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秀云

(山西大学 文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6)

耶律楚材(1190—1244)，字晋卿，号湛然居士，元代重臣，官至中书令，在元初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具有卓越贡献。他是辽代皇室后裔，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九世孙，属于太祖长子东丹王一支。耶律楚材的祖先在辽代作为皇室宗亲，一直居于高位，在耶律德元时，归于金朝，为兴平军节度使。耶律德元之子耶律履是耶律楚材之父，虽然仕途不顺，但最后也官至尚书右丞，在金代颇受士大夫尊重。耶律履、耶律楚材、耶律铸居于高位，得到皇帝的信任，同时他们又深受中原文化熏陶，与汉族士大夫交流甚广，积极进行文学创作，他们的社会地位与文学文化修养，决定了他们与文坛关系密切，对金元思想文化界产生重要影响。

苏学是以苏氏父子为中心形成的，以儒家理论为基础，融合了道家、佛家思想，包含了政治、经济、人生、文学、艺术等方面的学问体系，突出特征是它的融通性。正因为它的融通性，受到了朱熹等人的激烈批评，在南宋程学盛行之时，受到排斥打击。也正是因为这个特征，在民族文化大融合的北方，苏学的盛行成为必然。金人占领中原之后，虽然对精深的儒家文化很仰慕，也在亦步亦趋地学习，但民族大融合打破了儒学的独尊地位，形成以儒学为基础的多元文化并存的区域文化。这样的文化特征，为苏学在北方的传播提供了土壤。

苏学在北方的传播始于辽代。苏辙出使契丹，曾写《神水馆寄子瞻兄》，有诗句云：

谁将家集过燕都？逢见胡人问大苏。莫把声名动蛮貊，恐妨谈笑卧江湖。[1]

这说明在辽代时苏学已经开始在北方传播。金代时苏学在北方影响很大，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元代。

宋濂提出“洛学在南，川学在北”；翁方纲提出了“程学盛于南，苏学盛于北”；胡传志先生的文章《“苏学盛于北”的历史考察》重点对苏轼诗文在北方的传播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考察[2]；魏崇武先生的文章《也论“苏学盛于北”》强调了“苏学盛于北”的“文道并重”的性质[3]。这些说明，苏学在金代文坛有着重要地位。金元时期，耶律楚材家族的重要人物一直身居高位，与文坛关系密切，他们与苏学有着重要关联，因此，笔者对这一家族与苏学的关联及其在苏学北传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进行考察。

一、耶律履：“苏学盛于北”的推动者

耶律履(1131—1191)，字履道，官至金代尚书右丞，耶律楚材之父。他为人正直，品德高尚，学识渊博，见识过人，诗文、书画、文字、医药、阴阳历法等方面都有建树，是金世宗、章宗时期颇有才干的臣子。元好问在《故金尚书右丞耶律公神道碑》中对他的评价是比较恰当的：

右丞文献公在大定间所以为通儒，为良史，为名卿材大夫者，其事未远，当代耆旧尚及见之。好问尝从事史馆，每见荐绅先生谈近代贤臣，莫不以公为称首。公自初入馆，即被顾问，忠言嘉谋不可一二数。[4]

元好问在神道碑中用一系列事实说明了前面的评价并不是虚夸之词，其中重点叙述的一件事与苏学在北方的传播关系密切，《中州集》也记载了此事：

兴陵尝问宋名臣孰为优，履道以苏端明轼对。上曰：“吾闻轼与王诜交甚欵，至作歌曲，戏及姬侍，非礼之甚，尚何足道耶？”履道进曰：“小说传闻未必可信，就使有之，戏笑之间，亦何得深责？世徒知轼之诗文人不可及，臣观其论天下事，实经济之良才，求之古人，陆贽而下，未见其比。陛下无信小说传闻而忽贤臣之言。”明日，录轼奏议上之。诏国子监刊行。[5]

这是耶律履与金世宗关于苏轼的一次对话。元好问最早记载了这件事，后来的资料不断地引用。在耶律履看来，苏轼是宋代最为优秀的臣子，其诗文及纵论天下大事的见解，天下无人能及。北宋时苏轼长期处在受排挤和打击的地位，即使随着皇帝的变更，他的处境有所变化，但整体来看还是处在不如意的状态。北宋文人对苏轼诗文的评价很高，但很少有对他政治经济才能的推崇。耶律履对苏轼政治经济才能的推崇，在金代具有开创性，在他同时代也是具有独特性的见解。对于因“非礼”之说对苏轼的排斥，耶律履抓住了事情的实质进行了反驳。首先，指出小说传闻的不可信，一针见血地道出了宋代笔记小说的致命弱点；其次，指出在复杂事物中的主要和次要方面的问题，对于苏轼的“戏笑”之辞，不可深责，应该重视的是他纵论天下大事的言论。耶律履的观点得到了皇帝的认可，于是他辑录苏轼的奏议上呈皇帝，皇帝下诏国子监刊行。

这是苏轼奏议的一次官方刊印，这些奏议是官员们学习的教材，也是金代制定经济政策的参考。金代是一个积极发展文化事业的时代，文人的创作活动和参与政治的热情也是很高的，文化资料应该非常丰富，但金元之际的战火几乎把这些资料销毁殆尽，若非元好问《中州集》的编纂，金代许多文人的创作就难以留存。一些侥幸留存的资料又因为不受重视而散佚。《千顷堂书目》卷二十九录有“耶律履《文献公集》十五卷”[6]，但现在只辑得文1篇、诗4首、词3首，可见金代文献资料散佚严重。现在还没有发现关于苏轼奏议刊行的相关资料，但元好问是在一些金代文人尚存的情况下写的神道碑，而且是应耶律楚材之邀而写，他没有必要杜撰这件事。元好问不仅在神道碑中记载这件事，而且在《中州集》中也记载此事。再者，元好问有强烈的存史意识，为《金史》的编纂做了大量的工作，他有着史家的品德和素养。由此可知，耶律履促使官方刊印苏轼奏议是真实的情况。元好问《中州集》中的小序非常简短，只写文人们的一生最重要的事情，这说明，元好问认为耶律履最大的功绩就是对苏轼的评价及苏轼奏议的刊印了。元好问虽然没有直接评价这件事，但他在《中州集》小传中对事件的选择已经给了耶律履高度的评价。

耶律履与金世宗的对话及刊印苏轼奏议的行为，是对苏轼奏议的一次整理与公开推广学习，苏轼的经济思想必然对金代产生影响。耶律履对苏轼经济才能的推崇，不仅促使金代臣子对苏轼经济才能的关注，又为苏轼著作的传播消除了官方阻力，推进了苏轼著作在北方的传播。《思益堂日札》记载：

东坡先生性既和易，好谐谑，随笔作小词，各说部多载其逸事，不必真实，乃传入敌国，几遭诋斥。使非履道奏白，身后斗山之望减矣！[7]

由此可见，苏轼一生逸事很多，虽然不一定真实，但传入金国，“几遭诋斥”，尤其是金世宗对苏轼的“非礼”行为是深信不疑的，并以此否定苏轼的政治才能。倘若金世宗以道德品质的问题进一步抵制苏轼诗文，苏轼诗文在金代的传播就会受到影响，而事实是苏轼的诗文在北方的传播没有受到政治性的干预，主要是因为耶律履的“奏白”所产生的积极作用。《思益堂日札》作者从苏轼声望的角度，充分肯定了耶律履的重要功绩，《思益堂日札》中“使非履道奏白，身后斗山之望减矣！”的说法虽然有点夸张，但不可否认的是，耶律履的奏白确实改变了金世宗对苏轼的偏见，耶律履不仅对苏轼政治性奏议在北方的传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而且对其诗文在北方的传播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二、耶律楚材：苏学思想精髓的呼应者

耶律楚材是元代重臣，是促进南北文化融合的关键人物。他初娶梁氏，因战乱阻隔，后娶苏轼四世孙宗弼之女苏氏，因此与苏轼有姻亲关系。耶律楚材对苏轼很仰慕，虽然《湛然居士文集》中涉及苏轼的诗文不是很多，但他对苏轼的敬仰之情还是显而易见的。例如，他在《勉景贤》中写道：

昨日景贤坐间，屡称东坡真人中之龙也。若慕其才而异其志，采其华而弃其实，又何益于事哉？因作偈以勉之云：既慕东坡才，当如东坡志。君才如东坡，其志未相似。诗似东坡诗，字如东坡字。胡不学东坡，且学长不死。[8]168

在这首诗里，我们可以得到的信息是：第一，耶律楚材与友人经常谈及苏轼，对苏轼的赞美敬仰之情溢于言表。第二，耶律楚材对苏轼的志向及所选择的人生道路很赞赏。苏轼积极入世，积极参与国家的政治经济活动，屡遭挫折却从不懈怠。耶律楚材的好友郑景贤，身怀治国之才，又深得皇帝宠信，但他不愿参与朝政，过着隐于朝的大隐生活，所以耶律楚材劝他学习苏轼，积极参与国事，发挥自己的才能。可见耶律楚材对苏轼的敬仰没有停留在他的诗文、书画、才能、谋略方面。耶律楚材以其独特的眼光和境界，对苏轼的欣赏已经超越了普通文人。

《湛然居士文集》中有一组涉及苏轼铁杖的诗歌，如《用秀玉韵》《用樗轩散人韵谢秀玉先生见惠东坡杖》《谢西方器之赠阮杖并序》《和董彦才东坡铁杖诗二十韵》《答聂庭玉》等。耶律楚材在《谢西方器之赠阮杖并序》中云:

了然居士素蓄东坡铁杖洎地字号阮，真绝世之宝也。天兵既克汴梁，先生携二君来燕，欲藏之，恐不能终宝。欲赠湛然，南北相去不知其几千里，虑中道浮沉，是以献诸秀玉殿学、田公奉御，欲转致于余也。甲午之秋，陈、田入觐，果馈之于我。因乱道数语，用酬厚意。[8]216

由此可知，了然居士几经周折，把东坡铁杖和地字号阮两件绝世之宝赠送给耶律楚材，目的是保存这两件宝物。耶律楚材引了然居士《铁君传》云：

(苏轼铁杖)长七尺，重三十两，顶圆足方，中有微篁，凡四十五节，世传嵇生造。昔显宗东宫时，尝读东坡铁杖诗，因召侍臣郑子聃问杖之存亡。子聃以在睢阳为对，因以数千缗购于张文定公之孙，其孙藏之于屋栋。子聃竟不得一见。[8]217

铁杖世传为嵇康所锻造，柳真龄赠与苏轼。苏轼关于铁杖的诗歌《铁拄杖并叙》云：

公言此物老有神，自昔闽王饷吴越……便寻辙迹访崆峒，径渡洞庭探禹穴。披榛觅药采芝菌，刺虎钅从蛟擉蛇蝎。[9]251

《乐全先生生日以铁拄杖为寿二首》其一云：

先生真是地行仙，住世因循五百年。每向铜人话畴昔，故教铁杖斗清坚。入怀冰雪生秋思，倚壁蛟龙护昼眠。遥想人天会方丈，众中惊倒野狐禅。[9]255

从诗中可见，苏轼突出铁杖之神奇，可以镇邪除妖，有道家的灵通之气，有佛家的彻悟之感。正因为铁杖自身的经历和苏轼赋予他的灵秀神奇之气，铁杖成为绝世珍宝。耶律楚材在其诗《和黄彦才东坡铁杖诗二十韵》中进一步发挥铁杖之神奇，直接用苏轼诗中的“野狐禅”，把铁杖放在了威震一切神魔的地位：

大泽深山无所惊，扫除魑魅驱凶孽。轻簧历历吐微语，闲对幽人如鼓舌。有时拈起击须弥，须弥击碎同丘垤。云门远遁德山去，敢对髯翁开口说。一时惊倒野狐禅，奔走不来余阃闑。他年神武挂冠去，谁知劫外乾坤别。横担此杖入千峰，大方独步无蹉跌。[8]234

在铁杖的相关诗歌中，耶律楚材的眼光没有停留在铁杖的形态和珍奇上，而是说明铁杖是融佛道于一体的神物，突出铁杖镇妖除魔的神力，在道家与佛家的境界中与苏轼交流，感受苏轼赋予铁杖的思想和威力。

苏轼将铁杖赠给了乐全先生，乐全即苏轼好友张文平。乐全先生得铁杖后也曾留下诗篇《苏子瞻寄铁藤杖》，诗中对苏轼满怀感激，但只是把铁杖当成一般的拄杖，至于苏轼诗歌中所表现的思想，也没有去呼应。可见张文平虽是苏轼的好朋友，但他并不是苏轼思想的共鸣者。耶律楚材得到苏轼铁杖是一种偶然，但可以看出他对苏轼思想的独特感受力。佛与道的融合并不是苏轼思想的全部，在他的思想中，儒、道、佛三家是融通的。耶律楚材对苏学的接受，也不是从铁杖开始的，他很早就在儒道与佛理之间探求国家发展的主导思想，后代学者以“外佛内儒”来评价他的思想。耶律楚材也接受了道家思想的精髓，在西域时与丘处机等人谈玄论道，道家思想对他的影响很深。在儒、释、道的融通方面，耶律楚材与苏轼的思想是相同的。

苏轼思想中的融通性曾受到朱熹及其门人的激烈批判，但在北方却被士大夫们广泛接受。李纯甫是金代的重要学者，《宋元学案》把他的学术思想归入苏学余派，大加抨击。对李纯甫的集中攻击是因为他的《鸣道集说》，这部著作是李纯甫批判理学家言论集《鸣道集》而创作的。《归潜志》云：

(李纯甫)尝论以为宋伊川诸儒，虽号深明性理，发扬六经、圣人心学，然皆窃吾佛书者也。因此大为诸儒所攻。[10]

李纯甫思想的融通性很明显。清人汪琬认为：

其说根柢性命，而加之变幻诡谲，大略以尧舜、禹汤、文武之后，道术将裂，故奉老聃、孔子、孟子、庄周洎佛如来为五圣人，而推老庄、浮屠之言，以为能合于吾孔孟。又推唐之李习之，宋之王介甫父子、苏子瞻兄弟，以为能阴引老庄、浮屠之言，以证明吾孔孟诸书。于是发为雄辞怪辩，委曲疏通其所见，而极其旨趣，则往往归之于佛。凡宋儒之辟佛者，大肆掊击，自司马文正公而下讫于程、朱，无得免者。[11]

《鸣道集说》的出版和传播是在李纯甫去世之后，耶律楚材序言云：

屏山临终，出此书付敬鼎臣曰：“此吾末后把交之作也，子其秘之，当有赏音者。”鼎臣闻余购屏山书甚切，不远三数百，徒步之燕，献的稿于万松老师转致于余。余览而感泣者累日。昔余尝见《鸣道集》，甚不平之，欲为书纠其芜谬而未暇，岂意屏山先我着鞭，遂为序，引以针江左书生膏肓之病焉。中原学士大夫有斯疾者，亦可发药矣。[8]308-309

从中可知，此书在耶律楚材之前秘而未传，等待知音。耶律楚材得此书后，为其作序，大加赞赏。《鸣道集说》刊刻之后的传播，应该是由他而始，从后人的评论中可知，此书后流入南方，是手抄传播还是刊刻传播，还没有可靠证据，但此书的广泛传播应是不争的事实，这与耶律楚材的推广有密切关系。

《鸣道集说》的思想是尊老聃、孔子、孟子、庄周及如来佛为五圣人，发挥他们理论的融通之处，寻找其对现实社会的意义。这一点也正是苏学之精髓，所以理学家对李纯甫的批判与对苏学的批判是相关联的。《宋元学案》把李纯甫列入苏学余派，并不是指学问的直接承继，而是思想精髓的一致。李纯甫的学说以《鸣道集说》为代表，而此书在耶律楚材的高调推介下广泛传播。耶律楚材思想精髓与苏学的融通性是相一致的，更应该属于苏学余派，只是因为耶律楚材在历史上的独特地位，没有遭到后来学者的激烈批判。耶律楚材对李纯甫思想的赞赏与推介之功是不可否认的，正是他的推介，扩大了苏学思想在北方的影响。

三、耶律铸：苏轼逍遥人生的体验者

耶律铸(1221—1285)，字仲成，耶律楚材之子，官至中书左丞相。耶律铸是苏氏夫人所生，所以他与苏轼有着血亲关系。耶律铸与他的父祖不同，他对苏轼的敬仰，更多表现在对苏轼逍遥与旷放的接受。耶律楚材对儒、释、道全面接受，表现为融通之态，耶律铸虽然也受到了儒、佛的影响，但道家思想对他的影响比较明显。

文学史上，酒与文人的生活一直密切相关，饮酒赋诗是文人生活的重要内容，而文人笔下的诗歌也与酒结下了难解之缘，离开了酒，中国的诗歌就会失色许多。与这种情况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历史上与酒相关的赋却比较少。在汉魏时代，酒赋已经出现，邹阳、扬雄、曹植、王粲等人都写有《酒赋》，但是之后同类赋作却寥寥无几，直到宋代苏轼，才连续写有《浊醪有妙理赋》《酒子赋》《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等，还有李纲模仿苏轼赋作所写的同题赋。金元时期有元好问、朱德润等人的酒赋及耶律铸与醉酒相关的赋作。在赋的发展史上，与酒相关的赋作比较少，这是一种奇特的现象。

从前人留下的酒赋看，汉魏时期的赋作，主要停留在“饮酒是否有害”这一问题上。扬雄认为：“由是言之，酒何过乎？”[12]曹植认为：“若耽于觞酌，流情纵逸，先王所禁，君子所斥。”[12]苏轼的赋作突破了早期酒赋内容“饮酒是否有害”的范围，铺排抒写饮酒的感觉，为此类赋的创作拓展了广阔的空间。饮酒可以打破理智的防线，任由情感纵横驰骋，酒后的世界丰富多彩，无边无际。苏轼在赋作中抒写自己饮酒后的感觉，思路开阔，恣意挥洒，他的赋作已经脱去了前人同类赋作中文字上的拘谨和内容上的狭窄，把饮酒赋推到了一个新的境界。我们在《酒隐赋》中看到的是回归纯朴之境的真味，在混沌状态下的至乐，酒后不必在意平时的形象，可以“池边倒栽，瓮下高眠”[13]656，人们可以进入无拘无束的状态，打开了这一自由的境界，作者笔下的赋作也就变得多姿多彩了。在《酒隐赋》中，作者把现实的功名与酒后的感觉进行对比，突出表现了酒后世界的自由和幸福。“使其推墟破梦，则扰扰万绪起矣”[13]656，一旦打破酒后的梦境，现实的烦扰之事就会纷纷而来。《洞庭春色赋》描写的是作者的纷纭醉梦，梦里有巴山、林屋、松风、春泉，也有功成身退、泛舟江湖的范蠡，有为美人身死国灭的悲情夫差，有淋漓演绎女子魅力的绝代西施。赋作中清新幽静的山林环境，是文人的理想生活境界；操纵历史的风云人物，与战火血腥相伴的凄伤而又壮美的爱情故事，随着时间的流逝已经淡化了当时的残酷，成为文人向往的一种理想的悲壮人生。酒后的醉梦中，作者任由思绪驰骋，笔下尽情挥洒，写就了优秀的酒赋。

耶律铸与酒相关的赋作明显受到苏轼同类赋的影响。《独醉道者赋》有赋句“纯气有所守，神物有所接”，耶律铸自注云：“‘神物’见坡仙《浊醪有妙理赋》。”[14]1885苏轼原句为：“乃知神物之自然，盖与天工而相并。”[13]656耶律铸在赋作中直接用苏轼酒赋中的词语并加自注，说明他对苏轼的酒赋非常熟悉。他在自注中称苏轼是“坡仙”，把苏轼放在了一个超凡脱俗、逍遥自在的仙境中来评价，这是对苏轼才学和气质的高度评价，足见他对苏轼的敬仰之情。加之，耶律铸的母亲为苏轼四世孙之女，他们之间还有着血缘关系，这使得耶律铸对苏轼更多一份亲近感，他对苏轼作品的喜爱应是当然的事情。

耶律铸的酒类赋境界开阔，行文恣肆，描写饮酒的感觉和逍遥之境的追求，完全没有早期同类赋的拘谨。很明显，他是在苏轼所拓宽的抒写空间中继续发挥。首先，耶律铸看到了苏轼在酒赋内容方面的开拓，在赋作中寻找自己醉酒的感觉。其次，苏轼赋着重对道家境界的描绘也对他有一定的启示，耶律铸把酒与道家境界结合在一起，在赋作中大量铺排描写，进一步拓宽了同类赋作的表现空间。 苏轼《酒子赋》：

先生既醉而醒，醒而歌之，曰：吾观稚酒之初泫兮，若婴儿之未孩。及其溢流而走空兮，又若时女之方笄。割玉脾于蜂室兮，氄雏鹅之毰毸。味盎盎其春融兮，气凛冽而秋凄，自我皤腹之瓜罂兮，入我凹中之荷杯。暾朝霞于霜谷兮，濛夜稻于露畦。吾饮少而辄醉兮，与百榼其均齐。游物初而神凝兮，反实际而形开。顾无以酬二子之勤兮，出妙语为琼瑰。归怀璧且握珠兮，挟所有以傲厥妻。遂讽诵以忘食兮，殷空肠之转雷。[13]652-653

耶律铸《独醉园赋》：

莲社上游，独醉痴仙，驰声荣路，栖心化元。务雍雍以延圣，尤孜孜于进贤。谌既醉于大道，殊泂酌以微言。粤飨道者，本乎忘情，而沈世者利乎适意，适其意而冲其气者，无捷于春酒；忘其情而凝其神者，莫优于浓醉，八珍纷以骈罗，八音纵其迭递，合欢伯之淳德，俱淡乎其无味。味养老之灵液，沃玄心之精一，一万事于微尘，澹存亡于自得。纯纯焉而优入圣国，熙熙然而径登春台。输江山于醉眼，摅啸歌之吟怀，南睨天津，北眺蓬莱，芳烟澹伫，惠风徘徊，征杯命杓，罗樽列罍，汲引琬液，掀拨玉醅，浇我胸中之块磊，涤我渴心之尘埃。[14]1886

这两段赋虽然句式不同，但有明显的相似之处：都写到饮酒、浓醉、春天的融融之意、啸歌抒怀、元化之态、游物神凝等内容，都表现了饮酒之后的种种感受以及对道家境界的追寻。这些内容在苏轼和耶律铸的同类赋作中都是重点表现的内容，所不同的是，耶律铸赋作在道家生活境界方面的表现更加丰富，内容更加充实。

耶律铸对苏轼赋作的熟悉，对苏轼才学气质的敬仰，以及赋作中的相似性，足以说明他的酒类赋受到了苏轼同类赋的影响，是苏轼的赋作给了他启示，使得他可以在赋作中尽情铺排。苏轼赋所拓开的抒写空间给了耶律铸发挥的余地，使他的赋作也有了宽阔的视野，较高的境界，成为我国辞赋史上酒赋中的佳品。苏轼逍遥自在的人生态度，旷达的处世哲学，也给了耶律铸积极的影响，使得他能够在仕途沉浮不定的情况下，保持良好的心态，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社会影响力。

四、结 语

耶律楚材家族的重要人物对苏轼非常敬仰，在他们的诗文及政治文化活动中，都可以看到与苏轼的关联。因为这一家族在辽金元时期都很显赫，家族的一些人物都有着重要的社会地位，甚至是常伴皇帝左右，对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有着重要的影响，所以他们对苏轼的敬仰直接影响着当时的主流意识。这一家族的人物积极接受中原传统文化，与当时的士大夫有着密切的关系，耶律履、耶律楚材、耶律铸都与士大夫有着广泛的交流，他们对苏学的重视也直接影响着苏学在当时社会的传播。所以说，耶律楚材家族不仅与苏轼有着姻亲关系，而且是苏学在北方广泛传播的重要推力。

由金元时期耶律楚材家族对苏学的接受过程可以看到苏学在北方影响过程的转变及阶段性的特点。金代对苏轼的接受主要是经济之学与诗文及旷达的处世哲学；金元之际，主要接受苏轼的思想方面，主要表现在思想的融通性。总之，耶律楚材家族在辽金元时期的特殊地位，他们对苏学的推崇，直接推动了苏学在北方的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