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俊毅

（武汉大学 国学院，湖北 武汉430000）

世所公认，中国是全世界最为重视历史的国度，即便是有着强烈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的黑格尔也不得不承认：“中国，这一个帝国却有着一种非凡卓越、能够回溯到太古的‘历史’。”①作为中国文化主轴的儒家文化便具有非常深厚的历史关怀意识，对先民们筚路蓝缕开创的文明有着脉脉温情与敬意。“法先王”作为儒学中的一个重要思想，其中便蕴藏着对历史的关怀与对现实的反思，进而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精神信仰。

一、法祖观念与崇古意识

从现有的文献资料来看，先王观念最早出现于商代，《尚书·商书》中有大量的关于先王的记载。“先王”一词的本意是指相对于当下君主而言的先前的君王，所有已故君主皆可纳入其中。《尚书》中虽然没有出现“法先王”一词，但却存在着效法先王的观念，殷周时期的先王崇拜必然指向对先王的效法。及至孔子开创儒家学派后，“先王”的内涵被狭窄化，仅仅用来指代尧舜禹汤文武等具有重大历史功绩和影响力的三代圣王，并明确提出了“法先王”的概念，即对三代圣王言行的效法。从深层次的文化观上看，无论是殷周时期的先王观还是儒家思想中的“法先王”，其所体现的均是对先祖的敬畏与对以往历史的尊重，是一种慎终追远的法祖意识。因此，对这一观念的历史源流及其演变作一番追溯，有利于我们对儒家的“法先王”思想有更加清晰的认识。

通过考古发掘，在新石器时代的聚落遗址中发现了许多早期先民的祭祀遗存，还有供祭祀使用的礼器、乐器，这些祭祀仪式或许来源于原始信仰中的敬天法祖意识。有学者根据现代人类学研究成果指出：“人的族类意识的自觉与文化认知的启蒙，开始于当人知道埋葬死者并给死者某种丧葬仪式的时候。这种丧葬仪式，便是礼的最初起源。”①顾俊杰：《“先王世界”崇拜与中国古代法起源的特征》，《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 年第2 期，第50 页。礼有祭天、祭地、祭祖等多种功能，是原始农业社会宗教观念的反映，也是维护社会秩序的仪式。礼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不断得到丰富和转化，成为一种精神的依托。许宏先生说：“作为维护社会秩序之规范的‘礼制’，萌芽于龙山时代，肇始于二里头时代，在其后的商周时代得到整备，战国至西汉时期又作为儒家经典而被集成于礼书。随着儒家思想成为‘国教’，这套礼制也被历代王朝所继承。”②许宏：《最早的中国》，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 年，第106 页。当然，考古资料没有文字记录，只是从现有的实物遗存上作推断，很难对思想观念的具体形态及其演变过程作出切实准确的说明。因此我们只能粗略地说，早期的礼乐文明中所萌生的敬天、敬祖的原始宗教观念，在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历史演变后，逐渐发展为殷周时期的法祖观念，用张光直先生的话说：“商代的历史文明是在龙山期新石器时代的文化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商代自龙山期承袭了祖先崇拜与亲族群的政治性这两项重要特征。”③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 年，第303 页。

商代已有文字记载，可以大致窥见其祖先崇拜的具体形态。在甲骨卜辞中，殷商统治者往往将自己的祖先（即先王）与作为至上神的“上帝”联系起来，以显示自身统治的合法性与神圣性，在他们的观念中，祖先与神几乎是合二为一的。张光直先生说：“上帝可以由故世的先王所直接晋谒，称为‘宾’；殷王祈丰年或祈天气时，诉其请求于先祖，先祖宾于上帝，乃转达人王的请求。事实上，卜辞中上帝与先祖的分别并无严格清楚的界限……殷人的‘帝’很可能是祖先的统称或是祖先观念的一个抽象。”④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 年，第264 页。“上帝的观念是抽象的，而个别的子姓祖先代表其实质。换言之，在商人的世界观里，神的世界与祖先的世界之间的差别，几乎微不足道的程度。”⑤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 年，第305 页。李泽厚先生说：“祖先生是人，死为神，或生即半神。无论生死，祖先（主要是氏族首领的祖先）都在保护着‘家国’——本氏族、部落、部族（酋邦）、国家的生存和延续。”⑥李泽厚：《由巫到礼 释礼归仁》，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 年，第5 页。可见，殷商时期的祖先崇拜是与对天帝至上神的信仰整合在一起的，于是，“王”的祖先（即“先王”）便与“上帝”一起护佑着子孙后代对王朝的统治，神权与王权的结合成为了殷商政权合法性的终极根源。

殷周易代之际，社会文化剧烈变革，政权的更迭与人文精神的觉醒使得祖先与天帝至上神在周人的观念中逐渐分化。其中的原因众多，最重要的一点无疑是周初统治者出于论证其统治合法性以巩固政权的需要。在殷人的世界观中，先王与天帝至上神是一体的，其政权自然而然地得到了神灵的庇护，既然如此，周代的统治合法性又从何而来呢？周武王何以能够推翻得到了祖先与至上神双重庇佑的殷商政权？为了解决这一困局，周人将祖先从至上神中分离出来，并引入了“德”的概念。在周人看来，他们之所以能够获得政权，不是因为自己的祖先是神的化身而获得庇护，而是因为自己的祖先有德，商纣王无德，天命只会眷顾那些有德行的君王，所以武王伐纣乃是理所当然的正义之举。由此，神的世界与先王的世界逐渐分离，化为两个相互独立的范畴。周人对“天”的信仰已由殷商时期的“以祖配天”发展至“以德配天”，“天”所展现出来的更多的是道德价值的属性，其人格神、至上神的意义逐渐淡化。周人对于自己祖先的崇拜实际上已远远超过了对至上神的信仰，先王观念空前强化⑦王灿：《“法先王”思想与周代的特殊关系考》，《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 年第6 期，第30-31 页。。

总之，在孔子创立儒家学派之前，先王观念的形成及其演变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新石器时代的原始宗教观念中萌生了敬天敬祖的意识，商代承继了这种观念，发展出了先王意识。殷商统治者将先王与抽象的天帝至上神整合为一体，以显示其政权的神圣性。殷周易代之际，文化观念剧烈变革，周初统治者将祖先与天帝至上神分离为两个独立的范畴，并引入“德”的概念作为祖先与“天”的内在规定性，由此，至上神观念渐趋淡化，祖先崇拜、先王观念则高度强化。

这一思想演变奠定了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学派中“法先王”思想的基础。孔子继承了长期以来所形成的敬天法祖观念与先王崇拜意识，并对其作出了系统总结和创造性转化，将先王崇拜观念推向了顶峰，并将先王之道作为道德判断的准则以及后世之人所应效法的对象。这些在儒家的典籍中有清楚的反映。

《论语·学而》：“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儒家不仅强调对远逝先祖的追念，并且将祖宗之法视为后世之人的行为准则，后辈们必须法祖而行，此为孝道的体现。

《中庸》亦云：“武王、周公，其达孝矣乎！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践其位，行其礼，奏其乐，敬其所尊，爱其所亲，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在儒家看来，武王、周公的孝之德就表现在他们能够继承先祖的志向、传述先祖的事迹上，对待逝者如对待生者一般恭敬谨慎，为天下万民作出了表率，这是最高的孝，即“达孝”。

于是，《孝经》一书将“法祖”提升至先王政教的层面上，以此来劝化百姓，推行以孝治天下的理想：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民用和睦，上下无怨……《大雅》云：‘无念尔祖，聿修厥德。’”①胡平生：《孝经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96 年，第1 页。

先王的“至德要道”即是为万世立法，这是超越时间与空间的界限而永恒存在的普遍性原则。“法祖”意味着“崇德”，完善自我之德行，不堕落祖先的门楣，使民风变得纯朴和睦。这是先王遗留给后人的孝道。

与法祖观念互为表里的是崇古意识。据杨伯峻先生统计，仅“古”之一字作为单音节语素在《论语》中出现了12 次②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 年，第227 页。，在《孟子》中出现了35 次③杨伯峻：《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0 年，第341 页。。这些“古”字出现时往往表达了孔孟对古代文化的崇敬与向往。如：

射不主皮，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论语·八佾》）

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论语·里仁》）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

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论语·述而》）

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

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孟子·告子下》）

通过以上资料可以看出，儒家对古代、对先祖有着深深的敬慕与向往之情。这种根植在人们心中的法祖观念与崇古意识是“法先王”思想的渊源，亦是“法先王”思想中所蕴含、所体现的深层次的文化意涵。这种文化意涵所包含的是对已故先民们的敬重，更进一步说，是对以往历史的尊重。正是因为儒家文化中涵藏着这种深厚的历史关怀意识，对历史有着脉脉的温情与敬意，所以儒家尤为重视历史的记录与书写。

中国从上古时代开始便有发达的史官制度，“唐虞三代，诗书所及，世有史官，以司典籍，暨于诸侯，国自有史”④范晔：《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 年，第1325 页。。这些史官们遍及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随时随地将所发生的大小事宜记录下来，“动辄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⑤孙希旦：《礼记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9 年，第778 页。，任何一个细节都会将其载入史册。可见，中国人自古以来便有对历史的深切关怀，这与长期形成的祖先崇拜与先王观念是密不可分的。杜维运先生说：“尊古卑今是史学出现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条件。发思古的幽情，是在尊古卑今的观念下而产生的。中西古代同样出现尊古卑今的观念，于是同时出现史学。”⑥杜维运：《中国史学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年，第33 页。儒家继承了这一文化传统，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一套系统完备的史学理念，将历史理性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随着儒家文化渗透至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这种历史理性也逐渐融为中国人精神生活的一部分，成为中国传统史学发展的内在驱动力。正因如此，中国几千年流传下来的各类史书典籍汗牛充栋，史学理论丰富完善。可见，儒家对于法祖观念的承袭并系统化在中国史学史上有着重大意义，它使人们的历史意识进一步增强，对历史文化有了更加系统的理性认识，对史学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论创新。“法先王”中的这种历史关怀精神无疑促进了中国史学的繁荣。

二、历史与现实的连接

如果说先王观念中有着浓厚的崇古情结，那么，“法先王”则体现了儒家对现实的强烈关怀，是历史世界与现实世界的连接点。关于这点，可以从以下两方面进行分析：

第一，“法先王”不仅是儒家对先王功业的历史性评述，更重要的是，它将历史上圣明的先王作为当下之人殷鉴效法的对象，以此指导现实生活，引导社会秩序的合理建构。如此，“法先王”思想赋予了儒家关怀现实世界的强烈愿望，而不仅仅停留于对往昔的追忆中。

第二，倘若以“过去”“现在”“未来”的三段模式作为表述，那么，相对于“现在”而言，“过去”是历史，但相对于“未来”而言，“现在”也是历史，也是“未来”世界中的“过去”。基于这一形式逻辑，既然儒家具有重视历史、重视过去的传统，也就必然将“现在”与“过去”摆放在同等的地位上看待，“现在”的一切终将成为“过去”，也将成为“未来”的人们所评论、效法的对象。因此，“法先王”的历史关怀意识最终必然指向对当下、对现实的关怀。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一切行为都被视为自主参与历史的表现。这种历史关怀意识必将激发起人心中的历史责任感，注重现实生活中一点一滴的言行，体验处于历史之中的神圣感。如此一来，儒家便在平凡的当下追求“道”的真谛，而不是像宗教神学一般寄希望于虚无缥缈的来世或另一个外在的天国世界。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其思想源流便在于此。

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曾说：“历史精神的本质并不在于对过去事物的修复，而是在于与现世生命的思维性沟通。”①[德]伽达默尔著，洪汉鼎译《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年，第221 页。这番对历史精神的诠释正可为儒家的“法先王”思想作注脚。“法先王”所透露的不仅是对过去的历史实存的关怀与解读，更重要的是通过对历史的阐发、对历史的效法而与自我之当下生命相契合，从而实现古与今、物与我的生命对话，成就超时空的思维性沟通。这种将过往之历史与当下之生命相涵融的思维，是儒家的历史精神的终极显现。

基于此，“法先王”的历史关怀意识将当下视为历史发展的一部分或一个中间环节，当下即是历史，一切终将作古，由此避免了将古代与当代二元分立的认识。这样，儒家很自然地消解了今胜于昔的傲慢情绪，严于律己，而以宽容温和的心态面对以往的历史，不苛责于古人。

因此，“法先王”思想蕴含着双重向度，既重视古代，又关怀当下，显示出历史与现实的连接性。

三、以史惩劝的殷鉴思想

“法先王”思想所蕴含的重视历史与关怀现实的双重文化向度，孕育了中国史学中以史惩劝的殷鉴思想。

儒家学者在阐发义理之时，往往援引历史上的事例作为佐证，以增强论述的逻辑性与说服力。牟宗三先生说：“儒者之学，自孔孟始，即以历史文化为立言之根据。故其所思所言，亦必反而皆有历史文化之义用。本末一贯内圣外王，胥由此而见其切实之意义。”②牟宗三：《道德的理想主义》，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 年，第3 页。因此，儒家对三代先王所做出的历史性评价，极力彰显其美善，目的便是为了给后世提供效法的榜样，以约束君王，教化百姓，惩恶劝善。孟子有大量论述可体现这一点：

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为汤武驱民者，桀与纣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则诸侯皆为之驱矣。虽欲无王，不可得已。今之欲王者，犹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为不畜，终身不得。苟不志于仁，终身忧辱，以陷于死亡。（《孟子·离娄上》）

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今恶死亡而乐不仁，是犹恶醉而强酒。（《孟子·离娄上》）

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内，必为政于天下矣。（《孟子·离娄上》）

先王无流连之乐，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孟子·梁惠王下》）

类似的论述在儒家典籍中不胜枚举。从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出，儒家对三代历史的评价存在正反两极：桀纣是反面的暴君，骄奢淫逸，陷国家人民于不义；尧舜禹汤文武等先王则是正面的圣贤，勤政爱民，推行王道。二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是以，儒家不仅从正面高扬先王的德行，而且用桀纣等人的反面事例来衬托出效法先王之道的必要性，以此来规劝当世统治者推行仁政，教化民众，导民向善。如此一来，史学惩恶劝善的致用之功便得以凸显。

基于这一历史思想，当具有儒家理想的文人整理载籍、编修史书时，这种彰善瘅恶的思想必定被带入其所修纂的史著中。孔子据鲁史作《春秋》，寓褒贬之意于其中，“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①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 年，第870 页。“举得失以表黜陟，征存亡以标劝戒；褒见一字，贵踰轩冕；贬在片言，深诛斧钺”②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年，第283-284 页。，从而开创了中国传统史学中以史惩劝的先河。后世史家多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将史学作为辨析是非善恶的载体，以历史上的事例作为前车之鉴，达到使人明智、趋而之善的功用。如北周史官柳虯曾上疏：

古者人君立史官，非但记事而已，盖所以为鉴诫也。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彰善瘅恶，以树风声③令狐德棻：《周书》，北京：中华书局，1971 年，第681 页。。

唐代史家刘知几亦曾言道：

盖史之为用也，记功司过，彰善瘅恶，得失一朝，荣辱千载④浦起龙：《史通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年，第199 页。。

中国古代的史著不仅仅是纯粹地为了记载历史而作，更重要的是将道德价值的取向融入其中，以史为鉴，劝化世人。

如此，儒家“法先王”思想中所蕴含的历史关怀意识便具有了更深一层的意义。这种思想不仅涵藏着中国人敬畏先祖、重视历史、关怀现实的文化传统，而且还孕育了以史惩劝、彰善瘅恶的史学精神，为中国史学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四、心性之学的历史之维

儒家对历史、对先民有着深深的崇敬和仰慕之情，这决定了儒家必定将对历史文化的学习和体证作为涵养内在心性、成就道德人格的重要途径。

儒家的心性之学并非仅仅停留于形而上的超越性层面，而是根植于形下世界中的具体的历史现象而阐发的，历史的种种样态便是人性的折射。

孟子尝云：“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孟子·万章下》）孟子在此提出了知人论世的观点，主张与古人交友。这种交友之道并非现实的人际交往，而是穿越历史沧桑的神交，是将身心融入于历史之中的一种心灵交感，也是一种生命境界的通达与显豁。孟子正是在这种历史文化的意境中思考现实生命的意义，体证良知本体。

在儒家看来，历史上最光辉、最美善的时期，无过于尧舜等上古先王统治的时代，因此《孟子·滕文公上》记载：“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先王便是“善信美大圣神”的实践者与集合体，代表了最崇高的道德人格，是善的化身，故而孟子阐发心性义理之时始终不离尧舜等历史上的先王。关于先王所具备的这种善，孟子还有更清晰的表述：“尧舜，性之也；汤武，反之也。”（《孟子·尽心下》）即：尧舜之仁义是出于本性，汤武则是通过修身归仁的方式找回自身所固有的仁义之性，并付诸践履。可见，无论是尧舜还是汤武，其道德理性都并非后天由外物所塑造，而是先天的、与生俱来的。由此，孟子进一步推论，所有个体在人性基点上均如此，与先王并无二致，“仁义礼智，非由外烁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仁义礼智等道德理性天然地内在于每个人的主体生命之中，不假外求，是一种先验性的价值存在，也即，善性是每个人所固有的、本然的生命状态，故“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下》）。

可以看出，孟子是以尧舜等古代先王为媒介，论证人性本善的命题。因此，从历史观视野看，“法先王”思想中暗含着回归历史之中，探寻历史所潜藏的真善美，寻回人性的本然状态之意涵，此种修养方式也暗合《大学》的“格物致知”之旨，通过格外物而明其本心，将自身所固有之善性、良知良能觉察而出，并扩而充之，挺立道德主体，“尽心知性知天”（《孟子·尽心上》）。在这一过程中，现象界与本体界逐渐贯通为一。由此，孟子的“法先王”思想又从历史哲学的角度证成了“内在超越”的逻辑命题，历史文化成为了处于现实世界中的人超越现象界从而与本体界之“道体”合二为一的一个内在中介，人得以由有限的自然生命通向无限的宇宙生命。

另一方面，儒家在历史文化中阐发心性义理，最终也必然将这种心性义理回归于历史文化的创造与实践中。《大学》中强调的“修齐治平”的内圣外王次序所揭示的正是这种通过对内在仁心的自觉发明，由近及远，推之于外，从而实现历史文化的生生不息的创造，使历史中的所有个体都能得以安顿。“法先王”的心性之学最终所指向的正是这一历史文化的创造。

钱穆先生曾说：“历史便是生命，生命便是历史。失去以往历史的知识便是失去了现实当前生命的知识。”①钱穆：《历史与文化论丛》，台北：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79 年，第301 页。此论可谓深得儒家历史精神之要旨。人类历史是由每一个个体生命所组成的文化大生命，任何人都不可能脱离这一历史时空而存在，关怀历史便是关怀内在的生命价值，二者是一体两面的。因此，儒家从历史文化出发，阐释心性义理，实乃真正找到了生命存在的本根。同时，儒家又从生命体证的维度出发，以脉脉的温情与善意审视先民们筚路蓝缕所创造历史文化，给中国传统史学赋予了追求善与美的特质。

五、结 语

儒家“法先王”思想的形成有着复杂的原始宗教背景。这一思想源自于古初以来所形成的祖先崇拜观念，在殷商时代表现为祖先与至上神的合一，随着殷周之际的政权转移与文化变革，至上神的观念逐渐淡化，祖先、先王观念则高度强化，至春秋战国时期，孔孟对传统思想进行了一番创造性转化，形成了儒家的“法先王”思想。这种思想中蕴含着深厚的历史意识，对过往的历史有着深切的关怀，重视对历史的记载、分析与解释，促进了中国传统史学的发展。从现实效用上看，“法先王”对历史的关怀最终必然指向对当下现实的关怀，效法先王的目的是为当下提供一个积极的向导。经过这种历史与现实的对接，“法先王”便自然催生出了以史惩劝的殷鉴思想，将史学作为彰善瘅恶的载体，开中国褒贬史学之先河。同时，儒家的心性之学也是在对先王的评述中展开的，“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孟子·滕文公上》）一语便最好地道出了心性之学的此一特性，这使儒家的心性之学具备了历史的温度，也使儒家的历史思想拥有了追求善与美的精神。

“法先王”思想对中国传统史学和思维观念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其间的丰富内涵有待进一步深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