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年的飞速发展，影响居民消费的宏观环境发生根本变化。长期以来我国消费在主体上靠城镇居民、在客体上靠物质消费、在品质上靠低价取胜、在途径上靠实体销售、在市场上靠国内商品市场的传统动力日渐减弱。要发挥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必须克服我国消费在城镇与乡村、物质与精神、数量与质量、实体与网络、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之间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实现消费主体上由依靠城镇居民向依靠全体居民转变，消费客体上从以物质消费为主向物质与服务消费并重转变，消费档次上从量的扩张为主向量质并行转变，消费途径从实体销售向实体与网购相结合的新零售转变，商品市场从国内市场向国内国外两个市场转变，进入“双轮驱动”增长模式时代。要发挥消费基础性作用，重点要提升商品品质，扩大服务供给，开启农村消费活水，强化对网络销售监管力度，打通国外商品流动通道，促进要素流、商品流、信息流自由流动，扩大有效供给，促进消费协调发展。

关键词：理论转向;传统动力;双轮驱动

进入21世纪，我国经济进入融合、共享、可持续发展的新时代。从国际看，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中国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融入世界潮流的发展进程中，大规模商品走出去和大规模商品引进来成为我国商品贸易的常态;从国内看，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居民之间一体化进程加快，农村地区、落后地区、贫困家庭随着乡村振兴、精准扶贫战略的实施，正在逐步补齐经济发展、社会保障、居民收入的短板;从发展模式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深入人心，人与自然进入和谐相处阶段，创新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居民消费从数量扩张型向质量提升型模式转变，消费升级步伐加快，中高端消费动力充足;从产业结构看，我国从农业社会、工业社会，进入服务业社会，产业结构从“一二三”、“二一三”转向“三二一”，服务业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居民消费从物质享受型进入服务发展型阶段;从社会发展看，我国经过长达四十年的稳定发展，顺利迈进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即将实现，十四亿人口整体进入小康阶段，一支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正在崛起。原有影响居民消费的宏观环境发生了根本变化，有利于扩大消费的新的因素正在孕育形成。

一、理论回顾：我国消费理论的转向和发掘消费新动力

与马克思主张社会制度变革以解决需求不足的思路不同，现代西方消费理论是在巩固资本主义制度的框架内，从需求一侧研究影响消费的因素，寻求消费需求的动力，形成丰富的理论学说。从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杜森贝利的相对收入假说，到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理论、莫迪利安的生命周期理论，再到霍尔的随机游走理论、里兰德的预防性储蓄理论、扎德斯和迪顿的流动性约束理论，把影响消费的因素从收入扩展到预期、再到不确定性，需求决定消费理论不断走向成熟。受西方消费理论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末，随着我国买方市场形成，国内主流学者沿着“收入—消费”、“社会保障—消费”等研究范式，把生产者作为外生变量，使消费问题局限于政府与消费者之间的事情，从需求侧寻求消费不足的根源，提出了收入差距扩大说曾国安、胡晶晶：《论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化及其对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经济评论》2008年第1期;袁志刚：《中国居民消费前沿问题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传统观念支配说杭斌：《城镇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为何持续下降——基于消费习惯形成的实证分析》，《數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0年第6期;程令国、张晔：《早年的饥荒经历影响了人们的储蓄行为吗？——对我国居民高储蓄率的一个新解释》，《经济研究》2011年第8期。、未来预期不确定性说 叶海云：《试论流动性约束，短视行为与我国消费需求疲软的关系》，《经济研究》2000年第11期;龙志和、周浩明：《中国城镇居民预防性储蓄实证研究》，《经济研究》2000年第11期;罗楚亮：《经济转轨、不确定性与城镇居民消费行为》，《经济研究》2004年第4期。、流动性约束说杭斌：《流动性约束、不确定性与消费过度敏感》，《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1年第12期;朱信凯：《流动性约束、不确定性与中国农户消费行为分析》，《统计研究》2005年第2期;唐绍祥等：《流动性约束下我国居民消费行为的二元结构与地区差异》，《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0年第3期，臧旭恒等：《消费信贷、流动性约束与中国城镇居民消费行为——基于2004～2009年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经济学动态》2012年第2期。、公共物品不足说李正明：《公共产品消费问题研究》，《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李慧中、胡志平：《构建居民消费增长的动力机制：公共品视角》，《经济体制改革》2009年第5期。等理论，从收入分配、社会保障、消费信贷、消费观念、公共品供给等角度，寻求刺激消费增长的动力源泉。然而繁荣的理论与居民消费率持续下降的事实形成巨大反差，这些理论始终未能指导中国经济走出消费需求不足的困境。需求侧消费理论失效的根本原因在于改革开放四十年居民消费的影响因素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其标志是：国民经济长时段持续向好，居民收入稳定增长，未来预期长期乐观;以最低生活保障、养老保障、医疗保障为内容的城乡基本社会保障体系构建完成;收入分配调控措施发力，城乡、区域、行业、居民之间收入差距趋于缩小;等等。近年来，愈演愈烈的海外购物潮证明了我国不是消费需求不足，而是有效供给不足。学术界把扩大消费的思路从需求侧转向供给侧，提出了调整生产结构李香菊等：《中国奢侈品消费外流的税收政策研究》，《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周文等.《中国消费者境外消费的特点、成因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学术研究》2016 年第6期。、科技创新曾晓玲：《当代中国消费结构变迁的动力机制》，《科学经济社会》2013年第2期。、放开服务业管制汤向俊、马光辉：《供给侧改革与消费需求扩张》，《经济问题探索》2016年第 4 期。、降低关税和建立国际购物中心刘畅：《高端消费外流刍议：动因、影响及破解》，《中国流通经济》2013年第11期。、加大公共产品供给杨继瑞、薛晓：《消费激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思考及对策》，《消费经济》2017年第1期。等方面建议，以期改变供需错位，增强消费动力，扩大消费需求。在现实和理论的双重推动下，我国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决策，正式把扩大消费需求的重心从需求侧转向供给侧。

尽管学术界把研究视线从需求侧转向供给侧，似乎找到了消费不足的症结所在和消费增长的动力源泉。然而，供给侧改革的主旨是改善生产结构，提高商品和服务品质，加强有效供给，为此必须改革制约供给侧的体制机制。然而要发挥消费基础性作用，仅从消费客体上想办法，思路明显过于狭窄。党的十九大报告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最新论断，为发挥消费基础性作用，寻求消费增长新动力指明了方向。我国过去经济发展走的是一条非均衡发展之路，这种发展模式必然影响到消费领域。长期以来，我国居民消费实质上也走的是一条非均衡发展之路，在消费主体上依靠城镇居民、在消费客体上依靠物质消费、在消费品质上依靠低价取胜、在消费途径上依靠实体销售、在消费市场上依靠国内商品市场，导致在城镇与乡村、物质与精神、数量与质量、实体与网络、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之间存在消费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消除这些不平衡，实现居民消费协调均衡增长，既是今后我国居民消费动力所在，也是发挥消费基础性作用，推动我国经济长期平稳发展的关键所在。

二、从不平衡到平衡：我国居民消费从“单轮驱动”向“双轮驱动”转变

第一，在消费主体上，城镇居民消费基本饱和，农村居民消费严重不足，未来消费的最大潜力从城市走向农村，我国进入城乡居民共同推动消费增长的阶段。

长期以来，由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城镇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一直超过农村居民，城乡之间存在较大的收入和消费差距，城镇居民在整个消费中一直发挥着支柱作用，我国居民消费始终存在“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局面。一些消费品在城市空间里打转、积压，无法向农村天地铺展开来，形成两个不同的消费空间：一个饱和的商品世界和一个无法满足的商品世界。虽然近年来随着城乡一体化进程的推进，农村经济获得较快发展，农民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有着较大提高，但我国农村所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仍然十分微弱，所占14%左右的比重与庞大的人口比例严重不相称。农村居民消费薄弱的现状与我国农村人口动态变化有着直接关系。在城市化影响下，我国农村人口是一个不断减少的流量人口，可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城镇“落户人口”，即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加入城镇户籍的原农村人口。这部分人通过上学、当兵、招工、创业等途径在城镇找到稳定工作，生活方式和消费行为已经城市化，成为城镇人口的组成部分。我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从2011年的34.71%上升到2017年的42.35%，增长7.64个百分点。城镇户籍人口从4.68亿增长到5.89亿，增长1.21亿人口，平均每年增长2000万城镇户籍人口。二是城乡“两栖人口”，即从农村转移出来的未加入城镇户籍的城镇常住人口。受户籍政策的影响，大量农业转移人口常年在城镇工作生活，因没有城镇户籍，享受不到医疗、教育、养老、住房待遇，既没有完全脱离农村，同时也没有完全融入城市，成为游离于城市和农村之间的“两栖人”。 这部分没有城镇户籍的常住人口在城市获取全部家庭收入，消费行为发生在城镇，消费支出成为城镇消费的组成部分。三是农村“留守人口”，即在城市化影响下生活在农村的常住人口。这部分人口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在不断减少，已经从2011年的6.57亿人减少到2016年的5.90亿人，所占人口比重从48.73%下降到42.65%。前两部分农村人口，可以说都是农村中优秀人才，他们陆续在城市安家落户，城市完善的公共基础使这些新加入的城镇居民消费能力得到释放，消费空间发生了转移，大大降低农村消费水平，扩大了城乡消费差距。而农村留守人口因为各种因素的影响，消费能力无法释放。表现在：一是农村生活设施利用率低。经过连续多年的持续投入，我国农村基础设施得到很大改善，但利用率不够理想，处于“通”而不“用”的状态。2016年我国99.7%的村通电，但农村人均用电量不及城市居民的一半，惜电弃电现象普遍;全国91.3%的乡镇集中或部分集中供水，但只有47.7%的户使用经过净化处理的自来水，36.2%的户使用水冲式卫生厕所;全国89.9%的村通宽带互联网，但农村互联网普及率只有34.0%;99.5%的村通电话，但农村居民通讯支出438.6元，不到城镇居民（956.9元）的1/2。由于基础设施使用效率低下，与基本生活有关的水、电、气、暖、网等方面消费支出增长缓慢，仅相当于城镇居民消费支出的一半，农村居民融入现代生活步履缓慢。二是农村商业及售后服务网点偏少。我国农村商品零售渠道主要以小型杂货店、流动商贩和定期集市三种模式为主，类似大润发、乐天玛特、苏果等大型商业网点偏少，不少农村仅有零星的个体商店，有些偏僻的农村连个体商店都没有，购买商品需要跑很远的路程。传统赶集式集中采购的消费习惯依然普遍存在。由于农村地广人稀，居住分散，商品售后服務网点更少，维修服务人员匮乏，大件商品维修难依然困扰着农村居民。三是城市化加重了农民负担。城市化对农村留守人口的负面抑制作用明显，农民群众被裹挟其中，不能自拔。受城市化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农村学生转向县城读书，随之产生的住宿、就餐开支增大;大量农村女青年流向城市，加之男女比例天然失调，农村单身男青年结婚负担沉重;农村劳动力空心化，老年、儿童成为农业经营主体，造成农村人口结构失衡，农业增收能力微弱。在城乡一体化过程中，农民作为弱势的一方显然无法与强势的市民一方抗衡，农村居民消费意愿在沉重的生活负担下大大减弱了。我国目前农村存量人口依然相当可观，2016年我国农村常住人口5.9亿人，预计2030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70%左右，我国仍有将近三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农村，有效挖掘农村居民消费潜力，开启农村消费活水，对推动我国经济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

第二，在消费客体上，我国居民对物质消费需求基本饱和，对服务消费需求难以满足，消费重心从物质消费转向服务消费，居民消费进入物质消费与服务消费并重阶段。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条主线就是紧紧围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尤其是物质生活的需要，形成重物质生产轻服务供给的经济增长模式。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居民从物质消费转向精神消费，从生存型消费转向发展型、享受型消费。我国居民走过“以时间换取收入”阶段，正在进入“以收入换取闲暇”阶段，与闲暇相关的家政服务、文化娱乐、体验式消费快速增长。在居民消费结构中，物质消费比例越来越低，服务消费比例越来越高。与消费趋势相一致，我国产业结构由“一二三”结构进入“三二一”结构，第三产业增加值从2013年首次超过第二产业，我国经济由农业经济时代，经过工业经济时代，迈进服务经济时代。由于我国刚刚迈进服务主导型经济的门槛，与居民消费有关的生活性服务业无论从总量上还是从质量上短期内都无法满足人们的消费需求。一是从供给总量看，我国生活性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总体供给不足。我国生活性服务业主要集中在住宿、餐饮、家政、维修、保洁、美容美发等服务领域，从事健康、养老、文化、教育等领域的从业人员偏少。健康服务方面，2015年我国每千人口医师数、护士数分别为2.1名和2.2名，远低于OECD国家平均3.3名和8.7名的水平，健康体检、康复护理和养生保健等服务供给短缺，挂号难、住院难等现象大量存在;养老服务方面，2016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3086万人，各类养老服务机构每千名老人床位数为31.62张左右，大多数公办养老院“一床难求”，适应半身不遂、中风、脑血栓等老年病症的专业护理人员严重短缺;文化教育方面，由于优质教育资源分布不均，优秀师资主要集中在各地重点中学，导致学区房价格一涨再涨。大量高端、个性化需求纷纷转向境外，去境外就医、求学、美容的消费者越来越多。二是从服务质量看，我国生活性服务业从业人员素质低下，质量堪忧。由于生活性服务业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就业门槛低，再就业周期短，可吸纳不同年龄段、不同文化程度的人口就业。受就业观念的影响，高素质人才进入生活性服务行业的意愿不强。许多从业人员文化素质较低，流动频繁，缺乏专业技能培训，不能满足专业化、精细化和高层次的服务需求。与此相反，广大消费者对生活品质的要求逐年提高，对服务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人们工作一天，希望从各类生活服务中获得身心上的美好享受，尽快恢复体力和精力，与低水平供给落差增大，导致投诉事件增多。在2016年全国消费者协会共受理的投诉中，服务类投诉达23.5万件，占总投诉量的35.9%，比上年上升6.6个百分点，其中生活社会服务、销售服务、互联网服务、信息通讯服务和文化娱乐、体育服务投诉量居前五位。未来服务消费是我国居民消费的增长点，顺应我国居民从物质消费转向精神消费的大趋势，扩大服务产品的供给，促使人们从物质加法转向精神加法，开启服务消费新时代。

第三，在消费档次上，我国居民对中低端商品需求基本饱和，对中高端商品需求难以满足，居民消费从量的扩张向质的提高转变，进入量中提质、量质并行阶段。

由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广大农村地区和低收入居民家庭以量的满足为目的的消费需求仍将长期存在。纪明纪明：《需求驱动下的经济增长及增长中的价格水平波动——基于投资与消费本质属性分析框架的阐释》，《经济与管理研究》2012年第1期。认为，当城镇居民由工业消费品主导型向服务业消费主导型升级的同时，我国农村居民正处在由食品主导型向工业消费品主导型升级过程中，特别是一些现代耐用消费品的普及随着城镇化的推进才刚刚开始。以2016年为例，在我国城镇已经普及的空调、微波炉、排油烟机、计算机等耐用消费品，在农村地区每百户居民家庭空调拥有量只有47.6台、微波炉16.1台、排油烟机18.4台、计算机27.9台，甘肃、贵州、云南、西藏等农村地区普及率更低。因此，我国居民消费在质的提升过程中依然存在量的普及任务。不可否认的是，我国居民消费早已从上世纪80年代量的扩张阶段进入质的提升阶段。在数量与质量这一对矛盾中，质量问题已经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商家躺着挣钱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消费者用脚投票的选择推动着激烈的市场竞争，也推动商品质量的不断进步。影响消费的因素从价格转向品质，消费者从价格敏感者向品质敏感者转变。从婴儿奶粉、瓜果蔬菜等生活必需品，到家用电器、商品住宅等大宗消费品，人们总是愿意为高品质的商品而一掷千金。我国居民消费行为之所以发生如此变化，缘于我国社会正在崛起一个约3亿人口的中产阶级。我国不断攀升的私有住宅拥有率、家用汽车普及率和无人撼动的世界奢侈品消费大国地位，显示着我国中产阶级消费升级的磅礴力量。然而我国商品和服务的品质与居民追求美好生活的要求不相匹配，除了在航天、高铁、互联网等高科技领域取得令人津津乐道的重大突破外，在打印机、圆珠笔、马桶盖、电饭煲等日常生活用品上自主创新能力不足，质量不高，价格低廉，利润微薄，成为我国大多数商品的常态。这表面上与商品自身科技含量低所导致的品质低有关，深层次原因则与我国科技投入方式有很大关系。这表现在：一是我国在基础研究方面投入经费不足，制约着原始技术创新能力。2016年全国共投入研发经费15676.7亿元，其中基础研究经费822.9亿元，应用研究经费1610.5亿元，试验发展经费13243.4亿元，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经费所占比重分别为5.2%、10.3%和84.5%，国家统计局、科学技术部、财政部：《2016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2017年10月10日，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710/t20171009_1540386.htm。基础研究投入占全社会研发经费5%左右的比例远远低于主要创新型国家的水平（10%以上），而作为研发活动主体的企业，其基础研究经费仅占企业研发经费总额的0.1%左右，更是远低于主要创新型国家5%以上的水平。二是我国科研经费集中在战略性新兴行业，在日常消费品领域投入偏少。2016年，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研发经费投入超过500亿元的行业主要集中在汽车制造、电子机械、计算机和通讯、化学工业、设备制造等7个国家战略性新兴行业，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经费的60.2%，而用于纺织、家居、印刷、文教等日常消费领域投入经费普遍偏低（见表1）。三是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率和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普遍偏低。近年来，我国发明专利数、国际学术期刊论文刊发量快速增长，但科技成果转化率不足30%，与发达国家60%-70%左右的比例差距较大。我国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只有56.2%，远低于发达国家70%左右的水平。以上原因造成我国日常消费品科技含量低，商品品质低下，市场到处充斥着大路货商品，难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升级的消费需求。

第四，在消费途径上，实体销售一统天下局面被打破，借助现代科学技术的网络销售、无人零售等新兴销售模式异军突起，商品销售从实体销售向新兴销售转变，进入实体销售与新兴销售相互融合、共同发展阶段。

我国商品销售方式历来以实体销售为主，进入21世纪，虽然互联网步入百姓生活，但电脑普及率、网速、物流等外部环境发展滞后，网络购物对于大多数人还是一个新鲜事物。到2006年我国网络销售额仅542亿元，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不到1%，实体销售独霸天下的格局牢不可破。近些年，互联网速度、网络用户规模、移动支付工具、航空高铁高速公路、快递物流配送体系等基础设施逐步完善，我国居民网络消费外在条件走向成熟。特别是顺丰、圆通、中通、韵达等一大批快递企业崛起，网点深入乡镇，打通了工农业产品的城乡双向流通渠道，“农产品进城”和“工业品下乡”极大促进了城乡商品流通。而网络销售自身所具有的价格便宜（商家无店面、人工等经营费用）、购物便捷（无需亲临店铺）、品种丰富、不受时空限制的内在优势，使人们的消费潜力得到最大释放。网络购物从城市蔓延到乡村，从一般商品到新鲜蔬菜瓜果，从实物商品到服务商品，涵盖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网络销售呈现快速增长态势。2010-2017年，我国网络零售交易额从5091亿元增长到71751亿元，年均增长率为45.9%，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从3.3%上升到19.6%，约占五分之一。与此同时，实体销售增速放缓，所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从2010年的96.7%下降到80.4%，实体销售一统天下的格局已被打破。正在网络销售如日中天的时候，另一种销售模式，即无人零售，随着人工智能识别技术和提取特征技术的进步正悄悄发展开来。无人零售商店因为占地小、投资小，节省人工成本，价格更便宜，购买更便利，成为资本追逐的新风口。城市社区、交通枢纽（机场、火车站、地铁站等）、旅游景区、办公区、商区、医院、学校等人流密集的地段已经成为无人店、自动零售、自助服务的集中地，对实体销售起到拾遗补缺作用。据艾瑞咨询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无人零售市场（含贩卖机）交易规模保守估计接近200亿元，预计2020年将突破650亿，三年复合增长率在50%左右。网络电子商务的迅猛发展，对商业监管提出了挑战。由于电子商务法律法规不完善，监管不到位，侵犯消费者权益现象大量发生，直接影响着这种新兴销售渠道的健康发展。从商品服务看，主要表现为假冒伪劣、虚假宣传、售后服务等问题突出，网络购物投诉增长明显。据中国消费者协会数据，2016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65.35万件，同比增长2.3%;网络购物投诉24.11万件，同比增长65.4%。從信息安全看，网络购物为消费者带来便捷、高效的购物体验，但个人信息泄露带来的骚扰甚至钱财损失等问题随之而来。中国互联网协会发布的《中国网民权益保护调查报告2016》指出，2016年4.8亿网购用户中，遭遇个人信息泄露的占51%，其中84%因信息泄露受到骚扰、金钱损失等不良影响，全年因个人信息泄露遭受的经济损失高达915亿元。伴随个人信息泄露而至的垃圾短信、骚扰电话、精准诈骗日益威胁着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破坏正常的市场秩序，制约经济发展，危害社会稳定。可以说，对消费者消费权益和个人信息权益的侵犯是当前网络销售面临的两个最大挑战，对消费者信心产生巨大冲击，直接影响着电子商务的健康发展。

第五，在消费市场上，消费外溢日益严重，对国外商品采取由堵到疏的策略势在必行，居民消费从国内市场寻求一般商品向国际市场寻求高端商品转变，进入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双向互济阶段。

长期以来，我国对外贸易坚持“少进多出”的原则，从根本上服务于我国投资拉动型发展模式的需要，在进口货物中主要以中间产品为主，占60%以上，资本品次之，超过20%，消费品所占比重最小，不足20%，每年从海外进口大量的能源、原材料、机械设备，来保障我国庞大经济体量的正常运转;在出口货物中，则恰恰相反，以消费品为主，资本品次之，中间品最少。我国长期片面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一方面征收高额关税，阻挡外国商品进入中国市場，使居民庞大的消费能力聚集在国内市场，以购买本土商品为主，另一方面鼓励商品出口，以偏低的价格占领国外消费市场，让外国人帮助中国消费商品，造成我国消费者不能在国货与洋货之间自由配置商品，难以实现消费者均衡，影响消费者福利的提升。“少进多出”的贸易原则使我国连续多年成为世界上贸易顺差最大的国家，2016年更是达到5108亿美元，把第二名德国（2848亿美元）、第三名俄罗斯（904亿美元）远远甩在后面。然而，人们向往高品质生活的欲望是压制不住的。在世界经济一体化浪潮下，国家间相互开放旅游市场，为国际间人员旅游往来提供便利条件。广大国民终于在走出国门的一刹那，消费热情得以爆发，消费外溢越发严重。境外消费从奢侈品向一般商品，从实物商品转向服务商品，向房产、休闲、医疗、留学等更高层次的消费领域蔓延。我国居民消费外溢主要通过三条途径：一是通过电子商务网站、亲朋好友或者专业机构等进行海外代购。2016 年中国跨境电商交易规模达到6.3万亿元，是2013 年时的2倍多，海淘用户规模达到4100万人次。二是出境旅游购买。2016 年中国出境旅游人数达1.22亿人次，比2015 年的1.17亿人次增长4.3%，出境游花费达1098亿美元，人均花费900美元。三是出境求学就医。2016年我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为54.45 万人，较2015 年增长2.08 万人，增幅为3.97%。朱高林：《中国迈向消费大国的优势与挑战》，《 宁夏社会科学 》2018年第1期。自从2004年以来，中国游客海外消费总额年均增幅均达到两位数以上。就旅游一项来看，我国是世界上消费外溢最严重的国家，其次是德国、俄罗斯、韩国等国家。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凡是那些出现巨额贸易顺差的国家，大多数都是旅游消费外溢严重的国家;凡是出现贸易逆差的国家，基本上都是旅游消费内流的国家。世界经济一体化潮流下，人们消费支出的转移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世界贸易的不平衡性。根据《国际统计年鉴2017》提供的世界43国家货物进出口和旅游收入数据，如果以旅游净收入（+代表消费内溢，-代表消费外溢）为因变量y，货物净出口（+代表贸易顺差，-代表贸易逆差）为自变量x，那么二者之间存在明显的函数关系，即y=-0.00001x2-0.2007x+23.267，R2=0.8126，说明贸易净出口值越大，旅游净收入越小，消费外溢越严重，贸易顺差是导致消费外溢的重要原因。因此，消除消费外溢的重要途径就是降低关税水平，加大货物进口，满足国内居民对他国商品的消费需求，消费者才会止住舍近取远的脚步。我们要顺应居民消费升级的趋势，以开放的眼光，宽阔的胸襟看待消费外溢。要采取措施，降低关税，打通国外商品向国内市场的流通渠道，让人们更加方便快捷地购买外国商品，让消费者在国内国外两个消费市场中权衡选择，实现消费效用最大化，满足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

三、理论建议：我国居民消费“双轮驱动”模式生成路径

第一，提升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和改善农村消费环境，开启农村消费活水。一是增强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内生动力。实现“死水要活，活水更活”。“死水要活”，就是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积极推进农村集体资产确权到户，实现农民对集体资产的占有使用和收益分配的权利;加快农村宅基地用益物权改革，积极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激活农村沉睡的产权，拓宽农民增收的新渠道;“活水更活”，就是提高农民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我国农民“劳而不富”的重要根源是缺乏专业技能，只能从事简单重复的短期劳动，劳碌终生，勉强维持生存。提高农民收入，关键是培育其务工、生产的专业技能，使农民具备自我发展能力，农民收入才有源源不断的活水。二是完善农村消费环境。鼓励工商资本下乡，推动大型零售企业向乡村延伸，改变农村居民购买大宗商品到县城，购买日常用品到集镇的远距离集中式消费习惯，使消费行为日常化、便捷化;鼓励家电生产企业深耕农村市场，延伸售后服务网点，克服销售超前、服务滞后的局面，解除农村居民后顾之忧;加大农村供暖供气设施的建设、柏油马路和水泥路面的维修养护，农村养老、娱乐、健身等基础设施的建设，架起联系消费者与商品（服务）的桥梁;加大农村市场监管力度，重点加大对农村个体商店、临时摊点的检查，铲除“奥来傲”、“脉劫”、“豪牛酸酸乳”等“山寨产品”生存空间，严防假冒伪劣商品“上山下乡”，打造清朗安全的消费市场，提振消费信心。三是采取非市场手段改变传统消费习惯。要改变农村居民与生俱来的勤俭节约的消费观念，必须采取非市场手段才能奏效，靠市场交换手段反而会强化农民自力更生的生活习惯。英国在我国近代通过免费赠送或低价销售洋布方式，瓦解男耕女织生活习惯，撬开沿海农村市场的做法，对于今天转变农村居民消费习惯仍有借鉴意义。水电气网等基础设施好比是船，各种耐用消费品好比是岸。我国应该采取低价或免费上船的方式，为农村居民购买消费各类耐用消费品进而养成现代生活方式大开方便之门。当农民养成生活习惯后，由于“能上不能下”的棘轮效应作用，逐步由免费或低价收费过渡到正常收费。因此，我们不能满足于城乡居民收费标准的同网同价，而要降低农村居民收费标准，甚至在一定年度范围内由政府买单，促进人们消费行为改变。

第二，扩大服务供给，提高服务质量。一是打破行业垄断。目前，电信、金融、文化等生产性服务业垄断严重，文化行业由于强调意识形态，民间资本很难进入。当务之急，把破除行政垄断作为加快服务业市场开放的重点，以市场化方向发展现代服务消费产业，允许更多的企业进入垄断经营的服务领域，形成市场决定服务业领域资源配置的新格局。二是公共服务向民营资本公平开放。医疗、养老、教育等服务行业存在有效竞争不足问题，国家在职称评审、工资福利、资金投入方面采取偏向公立机构的制度安排，使民营机构面临人才匮乏、资金短缺和硬件不足问题，形成冰火两重天的市场形势，民营机构始终处于吃不饱状态。国家要在职称评审、资金投入等方面给予民营机构正常的国民待遇，促进民营机构健康发展，实现教育、医疗、健康、养老等生活性服务业对社会资本的实质性开放。三是扩大中高端服务供给能力。对于超出基本公共服务的中高端需求，需要通过市场的手段来解决。积极发展私人健身教练、金牌陪护、贵族学校，加快服务业对外开放步伐，让国外高端服务品牌在中国投资兴业，满足中高收入群体的市场需求。四是加强生活性服务业质量体系建设。传统观念认为家政服务没有行业标准，只要会伺候人就行。随着服务业市场规模的扩大，服务产品也要像实物商品那样必须有严格的质量标准，才能有利于服务行业健康发展。当前要分门别类，对生活性服务业加强质量体系建设，建立服务质量主体责任制度、认证制度和管理制度。重点加强对家庭清卫、管道工、月子保姆、家庭护理、家政管理等家政从业人员教育培训工作，让获得资格认证的服务人员，通过市场交换获取较高的劳务报酬，引导服务行业有序健康发展。

第三，提升我国科技创新活力，为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提供不竭动力。一是强化基础研究。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快速发展，我国追赶西方发达国家的后发优势逐渐减弱，一些重大科技领域已经由跟跑向并跑、领跑发展，未来我国经济发展更多地依靠自身原创性科技革命驱动。真正的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不要光顾眼前的那点利益，忘记最根本的东西。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抓好前瞻性基础研究，突出关键共性技术、颠覆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创新，为建设科技强国、质量强国、消费强国提供战略支撑。二是发挥企业引领创新的主体作用。我國企业总体创新活力不足，创新质量不高，既有企业长期模仿跟进策略形成的“路径依赖”因素，更有现有体制不完善而导致企业创新效益不显著的影响。有些企业仍然凭借垄断地位，甚至违规侵权获取收益，而有些企业受制不公平竞争环境，创新投入难以收回，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现象。要释放企业创新活力、提高创新质量，仍需要在知识产权保护、人才评价和激励机制、降低企业创新成本、强化公平竞争环境等方面破题发力，推动更多自下而上的社会创新。三是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打通“最后一公里”，加强产学研供需对接，把科研院所的科研方向、研究内容与企业的发展需求对接起来，科研院所在制定有关专业、课程、学时设置等人才培养方案时要充分吸收企业的意见，让科研兴趣、创新激情、人才培养行驶在市场需求的轨道上;打通“最后一公里”，把科研机构、高等院校的职称评审、学术荣誉与科研成果转化结合起来，引导科研人员把聪明才智转化为经济增长的推动力量，为商品品质升级插上飞翔的翅膀。四是培养“两端人才”。把培养和聚集大批高端人才作为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的当务之急，要在人才培养、引进、使用等方面创新体制机制，为国际高端人才引进、出国留学人员归国创业、国内本土人才脱颖而出提供自由宽松的环境，努力造就一大批国际水准的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科学技术转化成生产力，最终形成产品，离不开大批具有专业技能与工匠精神的高素质技术工人。我国目前高技术工人缺口巨大，建立高技能领军人才和首席技师选拔培养制度，完善高技能人才培养体系，努力造就一大批既能上天（蛟龙号、高铁等国之重器）又能落地（日常用品）的专业技能人才，推进我国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迈进。

第四，强化对电子商务的监管力度，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针对网上销售假货问题，一方面，加强行业监管。政府职能部门加强标准规范体系建设，对电商及产品实施“风险监测、网上抽查、源头追溯、属地查处、信用管理”的全过程监管，定期公布产品质量监管结果;建设电子商务公共服务平台和评价监督体系，实现电商资质、交易、质量、信用、监管等信息和消费者维权信息的交换共享;鼓励行业协会等第三方机构发布对电商品牌和电商的专业信用评价;电商平台树立守土有责意识，在追求进驻商家数量的同时加强对网络店铺的监管力度，对于通过非法手段进行刷店铺信誉等级、刷好评、刷成交量等的网络店铺，进行严惩，甚至封店，剥夺其经营权。另一方面，引导消费者树立正确的消费理念。消费者要告别“贪小便宜”的心态，从自身做起，拒绝假货，主动维权。正是现实生活中40.3%的网购用户在买到假货后选择忍耐的态度，不断撑大假货的销售网络，让假货发展后劲十足。要净化电商市场，需要消费者端正消费态度，提高辨别意识，一旦买到假货，要敢于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个人合法权益。

针对消费者个人信息安全问题，首先，在立法层面，解决有法可依问题。尽快制定出台《个人信息保护法》，建立规范合理的个人信息采集使用制度，对于经营者在何种情况、多大程度、多长期限以及如何收集、使用消费者个人信息作出明确规定;勒令经营者公开消费者个人信息采集和使用情况，保障消费者对个人信息使用情况的知情权和决定权;对于非法收集、利用、出售消费者个人信息的经营者或第三方依法追究赔偿责任;引入举证责任倒置制度，强化商家侵权责任，破解消费者举证难、定损难问题。其次，在经营层面，强化经营者主体责任。推进经营者建立和完善内部管理制度，加强员工职业道德教育和规范化操作管理;经营者对消费者个人信息的使用、回收、保管、销毁等环节，应建立一套严格的保密机制，确保个人信息安全，信息泄露时负有补救义务，赔偿消费者损失。再次，在监管层面，破解多头管理困境。针对我国公民个人信息由公安、工商、网信、网监、国务院电信主管部门等部门多头监管，难以形成执法合力的状况，应探索成立个人信息保护专门机构，负责对个人信息保护法执行情况的监督，受理与个人信息侵权有关的投诉，并提供相应援助。最后，在个人层面，提高源头防范意识。消费者个人信息的泄露很大程度上与消费者缺乏个人信息保护意识及不良购物行为有关。消费者使用手机、电脑时要及时更新下载杀毒软件，不要贸然点开不明链接，避免跟踪软件、黑客、钓鱼软件的侵入，在收到快递后不要随意丢弃带有个人信息的快递包装，减少个人信息的非法利用空间。

第五，打通对国外商品的消费实现通道，满足居民消费升级的需要。一是大批国外商品和服务引进来。要顺势而为，变“堵”为“疏”，分阶段分批次降低国外商品的进口关税，简化报关程序，让国外商品名正言顺地在国内销售，缩小国内外市场的价格差，减少消费者购买外国商品的交易成本，同时倒逼国内企业增强科技创新能力;放宽对医疗、养老、教育方面的准入门槛，吸引国外高端服务企业在中国投资兴业，帮助居民实现“不出国的就医”、“不出国的留学”;二是鼓励消费者走出去。在欢迎国外游客到中国消费的同时，要简化出国手续，鼓励国人出境消费，购买他国的产品和服务，减少因贸易出超带来的贸易摩擦;对于出境就医、留学、旅游的消费者积极做好信息服务工作，方便国人享受国外高品质服务;提高国人辨别能力，摒弃崇洋心理，谨防坠入消费陷阱;三是搭建跨境电商服务平台。适应不断增长的“海淘族”需要，引导境内电商整合海外资源与技术实力，依托境外第三方电商平台，链接境外电商服务网站，打通海外清关、支付、物流、仓储、通关缴税等一系列环节，实现与海外同价、折扣同享，一旦下单，境外配送，快速安全地直邮到消费者手中，既保证正品质量，又可以节省时间和资金成本。

From Imbalance to Balance：A Route Analysis on Exploiting

the Fundamental Role of Consumption

Zhu Gaolin

Abstract： During the 40 years of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policy， the macro environment which shapes the residents' consumption has undergone fundamental changes. For a long time， the main consuming subjects are urban residents， the main consuming objects are material commodities， the strategy relies on low price， the channels rely on physical sales， and the main market is the domestic commodity market. The effect of these traditional forces and drivers are diminishing steadily. For consumption to work i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we must overcome the imbalance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consumption， between material and spiritual consumption， between quantity and quality， between physical outlets and online outlets， and between domestic and foreign markets. In addition， the main consuming subjects should be transformed from urban residents to both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the main consuming objects should be transformed from material commodities to both commodities and services， the strategy should be transformed from quantity to quality， and the channels should be transformed from physical entities to a combination of both physical and online outlets. All of these transformations contribute to the “two wheel drive” growth model. To exploit the fundamental role of consumption in economy， we must improve the quality of commodity goods， expand the supply of services， boost the rural consumption， strengthen the supervision over online sales， and open up the channels for foreign commodities， so that we can promote the free flow of factors， commodities and information， expand the effective supply， and improve consumption in an coordinated way.

Keywords： Theoretical Turn;Traditional Power;“two wheel drive” Growth Mod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