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师范学院 文学院，广西 南宁 530299)

1993年，“陕军东征”成为文学界相当瞩目的焦点，那一年，陕西作家陈忠实，贾平凹，高建群，京夫相继在北京的几家出版社出版了长篇作品：《白鹿原》《废都》《最后一个匈奴》《八里情仇》。沉寂已久的陕西作家在这一年集体发力，他们的作品在当时引起了非常大的轰动，为1993年的文学界生出了一团灼热的火苗。

25年过去了，我们现在回望，陕军东征作为一次轰动的文化现象，它是如何发生、发展、沉积、继而走进历史的呢？本文试从“陕军东征”这个案例入手，探讨新时期文学如何被建构、被言说的历史化进程。

一、文学现象与名词的诞生

陕军东征的出现是既有偶然性，也是陕西作家辛勤耕耘的结果，“而且具有很大的典型性。”[1]1993年之前，陕西文坛接连损兵折将，陕西文坛沉寂已久，在长篇作品上，新生作家更是乏善可陈。在1993年，四位作家接连选择在北京出版自己的长篇作品，并且在评论界和媒体的推波助澜下引起了轰动效应。1993年5月25日，在《光明日报》上刊登了韩小蕙的评论文章《陕军东征》，这是首次在媒体上出现“陕军东征”的提法。

一个由文学现象而诞生的文学名词，在市场化消费语境之下迅速发酵、升温，成为1993年众声喧哗中的一道风景。陕军东征之所以能在1993年引起轰动，其中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是媒体与文学作品之间的密切互动。在贾平凹《废都》还未面市之前，出版社已经精心的做好了“营销工作”，有关废都的宣传时常见诸报端，吊足了读者的胃口，在作家圈子里引起不小的关注。等到作品面市，四部作品一部比一部有分量，并且充满争议，引起一波阅读狂潮，尤其以《白鹿原》与《废都》的反响最为激烈。《废都》描绘了一位现代作家的欲望史，全书充斥着大量的性描写，作者常以“此处略去……字”掩人耳目，越是这样，反而越刺激了普通读者的猎奇心理，尤其在《废都》被禁之后，盗版书商大肆印刷，街头巷尾的书摊上皆能看到《废都》的身影。自陕军东征兴起，至1999年不完全统计，“《白鹿原》重印了七次，发行五十多万(不含盗版)。《废都》起印数为37万册，估计印数达一百万以上。”[2]其销量火爆程度由此可见一斑。由《废都》的广泛传阅而导致的“关于人文精神”的大讨论亦成为90年代最重要的文学论争之一。

《白鹿原》的出版将陈忠实推上一流作家的位置。媒体迅速将目光聚焦在作家及作品上。陈忠实关于《白鹿原》的创作历程逐渐被披露。各种规格的座谈会、访谈节目、作品研讨会一场接一场的举行，其中不乏借助热点事件趁机炒作的行为。随着媒体和评论家的及时跟进，陕军东征背后的作家及作品的故事被详细的报道了出来，进而又增加了作品的销量。文学与媒体亲密的结合在一起，严肃文学借助媒体的翅膀与消费文化“拥抱”，“在这个层面上它化解了经典严肃文学与90年代以来蜂起的消费文学之间紧张对立的关系。”[3]

“陕军东征”最初的来源是韩小蕙的文章，她在文章中介绍了贾平凹、陈忠实、高建群、京夫四位作家及作品。随着这四部作品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四位作家也声名鹊起。这时有人反观“陕军东征”，并扩大其概念，提议将当时同样引起关注的程海的《热爱生命》也涵盖进去，这样陕军东征就又扩大了阵营，“五虎上将”成为陕军东征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也有人指出，陕军东征亦可包含陕西籍的所有作家，以此壮大陕西籍作家的声势，不必特指四五位作家。

文学作品要引起关注和媒体的聚焦，其本身的价值是最根本的内在因素。陕军东征之所以能在1993年的文坛引起关注，与其本身的作品价值是分不开的。八百里秦川成为他们创作灵感的源泉，纵观这五位代表作家，浓厚的地域色彩明显熔铸于作品之中。陈忠实的《白鹿原》以关中大地为背景，将宗族的崩溃和历史境遇中个体命运的沉浮以近乎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表现了出来。他们的作品，在对人性的开掘上都颇为精深，不只是流于浮泛的印象。正是这些因素，才使得“陕军”挥师“入京”而立足脚跟。

有评论家指出，1993年出现的陕军东征的文化现象“可以视为中国当代文化转型的一个标志，它宣布中国大众文化或称文化工业的正式兴起，即文化的商业化经营的开始，”[4]这样的表述来形容陕军东征给文学界带来的影响是恰如其分的。

二、在场与言说

90年代初，中国处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一个庞大的消费主义时代正在展开。市场流通中的一切似乎都沾染了商品的习性，文学也难以避免。陕军东征现象的背后，离不开媒介商品化的运作和宣传，诚然，这种运作方式并不能简单的以“炒作”来概括，“不可否认的是，文学策划机制的形成大大提高了大众媒体在文学生产活动中的主动性。”[5]对于有价值的东西，市场运作给予了文学更大的流通性和影响效应，这一点无可指摘。难以控制的是在强大的商品运作的影响力之下，文学创作的初衷及作品的本来面目有被曲解的可能。

一个事件，一场运动之所以成为历史，离不开当事者对事件和运动的追忆、再回顾，也离不开集体记忆与学者的理论建构。对于陕军东征这一文学现象，它又是如何悄然走进文学史的呢？这一点可以从“重回80年代”运动中找到答案。新时期的文学从伤痕文学到反思文学，从改革文学到寻根文学，从先锋文学到写实文学，逐渐形成了多元审美的局面。这些纷繁的文学思潮和流派，更多时候并非是有意识而为之的，它源于对历史自觉的回顾与反思。新时期的文学创作，无论是对世相关注的角度、开掘的力度、探索的深度，还是创作的手法、技艺，都是一个逐渐深化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得益于政治环境的相对宽松，以及思想的开放，大量的创作者得以发出自己的声音。他们探索文学之根本，探索文学与人性、人情的关系，探索新时期文学该往何处去，使得文学亲历者们置身于丰富而又真实的“文学史”当中。

话语即是权力，文学史的建构无不体现着言说的权力，是谁在言说？如何言说？这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那些80年代文学的亲历者们，多是知识精英，且不乏留洋归来者。对于80年代，他们是创造者，也是亲历者，然而站在当下去回顾那段历史的时候，他们又成了言说着，建构者。“他们以‘叙述’自己‘故事’的方式，给今天的社会增加了一份新颖的历史参照，”[6]即使是评论家、学者，也不得不从他们的言说中获得详实的资料来支撑自己的理论阐述。 在“重返80年代运动”中，一大批归国留学的知识精英和历史当事者以他们的认知视角进行回顾和反思，对于那段历史，他们是启蒙者和建构者。

“辉煌”在80年代末戛然而止，旋即进入了一段沉寂。陕军东征在90年代初给文坛所带来的振奋，无疑加速了文化的回暖。1993年的陕军东征深远的影响了90年代小说的创作，单就陕军东征的影响力来讲，就足以走进文学史。

一个文化现象走进历史，离不开历史主体的追思和建构。原本隐藏在“现象”背后的东西逐渐变得详实，于是现象变得丰满起来，变得理所当然。在陕军东征引起文坛轰动之处，铺天盖地的报道和评论指向作家和作品。陕军东征的前后细节都被挖掘出来。陈忠实回顾了陕军“东征”之前的陕西文坛状况，他指出，1993年之前的陕西文坛，知名的老作家相继离世，年青一代的路遥、邹志安也英年早逝，陕西文坛笼罩在低沉的氛围当中。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陕军东征的作家颇有默契的完成了彼此的创作。陈忠实在创作《白鹿原》之前，从未写过长篇小说，只以短篇和中篇见长，“我在1985年夏天以前，把长篇写作尚作为遥远的事。”[7]

同样，高建群在回顾《最后一个匈奴》时也提到了这一长篇“也许是命运使然，是小说本身的命运，亦是小说作者本身的命运”。高建群对以他为首而引起的“陕军东征”颇为自得，他认为“陕军东征代表了长篇小说创作的一个高度。”此后的小说创作“从这个高度上滑落了。”[8]当陕军东征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当事者在其后进行追思建构的过程中都有意无意、或多或少的将自己的主观意愿及历史“功绩”做了“详尽”的报告。

程海作为其后加入“陕军东征”行列的第五员大将，他在1998年的一篇文章中回顾道：“1993年，我和陕西另外四位作家在北京五家出版社各出版了一部长篇小说，由于出书的时间都在那几个月，仿佛集束炸弹一般，又由于在此之前陕西著名作家路遥、邹志安的不幸早逝，引起全国读者对陕西作家倍加关注，故使这五部长篇小说火爆一时，发行量均创下惊人纪录。”[9]程海在他这篇答辩文章中详细的回顾了陕军东征现象的发生、发展，并解释了自己的作品进入“陕军东征”行列的必然性。作为文化现象产生和发展的当事者，他们又是回顾历史的言说者。“当事人身份中既有启蒙者的成分，同样就会包含文学想象的成分，”[10]他们的在回顾那段历史的过程中无形中对历史进行了主观的建构，即看似公平，又似乎有偏颇。

三、文学史书写中的“历史检验”

文学作品及文学现象和思潮要想进入文学史，必须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历史的检验的主体是“历史”，然而历史又是由人来建构的。因此“历史检验的最终完成离不开文学史家和评论家的综合评价。”[11]这看似是个悖论，我们需要“历史”为过去发生的一切进行公正而客观的检验，但这种检验又必须依靠人的主观评价来进行，因此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姑娘”也不为过。文学史自然离不开文学史家和评论家的建构，从陕军东征的历史化进程，我们能窥见“进入历史”的一般方式。

1993年陕军东征的出现是多种因素交织的结果，无意中的集体面市，并凭借总体优秀的水准在媒体和评论家的推波助澜下迅速引起轰动的效应。在这个过程中，文学评论家与作者本身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他们是在场者和言说着，用话语和媒体的力量建构起陕军东征的文学史风景。纵观陕军东征引起轰动之后的文学评论界，不少社会学者和文学批评家打破沉默，对陕军东征进行理论的阐述，这些文学批评中有批评、有赞扬、有不屑，一时间众声喧哗。其中比较有分量的文学评论有张志忠的长篇评论《陕军东征：从哪里来，向哪里去？》，五湖的《也炒“陕军东征”》，本土评论家白桦的《作为文学、文化现象的“陕军东征”》，肖云儒的《论“陕军东征”》等。

当代文学如何走进历史，又以何种角度写史，这是文学史家无法规避的问题。自90年代至今的文学史写作，陕军东征几乎成为无法规避的一环。洪子诚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认为“1993年无疑是个长篇小说创作获得重要收获的一年，尤其是《白鹿原》、《废都》的出版，它们在京城引起的热烈反响，在当时被称作‘陕军东征’。”[12]王庆生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陈思和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朱栋霖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等，在回顾90年代初的文学创作时，都提及到了“陕军东征”这一文学名词。这些文学史著作中，对陕军东征的介绍不仅仅限于作品的概述，对其产生的文化、社会等历史背景也做了简单的分析。有的从作品本身的文本价值入手，有的关注于大众文化与媒介之间的亲密互动，有的将其看作一次商业化的包装和炒作。但无论对陕军东征做何种方面的外部文化研究，不可否认的是文学作品的总体价值，尤其以《白鹿原》与《废都》两部长篇，一个书写家国秘史、隐秘心史、悲怆情史；一个书写上升与沉沦、欲望与绝望，对历史、文化、人性的开掘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四、总结

25年过去了，1993年轰动文坛的陕军东征逐渐走向了历史之中。作为一种文化、文学现象，在90年代市场经济的助推之下，迅速的产生了轰动性效应。其后又被当事者不断的回顾、言说，也凭借它文本自身的价值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从而成功的走进了文学史。90年代文学审美更加多元化，文学现象层出不穷，网络的发展，市场化的深入，文学在这种情境下迂回而又艰难的前行。90年代的文学该以何种方式被历史铭记、书写，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但无论如何喧嚣与躁动，有一点是不变的，那便是作品本身的价值。文学史不同于一般的历史，他需要文学史家与评论家做出相对客观的历史评价，然而人的评价始终是有局限的，尤其当书写者与历史事件所处的时代相隔不远时，更不容易拨开历史的迷雾做出价值判断，对当代文学作史，应当拉开时间距离，让历史“沉淀”下来，让迷雾稍稍散去，让当初喧嚣的声音逐渐沉寂，让读者、市场、评论家充分的“发声”。这样的文学史才具有历史的眼光和文学的洞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