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艳梅

(重庆人文科技学院，重庆 合川 401524)

茶是发源于我国的一种生活元素。自陆羽(733～804)《茶经》问世，茶日渐受到文人重视。通过饮茶，文人得以明心净性，提升修养，丰富审美情趣，从而形成独特高雅的品茗文化。明朝饮茶蔚然成风，茶成为明代文人渴望自然、追求自由的精神产物，茶更多被形象化、文学化。茶文学在明代大放异彩，咏茶文学的繁荣，得益于其所处文化环境和文人群体的推动。茶诗是明代茶文化重要的体现形式，几乎揽括了所有与茶相关的活动，特别对于茶叶品种、茶水汲取、茶器甄选、品茶环境等方面有着细致而近乎苛刻的追求，呈现出明代文人以茶为乐的独特雅趣。基于茶诗文化这一视角，本文以明代茶诗为基础，深入探究明代茶文化及其体现的文化意涵，并从中透视明代文人独特的文化品格与文人精神。

1 茶诗中的品茗之最

茶，古书上又称茗、荼。明代是茶叶种植发展的重要时期，名品繁多，黄一正《事物绀珠·茶录》便记载有近百余种名茶。明代茶诗中涉及到的茶类品种丰富，但最为时人推崇的是龙井、百合、岕茶、六安茶、阳羡茶等。明代文人不仅对茶叶有具体细致的研究，而且将自身对茶叶品质的独钟执着通过诗歌进行反映。其中陶望龄(1562～1609)在《胜公煎茶歌兼寄嘲中郎》一诗中，“杭州不饮胜公茶，却訾龙井如草牙。夸言虎丘居第二，仿佛如闻豆花气。罗芥第一品绝情，茶复非茶金石味。”诗歌对虎丘、罗岕、龙井茶之间的色泽、口感、气味差别作了概括，这种区分，在之前的咏茶诗歌是十分罕见的。

1.1 虎丘茶

虎丘茶产于苏州虎丘山，由虎丘寺院僧人亲自采摘、焙制，清香淡雅，色泽如玉。屠隆(1544～1605)《茶笺》盛赞虎丘茶“最号精绝，为天下冠”[1]，冯梦桢(1548～1606)《快雪堂集》亦云：“虎丘，其茶中王种也”。虎丘因茶盛名在望，受到文人青睐。吴士权《虎丘试茶诗》“虎丘雪颖细如针，豆荚云腴价倍金。”采用比喻方式形象的描绘出虎丘茶“细如针”的特点及价值。王世贞(1526～1590)在《试虎丘茶》中，“虎丘晚出谷雨候，百草斗品皆为轻。”指出虎丘在茶叶中的影响力，谷雨时节虎丘茶叶一出产，其他茶叶都相形见绌。

1.2 岕茶

岕茶为明朝贡品，产于湖州府长兴县罗嶰洞山。“岕”通“嶰”，意介于两山之间，故名“岕茶”。又因唐末名士罗隐在此居住，也称为罗岕茶。冒辟疆(1161～1693)《岕茶汇钞》云：“茶之为类不一，岕茶为最。”岕茶在明代备受推崇，为“吴中所贵”。唐伯虎(1470～1523)品岕茶，兴之所至，作《咏阳羡岕茶》，“清明争插西河柳，谷雨初来罗岕茶。”陈继儒(1558～1639)《试岕茶作》“明月岕茶其快哉，熏兰丛里带云开。”明代“吴兴四子”茅维，喝了岕茶后作诗《友人饷岕茶歌》称，“不愿封云溪，愿得岕一顷。”对岕茶描绘首屈一指的当属熊明遇，因在岕茶产地担任七年知县，留下40多首咏岕茶的诗歌，数量可观，题材广泛，可谓是研究岕茶的珍贵资料。

1.3 龙井茶

龙井产于浙江西湖，龙井之名始于宋，闻于元，扬于明，盛于清，以“色翠、香郁、味醇、形美”四绝著称。据明嘉靖年间《浙江匾志》载：“杭郡诸茶，总不及龙井之产，而雨前细芽，取其一旗一枪，尤为珍品，所产不多，宜其矜贵也”[2]。对龙井的赞美，明代留下大量的诗作，有袁宏道《龙井》、屠隆《龙井茶》、于若瀛《龙井茶歌》、王寅《龙井试茶》等等。屠隆《龙井茶》“令人对此清心魄，一漱如饮甘露液”，对龙井的赞美溢于言表。于若瀛(1552～1610)《龙井茶歌》“西湖之西开龙井，烟霞近接南山领”、“铜瓶试取烹新茶，涛起龙团沸谷牙”，形象的描绘了龙井茶的产地、品质，不愧为咏龙井茶的佳作。

除了上述提及龙井、岕茶、虎丘外，明代文人还特别推崇天池、松萝、阳羡、六安、百合等茶叶品类。透过茶诗，我们能够清晰的看到明代茶叶种类之繁，茶品样式之佳。

2 茶诗中的烹茗之水

“茶滋于水”，水是茶的重要伴侣，茶性的优劣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烹茶之水质。烹茶好水一般具备清、甘、洁等特点。茶圣陆羽[3]总结烹茶“其水用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宜茶之水可分为泉水、江水、河水、雨水、雪水、井水等，但上等之水乃泉水。山泉之水历来被奉为烹茶用水的佳品。茶是种灵物，吸山谷之灵气；泉，集天地之精华，两种灵性之物结合在一起定是美妙无比。烹茶时，如果“泉不香，水不甘”，煮出来的茶可能是“若淤若滓”，如果泉水能与茶融为一体，煮出来的茶自然会清香宜人。由此，煮茶之水至关重要，泉水煮茶成为明代的品茗风尚。

明代泉水众多，最为文人独钟乃惠山泉。惠山泉出自惠山之巅，水味甘而质轻，宜以“煎茶为上”。钱子正《子义弟惠茶》：“露芽便合偕蒙顶，活水还当汲惠泉。”袁宗道(1560～1600)《饮小修所携惠泉》：“昔逢惠隐士，曾说惠山好。幼子千里来，同饮惠山水。”徐祯卿(1479～1511)《煎茶图》：“惠山秋清水泠泠，煎具随身洁小瓶。”这些诗歌都提及惠山泉水清冽，用于烹茶，香浓醇美。更有甚之，很多嗜茶文人为了取水乐此不疲，甚至不辞辛苦、千里迢迢从惠山运水，供平日泡茶煮茗之用。明代文人李日华(1565～1635)运水就是典型，“运惠水每坛偿舟力费银三分，水坛坛价及坛盖自备不计，水至走报各友，令人自抬。每月上旬敛银，中旬运水，月运一次，以致清新。”[4]胡奎(1335～1409)《赋惠山泉送张征君之无锡》：“此去茅斋休煮雪，山瓶还许寄来频，”表达自己对惠山泉独宠，希望朋友能常寄惠山泉水，自己免得用雪水烹茶。

惠山泉，在明代文人墨客中留下大量的歌咏之作，歌咏最多的当属文征明，有20余首，其中五言长律《咏惠山泉》可谓是咏惠山泉的集大成之作，不仅写出惠山泉的地理位置、泉水品质，更是描绘出携器采泉而归，啜茗而醉的怡然自乐画面。一眼佳泉如此被珍重，可见明代文人对煮茶之水的追求和重视。

3 茶诗中的饮茗之器

茶器是饮茶品茗的必备物品，茶器产生最早见于西汉王褒(前90年～前51年)《僮约》“烹茶尽具”[5]，即烹茶器具需完备。唐代流行煎茶，将团茶碾成粉末投入锅中进行烹煮。宋代盛行点茶，就是茶粉不再放入锅中，而是直接放进茶盏用沸水冲点。此法逐渐演变成斗茶，斗茶就是将团茶碾碎，以水冲茶，最后看茶水分离的状况。明代，朱元璋亲自下诏废团茶，兴叶茶。不再将茶叶碾成粉末，而是直接将茶叶用沸水冲泡，这种瀹饮冲泡散条叶茶的形式占据中国茶叶品饮方式的主流。瀹饮法这一重大的茶艺变革，可谓开千古茗饮之宗，开启了中国茶文化的新篇章。

明代瀹饮法的推广直接推动明代茶具的革新，江苏宜兴紫砂壶的崛起就顺应而生。紫砂壶兴盛无外乎三个原因，其一，与瀹饮法相契合。瀹饮法是直接用沸水冲泡茶叶而不再碾成茶末烹煮。明代饮茶追求茶叶的自然清香之味，用紫砂壶泡茶契合文人对茶叶清香韵味的追求；其二，实用性。紫砂壶耐热性好，便于小火煨炖，既没有金属茶具艰涩口感，又能够保留茶叶的原香；其三，做工精美。造型古朴，口小壁厚，壶流制成“S”形，与壶口高度基本持平，既美观精致又可以保证茶水不外溢。

关于紫砂壶，明人周高起(1596～1645)《阳羡茗壶系》[6]是第一部专门系统介绍紫砂壶的著作。书中提及紫砂壶“旋沦旋啜，以尽色、声、香、味之蕴。”紫砂壶与明代文人审美追求和饮茶风尚相契合，一经问世，便广受青睐，徐渭(1521～1593)《某伯子惠虎丘茗谢之》：“虎丘春茗妙烘蒸，七碗何愁不上升。青箬旧封题谷雨，紫砂新罐买宜兴。”友人赠送名茶虎丘，诗人采用青色竹箬包裹，用宜兴紫砂壶冲泡，茶香沁人心脾。彭孙贻(1615～1673)《采茶歌》：“麤沙新样宜兴式，口鼻倾壶气显衣。”指出宜兴紫砂壶的款式独特及实用性。明末著名诗人林古度(1580～1666)的《陶宝肖像歌》诗中写道：“荆溪陶正司陶复，泥沙贵重如珩璜，世间茶具称为首，玩赏揩摩在人手。”认为紫砂壶乃世间茶具之首，高度地肯定紫砂壶的地位。张岱[7](1597～1684)在《陶庵梦忆》说，“宜兴罐以龚春为上，……直跻之商周鼎之列而毫无惭色，则是其品地也”。将紫砂壶同商周鼎相提并论，可见对紫砂壶价值的肯定。

紫砂壶以其古朴典雅的造型、粗细相宜的质感和久蓄茗香的功效，在明代大放异彩。所谓“明制一壶，值抵中人一家产”[8]，其狂热程度可见一斑。一壶在手，自泡独饮，细饮慢酌的体味人生。紫砂壶这种“能使茶汤气永清”的效用，更多体现的是茶与壶相合成趣的一种平淡娴雅、质朴自然的茶文化精神。紫砂茶壶最终成为明代文人茶文化的代表符号。

4 茶诗中的品茗之所

饮茶是种高雅的艺术活动。许次纾[9](1549～1604)《茶疏》云：“茶滋于水，水籍于器，汤成于火，四者相顾，缺一则废。”明人品茗，除了讲究精茶、活水、旺火、妙器之外，还注重品茗环境，这样可以把饮茶从物质享受上升到精神层面，达到一种心灵洗涤和艺术上的共鸣。品茶环境或置于在大自然中，览山水之胜，尝林泉之趣，颇合于天地之道；或置于幽居雅室，炉香茗瓯，倚窗而品，忘绝尘境。

4.1 山水怡然之乐

明代文人追求身心俱旷、放恣形骸的生活，故茶事活动通常选择在古木苍劲、溪畔岩旁、春朝燕归、秋霜乍染的清幽环境中进行。茶，已经超越其物理本性，成为文人精神与自然的沟通媒介。许次纾[10]在《茶疏》说：“士人登山临水，必命壶殇。乃茗碗薰炉，置而不问，是徒游于豪举，未托素交也。”

明代文人沉湎于茶艺，很多诗歌真实地描写在大自然中品茗的趣事。沈周(1427～1509)《月夕汲虎丘第三泉煮茶坐松下清啜》“石鼎沸风怜碧绉，磁瓯盛月看金铺。细吟满啜长松下，若使无诗味亦枯。”展示的是清风明月，松下品茗的情境；熊明遇(1579～1649)《逍遥阁秋望》“荻岸渔舟曝网，枫林萧寺鸣钟。绿茗七碗八碗，白云千峰万峰。”描写的是深秋渔舟荡漾、枫林渲染、溪边石畔品茗的场景；陶望龄《遇雪忆越中旧游》“为怜朝霁后，兼有早梅开。小出携茶鼎，旋烹试瓦杯。”呈现出雪中赏梅品茗的别样景象。

4.2 茶寮幽雅之趣

茶寮原指僧寺的饮茶场所，后泛指饮茶的小室或小屋，是明代文人专门用来进行茶事活动的场所。在自筑茶寮时，往往推崇“凉台静室，明窗曲几，僧寮道院，松风竹月”[11]的幽雅之境。

文震亨[12](1585～1645)《长物志》载，“构一斗室，相傍山斋，内设茶具，教一童专主茶役，以供长日清谈，寒宵兀坐，幽人首务，不可少废者。”一方丈茶舍，依山傍水建筑，室内悉备茶具，拥炉秉烛，品茗独坐，接友待客，成为文人生活的重要场合。文征明(1470～1559)在《茶具十咏》之《茶舍》：“结屋因岩阿，春风连水竹。一径野花深，四邻茶菽熟。夜闻林豹啼，朝看山麋逐。粗足办公私，逍遥老空谷。”诗人的茶寮依山临水而建，有自然之趣，清幽之感。熊明遇留下大量的室内品茶的佳句，“松火翻素涛，满室芝兰芬”、“梅雨煮开鱼眼浪，满堂清气韵熏弦。”由此，茶寮品茶成为文人群体构筑的重要文化象征，成为文人区别于其他群体的自我认同表征。

饮茶环境，不管是自然之外，还是室内之居，明代文人都能在静静啜饮之中享受品茗的雅趣，从而达到飘飘欲仙，物我两忘的诗意境界。由此，茶在明代文人生活中，是种逃离尘世喧哗的安然自得，亦是种内心调节的精神寄托。

5 茶诗中的文人精神

文人作为一类特殊的文化群体，以其鲜明的个性特征和深沉的思想内涵，形成了独具文化特征的文人精神。文人精神是中国古代文人在长期的文化传承、学习、积淀中，在共同的思维习惯、价值取向、审美意识的作用下，形成外在的精神风貌和内在气质[13]。受儒道思想影响，文人既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格理想，亦有超然物外的自由精神。这种理想追求、价值取向会不自觉地熔铸在文人诗歌创作或艺术创作中，并表征为独具特色的文人精神。

5.1 心系民间疾苦的责任感

明代文人具有心怀天下、忧国忧民的责任感与忧患意识，因而其茶诗刻画时常流露出他们对百姓疾苦的担忧。高启(1336～1374)《采茶词》堪称代表，“雷过溪山碧云暖，幽丛半吐枪旗短。银钗女儿相应歌，筐中摘得谁最多？归来清香犹在手，高品先将呈太守。竹炉新焙未得尝，笼盛贩与湖南商。山家不解种禾黍，衣食年年在春雨”。这首茶诗勾勒出郁郁葱葱的茶园风光和茶女辛勤采茶的劳作场景，新茶采摘，自己未能品尝，贡品呈给太守，新品贩卖客商，深深地表达出对茶农靠茶谋生艰辛的同情。黄宗羲(1610～1695)《余姚瀑布茶》：“相邀直上孤峰顶，出市都争谷雨前。两售东西分梗叶，一灯儿女共团圆。”此诗道出茶农在采摘时节的繁忙与艰辛。茶叶是茶农赖以生存之根本，为能在谷雨前卖个好价钱，茶农全家不辞辛劳在灯下忙碌地分拣新茶，此等场景传神地刻画出茶农生活的不易。由此可知，对下层百姓的忧虑正是明代文人心系民间疾苦责任的体现。

5.2 追求旷达闲适的情怀

茶以清新、野逸的特质契合文人傲世脱俗的心理需求，成为慰藉文人们的灵丹妙药。品茶吟诗成为寻求精神家园雅趣的独特方式。他们借茶遣兴，以茶抒怀，创作了大量的茶诗。李东阳(1447～1516)入阁多年，身居要职，其茶诗《〈东坡煎茶图〉次坡韵》“东京贡院试一煎，汴中哪有中泠泉。翰林老仙出西蜀，醉扫蛮烟写珠玉。”极大地透露出对云游山野，率性品茗的向往。公安派的袁宏道是个爱茶成癖之人，其《惠山后记》云：“余少有茶癖，又性不嗜酒，因是得专其嗜于茶，”[14]留下的茶诗基本反映的是与好释者共饮茶癖、闲聊的意趣。袁宏道(1568～1610)在《法华庵看月江老衲移柏树(其四)》一诗中，“闲将柏叶搅胡茶，供养方情老作家。不似破头山道者，贪他传代古袈裟。”茶来放松自身，陶冶性情，诗人旷达闲适的心境在品茗中得以生成，精神的自由亦得到充分的解放。

5.3 崇尚返璞归真的修为

道家思想提倡的“清静无为”、“返璞归真”成为文人精神追求的重要内容。茶为自然之物，汲泉煮茗，品茶共赏，成为明代文人生活的重要部分。这些文人将自身的艺术追求、审美趣味和人格精神体现在茶事当中，他们绘茶画，题茶诗，在茶事中享受着内心的平淡与闲适。文征明《品茶图》自绘的是与友人在林中草堂品茗的情景。画面苍松高耸，流水淙淙，堂舍轩敞，堂内二人对坐品茗清谈。题有：“碧山深处绝纤埃，面面轩窗对水开。谷雨初过茶事好，鼎汤初沸有朋来。”山林深处，临水窗前，谷雨刚过，茶叶甚嫩，和到访好友烧水品茗，此等情景，恬淡惬意。唐伯虎《事茗图》亦是描绘的悠游山水相邀品茶之情景。群山环绕，飞瀑直流，丛丛苍树下茅舍几间。屋内主人凭案闲读，案上置有茶具，茶房一童正在煽火烹茶。舍外一人拄杖过桥，书童抱琴跟随其后。画中自题诗为：“日长何所事，茗碗自赍持。料得南窗下，清风满鬓丝。”青山为依，香茗为伴，屋中主人独倚南窗，无事啜茗，怡情惬意。沈周《桐荫濯足图》更是展示出超尘脱俗的茶事场景。幽谷山涧，溪流潺潺，一高士悠然坐于溪边濯足，一童子奉茶而来，画左上角题“河水清且涟，可以长泳游。虚襟抱灵素，凝然坐中洲。双足破万顷，一石轻九州。人生在适意，此外非所求。”山水是精神皈依之圣地，品茶是内心之诉求，透过诗歌，能够感受作者那怡然自得、志在林泉的超然情怀。

茶与山水的交会，与明代文人的崇尚返璞归真的高雅情怀不谋而同，茶成为文人精神与自然沟通的媒介。在茶画和诗歌创作合和交融中，“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意蕴得以完美呈现。

6 结语

茶与茶诗的交汇在明代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明代文人品格与文人精神。以茶喻情，以茶言志，通过茶与茶诗形成的茶文化意象，我们得以全面窥视明代文人雅士的茶事活动与群体心境。“茶”作为一种物质文化的载体，经由茶诗的幻化升华从而成为一种超然于物质之外的情趣，而这种情趣恰恰是明代文人这一群体特有的生活状态和精神诉求。心忧百姓，自然率真，崇尚清雅，这就是明代茶文化的精神之所在，亦是明代文人精神之所在。作为中国文化的典型代表之一，明代茶诗及其茶文化体现出来的不仅是物质文化的富足，更是中国文化精神与文人情怀的映射。挖掘明代茶诗及其茶文化的当代意义在于，一方面我们可以以此为基础，为当今茶叶品种的开发与茶叶文化的弘扬注入优秀传统文化因子，构建符合社会主义新时代的茶文化体系。另一方面，明代茶文化启迪我们以茶为纽带，从一首首茶诗中，发掘茶叶中的中国文化史与文明史，为茶叶文化产业化及产业文创产品的开发提供重要的智力支持，促进传统茶文化在当代社会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