联村发展的“自信”，但山联村就在这种“不信任”的格局下，不断借助国家層面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互联网+”“大学生村官扎根基层”等方面政策，实现了“美丽乡村”的社会经济转型;（3）从实践逻辑来看，山联村“乡村振兴”和社会治理的主体是农村基层党组织，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了山联村的“蜕变”。为此，笔者结合课题组的调研，对“乡村振兴”样板的山联村进行个案简述。

（一）山联村的基本情况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东港镇的“山联村”，常住人口约6 300多人，由40个自然村组成，全村总面积6.8平方公里，地处无锡市东北部，背靠顾山，毗邻“全国百强县级市”常熟和江阴，素有“鸡鸣闻三县”之称，自然条件并不优越，交通出行也不便捷，仅有锡张高速、S228省道靠近村落。2008年之前，山联村的社会景象可用“一片凄凉”来形容。第一，山联村环境破坏严重，属于“先污染后治理”模式的“环污村”缩影。改革开放近30年时间，山联村前期过于依赖矿产资源，过度开发锡山、顾山等矿物资源，且不重视保护环境，致使山联村环境遭到严重破坏，随着矿产资源枯竭，山联村陷入“既无绿水青山，又无金山银山”的“未富先污”僵局。第二，山联村并没有合理发展当地农业，农民收入得不到保障，只好外出打工“谋生”，农村“空心化”问题严重。第三，村集体资产也变为“负债累累”，资金欠款达1 000多万元。第四，上级政府并未给予山联村过多的资金“扶贫”和政策“帮扶”。第五，就地域环境而言，山联村的招商引资缺乏独特的优势和条件。

面对2008年改造前“衰败凄凉”的山联村，当地村民产生了“四个不信任”：一是“不信任农村党组织”，认为农村党组织自身“负债”，“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二是“不信任村干部”，认为村干部在过去改革开放初期都没有抓住最好的机遇，2005至2007年国家刚启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时，也未抓住“政策的红利”，也就难以在现在和将来改变山联村的“村容村貌”;三是“不信任山联村会有美好前景”，认为山联村已经失去了唯一可以依靠的矿产资源，且环境破坏殆尽，年轻人都流向了城市，缺人缺资源缺政策的山联村不可能会有“富民强村的美好前景”;四是“不信任他们自己”，“贫穷限制了村民的想象力”，村民对于贫困的处境显得无能为力，长此以往也就形成了“破罐子破摔”或“安于现状”的不自信心理。

2008年開始，山联村党组织认真分析村情，向区里、市里申请增加政策宽度和优惠度，并向其他先进村“取经”学经验，明确“增收、富民、生态、文明”为山联村的社会治理目标，以“美化、亮化、绿化、硬化”为标准进行山联村的生态修复，大力发展高效特色农业、旅游观光农业等绿色经济，规划并建成了山联村的生态人居区、高效农业养殖区、休闲运动区、现代农业观光区、综合服务配套区，顺利实现了“乡村振兴”的“农村增美、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社会治理目标。到2011年，山联村顺利脱贫致富，实现人均可支配收入24 000元，占据无锡市领先位置。2012年，山联村被评为“江苏最美乡村”，又通过5年的发展，山联村实现了“乡村风情浓郁、生态环境优良、生产生活便利”的整治目标，并在2017年被成功评为“国家级生态村”，成为“中国美丽乡村”建设的“山联样板”。

（二）山联村社会治理的主要做法

1.再造山联村党组织领导机构

“农村富不富，关键看支部;支部强不强，关键看支书”。虽然这话有点凸显“能人治村”“能人经济”“能人政治”的味道，但是却刻画了较为广泛的“乡村振兴”现实情况，如中国第一村的无锡“华西村”吴仁宝、河南“南街村”王洪彬、天津“大邱庄”禹作敏等[13]。2008年初，借助山联村的换届选举，重整了山联村党组织领导机构，选举了从商多年、愿意致力于村集体发展的吴岳平为村支书。当选前，吴岳平就研究了山联村集体组织的“负债情况”以及落后的村容村貌情况。当选后，吴岳平决定优化村党组织的人才结构，先是引入“大学生村官”朱虹，并对她说：“你给我一年时间，一年后，你若是看不到山联村的变化，你看不到农村的大有可为，你看不到人生的希望，你选择离开，我不拦你，我会向上级组织推荐你到其他单位。”大学生村官朱虹很感动，选择了留下，将自己的知识、勇气、青春和汗水浇灌山联村，并随着山联村“乡村振兴”的成长而成长，最终成为山联村人爱戴的“大学生村官”，荣获“全国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江苏省优秀大学生村官”等荣誉，还被选举为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

2.“美丽乡村”才是山联村的选择

如果“边发展边污染”是改革开放初期“摸着石头过河”先期探索不足的结果，那么“先污染后治理”的“亡羊补牢”胜过“亡羊不补牢”。自2008年开始，山联村党组织针对山联村治理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想富，先美村”，针对前期开发顾山矿产资源所造成的环境污染，如过度开发所造成的荒地、荒坑等，进行环境集中整治，用植树造林活动绿化乡村，改造村容村貌，让百姓有好的生活环境，才有可能“以美丽乡村吸引外部投资”。与此同时，山联村党组织充分利用山联村的山水禀赋资源，积极向镇里争取打造示范村项目，并获得了相关的政策扶持，逐步解决了坟堆迁移、废旧厂房拆除、荒地开发、河道清淤、绿化美化等系列难题。

3.走出去“学经验”与本土化“谋创新”相结合

农村致富，必须要有产业作为支撑。2008年，山联村党组织研究了村里产业发展情况后，走出去到安徽“学经验”，主要学“菊花”种植，而后寻找有关领域专家，指导山联村的村民种植可以“饮食”的菊花。这样山联村便可实现本土化“谋创新”，借助“菊花村”建设，既发展“金色菊花”旅游，又打造一个品牌农业“金色山联菊花茶”。近年来，山联村打造了“一二三产联动”的“金”字招牌，“一产”即农业种植，菊花和油菜两季轮种，土地资源得以充分利用;“二产”即菊花和油菜的深度加工，并借助“互联网+”，实现山联“金菊花茶”网络在线销售;“三产”即观光旅游服务，创造了良好的经济效益。2017年，山联村党组织在盘活集体资产的同时，还融入了乡村旅游的规划理念，先后投入3 000余万元修建“山前嘉园”产业，成为新时代山联村“乡村振兴”的代表作。

4.山联村的发展成果实现“村民共建共享”

山联村的发展是山联村党组织领导村民共建的结果，而发展成果实现“村民共享”，进一步促进了山联村的可持续发展。其一，山联村党组织改造村里的公共服务环境直接惠民。如筹资建设惠及家家户户的卫生维护系统等。其二，山联村党组织成立当地第一个富民合作社，带领农户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如建立生态水产精养园、生态龙虾养殖园、红豆杉鸡养殖园、乡土文化感知采摘园、生态菊花种植园、特色观光农业园等6个现代农业特色园区，并将“生态龙虾”“生态草鸡蛋”“红豆杉鸡”和“贡黄菊”打造成江苏省农业特色品牌。其三，山联村党组织依靠一二三产业发展，解决了村民就业和增收问题。如发展旅游业，鼓励村民发展民宿、茶室、农家乐等带动村民就业增收。其四，山联村党组织的干部队伍直接帮助村民创新渠道“销售农产品”。如干部借助“互联网+”开设山联村网站、办好政务APP、对接互联网销售等，并成立“富民供销社”和特色农业协会商会组织，帮助村民解决诸多难题。“美丽山联”建设，让山联村民生活富足，由“四个不信任”转变成“一个自信”，实现了山联村的良好社会治理。

三、分析框架：山联村党组织社会治理的经验

在互联网时代，信息技术提高了信息公开的便捷性，相应地人们也对“守信绩效”有了更高的期望。这意味着互联网时代农村基层党组织建构“取信于民”的信任体系，提升农村社会治理能力，需要围绕“信息公开”和“兑现承诺”两点展开。结合山联村“乡村振兴”的治村过程来看，山联村党组织社会治理经验，主要有如下三个方面。

（一）治理目标：社会治理为了谁

在互联网时代，信息“裂变式”传递，信息越公开，人们越看重“守规绩效”问题，缺乏“守规绩效”兑现的社会信任模式将不可持续。而破坏“诚信形象”的任何组织和个人将尝到“失信”的后果。因此，互联网时代农村党组织更应重视自身的诚信形象建设，一旦承诺“发展农村的社会治理是为了农民”，那么就必须处理好农村发展增值和农民利益分配的关系问题。正如哈罗德·拉斯韦尔所言，“任何政治行为都是以收入、尊重、安全、地位等具有代表性的社会价值分配为基础的”，而“任何社会精英都会以命运共同体的象征为旗号来为自己谋利行为开脱和辩护”[14]。山联村社会治理的成功经验在于，当地农村党组织带头人能够在“利益面前少伸手”，让山联村的发展成果“由全体村民共享”。

在互联网時代，山联村党组织在处理农村利益增值和农村利益分配方面，其社会治理经验可总结为三个方面：（1）治理者可以割舍自身的利益。互联网时代，财富集聚和拜金价值观容易在网络传播中泛滥，很多人难以脱离其中。山联村党组织带头人队伍能够认清村集体收益和自己收益的界限，割舍不属于自己的“腐败利益”。（2）农民遵循规则可获较大收益。互联网时代，农民通过电脑、手机、互联网等多种渠道了解政府公开的信息，了解的信息越多，农民越希望获取“守规绩效”。山联村的社会治理让村民获得较大实惠，也就兑现了山联村党组织的“政治承诺”，而村民也就越信任山联村党组织。（3）建立公正的利益分配机制。从政社互动的角度来看，政府和社会之间产生“冲突”或“紧张”的关系，既可能源自于特定事件的摩擦或冲突，也可能源自于不公正的利益分配机制。互联网时代的虚拟空间场域，既给制度供给中的强势政府以厚重的舆论监督，又给制度消费中的弱势农民以宏大的表达空间，两者的交汇构成了农村党组织社会治理所必须面对的中心问题“利益分配”。山联村党组织依靠《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自治法》和“村规民约”，建立了公正公平的农村利益分配机制，防止农民合法利益被“强势群体”侵占，使得山联村社会治理的成果能够真正“普惠于民”。

（二）治理内容：农村经济发展与农村环境保护并重

在互联网时代，消解信息裂变公开模式下的社会不信任，其社会治理的核心方式在于保护“守规绩效”，让“守规矩的人不吃亏”。就农村党组织实施的社会治理而言，农村党组织面临纷繁复杂的村务需要治理，而其基础性的治理内容则在于“发展好农村经济，治理好农村环境”。互联网时代，“尘肺村”“癌症村”“血铅村”等令人震惊的环污村，以及“邻避效应”中的环保问题出现

网络传播热的原因，主要是人们对于现存或潜在污染项目的安全担忧，而这也是互联网时代产生信息公开模式下社会不信任的现实根由。山联村的发展前期就是因为“边发展边污染”“过度开发矿产”等造成了“环境破坏”，才使得村民有了“四个不信任”，而之后为了“取信于民”，则采取了“农村经济发展与农村环境保护并重”的政策，既让农民在发展农村经济中“致富”，满足农民的生活生计需求，又使农民在保护农村环境中“享乐”，满足农民的生态安全需求。因此，互联网时代农村基层党组织要“取信于民”，提高农村社会治理能力，则必须厘清农村现状，抓住农村治理内容的“牛鼻子”，实现农村经济发展与农村环境保护齐头并进。

山联村“农村经济发展与农村环境保护并重”的社会治理，取得了村民的政治信任，其治理内容有三：（1）“环保+”模式下的生态农村建设。互联网时代信息裂变下的社会信任建构，关键在于人们遵守规则并获取“守规绩效”，而“好的生态环境”似乎对每个人都是一种“福利”，破坏环境的行为总是会引发社会关注和公众谴责。山联村在面对“矿山开发污染”时，整个村民对村党组织都是不信任的，而村党组织通过优先发展生态农业和相应的农产品加工行业，实施农村的生活区、生产区、治污区三区分离，治理好了当地的生态问题后，村里的其他治理难题也就迎刃而解。（2）“互联网+”驱动下的农业供给侧改革。全国各地的农村情况有异有同，农民对发展农业的态度也是迥异的，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根据村情发展符合市场需求的农林牧副渔产业。农业始终是农村最重要的产业和资源优势，否则农村就“名不副实”。山联村的发展以“金菊花”“生态鸡”等特色农产品为突破口，着力打造特色农业产业，并借助“互联网+”的农业供给侧改革，利用物联网、云技术、大数据、互联网、手机移动网等信息技术资源，结合市场调研情况，有效细分市场对“金菊花茶”等农林牧副渔产品的需求信息，满足互联网时代个性化定制需求，并成立“富民供销社”和“金菊花”农业产业协会，帮助农民“种对卖好”，规避农产品市场的滞后调节。（3）“环保+农业”模式下的美丽农村。互联网时代，一方面信息裂变式公开加速，人们获取信息更充分，另一方面社会信任的生成愈发需要规则绩效，人们才会选择信任，并促成社会的合作共治。农村党组织领导农村社会治理，既要重视发展农村经济，满足农民生计生活需求，又要保护农村生态环境，确保农民享有农村生态安全。山联村“乡村振兴”的样板性，就在于实施“环保+农业”模式下的美丽农村建设，依靠村民群众的主体力量，大力发展特色农业“金菊花”和辅助农业优化土地资源利用，实现了农村治理绩效增长，让农民“守规”受益，促成干群信任和合作共治。

（三）治理形式：农村党组织建设与农村事务村民共治相结合

在互联网时代，自媒体、手机APP软件等信息公开技术快速发展，促使网络曝光和监督成为政治新常态[15]。农村基层党组织虽然权力不大，并非媒体经常关注的焦点，但是一旦出现“村霸治村”“金钱贿选”“村干部鱼肉百姓”等事件，互联网的信息裂变公开，就会对党和政府构成极大的公信力损害[16]。依据2010年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条规定，“村民委员会办理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向人民政府反映村民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农村事务”主要包括“反映村民诉求、维护农村治安、调解农村纠纷”等公益事业和公共事务。山联村的农村社会治理，即是围绕山联村的村民诉求、生态农业、村民纠纷、农村卫生和治安等公共事务展开治理的。山联村党组织在领导农村社会治理中，合理处理了“村两委”之间的关系，其治理形式是农村党组织建设和农村事务村民共治相结合。

山联村农村党组织建设与农村事务村民共治相结合的治理形式，主要有三方面经验：（1）农村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发挥“领导作用”。农村事务千头万绪，领导农村社会治理的核心在于农村基层党组织。在互联网时代，农村基层党组织在领导农村社会治理中责无旁贷，切不可因社会组织、NGO、产业协会等组织的社会治理作用，而将农村基层党组织边缘化。山联村“乡村振兴”的最大经验在于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农村社会治理。（2）农村党组织应强化诚信形象建设。在互联网时代，信息裂变传递意味着“坏事传千里”的蝴蝶效应被放大，信息越被公开，人们越期待党和政府“兑现诚信”。山联村党组织在领导农村社会治理中，非常重视兑现“承诺”，而村民获取“守规绩效”后，愈发信任农村基层党组织，形成农村社会治理的良性循环。（3）社会信任下的农村党组织和村民事务合作共治。在互联网时代，农村基层党组织既要通过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来避免负面情况的“网络传播”，又要通过引导村民群众更好地参与农村事务自治，来增进社会信任共识，寻求农村党组织和村民群众等多元社会治理主体的社会合作共治。

四、合作共治：互联网时代农村社会治理“取信于民”的法宝

在互联网时代，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正“裂变性”地改变着人们的信息获取方式和认知结构，同时也“持续性”地生产着“信息越公开、社会越不信”的悖论问题，而其背后深刻的原因是“人们选择信任后，守规绩效的兑现失灵所导致的信任与合作不可持续”。从社会信任建构的维度来看，互联网时代既给农村党组织领导农村社会治理带来了新视野和新机遇，也给农村党组织社会治理带来了监督和压力，不能兑现村民“守规绩效”的社会治理将不可持续。结合山联村“乡村振兴”的社会治理经验来看，农村党组织领导社会治理“取信于民”的法宝在于“合作共治”。

（一）夯实农村党组织的基层战斗堡垒作用

在互联网时代，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农村社会治理“取信于民”，关键在于加强自身的组织建设。从农村党组织建设的规律性来看，解决农村和农村之间社会治理的差异性问题，并不在于各个农村党组织的“特性”，而恰恰是优秀农村党组织纯洁性和先进性建设方面的“共性”，以优秀农村党组织建设过程中的“共性”，来解决不同地区农村社会治理问题的“特性”，进而又形成不同地区农村党组织提升社会治理能力的“特性”。农村党组织以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为主线，夯实农村党组织的基层战斗堡垒作用，领导农村社会治理现代化，需要加强以下几方面工作。

1.选培具有“新能人”特性的农村党组织领导班子

选培具有“新能人”特性的农村党组织领导班子，健全农村党组织领导机构是互联网时代提高农村党组织长期执政能力建设的领导保证。当前，中国农村党组织负责人的产生方式主要是“公推直选”和“双推一选”，其人员来源结构较为复杂，包括党政机关退休干部、村致富能手、大学生村官、村经济组织负责人、新乡贤、原村干部等。从实践维度来看，选培具有“新能人”特性的农村党组织领导班子应加强两方面考核：一方面，“新能人”特性的村干部应具备组织工作创新能力、上下级关系协作能力、处理村务社会矛盾能力、村党务管理知识、领导农村致富能力等方面综合素质，如无锡山联村引进的大学生村官等;另一方面，“新能人”特性的村干部应具备符合互联网时代要求的电子党务管理能力、抗腐拒腐防腐能力、依规治党的守规能力和推进农村党组织建设的“触网”能力。

2.健全农村党组织“上下级”关系协调的日常制度

推动农村社会治理取信于民，必须有效发挥农村党组织的领导作用。农村党组织领导作用的发挥，涉及“上下级”关系协调的问题。实际上，由于中国农村实行“村民自治”的基层管理制度，农村基层党组织和村民自治委员会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科层制”管理式“上级领导”，乡镇党委和乡镇政府也只是对村级组织实行监督和传达政策。健全农村党组织“上下级”关系协调的日常制度，一方面，农村党组织可处理好来自乡镇党委和乡镇政府的关系，可以相对减少上级派遣的工作安排和一些调研任务，如无锡山联村党组织就通过日常协调制度向乡镇、区、市要政策优惠和减少不必要检查等;另一方面，农村党组织通过日常协调制度可以有效管理村党组织下面的大队、村组等负责人，配合农村党组织社会治理中的宣传和动员群众工作，增强合作共治的可能性。

3.增强农村党组织长期执政能力及先进性、纯洁性建设

在互联网时代，信息网络公开和信息裂变传递迫切要求党和政府提高依法执政的能力。对新时代的农村党组织而言，夯实农村党组织的基层战斗堡垒作用，就必须增强农村党组织长期执政能力及先进性、纯洁性建设。在互联网时代，信息裂变公开与自媒体的监督对农村党组织的执政能力、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提出了两方面的要求：一方面，农村党组织应增强依法执政的能力，做到依规治党和依规治村，保证农村党组织自身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如无锡山联村党组织治村先治己的做法等;另一方面，互联网时代信息裂变公开的监督，促使农村党组织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必然是以满足“村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为主线，通过农村党组织服务功能的再生产，在农村党组织带头人队伍建设、创新理念、“互联网+党务”、组织结构设置、组织运作机制、社会治理等方面体现出“为村民服务”“以人民为中心”的细致关怀，让村民切实享有农村党组织的优质服务。

（二）强化互联网时代农村党组织诚信形象建设

在互联网时代，信息网络公开与信息裂变传递下所产生的“社会不信任”，说明信息公开不是达成社会信任的必要条件，而是信息越公开，人们越需要“守规绩效”的兑现，“守规绩效”的兑现失灵势必导致“合作关系”的不可持续。从互联网时代建构社会信任的维度来看，农村党组织提高社会治理能力“取信于民”，需要强化互联网时代农村党组织诚信形象建设。

1.农村党组织应整合信息公开的“互联网+”模式

农村党组织整合信息公开的“互联网+”模式应做到两点。第一，精准公开与农民利益攸关的政策信息。在互联网时代，信息数据呈现出海量性、分散性、裂变性特点，农民并不能有效筛选自己所需的信息，农村党组织需要精准公开与农民利益攸关的政策信息，便于村民获取信息。农村党组织应整合互联网、黑板公告栏、广播传媒、村民QQ群、村民议事会议等信息公开工具，精准公布涉农惠农的民生事项，包括村内“一事一议”筹资筹劳、农村土地确权、村集体资产处置与收益、国家粮食补贴、精准扶贫项目、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如山联村党组织及时准确向村民宣传政策等。第二，党务村务坚持务实有效的公开原则。在互联网时代，农村党组织在以“诚信建设”取信于民的社会治理中，务必从当地的村情实际出发，坚持党务村务公开的“务实有效”原则，既要借助互联网公开信息，满足新生代农民的信息需求，又要通过村大队、小组、村委会的黑板栏和宣传墙来定期公开村务党务信息。

2.农村党组織应“有诺必践”兑现村民守规绩效

在传统熟人社会，人们交往或交易依赖的是人格化的信任;在现代法治社会，人们的交往和合作依赖的是市场化规则的非人格化信任，摒弃了传统人格魅力和家境认同的人格化信任。在互联网时代，人们的交往和合作更是一种“动态化的信任”，即随着“不守信”的信息裂变公开，人们会基于这些“不守信”的信息作出“不信任”的价值判断，从而导致“不合作”“不配合”的行为。因此，在互联网时代农村党组织提高农村社会治理能力，必须“有诺必践”兑现村民守规绩效，重塑农村社会的信任机制，增强村民合作共治的现实可能性。一方面，农村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要学会“抓重点”“牵牛鼻子”，推动惠民政策落实化、农村公共服务标准化、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科学化、扶贫工作精准化、农村环境整治利民化等民生重点工程，兑现党“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政策承诺;另一方面，农村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要学会“弹钢琴”“统筹兼顾”，从宏观到具体，兼顾部分村民力所不能及的“烦心事”，在帮助村民解决问题中增进信任，建构干群信任关系，促进农村社会治理合作共治。

（三）农村党组织应创新农村事务合作共治

在互联网时代，党和政府建构社会信任体系，其核心理念在于信息有效公开和规则绩效兑现的“双轨运行”。扎根农村社会的共产党基层党组织，只有加强自身的战斗堡垒作用，重视自身诚信形象建设，才能创新农村多元主体参与农村事务的合作共治。

1.动员村民科学参与村务合作共治

在互联网时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减少了信息沟通成本，通过电子党务、政务APP、村务在线等方式，搭建共产党人和村民政社互动的桥梁，可以有效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农村党组织领导农村事务合作共治，离不开农村最重要的主体——农民的力量。农村党组织领导农村社会治理，消解村民心中“中央很好，村干部很坏”的怨念，最有效的做法是通过“信息公开”激发村民对村务参与共治的兴趣，让村民能够真正参与到农村事务的治理当中，发挥“群众路线”作用。同时，农村党组织在引导村民参与农村事务共治过程中，应像山联村那样吸取环境污染的教训，认清“绿水青山也是金山银山”的可持续发展优势，科学规划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路子，以保护农村显性的生态环境为前提，更好地推进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

2.推动农村企业经济组织參与共治

在互联网时代，信息技术设置的网络化结构，将人们之间的联系和信息交流日渐扁平化，社会治理也相应地具有了普遍合作的可能[17]。农村党组织作为农村社会治理的领导主体，应拓宽农村社会治理的视野，推动农村企业经济组织参与农村事务的共治。无锡山联村党组织因地制宜、审时度势关闭一些污染当地环境的企业，并采取引进外资或自筹资方式开办一些符合“美丽乡村”建设需要的企业经济组织，推动涉农企业经济组织参与农村事务共治，取得了良好成效。事实上农村企业经济组织既能解决部分村民的就业问题，也能增强对在企打工农民的制度化管理，进而协助农村党组织共同推进农村社会治理水平和质量的提升。

3.引导农村社会组织参与村务共治

在互联网时代，社会组织借助互联网技术的信息交流作用，能够更好地发挥沟通、协调、引导作用。农村社会治理问题离不开社会组织的中介作用。无锡山联村党组织的“蜕变”，既跟山联村党组织自身领导有力有关，也跟山联村成立非营利性社会组织相关，比如山联村金菊花协会、农产品推广协会等。农村党组织推进农村社会治理具有高度的复杂性，借助社会组织的沟通引导作用，可以激活农村市场，既让企业等经济组织有一定的缓冲带，也让农民可以更好地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从而增强农村事务合作共治的力量。因此，互联网时代农村党组织“取信于民”的社会治理，需要引导农村社会组织参与村务共治，共同应对农村社会治理中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五、结语

在互联网时代，信息裂变公开后所产生的“信息越公开，人们越不信”的悖论，实质是人们的“守规绩效”得不到兑现所导致的“信任不可持续”。农村党组织“取信于民”的良策，在于提升农村党组织的社会治理能力，获得村民群众的政治认同和社会支持。步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十九大对农村治理的“乡村振兴”提出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更高要求。为了实现高水平的农村社会治理，农村党组织既要加强自身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及先进性、纯洁性建设，夯实自身的基层战斗堡垒作用，又要强化自身的诚信形象建设，防止产生和形成

互联网时代的“社会信任悖论”，并在此基础上创新农村事务合作共治，让村民、企业经济组织、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在农村社会治理中共同发挥作用，实现互联网时代农村社会治理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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