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航

【摘要】 《古田军号》通过历史的具象化，较好地完成了一部军史题材主旋律影片的创作，但电影的叙事目的更多地指向对召开古田会议前红军发展历史的重现，而非通过电影来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电影的媒介属性决定了它表现历史的局限性：阐释历史与故事讲述很难面面俱到。这同样是《古田军号》遇到的难题，也是值得主旋律电影创作者和电影研究者思考的一个问题。

【关键词】 《古田军号》;主旋律电影;故事性

[中图分类号]J90  [文献标识码]A

《古田军号》是由八一电影制片厂、福建电影制片厂等联合摄制的纪念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片。影片主要讲述20世纪20年代末，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展历史上著名的朱毛红军“井冈山会师”后，至1929年12月在福建上杭县古田镇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这段时间里，红四军面临着种种困难和斗争。古田会议，“是人民军队建设史上一座光辉的里程碑。古田会议决议，确立了红军的建军原则，奠定了我军政治工作优良传统的坚实基础，也是我们党建党的一个纲领性文献”[1]。可见，古田会议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设史上有着重要的作用和意义，要以电影的方式、通过故事的讲述来传达对古田会议的历史认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古田军号》通过历史的具象化，较好地完成了一部主旋律影片的创作，以小见大、以微观见宏观，努力还原历史的细节，触碰历史的温度。

一、情节打磨：以微观见宏观

古田会议召开的背景，可以追溯至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的部队在向井冈山进军途中进行的“三湾改编”。“三湾改编”“将支部建在连上，将党的建设主要地寓于军队建设之中”，被称为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党的建设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发展”[2]。“三湾改编”前，由于秋收起义的很多官兵都是从旧军队过来的，官兵间待遇不平等，士兵不但待遇低，还经常遭受辱骂，“三湾改编”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进行党内的民主建设，改变过去的不良风气。1928年4月， 朱毛在井冈山会师，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改编为红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1928年11月，红四军成立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但是，随着革命的深入和战争的发展，红四军党内对“组织发动群众、创建革命根据地、党的领导原则、政治工作的作用和地位等一些原则问题，产生了不同认识，发生了争论”[1]。这是古田会议召开的背景，影片的故事讲述，主要就是将会议召开的原因具象化。

影片的叙述，从红四军内部的矛盾开始，吹军号的小娃池有田是影片的主要叙述者。影片的开始，他挨了一拳。这一拳来自军队中的旧式士兵代表魏金奎，他们一路辛苦、没吃没喝，稍微安顿下来就想抽大烟、放松一把。这正是当时红四军内部的真实状况，军队里的部分士兵来自旧式军队，还改变不了旧式军队的习气作风，没有革命理想、缺乏纪律意识，经常不自觉展露出流寇意识，抢百姓的银钱、虐待战俘、调戏妇女。这是红军内部亟待整治的问题。纠正军队内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就成了电影叙述中的一条重要线索。围绕这条线索，电影设计了魏金奎等人抽大烟、殴打小号手、藏起小号手的号子、虐待战俘、索要军饷等细节，直到他们最后叛变，都是由于他们“没弄清是为什么打仗”、没有去除“非无产阶级思想”。

刘安恭的到来，不但没能缓解矛盾，反而带来了红军高层的意见不统一，可谓是雪上加霜。刘安恭从苏联留学归来，非常推崇苏联以工人阶级为主取得的革命武装胜利的经验，赞成军队以打仗为主、以攻打城市为主，不赞成以群众为基础，建立革命根据地。在这条线索中，包括1929年6月，红四军前委在龙岩城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会议没有选举毛泽东为前委书记，毛泽东被迫离开红军从事地方工作。此后，又召开红四军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1929年8月，陈毅赴上海向中央汇报红四军的工作并带回“九月来信”，肯定了红四军建立以来所取得的成绩和经验，明确指出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10月下旬，陈毅返回红四军，向前委传达中央的指示，并邀请毛泽东回红四军工作。在此期间，刘安恭不幸牺牲。自此，影片走向结尾：红军召开古田会议，总结了红军部队建设的基本经验，确立了红军建设的根本原则。红军发展壮大，保家卫国，带来了今日的繁荣富强。

此外，在故事的讲述中，影片设计了很多小物件来推动剧情。如红四军的军服，一直是推动剧情发展的一个重要物件。从影片开始，新制一套新军服就成了毛泽东和朱德都非常关心的一件事。从军服颜色的选择、领章的设计，都有精心的设计。制服颜色的选择上体现毛泽东和朱德之间的默契：他们都想让军队穿上新的制服、都关心每一位战士的具体情况（如军号手池有田，他们都惦记着他年纪小、会长个儿，要把他的制服做大点、做厚点）。领章的设计则经历了波澜起伏的过程，尤其体现了刘安恭代表的唯苏联派和毛泽东等人之间意见的不统一。在领章设计上，刘安恭提出要加上一道黑边纪念逝世的苏联领导人列宁，而林彪等将士则表示反对，在刘安恭牺牲后，毛泽东等人则表示赞同在领章上加黑边，不光是为了纪念列宁，也为了纪念在解放战争中牺牲的红军官兵。影片的结尾，红四军终于穿上了新的军装，并踏上了新的征程。一套军装的制作，就体现了军隊中各种力量的变化。又如毛泽东、朱德、陈毅三人卧榻的设计，也体现出创作者的用心。他们三人睡在里外隔间里，能听见彼此的动静。毛泽东和陈毅的卧榻仅有一墙之隔，中间还设计了一扇小推窗。一方面，这是当时红四军所在地福建民居的特色，另一方面，这样的设计在很多细节处展现了三人之间的关系变化。毛泽东和朱德的个性都比较强，陈毅则善于在其中调和。他经常利用这扇可以推开再合上的小窗户和毛泽东对话、谈心。有一次朱、毛产生矛盾时，他将朱德安排到自己的床上，亲耳听见了毛泽东的心里话，解开心结、冰释前嫌。还有土楼里的舞龙表演，也几次出现在剧情中。影片开场就是现时空中红红火火的一场舞龙表演，象征着国家的昌盛富强，此时舞狮队伍中的小伙子仿佛穿越时空般，看见毛主席拉着他尚年少的爷爷站在人群中，激动、满足地看着今天的满眼繁华。而当时光倒流，在朱毛红军建立的闽西根据地中，舞龙的人群也用这一形式表达了他们对毛泽东乔装的“杨先生”的欢迎。但彼时的龙比今日黯淡、破旧不少。影片结尾处再次呼应开头，人们又一次舞动长龙表达对盛世的祝福，而当年的伟人，当年影响了今日强盛军队建设的重要历史、重要会议，在历史长河中谱下了永恒的篇章。

二、人物刻画：以细节现性格

电影对人物、尤其是伟人性格的刻画，主要通过细节来展现。展现的不是“高大全”的伟人形象，而是有血有肉的、甚至有着性格缺陷的人。在影片表现的时间段中，中年毛泽东经历了秋收起义、井冈山会师等，与朱德、陈毅等人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此时的他一方面对革命有着如火的热情，另一方面也有自己通过实践总结出的经验和判断。因此，他对红四军的发展有着自己的原则和主张。他一方面完全忘却个人的安危，即便得了重病，也坚持在灯下分析敌情战况，另一方面也有着较为强势的性格，因此在和刘安恭发生冲突时，他非常明确地表达出和刘安恭在革命路线上的不同看法，并且一次次面对面直接交锋。他会为战士们的军装终于有了进展而高兴，也会为池有田的伤病担忧。他喜欢当“先生”，愿意亲自为儿童、妇女等讲知识，教他们破除身份的顾虑，不为社会的枷锁所束缚。他的革命韬略是“从群众中来”的，是“接地气”的。

而刘安恭在历史上、在电影中，都是此时毛泽东面对的一个“异见者”。他有才华，也有革命的热情和经验，留学苏联，是苏联布尔什维克坚定的崇拜者和支持者。手握中央“二月来信”的他，一路易装、突破重重障碍来到了红四军所在的闽西根据地，一心带领“工人阶级”通过武装斗争来获得城市的政权。他的形象严厉、洋派，言必称“布尔什维克”，在今天看来颇有几分滑稽的意味。他的教条主义和毛泽东从群众出发的革命路线起了很大冲突，不主张宣传和发动群众，尤其不认为革命队伍应该服务于群众，因此当他发现队伍中的士兵在对抗训练的时候竟然还惦记着去帮群众挖井时，态度就非常强硬。他崇拜苏联，在红军军装制作领章的细节中，他坚持要在领章上增加一道黑边，还必须是占面积较大的一道黑边，来纪念逝世的列宁;他坚持攻打城市，认为苏联革命成功的经验可以简单套用到中国革命上。他在革命路线的选择上无疑是犯了错的，甚至可能影响到红四军的命运和中国革命的成败，但影片并没有将他当成一个“反面人物”来塑造，相反地，影片表现了他对革命的忠心以及为革命献身的决心。他虽然采用了错误的方法，但目的和红四军的其他领导人是一致的。最后他在和敌人的作战中牺牲，电影用慢镜头展现了这感人的一幕。

在毛泽东和刘安恭的争执中，朱德是较为理解两个人并因此一直处于两难位置的人。他一方面对毛泽东的军事才能非常钦佩，也在长期的共事中对毛泽东推崇的群众路线有着较深的理解;另一方面，他与曾经是他部下的刘安恭也有着较长时间的交往，并且有着较深的个人情谊。当毛、刘二人的革命战略发生冲突时，他的经验让他更加倚赖毛泽东，但又无法完全拒绝刘安恭的领导方式。他是武将，不善言辞，关心毛泽东的身体状况，更多地通过一床毛皮垫子来体现，而当他因军事战略暂时与毛泽东等人分别时，他明知身后有送他远去的目光，也不曾回头，只是举起手中象征三人由分歧走向统一的板凳。陈毅的性格使他经常在众人产生矛盾冲突时扮演调节者的角色，剧中他几次化解了毛泽东和朱德的矛盾，更通过他的毛泽东床榻前的小推窗一次次私下斡旋、说服。有一次，他甚至通过和朱德换床睡使得朱、毛二人之间有了直接交流的机会，从而化解了矛盾。在刘安恭到来之后，在很多次火药味甚浓的会议上，也是陈毅一次次站出来进行调解。他性格中有柔和的一面，但柔中有刚，在他发现红四军的命运危在旦夕时，冒着极大的危险到上海和中央进行了汇报，从而使得中央正确了解了红四军所处的状况，肯定了毛泽东的战略方针，从而挽救了处在危机之中的红四军。对林彪的塑造则体现他性格沉稳的一面，他对毛主席的战略较为认同，敢于当面指出刘安恭教条的一面。此外，他作战骁勇，且有谋略，是难得的军事人才。

不仅在主要角色的塑造上，影片对配角的塑造也较为用心。小号手池有田是影片故事的主要叙述者，他是战争的孤儿，母亲被地主抓去当奶妈，父亲和哥哥都在战场上牺牲了。他在军队中当小号手，但还是个出身农家成长中的孩子，分到了地，就和毛委员说想回家种田。他不懂毛委员、朱军长在做些什么，但会观察他们的脸色，只要看见他们都高兴，他就也高兴。他除了放哨，就是练习吹号。跟着毛委员，他不仅把军号吹得越来越好，也获得了成长。从旧军阀的部队来的旧式士兵魏金魁等人，处在摇摆之中，他们受到旧式军队的影响，当兵主要为了军饷，贪图享受、虐待战俘，在红军高层毛泽东、刘安恭、朱德等人无法取得一致时，底层士兵们的态度就更加左右摇摆，在一次次观望、斗争之后，魏金奎选择了叛变。此外，裁缝、纸厂老板、女教员等形象也非常生动，从某个角度上展现了以毛泽东为领导的红军和“群众”的关系。

总体上看，可以说人物塑造是《古田军号》在创作中较为成功的一环，较为丰满的人物形象使得这部军事历史题材的主旋律电影更加贴近观众，也使得冰冷的历史名词更加具象化，更加可以感知和触碰到。

三、主旋律历史电影：创作中的两难处境

从细微处入手去表达宏大的题旨，是《古田军号》在创作中的一大优点，被评价为：“在现代重大革命题材创作领域做出了一次创新，在传承过去宏大叙事范式基础上创造出一种新范式——微宏叙事的方式。”[3]但从电影创作的角度来看，这又是不够的，主要体现在，电影的成功多在细节，但整体的叙事却缺乏明确的动力，也就是说，从整体上看，影片很好地完成了对古田会议会前历史的回顾，但却缺乏足够吸引人的故事。它的整体架构，更多的是解释性的：古田会议前红四军军队内部发生了什么？为什么需要召开古田会议？古田会议的胜利召开给红四军的发展带来了什么？当然这一状况和本片作为主旋律电影所负载的宣传、教育功能密不可分，却也又一次勾起了一个存在已久的问题：主旋律电影如何在完成好自身的宣传功能的同时，讲述打动人心的故事？

自20世纪80年代提出“主旋律电影”这一概念后，主旋律电影经历了30多年的发展时间。从《开国大典》《大决战》《周恩来》《离开雷锋的日子》《大转折》《大进军》《生死抉择》，到《建国大业》《建党伟业》《辛亥革命》《惊涛骇浪》，再到今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我和我的祖国》《生死抉择》《古田军号》等电影纷纷献礼，主旋律电影的发展，经历了不同的市场环境。主旋律电影诞生之初，其投资制作、发行宣传等方面都带着强烈的计划经济色彩，并因其独特的身份而享有特殊的政策空间。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尤其是新世纪以来发行放映领域的市场化变革，主旋律电影的生产空间受到挤压、生存受到了挑战。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很多主旋律电影开始了商业化的探索。其中，“演员阵容上的明星化，题材与叙事上的类型化，视听效果上的奇观化，是主旋律电影最近几年来在商业化道路上所主要做出的几项尝试”[4]。现在，主旋律电影中早已不乏明星的身影，实际上，主旋律电影的明星阵容经常最为齐整，《建国伟业》《建党伟业》《我和我的祖国》等，都聚集了全明星阵容。《古田军号》中也启用了胡兵、张一山等明星来扮演刘安恭、林彪等历史人物，增强影片的票房吸引力。在视听效果方面，很多主旋律电影也作了很大的努力，用让观众震撼的视听效果吸引观众观看影片。类型化尝试的脚步迈得则比较犹疑。近年来的一些主旋律电影，如《紧急迫降》《极地营救》《云水谣》《超强台风》《生死罗布泊》等，可以看到灾难片、爱情片等不同类型电影的影子。在这些电影的创作中，主旋律所要纪念的事件、宣传的理念更多地被隐藏到电影的背景之中。当然，类型化的尝试并不一定都是成功的，但它提示了主旋律电影创作中经常被忽视的一点即故事化的重要性。究竟一部主旋律电影该有多强的故事性？它的故事讲述，与主旋律化的商业电影，如近年来在票房上大获成功的《战狼》《红海行动》又有什么样的不同？不得不承认，当我们在创作之初，就将一些电影规定为主旋律电影、献礼片时，对其故事性的强调和讨论就显得有些勉强。

回到《古田军号》上，影片通过其“微宏叙事”让观众记住了很多感人的细节，也较为成功地塑造了影片的主要人物。但它的叙事目的更多地指向对召开古田会议前红軍发展历史的重现，而非通过电影来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因此，在影片的推进过程中，为了调动观众情绪，不得不通过画面或者一些叙事“旁支”来调节，如影片中一次次出现的战斗场面、小号手牺牲的画面，以及在情绪低点插入毛泽东、朱德到裁缝铺参观染好色的红军军装布料等情节，难免有拼凑、煽情的痕迹。

整体上看，作为一部军史题材的主旋律献礼片，《古田军号》从微观、细节入手，较为生动、真实地展现了红军在古田会议前面对的内部问题和外部压力，体现了创作者触碰历史温度的努力。而当电影试图去再现某一段历史或者某一历史事件时，创作者一直面临着还原历史记载与讲述传奇故事之间的难题。正如著名历史学家娜塔莉·泽蒙·戴维斯在参与了电影《马丁·盖尔归来》的创作后所感叹的那样：“影片脱离了历史的记载……这些变动或许有助于赋予影片强有力的简洁风格，让马丁·盖尔的故事首先成为一个传奇故事，但它们也让实际发生的事情变得难以解释。”[5]4电影的媒介属性决定了它表现历史的局限性：阐释历史与故事讲述很难面面俱到。这同样是《古田军号》遇到的难题，也是值得主旋律电影创作者和电影研究者思考的一个问题。

参考文献：

[1]刘源.古田会议在我军建设中的历史地位[J].求是，2007（8）.

[2]聂金山.三湾改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实践[J].党史文苑，2007（7）.

[3]王一川.《古田军号》：今昔对视中的微宏叙事[J].电影艺术，2019（5）.

[4]路春艳，王占利.主旋律电影的商业化与商业电影的主旋律化[J].当代电影，2013（8）.

[5]娜塔莉·泽蒙·戴维斯.马丁·盖尔归来[M].刘永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