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煜 仲思润

【摘要】宋代因其特殊的宗族文化，诞生了很多宗室画家，堪称历代之最，为后世所不及。在这样浓厚艺术氛围笼罩下的朝代，就连九五之尊也精于书画。宋徽宗身为帝王，后世通常将其精湛的画艺与执政的失败并论。本文主要探讨在宋徽宗时期，在徽宗的影响和积极推动下院体画的演进与发展。

【关键词】宋代画院；宋徽宗；院体画

院体画作为我国传统绘画中的一种，主要指我国古代专门服务于皇室宗族的宫廷画家的画作，而后受宫廷绘画影响以及倾向于此类的画作也被划入院体画类别内。宫廷绘画顾名思义，是服务于统治阶级的。在夏商时期，由于统治阶级的出现，绘画也成为执政者利用的工具，宫廷绘画由此萌芽。到了西周时期，社会较前期相对稳定，除却周代最为人称道的礼乐制度，宫廷绘画的体制也在此时建立起来，这一体制的建立使宫廷内出现与绘画相关的机构，被视为宫廷画院的最初源头。此后朝代皆设有专门的宫廷绘画机构，养有画工并借绘画达到宣教、表彰、传达政治信息的作用。

隋唐时期，宫廷绘画在当时活跃的艺术氛围中有了全面提升，进入我国史上第一个繁荣期。此时的宫廷绘画机构在统治者的倡导和支持下，制度不断建立并完善，出现了我国古代宫廷画院的雏形。正式宫廷画院的确立在中国绘画史上要追溯到西蜀时期，西蜀的君主孟昶首先创设翰林图画院，而后又在此基础上设立了各种对应官职。

宋初及后期的画院皆承西蜀画院之制，自宋徽宗到南宋馆阁画家，宫廷画院发展至顶峰。

宋代画院的高度发展除宫廷、建筑绘图等需要，也离不开宋代帝王的支持。由于宋代多数帝王都对绘画抱有兴趣，宋代院体画除宣教的主要目的，更多地向赏悦目的过渡。故而画院画家受到的优遇与画家的地位较前朝都有提升，到了徽宗时期，画家的地位更是达到顶峰。然此时的画家虽授官职，并逐渐脱离于“工”的行列，但仍逊于同品阶的士大夫，没有赴地方任职、佩鱼等资格。尽管如此，宋代的画家由于统治者特别的优待，数量仍高于前朝。

宋徽宗在前人基础上新增设了“画学”，这一举措使得图画院也正式成为科举的一部分。又设“博士”衔，作为监考官。因此除却举荐入院以外，画家均属应试入院，不再如从前在民间选召画师。此时入院不仅要在绘画技艺上进行考核，同时对于画家的书法、文学素养等也进行考核。这对于画家的要求也在逐步提高，在精于画技的基础上还要注重提高自身修养。因此徽宗时期画院画家的质量和数量同前代相比都得到了大幅提升。

徽宗时期的绘画被正式纳入科举后，又被细分成六科，即：花竹、山水、鸟兽、人物、佛道、屋木。并且此时考试题目多令以诗句作画，要求不模仿前人。因此在画艺旗鼓相当的条件下，能否一举夺魁就成为了在创意与巧思上的比拼。在历次考试中均有因审题不清、理解不到位而落选的画作，这也表明如何将诗画结合对于画家的文学素养同样具有较高的要求。成功入选画院后，画家们仍需通过进一步的考核，考核结束后艺高者便会被授予如“艺学”“祗候”“待诏”等一定官职。

《画继·卷十》中提到宋朝的旧制，只要是因为画艺入朝的官员，虽然也可着绯、紫色官服，但并没有佩鱼的资格。而政和、宣和年间却唯独准许书画院供职的官员佩鱼，这便是本朝的特例。每当皇帝诏令各院官员侍立之时，则要以画院为首，像琴院、棋、玉、百工等都需在画院之下。画院的画家是直接受命于皇帝的，关于画院画家的调配奖惩都要听从皇帝的直接安排。画家的待遇也远高于他院工匠，且画院画家拥有侍伴皇帝的权利，其余院局却并不具备。

宋徽宗的花鸟、人物、山水都有极高造诣，其中又以花鸟为最。对于各类画作均有深入研究。他的画作将前朝绘画传统融会贯通，又兼具独创性，风格工整秀丽，华贵典雅。

《画继》中对于徽宗的艺术造诣也给了很高的评价：“徽宗皇帝，天纵将圣，艺极于神。”并在《画继·一卷》的中针对徽宗画作有如下记载：

“五年三月上巳，赐宴群臣，酒过半巡，徽宗将自己画作《龙翔池鸂鶒图》在席间展示。诸位大臣皆起立环视，无一不仰圣文，睹奎画，纷纷赞叹此画为天下之至神至精之作。

政和间，徽宗每次画扇，六宫上下，各个府邸都竞相临仿。一样或至数百本。徽宗身边显贵的近臣，也往往向徽宗求取墨宝。”

徽宗并不仅精于绘画，在宗室文化熏陶下，对于书法也有着相当高的艺术造诣。他所创的瘦金体笔势飘逸，典雅雍容，恰好与其工笔花鸟相得益彰。赵孟頫曾说：“所谓瘦金体，天骨遒美，逸趣蔼然，细玩之，信不在李重光之下，诚足珍矣！”

宋徽宗时代可谓是我国院体画发展的顶峰时期，徽宗不仅将其在前朝基础上继续发扬光大，且徽宗其人在院体画向文人画转型的過程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他直接指导下的宣和体，也承袭了他的艺术主张，做到诗画相通，意韵高古。因其极高的艺术造诣加之身份的特殊性，在推动绘画艺术发展，绘画“诗化”的进程中起到了无可取代的作用。

宋太祖建国之初，便有抑武之举。而后太宗时期，逐渐形成重文轻武的国策。因此崇文上至皇室下至平民逐渐成为一种风尚。皇家对于宗室子弟的教育问题自然极为重视，然而宋代观前朝因宗室干政而危及皇权，所以本朝对待宗室奉行的原则就如《皇宋中兴两朝圣政》所载：“优之以爵禄而不择以事权。”宗室子弟大多满腹经纶，然而政治上的疏远使得他们的才能无处施展，这自然不是长久之计。于是历代皇帝都倡导宗室子弟寄情于文化艺术领域，自己也身体力行，大力推动书画艺术发展，由此营造了皇室宗族中浓厚的艺术氛围。

徽宗出生于这样的时代，作为皇室子弟自然也深受影响。徽宗天资聪颖，幼时便就倾心于书画，对艺术领域情有独钟。北宋蔡倏《铁围山丛谈》卷一中提到宋朝的宗室贵族子弟大多奢侈成性，整日耽溺于皇家的富贵奢华中。惟有徽宗还是藩王的时候便只对书画有所流连，所事者唯笔研、丹青、图史、射御而已。徽宗十六七岁的时候，他在书画方面的名声已传开，被时人盛赞。

理学作为一种新儒学，它能够在宋朝如此盛行自然离不开统治者的支持。理学讲求的“格物致知”在两宋时期主要目的在于强调对物的绝对认知——要求士人“穷究事物道理”。这种思想不仅给文人士大夫阶层带来了极大影响，对于徽宗也影响颇深。针对艺术领域，尤其是服务于统治阶层的画院画家创作也自然受其影响。这种思想反映到画作中，就形成了笔法工致、状物精微、讲究法度的要求。

宋徽宗崇奉道教，不仅经常同道士交往，还让大臣尊他为“道君皇帝”，自称教主道君皇帝，成为道教最高“教主”。更是听信奸人谗言，在宣和初年下令将国内佛刹改成宫观。徽宗对于道教的痴迷和依赖还体现在艺术领域，他借用绘画方式为国祈运，尤其在花鸟画作中常常绘制一派祥瑞之气。在宴饮之时向大臣展示，以示天佑本朝，大宋帝祚永延。不仅以此来安定民心，也借此宽慰自己。

在哲宗时期，由于保守派掌权，司马光利用职务之便让程颐为皇帝讲学，不仅在行政法度方面要用古礼，就连艺术欣赏也一样崇古。徽宗即位后虽然对于画家不仿前人，自成一家，富有创造性的画作持支持且欣赏的态度，但总体仍保持画作精于写实以及严谨程度的要求。

例如徽宗评价画院画家对于命题牡丹开放及孔雀高立的画作——徽宗建龙德宫成，下令画院的画家在宫中屏壁作画，然而画成之后徽宗对于画家作品皆不满意。只有一幅画面上绘着斜枝月季花的作品受到了徽宗的青睐，问明是何人所作后，徽宗甚为高兴，不但赐绯衣与此新进少年，还连连称赞。周围侍从皆不明上意，徽宗说：“月季很少有人能画好的原因在于一年四季早晚之间，花朵都会随之变化。这幅画中月季花开于春日正午，画面中月季的描绘分毫不差，因此才重赏他。”

宣和殿前种植荔枝，后来结了果实，徽宗大喜。此时恰巧有孔雀偶然飞到荔枝下面，于是徽宗便召集画院画家作画。画家都极尽巧思，画面效果无一不是华彩烂然，但几幅作品中孔雀想登上藤墩的时候，无一例外都是先举了右脚。徽宗见后便说：“不对。”大家都非常不解。又过几日，徽宗再次召来画院画家询问，大家仍不明所以，一头雾水。于是徽宗说：“当孔雀的身子想要抬高的时候，一定是先举左脚。”此时画家们才猛然醒悟，进而对徽宗心悦诚服。

这两则记载说明徽宗要求画院画家在作画时不仅要符合所画景物的自然法则，还要合乎物理现象。画面结合实际，在讲究法度的同时更要严格描绘真实场景，极其严谨。

西蜀黄筌及其子黄居寀画格浓艳富丽，与宫廷气度相合，深得宋太宗心意。画院一向最讲师承，故一时之间黄氏画风在画院成为主流，更被列为能否画家入院的考核标准，其画风被想入画院的画家竞相模仿。受到黄氏画风的影响再加之院体画作前期多描绘皇室贵族的日常生活等场景，画作富丽华贵之风盛行，借此体现皇家气度。

黄氏画风在画院一家尊大，直至崔白出现才有所改革，徽宗的花鸟风格工整秀丽，华贵典雅。生于皇室，虽受黄氏富丽画风影响，但相比之下更加偏向崔白。皇帝的喜好也影响着画院画家的绘画风格，故而此时的院体花鸟画大多追求生动自然，同时要求高度符合实际情景。院体花鸟画在徽宗的积极影响和大力推动下达到了历史上的高峰全盛期。

宋徽宗虽颇好绘画，但主要对于花鸟情有独钟，至于山水则仍承哲宗复古之风。此时画院画家皆弃郭熙之法，上追宋初大家，乃至唐代大家。在前朝基础上，青绿山水更加丰富。但与前朝不同的是，徽宗在画院画家摹古的基础上更加注重新意，因此当时画院画家山水创作风气较为浓厚。《千里江山图》可作为一个里程碑式的画作，说明北宋后期的青绿山水有了极大突破，该画作美得灿烂辉煌，代表着典型的宫廷审美。

宋徽宗时期以前的画院画家，大多是从民间画家征召而来。作为工匠为皇室的生活、政治需要作画。此时画院画家通常没有很高的文化底蕴，因此虽然技艺精湛，但画无心意。徽宗即位后设立“画学”，对于已经进入画院学习的画家除却画技之外，也很重视文化教育。且此时徽宗出题偏好以诗为题，若想在考试中拔得头筹，对于画院画家的文化水平就有较高要求。这无疑在潜移默化中提高了画院画家的文化素养，使他们的身份逐渐由工匠向文人靠拢。这同样也对在此时刚刚萌芽不久的文人画无形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宋徽宗将画院画家分为士流和杂流两类，优惠政策自然倾向于士流。加之徽宗任命米芾为博士，作为画院监考。米芾同时也是此时文人画的代表人物之一。这些政策的推行使得画院画由宋中期熙宁以后形成的多工形而少意韵的画风开始发生改变。诗情画意的文人画风格逐渐与一味追求形似和写实的多数画院风格相融合。

《画继》中记载：“图画院，四方召试者源源而来。多有不合而去者，盖一时所尚，专以形似。苟有自得，不免放逸，则谓不合法度。或无师承，故所作止众工之事，不能高也。”通过考试筛选，落榜的画家不一定画艺不佳，只是不被皇室所取。进入画院的画家，在享受专门训练，学习和得天独厚的真迹观摩条件的同时，出于服务皇室的需要，他们的作画方向与领域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局限。《画继》中也提到：“只要徽宗看到不入眼的绘画作品便立即用笔涂抹了要求画家重新画。因此画院画家虽然待遇优厚，然而并不能拥有太多创作自由。若是画院中的大家或許还能在这种桎梏之下有所突破，形成自己特有的画风。然而画院大家毕竟是少数，多数画匠过分拘于写实、形似，然画无新意，只一味摹古。如此一来匠气过重，多为后世文人所批判。

虽然院体画因其古板、匠气饱受后人诟病，而宋徽宗也因其失败的治国之道被后人称为亡国之君。然而并不能因此就抹杀院体画的存在和徽宗的功绩。院体画在中国绘画史上无疑占有一席之地，不仅如此，院体画的演进同时也推动着中国绘画的发展。在院体画的发展之中，宋徽宗起到的作用更是无人能及。他对于画院的政令实行将院体画推向了我国院体画历史的高峰，并且对同时代的绘画也有着积极影响。

而宋徽宗作为国家统治者对于文化艺术的重视和推广，使得宣和画院不仅作为一个取悦皇室的画坊，作品更是影响着当时的艺术风尚，也激发了当时文人、画家的创作热情。在宋徽宗年间，绘画一事绝非曲高和寡，而是贴近民生，为普罗大众接受，同样也能够采民间画风之长，并不因地位高低而自封正统，对于其他画派大加贬损抨击。今日之画院作品更不应成为仅能供少数人欣赏的对象，也应该贴近民生，博采众长，让画院画家的作品成为艺术与民生之间的桥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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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其凤.宋徽宗与文人画[M].北京：荣宝斋出版社，2008.

[3]佚名.皇宋中兴两朝圣政[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