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 曦

（大理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云南 大理671003）

在儒学发展史中隋唐时期是一个比较平淡的阶段，这一阶段并未对儒学作出创造性发展。但唐代有一个重要贡献就是对儒学的传播，唐朝时期把儒学向周边民族地区及朝鲜、日本等国的传播推向了高峰，为此后儒学向这些地域以致世界范围的进一步传播奠定了基础。儒学在云南（南诏大理） 民族地区的传播构成了当时儒学传播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理应成为儒学传播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学界关于儒学传播史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朝鲜半岛、日本地区，甚至越南、东南亚以及近代以来的西欧，似乎是忽略了一个重要内容，即唐宋时期儒学在南诏大理国地区的传播，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很少。本文试从唐朝时期儒学在南诏传播的过程与方式层面作以具体论述。

一、儒学在南诏传播的四个阶段

唐朝初期，洱海六诏之一蒙舍诏（南诏）强势崛起，在唐朝支持下统一洱海地区建立南诏国，此后其势力范围一度统辖云南、越南及川贵、缅甸的部分地区，总体上向唐朝臣属认同。相比两汉时期对云南地区的设置郡县直接治理，唐朝则实行“羁縻”怀柔统治，对南诏德治教化注重文化输出。唐太宗认为：“夷人亦人耳，其情与中华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仇乱。”（《资治通鉴》卷197）在唐朝这一“怀柔治边”策略下，儒学在南诏国存续253 年（649—902）的历史进程中得到广泛传播。

（一）细奴逻立大蒙国至天宝战争阶段：初步传播阶段

南诏第一代首领细奴逻归附唐朝之后，儒学主要以官方推行的方式在南诏所辖区域逐步传播。从历史进程来看，细奴逻之后的几代南诏王时期，蒙舍乌蛮处于游牧民族逐步向农耕文化的过渡阶段，相比洱海区域白蛮都落后很多。阁罗凤之前的南诏首领在位时正好是唐朝时期的“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他们朝贡唐朝的历程中看到的尽是盛唐繁华，觐见唐王时亲身领略与践习王朝典制及礼乐文明。受到中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洗礼与熏陶的南诏统治阶层，从内心深处对中原华风的仰慕及认同自不待言，回到南诏后从统治阶层开始自觉地“本唐风化”，学习及推行唐朝的礼乐典制，儒学自上而下开始传播。皮罗阁在唐朝支持下统一洱海五诏立国，政权上的礼仪建制及南诏贵族自身文化提高的需求都需要进一步学习儒家文化，如方国瑜先生所言，“南诏国建立以来，王族皆读儒书”[1]533，儒学在南诏的传播进一步推进。

这一时期儒学在南诏传播的一个重要成果及标志是，盛逻皮于开元十四年效唐建孔庙。按《僰古通纪浅述》所述，细奴逻“施五事”之一就是“劝民间读汉儒书，行孝忠信礼廉耻之事”[2]34。可见南诏从细奴逻开始就十分注重儒学的学习及推行。虽然有些学者认为云南建文庙始于元代，但我们认为在《僰古通记浅述》与《南诏野史》里面所记盛逻皮“开元十四年（726）立文庙”是可信的，尤其《僰古通记浅述》记盛逻皮“开元十四年,效唐建孔子庙。魏成王，化外以土酋也，以父兴宗入贡于唐，故知中华礼乐教化, 尊祀孔子, 爱尊父命而建文庙。”[2]36符合当时的历史情况，在逻辑上也说得通。《新唐书·礼乐志》中关于唐朝设立文庙及其后发展有详细记载：“武德二年（619），始诏国子学立周公、孔子庙；贞观四年（630），诏州、县学皆作孔子庙；咸亨元年（670），诏州、县皆营孔子庙；开元二十七年（739），诏夫子既称先圣，可谥曰文宣王，……二京国子监、天下州县夫子皆南向，以颜渊配。”（《新唐书》卷15）我们知道，唐朝从一开始就把南诏作为西南边疆“羁縻”州来看待，唐天子即诏令天下州县皆立孔庙，也应该包括南诏在内，况且南诏统治者自归附唐朝以来，就“本唐风化”学习唐朝礼乐教化，建孔庙本是分内之事。再者，盛逻皮之父率使团去长安朝贡，新旧唐书都有明确记载，“武后时，（罗）盛炎身入朝，妻方娠，生盛逻皮，喜曰：‘我又有子，虽死唐地足矣'”。（《新唐书》卷222 上）所以盛逻皮“以父兴宗入贡于唐，故知中华礼乐教化,尊祀孔子,爱尊父命而建文庙”[2]36。可知，南诏效唐建孔庙是完全符合历史演进逻辑的。

（二）天宝战争之后40 年：全面深入传播阶段

公元751 年南诏与唐朝爆发天宝战争，之后南唐陷入冲突对峙当中，但儒学在南诏国的传播并没有停下来，尤其在南诏王室上层得到了更为全面深入的传播。这一阶段有两件事可为代表，反映儒学在南诏国的传播情况。一是郑回任教南诏王室及出任清平官；二是南诏德化碑的撰立。南诏在吐蕃的配合下于天宝十五年（756）攻陷了嶲州及会同，在此次行动中俘虏西泸县令郑回。因郑回熟知儒学，南诏王阁罗凤非常喜欢器重郑回，聘其为南诏王室教师，教习王室子孙儒学，成为三代南诏“国师”。《旧唐书》记载：

“会安禄山反， 阁罗凤乘衅攻陷嶲州及会同军，西复降寻传蛮。 ……有郑回者，本相州人，天宝中举明经，授嶲州西泸县令，嶲州陷，为所掳。 阁罗凤以回有儒学，更名蛮利，甚爱重之，命教凤迦异。及异牟寻立，又命教其子寻梦凑。 回久为蛮师，凡授学，虽牟寻、梦凑，回得捶挞，故牟寻以下皆惮之。 蛮谓相为清平官，凡置六人。 牟寻以回为清平官，事皆咨之，秉政用事。 馀清平官五人，事回卑谨，或有过，回辄挞之。 ”（《旧唐书》卷197）

南诏自阁罗凤始，儒士郑回做起儒学传播最高教习的职位，南诏王室极其尊敬重视他，郑回威信甚高，对异牟寻等后世王子都可“捶挞”，异牟寻之后王世都很忌惮敬怕他。凤迦异、异牟寻、寻梦凑三代南诏王子都在郑回教导下学习儒家礼乐文化，儒学在南诏上层贵族中全面深入地展开传播。《新唐书》记载：“异牟寻有智数，善抚众，略知书。”（《新唐书》卷222 上）可见郑回教习的南诏统治者“略知书”而掌握一定的儒学典籍文化，具有儒家道德文化素养。在异牟寻时期，郑回更是被委以清平官重任，“事皆咨之，秉政用事”，并且统领其余五位清平官，他们如有过责，郑回动辄惩罚斥挞，可见其地位之高，同时也能推测经郑回宣扬传达的儒学思想的权威性及接受度也很高。如果说郑回教习南诏王室储君及弟子儒家文化知识，儒学的传播只在礼乐知识普及与儒学精神启迪层面，那么郑回统领南诏清平官秉政用事则是儒学在南诏政权国事运行中的实际推行与运用。从樊绰著《蛮书》（《云南志》）记录来看，南诏国的政权建制基本上仿制了唐朝的礼法典制，而汉唐礼制基本是在儒家礼制文化的基础上设置的。

这一时期儒学全面深入传播的一个重要成果是《南诏德化碑》的撰立，其碑文是反映阁罗凤时期儒学在南诏国传播及应用状况的珍贵史料。《新唐书》载：“（阁罗凤）揭碑国门，明不得已而叛。”（《新唐书》卷222 中）明确立碑目的，“天宝战争”的爆发南诏是有不得已的苦衷，以图得到唐廷谅解。《南诏德化碑》碑刻字体由谁书写，现在看来有一定误传，但其碑文作者是郑回，得到史家一致认同。碑文基本内容是阐述“天宝战争”发生的始末缘由，诉南诏之不得已叛唐及颂阁罗凤的功绩。除去叙事部分，碑文通篇展示着儒家天道君臣忠孝礼仪等思想，并兼容了一小部分本土原始宗教的成分。例如其中有“不读非圣贤之书，尝学字人之术”；“既御后眷，思竭忠诚，子弟，朝不绝书”；“革之以衣冠，化之以礼仪”；“阐三教，宾四门”；“通三才而制礼，用六府以经邦”等字句[2]23-26，反映出儒学在当时南诏国的传播及吸纳情况。这个碑文虽然是郑回所撰，但其内容主要表达了南诏主阁罗凤的思想意愿是毫无疑问的，这也应该能代表当时南诏国学习及运用儒学的最高水平。碑文里引用了当时的清平官段忠国、段寻铨等的观点“有国而致理,君主之美也。有美而无扬,臣子之过也。夫德以立功,功以建业,业成不纪,后嗣何观”[2]23。可看出当时南诏上层官员的君臣观念及儒家思想。

从其中所呈现的儒学内容来看，如“悬象箸明，莫大于日月；崇高辩位，莫大于君臣。道治则中外宁,政乖必风雅变。岂世情而致,抑天理之常”。“修文习武，官设百司；列等序卑，位分九等”[2]23-26等语句，其所表达的天理君臣、等级尊卑思想，明显受汉晋儒学思想影响，更接近于汉儒董仲舒的思想，这也符合当时儒学发展历史实际。因为云南地区的儒学传播本就从汉武帝时期开始，而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定儒学为正统，其实定的是董仲舒的儒学思想，当然董仲舒的儒学思想是承接先秦儒学而来，但其有明显的“天人感应”的天道思想与“纲常礼教”政治哲学的特点。而我们从《南诏德化碑文》里看到的，正是董仲舒儒学思想的体现。唐朝时期对儒学并没有创造性发展，尤其是为朝廷王权集团所秉承宣扬的儒学思想是直接承继汉儒而来。

（三）苍山会盟之后65 年：规模化系统传播阶段

天宝战争后唐南关系破裂，南诏归附吐蕃，但不堪吐蕃欺辱无度及其强占南诏的野心，再加上南诏统治者内心深处倾慕华风，异牟寻时期在位时，南诏与唐朝经过双方两个汉臣南诏清平官郑回与唐朝西川节度使韦皋的积极斡旋，于贞元十年（794）正月南诏与唐朝举行“苍山会盟”重归于好。如《蛮书》所记：“阁罗凤尝谓后嗣悦归皇化，但指大和城碑及表疏旧本，呈示汉使，足以雪吾前过也。凤伽异先死。大历十四年，阁罗凤卒，伽异长男异牟寻继立，生寻梦凑，一名阁劝。异牟寻每叹地卑夷杂，礼义不通，隔越中华，杜绝声敎。遂献书檄，寄西川节度使韦皋。韦皋答牟寻书，申以朝廷之命。”[2]53南诏重新归附唐朝后，与唐朝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重新建立联系并进一步加强。南诏为表忠心，要把一部分大臣弟子作为人质送往长安，这一意愿被西川节度使韦皋回辞掉，但南诏仍然坚持要送子弟为人质到唐廷，以昭示其忠心固志。最后韦皋同意南诏把大臣子弟送往成都入学，学习儒学。《新唐书》记载：“（贞元）十五年，……又请以大臣子弟质于皋，皋辞，固请，乃尽舍成都，咸遣就学。”（《新唐书》卷222 上）此后六十多年间，南诏累计向成都派送贵族子弟一千有余，规模化地集中学习儒学，极大地促进了儒学在南诏国的传播。异牟寻在《遣韦皋书》中言道：“曾祖有宠先帝，后嗣率蒙袭王，人知礼乐，本唐风化。”（《新唐书》卷222 上）在集中培养南诏子弟的同时，唐朝还向南诏传授儒家经典，南诏社会全面学习儒家诗书礼仪文化。正如后来剑南节度使高骈批判南诏犯唐时指出：“许赐书而习读，邃降士而交欢，礼待情深，招延厚意。传周公之礼乐，习孔子之诗书，片言既知，大恩合报。”[2]128正是儒学大规模的传播，南诏社会道德构建与礼乐文化发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局面。据唐西川节度使牛丛《报坦绰书》记：“我大唐德宗皇帝,‘闵其倾诚向化, 亲蜀来王, 遂总诸蛮,令归君长,仍名诏国,永顺唐仪,赐孔子之《诗》《书》,颁周公之《礼》《乐》,数年之后,霭有华风,变腥膻蛮貊之邦,为馨香礼乐之城'。”[2]128

（四）蒙世隆继位后至南诏灭国：常态化与普及化阶段

南诏自蒙世隆（859）继位以来，南唐关系又一度紧张，但儒学传播并未停止，南诏儒家文化的传播进入常态化与普及化阶段。这一阶段有三件史实可以说明儒学在南诏的常态化传播情况：

一是蒙世隆即位后南诏再度反唐的原因之一：当时南诏派往成都学习儒学的子弟五十年来以千数计，南诏朝贡时所带随从也越来越多，成都官吏颇感费用供给费力，西川节度使杜悰入朝奏请削减南诏朝觐人数，得到唐宣宗准奏，引起时任南诏主劝丰祐的不满。这件事在《新唐书》寥寥数语记录：“杜悰自西川入朝，表无多内蛮傔，丰祐怒，即慢言索质子。”（《新唐书》卷222 中）而在《资治通鉴》里则详细表述了当时的情况，从中可见南诏弟子学习儒学的规模及习以为常的态势：

“初，韦皋在西川，开青溪道以通群蛮，使由蜀入贡。 又选群蛮子弟聚之成都，教以书数，欲以慰悦羁縻之，业成则去，复以他子弟继之。 如是五十年，群蛮子弟学于成都者殆以千数，军府颇厌于廪给。 又，蛮使入贡，利于赐与，所从人寖多，杜为西川节度使，奏请节减其数，诏从之。 南诏丰怒，其贺冬使者留表付州而还。 又索习学子弟，移牒不逊，自是入贡不时，颇扰边境。 ”（《资治通鉴》卷249）

二是蒙隆舜即位后与唐修好，隆舜在昆明乐饮宴会唐使后，问求《春秋》大义（《新唐书》卷222中）。这也反映出儒学在南诏统治阶级上层的研习常态化，并且有了更深层次的探求。

三是在劝丰祐时期南诏已经建立了两所自己的“文学”，即学校（仿唐太学、国子监之类）。《僰古通纪浅述》记载：“建二文学，一在峩崀，一在玉局山，为儒教典籍，驯化士庶，以明三纲五常。其主教者杨波远、杜光迁、杨蛮祜、郑回等。”[2]45学校建址，峩崀应该在羊苴咩城北（今喜洲附近），玉局山在羊苴咩城北玉局峰下。其中，几位主教中郑回应该是奠基人，杜光迁存疑，而杨波远、杨蛮佑应该都是南诏子弟从成都学成归来且儒学修为较高者。这说明南诏这一时期已经有了自己的儒学教育体系及儒学学者。与以往主要在南诏贵族阶层传播相比，儒学这一时期在南诏的传播出现了一个新的发展方向，儒学在民间的传播有了突破性发展而走向了普及化。

二、儒学在南诏的传播方式

儒学在南诏国的传播方式体现在其传播过程中，上述传播过程的梳理已略有讨论，以下详述之。

（一）政权互动：唐朝礼乐典制的传授与仿制

儒学在南诏传播的首要方式是南唐政治交往中唐朝礼乐典制的传授与南诏统治阶层钦慕华风的主动学习，以及对唐朝礼法的仿制。南诏从细奴逻建大蒙国开始就归附唐朝，在南诏统治者及使臣前往大唐朝贡的过程中，与川陕各地官员时有接触，入朝觐见唐王时，都要经过礼部的严格培训熟知王朝礼仪后才能入朝，在这过程中自然学习到唐朝的礼仪典制等内容。朝觐唐朝的南诏王及使臣所学的即是唐承汉制之儒学在政治制度方面的重要内容，南诏蒙氏之所以能够在初唐时期强势崛起，与其一代代统治上层的好学进取有直接关系。当时对尚处在游牧经济向农耕经济过渡的南诏乌蛮来说儒学是先进文化，加上唐朝“怀柔德服”的边疆政策之下的积极灌输，儒家文化政治理念及礼仪制度首先在南诏得到传播。换言之，儒学在南诏国以政治互动及认同的方式首先展开传播，并成为当时最基础、成效最大的传播方式。《南诏德化碑》所反映的政治哲学理念，是汉唐时期儒学在王权统治方面的集中表现，传入南诏后得到其统治者的认同与积极实践。“南诏国深谙此道，这也是南诏国于立国之后确立专制统治秩序的指导思想。唐朝中央六部为吏、户、礼、兵、刑、工，在都督府或州有功、仓、户、兵、法、士六曹。南诏在综合唐朝中央六部和内地府州的组织形式和职能基础上，也有六曹之设置。”“南诏基于自身实然的政治社会状况，对中原的政治制度进行移植和吸收，使南诏国的政治制度呈现出很高的仿唐性。”[3]122儒学的这种传播方式直接有效，但仅限贵族统治者及政治建设领域。

（二）儒学教育：儒学的规范系统传授

据《云南通志》记载，东汉时期云南地区就已经开办学校授课，规范化地进行儒学教育。“汉制，郡县设学，云南之有学校，从东汉初年开始”（《云南通志·卷8·学校志》）。但由于东汉后期朝廷势弱、魏晋时期内地战乱不断，云南地区与内地中央政权缺乏稳定有效的联系，儒学传播、特别是有儒士专人授课的儒学教育在云南地区并没有得到延续及进一步发展。儒学教育直到南诏时期才成为儒学传播的重要方式。专门的儒学教育，在南诏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南诏王室储君及其子弟的儒学教育，阁罗凤俘虏郑回，郑回教习凤迦异、异牟寻、寻梦凑三代王子儒学，是南诏进行系统儒学教育的开端，这时仅限于王室。第二阶段是异牟寻重新归唐，每年派送一批王室子弟到成都，作为质子而入学并系统全面学习儒学，时间持续长达五六十年，有千数计的南诏子弟在成都入学学习儒学。第三阶段，劝丰祐时期南诏国自己创办学校，由郑回及南诏国儒学先进者教授。据《僰古通纪浅述》记载：“建二文学，一在峩崀，一在玉局山，为儒教典籍，驯化士庶，以明三纲五常。其主教者杨波远、杜光迁、杨蛮祜、郑回等。”[2]45系统的儒学教育活动，把儒学在南诏的传播推向深入。

（三）人口迁徙：汉人南迁中的文化交流

汉唐时期汉人南迁，在与当地世居民族同区域生活过程中，不同文化相互交流，“汉人蛮化”“蛮人汉化”过程中儒学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传播，这一方式也不应被忽视。南诏之前的爨氏部族，僰人等都是人口迁徙的结果。南诏时期洱海地区后来成为白族主要族源的白蛮，也是人口迁徙各部族初步交流融合的结果，他们中间有一些大姓部族本就是汉人南迁而来，具备一定的儒学知识。据《通典》记载，初唐时，洱海地区就已经是“数十百部落，大者五六百户，小者二三百户，无人君长，有数十姓，以杨、李、赵、董为名家”。“自云其先本汉人，有城郭村邑，弓矢矛镞，言语虽稍讹，大略与中原同”（《通典》卷17）。随着南诏势力的一步步增强，其所辖区域逐渐扩大至洱海沿岸坝区，南诏乌蛮与洱海白蛮的接触中儒学也以民间交流的形式得到传播。值得注意的是，战争掳掠强制性人口迁徙，被俘虏汉人与当地蛮人相处中客观上实现了儒学的传播，最为典型的代表当属郑回。南诏大规模掳掠汉人南迁的有两次：其一，天宝战争期间的俘虏。天宝战争几次都以唐朝军队战败告终，除了最后一次李宓率军八万战败而被全歼史料略有记载，其他两次并无史料显示唐军全被歼灭，其中应该有部分唐兵被俘虏居留下来，最终蛮化在南诏国；其二，王嵯颠掳掠蜀人。唐文宗太和三年（829）十月, 王嵯颠攻陷西川后掠走蜀地子女百工数万人，虽然后来遣还了一部分，但还是有大量儒士工技留在南诏。新唐书对此也有记载：“时大和三年，嵯巅乃悉众掩邛、戎、嶲三州，陷之。……将还，乃掠子女、工技数万引而南，人惧自杀者不胜计。……南诏自是工文织，与中国埒。”（《新唐书》卷222 中）可以看出，这是南诏有意为之，这些战争俘虏在南诏生活中肩负“工、文、织”等知识技艺的传播，甚至达到可以和中原相当的水平。

（四）“儒释”传教：佛教活动中的儒学传播

南诏中后期佛教传入，在劝丰祐时期被重视而广泛传播起来。崇圣寺、玄化寺、大慈寺、遍知寺、卧佛寺等都在这一时期修建或扩建。蒙隆舜则自称“摩诃罗嵯”，改年号为“嵯耶”。传入南诏的佛教主要是内地大乘佛教密宗，僧人称为“阿吒力”，有“导师”“规导”之意，故称阿吒力教。阿叱力教最大特点为“其流为释，其学则儒。”即阿吒力教在传教过程中，把佛法与儒家教义结合起来，并且成为当时阿吒力教僧人的一个特点，一直延续到大理国时期。当时把这些既懂佛法，又对儒学熟知的僧人称为“儒释”或“释儒”。由于南诏中后期大力推行佛教，借助“阿吒力教”宣扬佛法的同时，实际上也把儒学推向社会各阶层民间而普及化，尤其下层百姓在接受阿吒力传教的同时也认知领会了儒学的诸多内容。关于“儒释”最早的记录是成书于南诏中兴二年（898）的《南诏图传》的文字部分，“因问儒释耆老之辈，通古辩今之流”[2]130。“儒释”把儒学与佛家教义结合后直接面向民众传教劝人向善习德，与元明时期流行起来的“劝善运动”有异曲同工之妙，推动了南诏儒学传播的普及化。学者李东红认为：“阿叱力不仅是南诏后期的宗教僧阶层,且是上层知识阶层。……他们又是汉文化修养较高的知识阶层,由于南诏时期以汉文为通行文字,阿叱力成了文化传播的使者。”[4]71阿吒力教“儒释”传教的方式一直持续到后来的大理国，由于大理国历代君主尊信佛法，“儒释”传教中传播儒学的情况在大理国得到进一步发展。

三、余 论

从汉武帝时期设置郡县经略云南起，儒学就在云南地区开始传播。唐朝时期儒学在南诏的传播伴随唐南关系始终，南诏与大唐关系总体上属于臣属认同关系，经历了唐朝扶持下统一洱海地区南诏立国、天宝战争后失和40 年，异牟寻时期重归大唐、南诏后期屡次进犯蜀地等历史进程。从本文对儒学在南诏传播过程的梳理及传播方式的总结来看，至少有两点值得注意：

其一，南诏国对儒学的主动接受与积极学习。儒学在南诏传播过程中，始终呈现的是南诏国自上而下的积极主动态度，甚至出现南诏大规模抢夺唐朝儒士工巧，南唐交恶期间南诏依然拜儒学高士（郑回）为国师教授南诏弟子的局面，彰显出相对于南诏当时的乌白蛮文化，儒学的先进高明与自信挺立及其传播中的吸引力和影响力。然而历史进入近代以来，随着中国遭遇“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而儒学的发展亦一度陷入“花果飘零”之境。在当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必然要有儒学复兴的优秀民族文化之精神支撑。而儒学如何能够在中西交融、科技日新、市场主宰的现代社会再度持有其先进高明、恢复其自信挺立则成为当下儒学发展与传播的核心问题。

其二，南诏国对儒家文化的高度认同与推崇。儒学之所以能够在南诏广泛传播，除了唐王朝边疆治理中的“怀柔治边”“以德服夷”策略所致外，也与南诏统治者对先进高明的儒家文化的认同与推崇有关。南诏部落在其发展强大中意识到需要更为先进的文化辅助，尤其是南诏立国后更需要高级稳定的文化系统提供理论支持，而儒学的传播正好解决了这一问题。南诏国对儒家文化的认同推崇给云南地区各民族其后的发展烙下了深深的团结稳定的民族精神印记，现在看来也是当今云南各民族团结进步的重要传统文化根源。南诏国对儒家文化的认同促进了云南各民族的国家认同，为云南民族地区之后纳入到中华多民族的统一国家版图中作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