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陕甘边区红色歌谣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陕甘边区广大群众为适应革命需要而创作出来并流行传唱的革命歌谣。陕甘边区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在独具地域特色的历史文化基础上产生的陕甘边红色歌谣，坚持了先进的革命文化方向，在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走进革命艺术的殿堂。陕甘边红色歌谣在体现着人民拥军爱党，歌颂革命英雄的情感，传递着劳苦大众翻身求解放的心声，表达着人民群众支前参军、一心向党的决心，歌颂着红军与人民的鱼水深情的同时，唤醒了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觉悟、激励了人民投入革命战斗斗志、赞扬了党的群众路线光辉典范。陕甘边革命歌谣见证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巩固和发展的历程，是革命战争年代党和人民群众血肉相连、鱼水相依的光辉诗篇。

目前学界关于陕甘边区红色歌谣的研究成果较多，主要侧重于以收集、整理集合出版为主要形式。对于红色歌谣的作用主要是散见于陕甘边区革命领导人的传记、回忆录，或者陕甘边区革命史、政权建设、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等方面。而结合党的群众工作，系统的从红色歌谣在革命根据地创建和巩固中的作用方面仍然具有较大的探讨空间。笔者认为，陕甘边区红色歌谣一方面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艰苦卓绝的创建和发展历程的真实写照，它从不同侧面广泛反映了土地革命时期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波澜壮阔的伟大斗争历史画面，真切反映了下层劳动人民的生活和情感，以及对革命热切期盼的强烈愿望，体现了革命战争年代党和人民群众血肉相连、鱼水相依的光辉诗篇。另一方面也是老一辈共产党人在陕甘边地区宣传革命道理、开辟武装道路、领导人民翻身得解放的战斗号角。通过党的群众工作的视角，文章拟从陕甘边区红色歌谣兴起的政治背景、体现的人民性以及在动员群众中的作用三个角度进行论述，以此关照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群众工作，进而引起学界对这些问题的关注。

一、陕甘边区红色歌谣兴起的政治背景

1927年国共合作分裂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对共产党进行残酷镇压，依仗其政治经济权力，在全国建立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统治。“天上打雷隆隆响，中国出了共产党”，中国共产党高举武装斗争的大旗，坚持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创建了人民军队和农村根据地。作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硕果仅存”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革命斗争中产生了大量脍炙人口的革命歌谣。

(一)劳动人民的困苦生活是陕甘边区红色歌谣产生的原生土壤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陕甘边地区大小军阀的连年混战，土匪武装的横行霸道，加上沉重的封建地租盘剥，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使陕甘边人民长期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当年在陕甘边区流传着的民谣，字字句句描述着劳苦大众的生存惨状：“吃的草粒野沙米，穿的破烂老羊皮，白天穿，黑夜盖，天阴下雨毛朝外。湿了有心晒一晒，身上无衣不等待”[注]何载：《红旗漫卷西北高原：缅怀习仲勋在西北》，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6页。。1928年至1929年前后，陕甘地区持续大旱，赤地千里，庄稼颗粒无收，饥民无以为生，靠天吃饭的百姓以树叶、树皮、野菜果腹，饥荒年代，国民党军阀官吏视人民疾苦于不顾，剥削压榨毫厘不减。无数灾民，露死荒野，惨状不忍目睹。出现了“北方一连三年旱，河水断流井水干。树皮草根全吃完，百姓饿死一大片”[注]郭含殿：《华池歌谣》，甘肃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60页。的景象。用“民不聊生，饿殍遍野，怨声载道”形容实不为过。他们已经走投无路，苦苦挣扎在死亡线上。所谓“心之忧矣，我歌且谣”。在漫长的旧社会，歌谣成为劳动人民的心声，是人民对地主阶级剥削和反动阶级黑暗统治的揭露和控诉。当时在陇东一带就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鬼门关，几道坎，一道更比一道难；官府大人常有理，百姓挨打还出钱”[注]梁中元：《陇东红色歌谣》，庆阳地区印刷厂1991年版，第242页。。贫苦农民的日子凄惨无比，又有民谣这样描述他们凄惨生活，走投无路的生活现实：“农民身上三把刀：租子重、利钱高、苛捐杂税受不了。眼前只有三条路：逃荒、寻死、坐监牢”[注]戴茂林、赵晓光：《高岗传》，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5页。。歌谣的产生同劳动人民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它直接反映了劳动人民的生活、感情、愿望和要求，蕴藏着劳动人民无比强烈的反抗情绪。陕甘边劳苦大众在国民党黑暗统治下所遭受的痛苦更激发了他们反抗压迫的斗争精神。高尔基说：“如果不知道人民的口头创作，那就不可能知道劳动人民的真正历史。”歌谣是劳动者心灵被触动的时代产物。苦，用歌谣来唱，甜，用歌谣来唱。歌谣就是他们喜怒哀乐的语言，是他们困苦生活的倾诉。血的事实和教训证明，要使劳苦大众得到解放，就必须有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的军队，人民的政权。歌谣《打老谭》：“民国乱哄哄，出了个谭世麟，……谭贼真可恨，苦害老百姓。……来了刘志丹，他带上游击队，一心要打老谭。……刘志丹真英雄，除害为百姓，穷人都要跟他走，闹呀闹革命”[注]高文、巩世峰：《陇东红色歌谣》，甘肃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50页。。陕甘边人民困苦的生活和无数次地反抗统治者的起义行动，孕育了他们铲除不平现象和向往太平生活的思想种子，使他们更易于接受共产党的革命思想。这一切铺就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存在和红色歌谣形成的深厚基础和文化土壤。

(二)工农革命武装的建立成为革命歌谣红火兴盛的重要条件

大革命失败后，为了建立革命武装，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西北共产党人在中共陕西省委的领导下，先后组织领导了清涧起义、渭华起义、两当兵变和兵运工作，虽屡遭失败，但他们坚定的革命信念却从未动摇。1929年10月，刘志丹带着革命队伍到达南梁一带，组织农民武装，传播革命真理，建立共产党领导的独立的革命武装。他以一首陕北人民特有的歌谣“天不下雨，天逼民反；苛捐杂税，官逼民反；若要不反，离死不远；倘若一反，或者可免；大家起来，实行共产”[注]郭含殿：《华池歌谣》，第269页。号召遭受压迫的穷苦人民奋起反抗。1930年10月，刘志丹在合水太白镇成功领导起义，在陇东地区打响向国民党反动派武装进攻的第一枪，创建了南梁游击队。“日头出来端上端，南梁来了刘志丹，志丹练兵又宣传，要把世事颠倒颠”[注]高文、巩世峰：《陇东红色歌谣》，第17页。，游击队的成立，标志着党独立领导革命武装的开始。革命斗争迅速发展，人民扬眉吐气，当地群众高兴地唱到“正月里来是新年，陕北出了个刘志丹。刘志丹来真勇敢，他带上队伍上横山，一心要共产”。[注]高文、巩世峰：《陇东红色歌谣》，第13页。1932年1月，南梁游击队与转战而来的陕北游击支队合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2月，西北反帝同盟军在正宁县三嘉塬细嘴子锦章村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红军纪律严明，对人民群众秋毫无犯，在穷苦百姓中树立了威信，人民对红军产生了良好的印象和充分的信赖，许多青年农民纷纷参加了陕甘红军游击队。农民群众用质朴的民歌“前梁梁糜子后梁梁谷，刘志丹领导咱闹翻身……打土豪分田地为穷人……叫声娃娃你快去从军，刘志丹是咱领路的人”[注]郭含殿：《华池歌谣》，第287页。，表达他们对红军和红军队伍的热切之情。歌谣“山连水来水连山，老刘穷人心连心，斗倒地主分田产，陕甘高原红了天”[注]郭含殿：《华池歌谣》，第288页。。就表达了人民群众对这支队伍的感情。1933年11月，中共陕甘边特委、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和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在甘肃省合水县包家寨子召开会议，确定创建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1934年2月由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极大地提高了委员会在群众心目中的威信，密切了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使人民真正享受到了民主和自由的权利，为巩固根据地红色政权和创立民主政府打下坚实的群众基础。红色根据地的创立，使长期遭受压迫的陕甘边民众对党，对革命队伍充满感情，“锦章、细嘴子扎营盘。打土豪，分田地，领导穷人把身翻”[注]刘凤阁主编：《陕甘宁边区陇东的文教卫生事业》，内部资料，1992年，第84页。忠实地记录了陕甘边人民对红军的热情拥戴。红色歌谣《革命有了立足点》：“南梁堡子大梢山，陕甘交界两不管。刘志丹，看得远，带领红军上梢山。扫清土匪和民团，占据梢山扎营盘，革命有了立脚点，武装革命陕甘边”[注]郭含殿：《华池歌谣》，第275页。。则讴歌了红色政权的建立过程。以刘志丹、谢子长为首的陕甘革命的领导者们，敏锐地认识到运用民歌来宣传革命，发动群众，是最受群众欢迎，教育效果最好的宣传形式，在红军的推动下，陕甘边红色歌谣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唱红歌闹革命”一时蔚然成风。歌谣通俗易懂，朗朗上口，因而广泛流行于穷苦百姓之中，起到了很好地宣传动员作用。这些歌谣，平淡无奇，语言质朴，却闪耀着革命时代的光芒，给群众以无穷的力量。如《根根扎在穷人心》这样唱到：“子午岭上五座峰，五座峰上五条龙，红军驻在老爷岭，根根扎在穷人心……”[注]郭含殿：《华池歌谣》，第309页。；《百姓红军一家人》也唱到：“石榴花儿心里红，红军爱咱老百姓，百姓红军一家人，打倒豪绅享太平”[注]高文、巩世峰：《陇东红色歌谣》，第38页。。将红军与穷人的心紧紧地连在一起。马克思在《黑格尔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群众掌握，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陕北民歌确实做到了马克思所说的“能说服人”、“能掌握群众”。这是因为陕北民歌宣传革命不仅唱得“彻底”，而且能抓住事物的“根本”，这个“根本，就是它用农民的语言和农民的体验宣传了共产党的革命理论与农民的强烈愿望和要解决的主要矛盾。经过艰苦细致的群众工作，党的教育，亲身的体验和民歌的熏陶，使陕甘边人民真正懂得和接受了为什么要革命，怎样争取自身解放的道理。“他们认清了封建地主剥削和反动政权的压迫是自己苦难重重的根本原因，认清了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拿起枪杆子建立红色政权才有光明的出路”[注]李仲立、曲涛：《陇东老区政权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5页。，使他们成为衷心拥护革命，奋勇参加革命的主力军，对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奠定了群众基础。来自人民群众的《红旗谣》唱到：“……红旗红，红旗好，红旗举起高又高，跟上红旗朝前走，工农政权牢又牢……”[注]郭含殿：《华池歌谣》，第311页。。红色政权的建立犹如黑暗中的北斗星，在穷人的心头燃起光明，给穷人导引着前进的方向，为陕甘边歌谣赋予了革命的力量与斗志。

(三)陕甘边区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引领了红色歌谣革命文化的先进方向

1934年11月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为巩固革命根据地，保障贫苦人民的权利，发展生产，支援前线，进行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斗争，苏维埃政府通过颁布和实施了有关法令和政策。这些政策和法令的实施，极大的鼓舞了根据地人民的革命热情，积极选举群众代表参与政府重要工作，参加政权建设和社会事务管理，形成了“只见公仆不见官”的和谐生动局面。人民群众用歌谣歌颂边区政府：“咱边区，就是好，参议会，威信高。三三制，实行了，各党派，要联合。大事情，共商讨，又民主，又公道”[注]郭含殿：《华池歌谣》，第414页。。群众对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革命根据地领导人非常信任，传唱至今的数不清的陕甘边歌谣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比如有这样一首：“羊肚子手巾三道道蓝，哥哥跟的是咱刘志丹。老刘站在山上喊一声，咱们千家万户齐响应”[注]杨正发：《南梁之光》，甘肃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46页。。根据地文艺为适应革命需要，引导群众从封建思想的枷锁下解放出来，采取了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其中歌谣、戏剧尤为繁荣并为群众所喜闻乐见。有歌谣唱到：“婆娘女子脚放开，长头发剪成短髦盖。男当红军女宣传，革命的势力大无边”[注]高文、巩世峰：《陇东红色歌谣》，第20页。。苏维埃政府的这些措施有力地促进了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及根据地建设的顺利进行。人民群众真心拥护边区政府，他们努力生产争当模范，积极参军参战，南梁成为贫苦人民向往的好地方。陕甘边区人民目睹革命胜利形势，怀着对共产党和革命军队的朴素感情，创作了许许多多富有乡土气息的革命歌谣，出现了红色歌谣千千万、一人唱过万人传的空前景象。这些革命歌谣，正如一位老红军回忆的：“把土地革命的歌谣搜集起来，一辆马车也拉不完”。人民群众满怀激情地歌颂党和革命领袖,歌唱当年率领民众闹红的人们，歌唱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和工农红军,歌唱自己的新生活，歌颂耕者有其田的理想生活，歌颂自由平等的精神欢乐。《南梁政府成立了》《热爱人民新政权》《边区十唱》等民歌不仅唱遍了陇东乃至边区，而且唱响了全中国。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专门设有文化委员会，还办起了军政学校，创办了列宁小学。这些机构中的人员经常创作或演唱革命歌谣，通过歌谣的方式开展红军宣传活动，动员苏区儿女踊跃参军参战，为保卫土地革命胜利果实,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作出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共产党人正是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苏维埃政府才得以巩固。以民主、公平、公正和廉明的新生政权形象，在勤政为民的过程中与人民群众建立了血肉联系。共产党在国统区人民心中也有很高的声望，在群众中流传着“天旱望雨水，人穷望志丹”的歌谣。陕甘边区红色歌谣，开始为群众自发创作，随着苏维埃的广泛建立和土地革命斗争不断深入，根据地文艺由此趋向组织化、革命化、群众化，涌现出大量优秀剧作和革命歌谣。这对宣传、组织群众起到了积极作用，使得陕甘边民间歌谣成长为焕发着新生力量的革命歌谣。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随之日益巩固，呈现出了欣欣向荣的景象。

(四)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使红色歌谣走进革命艺术的殿堂

随着陕甘边根据地革命斗争的不断深入，革命力量逐渐增强。1935年2月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与陕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了陕甘革命根据地。这为党中央选择落脚点创造了群众条件，成为革命力量发展的坚强后盾。

1935年10月，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及时纠正肃反错误，释放刘志丹等一大批被关押干部，挽救了陕甘红军，挽救了陕甘革命根据地。中共中央及时对“肃反”错误进行纠正，主持了公道，彰显了正义，赢得了苏区的军心、民心，受到人民的拥戴。广大军民欢欣鼓舞，奔走相告，“老刘得救了”“陕北得救了”。“漫天的乌云风吹散，毛主席来了晴了天”，陕甘人民把毛泽东当成大救星歌颂，这是由衷之言，是肺腑之歌。11月，中共中央直接指挥中央红军和西北红军协同作战，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胜利，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为直接领导陕甘根据地的政权建设，1936年6月，党中央又设立了陕甘宁省。原陕甘边南梁中心区划归陕甘宁省领导。在此期间，陕甘群众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大力发展生产，支援了红军的东征和西征作战，积极投身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伟大事业。陕甘根据地成为八路军三大主力开赴抗日前线的出发点，为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作出了伟大贡献。与此同时，陕甘革命歌谣也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中央红军到了陕甘，边区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过上了幸福美好的生活，于是满腔热忱地歌颂共产党、歌颂毛主席和边区的新生活。一首首歌谣唱出了边区人民对革命领袖的由衷歌颂，奉为经典的《咱们的领袖毛泽东》《绣金匾》《山丹丹花开红艳艳》《歌颂领袖毛泽东》《十绣金匾》《人民救星人民爱》，把革命领袖比作天上的“日月星”“红太阳”，描绘出了一幅边区党政军民同心同德、各项建设事业欣欣向荣的美好图景，生动传神地表达了边区劳动人民得到解放以后投身火热生产时那种喜悦自豪的心情。这一时期的革命文学中充满了对劳动的喜悦，对领袖的爱戴和忠诚的思想感情。陕北红色歌谣对革命战争的宣传像报纸“战斗快讯”一样及时，打一仗编一个民歌，甚至打一仗会编出几个民歌。发挥了巨大的宣传鼓动作用。《告士兵歌》《劝降歌》《十劝士兵》等一些启发国民党官兵觉悟的民歌，成为毛主席所说的“打击敌人，消灭敌人、团结人民的有力武器”。在当时延安的《解放日报》上，曾有这样一段评论：“从汪庭有这个《十绣金匾》的歌里，我们可以看出劳动人民对革命领袖、革命军队、革命政权、革命根据地纯真的爱，对劳动生产高涨的热情，只有在民主政权下生活的人，才能拥有这样的情怀，才能唱出这样的歌”。《边区十唱》《秋收》《南泥湾》《毛主席号召学英雄》等，反映了边区实行减租减息，组织生产互助，开展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大生产运动。边区经济大发展，军民生活大改善，战胜了国民党的经济封锁，支援了全国的抗战。《咱们的领袖毛泽东》《绣金匾》《边区十唱》《军民大生产》等民歌不仅唱遍了陇东乃至边区，而且唱响了全中国。经典红歌《山丹丹开花红艳艳》这首歌谣被谱曲并收录于1979年人民音乐出版社的歌曲集《延安颂》。独具特色的陕甘边红色革命歌谣在思想和内容上提升了一个新的高度，实现了划时代的飞跃，成为革命文艺宝库中的璀璨之星。

二、陕甘边红色歌谣的内容体现出强烈的人民性

“山歌本是心头生，句句唱的是真情。唱落黑夜五更月，唱来山水一片红”。广泛传唱的红色革命歌谣，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了土地革命时期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和发展的革命斗争历史，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强烈的革命性和广泛的人民性，对中国革命的胜利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一)陕甘边红色歌谣体现了人民爱党拥军的情感

红色歌谣的创作体现了爱憎分明的阶级情感，爱护谁、拥护谁，在歌谣里面都有清晰的体现。陕甘边红色歌谣中，有很多是发自人民肺腑的歌颂共产党，歌颂人民领袖的。共产党是穷人的大救星，是穷人心中的红太阳，红色歌谣“炸开乌云太阳光，来了救星共产党，领导穷人闹翻身，遍地穷人齐响应”以最大的热情歌颂党、歌颂革命，包含了对共产党和红军无限的盼望和信任。长期遭受地主剥削和军阀欺压的陕甘边劳动人民，过着水深火热、暗无天日的苦难生活。不堪忍受欺凌的穷苦百姓举行过无数次的反抗压迫反对剥削的义举，有着强烈的阶级斗争意识和较高的革命觉悟性，人民热切期盼翻身解放、当家作主，把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把党和人民领袖视为穷人的救星，把红军和人民军队视为自己的亲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武装革命在根据地推翻了旧政权，建立了工农民主政权，使得穷人真正翻身得到解放，当家做了主人。“共产党，像太阳，山川树林全照亮。……自从来了共产党，剥削制度全扫光，穷人翻身做主人，党的恩情永不忘”[注]白黎：《陕甘苏区歌谣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志丹县委员会2012年版，第158页。。人民由衷地歌颂共产党的英明领导，歌颂党的伟大恩情，这恩情可与天地比肩，与日月齐辉。人民群众永远是历史最公正的评判者，“突然传来春雷声，炸开乌云太阳红。从此陕北出太阳，太阳就是共产党”[注]白黎：《陕甘苏区歌谣选》，第159页。。他们满含愤慨控诉黑暗，饱含深情歌颂光明。歌谣就是陕甘边人民淳朴的心声，他们用赤诚的火热之情歌颂心中的红太阳——共产党：“红军是太阳，寒霜全化光”。没有什么比太阳更能给人类带来光明，带来温暖。穷人的心向着红太阳，红太阳就是伟大的共产党。“盼星星，盼月亮，穷人盼的是共产党；共产党来救星来，穷人翻身见太阳”[注]高文、巩世峰：《陇东红色歌谣》，第18页。。一首首歌谣深情的唱出了党在人民心目中无比伟大的光辉形象和崇高地位，同时也体现了党和人民群众之间坚不可摧、铜墙铁壁般的紧密联系。

1935年，红二十五军在徐海东率领下到达陇东境内，受到当地人民的热烈欢迎，不少“欢迎歌”也应运而生，其中一首儿歌这样唱到：“爷爷听说红军来，忙把红旗挂起来。哥哥听说红旗来，手拿梭镖笑开怀。姐姐听说红军来，担上热茶上大街。弟弟听说红军来，忙给妈妈要新鞋。穿上新鞋去干啥，欢迎红军跑的快”(《红二十五军到驿马》)[注]白新文：《黄土歌魂——陇东民歌集锦与赏析》，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125-126页。。红军到达庆阳城后，受到庆阳人民的热烈欢迎，场面生动，情景感人：“山丹丹花开红上红，红军来到庆阳城。一把红枣千般情，一捧核桃万颗心。担子担来驮子驮，杀猪宰羊迎亲人。红旗飘上了子午岭，男女老少喜盈盈”[注]白新文：《黄土歌魂——陇东民歌集锦与赏析》，第126-127页。。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后，陕甘边人民群众对革命领袖尽情的歌颂和对红军深情的吟唱，更是唱红了陕甘边的沟沟卯卯，山山水水。《喜迎救星毛泽东》中唱到：“久旱禾苗盼甘露，陕甘人民想亲人。听说中央红军到，喜迎救星毛泽东”[注]白黎：《陕甘苏区歌谣选》，第218页。。“一座座山来一条条水，中央红军长征到陕北。家家户户把门开，快把亲人迎进来，热腾腾的油糕端上来，滚滚的米酒捧给亲人喝。围定亲人炕上坐，知心的话儿飞出心窝窝。满天的乌云风吹散，毛主席来了晴了天。千里的雷声万里的闪，中央来了大发展”[注]白黎：《陕甘苏区歌谣选》，第219页。。“热腾腾的油糕”就是陕甘人民热腾腾的心，“滚滚的米酒”就是陕甘人民浓浓的情，一个“捧”字传递了多少对亲人的爱惜和拥戴。一个“飞”字又怎能克制住见到亲人的喜悦之情。《人人歌唱毛泽东》这样唱到：“盼星星，盼月亮，好像娃娃盼亲娘。盼啊盼，泪水淌，数着指头盼中央。喜讯传，中央到，乌云驱散红日照。扭秧歌，迎新人，人人歌唱毛泽东”[注]白黎：《陕甘苏区歌谣选》，第216页。。人民把革命领袖比作亲人，比作天上的“日月星”，比作心中的“红太阳”，期盼之情、爱戴之心流淌在一首首的歌谣里，传诵着人民群众对革命领袖和红军的热爱之情。一首首歌谣就是对革命英雄和领袖深入人心的见证，同时也是一个时代历史的见证，是一部英雄战斗的史诗，是一幅生动的战斗画卷。

(二)陕甘边红色歌谣传递了劳苦大众翻身求解放的心声

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是一切阶级社会的本质特征，而在封建军阀统治时期，这一本质特征在西北地区的陕甘边区表现的尤为残暴和野蛮。在这“天又昏，地又暗，穷人苦得叫皇天”的历史时期，政治黑暗、吏治腐败，经济文化落后，底层劳动人民备受欺凌。“天上的星星沙沙稀，地上的穷人穿破衣。焦头头筷子泥糊糊碗，穷人的日子难上难……”[注]郭含殿：《华池歌谣》，第264页。；“北方一连三年旱，河水断流井水干。……树皮草根全吃完，百姓饿死一大片”[注]郭含殿：《华池歌谣》，第260页。；“风吹日晒大雨淋，世上受不过下苦人。……年年盼望挖穷根，年年还是下苦人。有朝一日是非分，下苦人终究要翻身”[注]郭含殿：《华池歌谣》，第21页。。这些歌谣形象的反映了遭受压迫和奴役的贫苦人民常年挣扎在死亡线上，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情景。

(三)陕甘边红色歌谣表达了人民群众支前参军的决心

工农武装革命和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立使长期遭受压迫的人民群众翻身当家作主，人民有了自己的军队。穷苦人民深刻地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万民于水火，才能救万民出苦海。共产党“一切为了人民的利益”的根本宗旨和红军战士对人民群众的秋毫无犯的严明纪律深深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男女老少纷纷投身革命，积极参加红军。在根据地创建的峥嵘岁月里，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革命领导人带领陕甘红军前赴后继，历尽艰辛，建立了红色根据地，成立了苏维埃民主政府，使人民当家作主，获得了真正的解放。长期遭受压迫的陕甘边民众对来自于人民自己的这支队伍充满感情，觉醒了的陕甘劳动人民用民歌的方式，歌颂人民的子弟兵——红军，红军是人民的军队，人民在红军身上寄托着胜利的希望，热爱红军，支援红军表现在各个方面。歌谣唱到：“碾盘上小米赛金黄，石花磙子转的忙，忙忙碾来细细筛，千石万石支前忙”。“忙忙的碾”“细细的筛”“千石万石”的叠加运用，形象生动地表达了淳朴的陕甘群众对红军的满满爱心和支前的热忱与积极[注]梁中元：《陇东红色歌谣》，第129页。。《南梁支前队》唱到：“红缨缨麻鞋干蹦蹦麦，推车挑担快如飞，扁担软溜溜，小车吱咛咛，要问我们是干啥的？南梁支前队。一箱箱炮弹一行行担架队，穿过枪林和弹雨，炮声轰隆隆，军号滴嗒嗒，要问我们哪里去？红军的阵地”[注]梁中元：《陇东红色歌谣》，第131页。。妇女们更是对红军战士表现出亲人般的关怀，一首《洗衣裳》从侧面体现了这份无比动人的情意：“姑娘河边洗衣裳，洗了又洗情意长，细揉细搓为哪桩？送给我那红军郎。大嫂河边洗衣裳，棒槌打得可沟响。为啥洗得这样忙？慰问红军打胜仗。大娘河边洗衣裳，洗了一件又一双。洗净穿在谁身上？咱们红军在前方”[注]郭含殿：《华池歌谣》，324页。。歌谣《吆上毛驴上前防》：“吆上毛驴上前防，驮上那棉衣和干粮。上得高山四下望，望不见情郎在哪方。高山上开花四面看，情郎在红军里当排长。干粮送给红哥哥，棉衣留给我情郎”[注]白新文：《黄土歌魂——陇东民歌集锦与赏析》，第127页。既是“爱情歌”，又是“支前歌”。积极参军是人民群众对红军最大的支持。《我送哥哥当红军》：“山丹丹花开背坬坬红，我送哥哥当红军。枣林里核桃河畔上草，当兵就数当红军好。……哥哥你参军闹革命，妹妹我在家把你等。山坡坡的芦草根连根，穷人和红军心连心。芝麻地里带西瓜，革命胜利咱就到一搭”[注]郭含殿：《华池歌谣》，第327页。。《十送郎当红军》：“太阳出来满山红，情朗哥哥当红军，手拖手儿出大门，十里长亭来相送。一送情郎一里亭。一颗心儿送亲人，你当红军妹在家，十年八年我常等……”[注]郭含殿：《华池歌谣》，第330页。难舍的情意，为了当红军的情郎，痴情的妹子一句“十年八年我常等”多么令人动容。苏区地方政府成立后，南梁根据地和陕甘边苏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扩红”运动，使红四十二师扩充到2000余人，各县游击队扩大到3000余人，赤卫军增加到5000余人。在革命歌谣的宣传鼓舞下，苏区人民踊跃报名参加红军上前线，各地一时出现了许多父母送子女、妻送郎、父子和夫妻及兄弟姐妹双双参加红军的动人场景。《一家都革命》：“哥哥当红军，爹爹抬伤兵，爷爷管农会，妈妈妇救会里当主任，我和妹妹年纪小，儿童团里红小兵”[注]梁中元：《陇东红色歌谣》，第119页。。不断扩大地方武装，满足大部队的兵源需要“男儿事戎行，由来轻七尺”。边区妇女更是拥军支前的一支骨干力量。歌谣《送郎当红军》唱到：“人马叫，闹哄哄，咱们的军队要扩充，情郎哥哥随红军，妹妹送你上路行，哥哥呀。走一个村，又一个村，条条大路扎彩门，男女老少喜相送，哥当红军妹也光荣，哥哥呀……”[注]高文、巩世峰：《陇东红色歌谣》，第57页。“……长枪短枪马拐枪，跟上哥哥上南梁；你骑骡子我骑马，剩下毛驴驮娃娃；你当兵来我宣传，咱二人闹革命多喜欢”[注]白新文：《黄土歌魂——陇东民歌集锦与赏析》，第139-140页。。农村青年女子激励情人或丈夫参军，通过对革命胜利的憧憬，把儿女之情转化为爱国之情，“上前线，不想家，早日得胜转回乡”，成千上万的青年男为了保护革命政权告别自己的妻儿，走上前线。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陕甘边区即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根据地中心。红军每到一地，公买公卖，纪律严明，深得群众赞扬，赢得了群众的广泛支持和拥护，这和国民党军队形成鲜明的对比。歌谣“一排红军到我家，不吃烟来不喝茶。担水扫院把地挖，又去山上把柴打，一针一线都不拿，穷人的救星就是他”[注]郭含殿：《华池歌谣》，第309页。，唱出了红军纪律严明，与群众亲如一家，秋毫无犯的军威，穷苦百姓从中感悟出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是为广大劳苦大众谋幸福的，红军是人民的军队，是为穷人闹翻身、谋利益的军队。在红军反围剿战斗中，一心向党的陕甘民众亦不甘落后，积极响应。人民自发组织游击队、赤卫队配合红军作战，主动为红军提供情报，充当向导，协助红军筹粮集柴，供应灶具，无偿捐献木料，帮助制做登城云梯等等。各区、乡苏维埃政权均成立了运输队、担架队、慰问队……全力支援红军。抗战爆发后，大批子弟跟随红军参加了东征和西征。

一首首歌谣包含着陕甘边苏区人民朴素的情感，琅琅上口的拥军歌，悦耳动听的支前谣唱遍了陕甘边的沟沟卯卯。真正是唱得“红军共产党天心顺，全世界的老百姓都随了红军。”这充分表达了陕甘边人民对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的崇敬和挚爱之情；表达了陕甘边人民对党的衷心拥护和无限爱戴；表达了人民群众跟随共产党打天下的坚定决心。

(四)陕甘边红色歌谣歌颂了红军与人民的鱼水深情

“诗言志，歌咏情”。革命战争凝聚着红军同人民生死与共、血肉相连的鱼水深情。军爱民，民拥军的赞歌在陕甘边红色歌谣中成为由始至终贯穿作品的主旋律，成为军民同心同德、共同杀敌的最有力武器，是红色歌谣中最为瑰丽的篇章。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初期，共同的阶级基础缔结了红军与穷人的骨肉亲情，在同甘苦、共患难的峥嵘岁月里，红军与群众的心紧紧连在一起，歌谣《红军原是受苦人》这样唱到：“红军原是受苦人，受不了压迫当红军。红军穷人同根生，怪不得红军爱穷人。红军穷人骨肉亲，天下的穷人向红军！”[注]白黎：《陕甘苏区歌谣选》，第55页。同是受苦人，心儿更贴近。《军民就像亲骨肉》：“红军来到杨家沟，你抢他拉请进屋，贴心话儿拉不够，军民就像亲骨肉”[注]白黎：《陕甘苏区歌谣选》，第45页。。《遍地穷人当红军》中唱到：“虎爱高山鸟爱林，红军爱的是穷人，红军穷人互相爱，爱的感情比海深。红军穷人心连心，红军扎根穷人中，千家万户举红缨，遍地穷人当红军”[注]白黎：《陕甘苏区歌谣选》，第42页。。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以后，军事力量薄弱的红军面临着非常严峻的形势，面对装备精良、人数较多的国民党军队对革命根据地的围攻和经济封锁，红军给养和人民生活遇到了极大的困难，这时穷苦老百姓给予了人民军队与红军战士竭尽所能的补给和支援。党领导的革命队伍紧紧依靠群众，人民群众也心系红军，“半夜里来叫门，问你是那部分，只要说是老刘的，赶快迎进门。哪里有老刘，哪里人最稠，男女老少都围满，话儿拉不够。喂马有咋们，放哨有咋们，老刘的队伍快缓好(缓好：休息好的意思)，打仗有精神。哪里有白军，女人乱逃跑；老刘的队伍开到了，妇女来欢迎。送来大西瓜，送来鞋和袜，还有一捧捧大红枣，亲人请收下。请吃猪羊肉，请吃热蒸馍，老刘喜欢吃荞面，赶快压饸饹。红军要开走，人人都挽留，拉住老刘的左右手，左右(注：左右在这里是无论怎样说的意思)不让走。老刘呀大恩人，老刘呀救命星，全凭你领导闹革命，穷人才翻身。土地呀有土地，牛羊呀有牛羊，全凭你领导闹革命，咋们把家当。自由呀多自由，平等呀真平等，全凭你领导闹革命，才有好光景”[注]白新文：《黄土歌魂——陇东民歌集锦与赏析》，第105-106页。。“红军进了村，群众围一群，家家争着请，心儿贴着心。杀羊压饸饹，招待心上人，拥护咱红军，人人喜盈盈”[注]白黎：《陕甘苏区歌谣选》，第62页。。这充分说明了民心的向背和共产党植根于人民的根本宗旨。正是因为坚实的群众基础才奠定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成为土地革命后期“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才有了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红军三大主力奔赴抗日前线的出发点。红军北上抗日，离开革命根据地时，陕甘边人民群众不但积极参军，配合主力军作战，而且为部队供给粮草，抬运担架，抢救伤员，输送弹药，从人力、物力等各个方面，全力以赴地做好战地勤务工作。这个时期产生了有名的《十送红军》。《十送红军》情真意切，表达了人民群众与红军无比深厚的鱼水情谊。此后在陇东根据地革命的沃土中诞生的《咱们的领袖毛泽东》《绣金匾》《军民大生产》等情真意切的优秀民歌，更是响彻中华大地，在革命艺术的殿堂中熠熠生辉。这种情谊是不朽的，它并未因时代的变迁而褪色，相反在日益昌盛的中华民族的今天，它的广泛吟唱愈发激起人们对陕甘边老一辈革命领导人和人民英雄的深刻缅怀之情。陕甘边红色革命歌谣艺术地印证了红军与人民群众的这种鱼水之情，对共产党团结人民、凝聚人心，起到了难以估量的作用。

三、陕甘边红色歌谣在动员群众中的重大作用

陕甘边红色歌谣是20世纪之初陕甘边革命历程的真实反映，在土地革命和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和发展时期，在宣传革命道理、动员群众、鼓舞人心等方面了发挥出了独特的作用，具有重大的革命意义。

(一)唤醒了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觉悟

陕甘边歌谣来自于人民群众，有着丰富而隽永的传统文化底蕴，它是以下层劳动人民心声为底色的民间文学艺术。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时期，党领导的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赋予了陕甘边歌谣新的活力，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为代表的老一辈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运用这种传统文化艺术形式，在武装革命斗争中宣传革命道理，唤醒陕甘边千千万万受苦受难的民众的阶级觉悟，在他们历尽苦难的心田里播撒革命火种，激发他们的革命热情，号召他们奋起斗争，改变命运；反对剥削，反抗压迫，翻身求解放。刘志丹的一首《实行共产》振聋发聩，在陕甘边大地上如一声春雷，响彻了山川峁梁。革命的星星之火，以燎原之势，熊熊燃烧，从此“陕北出了个刘志丹……领导工农打江山”,陕甘边被欺凌被压迫穷苦人民的生活如久旱逢甘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志丹练兵又宣传，要把世事颠倒颠”，“共产党来救星来，穷人翻身见太阳”。从此陕甘边人民歌子唱起来，心儿飞起来，山丹丹花儿笑起来，信天游的调子里不再有苦水，受尽苦难的人民不再有泪水……。歌谣通俗易通，朗朗上口，迅速成为宣传革命道理，提高群众思想觉悟最为理想的手段，使得人民群众对党的政策、方针有了深刻的领悟，对人民军队和红军战士有了更全面的认识。意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为人民谋幸福，只有人民军队和红军才是穷苦人民的大救星，从而由衷的唱到：“红军红军大救星，救出千万受苦人”。土地革命的开展，解决了农民最为迫切和关心的问题，“山尖尖一面面红旗飘，打土豪分田地呀为咱穷人好”，充分赢得了群众最广泛的支持和拥护，以及人民群众跟党走的坚定决心。奠定了牢固坚实的群众基础，并使人民群众得到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开启了陕甘边武装革命斗争的新航程。

(二)发挥了激励人民投入革命战斗号角的作用

红色革命歌谣在陕甘边的广泛传唱，激发了人民群众极大的革命积极性，对深入开展革命斗争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在血与火的战争年代，军民团结一致，同仇敌忾，以红色歌谣为战斗号角，共同打击敌人，鼓舞士气，起到了瓦解敌人斗志，激励人民投身战斗，团结和凝聚人心的作用。一时“扩红”的热潮在边区兴起，人民群众踊跃送亲人当红军，出现了父送子、妻送夫、弟送兄的景象，壮大了红军声威。面对革命战争的艰苦、军事经济力量的薄弱，陕甘边军民仍以高昂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用嘹亮的歌喉唱着激情的红歌，极大地鼓舞了士气。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在党的领导下，人民群众广泛开展红色歌谣运动，满怀激情地歌颂党和革命领袖，歌唱苏维埃政权和工农红军，歌唱自己的新生活，充分宣传共产党纲领和政策主张，紧密配合革命斗争，使红色革命歌谣成为鼓舞士气的号角、瓦解敌军的利器。其对共产党团结人民、凝聚人心，起到了难以估量的作用。在那烈火熊熊的战争年代里，这一独特的传统文化艺术大放异彩，发挥了宣传、教育、动员和激励人民的战斗作用。

(三)赞扬了党的群众路线光辉典范

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和发展时期，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同人民群众同患难、共生死，与人民群众建立了深厚的鱼水之情，共同谱写了一曲鱼水情深的赞歌，“快送棉衣到前线，免得亲人身受寒”、“军爱民来民拥军，咱们军民一家人”。陕甘边红色歌谣的广泛传诵至今，充分证明了老一辈共产党人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巩固和发展过程中，为了革命事业矢志不渝的革命信念和牺牲精神，以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无私奉献精神。在人民群众心目中树立了光辉伟大的形象，歌谣更是颂扬了人民群众对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无比热爱之情。在陕甘根据地的武装斗争中，民亦兵、兵亦民的特点尤其明显，既有正规红军，又有赤卫军、游击队，后者的数量远远超过正规军。这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陕甘革命根据地军民关系的密切和群众基础的坚固。这种坚不可摧的革命壁垒，形成了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最终成为“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长征的落脚点、抗日战争的出发点。

毛主席谆谆告诫我们：“……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1934年1月27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6页。。在那烈火熊熊的战争年代里，具有光荣革命历史传统的陕甘边人民，以高尚的无私奉献精神，爱护人民军队，支援前线抗战，建树了可歌可泣的历史功勋，谱写了一曲曲党和人民群众密切相连、鱼水相依的动人乐章，成就了党的群众路线的光辉典范。

总之，陕甘边革命歌谣为陕甘边革命斗争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这些朴素通俗的言语、铿锵有力的文字、激荡澎湃的爱国热情，曾经见证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巩固和发展的历程，这一光辉历程充分表明：人民群众是革命事业不断发展的力量源泉，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工作是党的生命线。陕甘边根据地之所以能够巩固，与党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有着必然的联系。与之应运而生的陕甘边红色革命歌谣亦成为陕甘边人民革命事业和无产阶级的战斗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镌刻下了民族革命的文化丰碑，丰富了根据地的文化宝库，在中国民间歌谣发展史上留下崭新的一页，对发扬党的光荣革命传统，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和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