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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电影以及迷影文化的出路

2019-02-06马英平

神州·上旬刊 2019年1期
关键词:中国电影桑塔格苏珊

马英平

摘要:电影自诞生以来,便凭借不同的媒介和方式影响并介入历史。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电影事业发展如火如荼,因此由“电影迷恋”而生的迷影文化也得到越来越多的人关注,但国内关于中国迷影文化的研究仍有待填补和丰富。本文从最初的“游戏冲动”出发,结合苏珊·桑塔格的“电影迷恋”相关理论,梳理中国“迷影文化”发展脉络,总结中国迷影文化的特征,然后探讨中国电影发展方向,以丰富国内关于迷影文化研究的不足。

关键词:迷影文化;电影迷恋;中国电影;苏珊·桑塔格

1895年12月28日,在法国巴黎卡普辛路14号大咖啡馆的地下室里,卢米埃尔兄弟第一次放映影片《火车进入拉西奥塔站》,标志着电影真正意义上的诞生。“不由人意地出生,持续获得各种荣誉”(1),电影不仅让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还引发了人们对人生的思考和感悟,他们“期待从一部影片中获得那种特有的、不可或缺的东西”(2)。电影的诞生是一个奇迹,能够将现实奇妙地瞬间再现。在诞生之初,电影是“具有典型的现代性:为人所喜闻乐见;诗情与神秘感、色情与道德存于一体”(3)。“每一种艺术都会吸引一批迷恋者”(4),电影被誉为二十世纪的艺术,自然也少不了门徒追随,其所具有的独特魅力和吸引力无疑会引起人们的迷恋。这种由电影所激发的某种爱被称作“电影迷恋”,又称迷影、电影之爱等。

游戏冲动与迷影

1895年12月28日那场电影的放映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极为漫长的发展。乔治·萨杜尔在其著作《世界电影史》中列举了大量的科技发明的史实,以试图说明电影的诞生是“一个集体的、相互关联的、一连串的科技发明的结果”(5)。萨杜尔认为电影的诞生只不过是一个让人感到枯燥无聊的科技发明史,其内在驱动力是“坚持、不怕困难、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科学精神固然重要,但在了解整个“电影术”的发展过程后,会发现还有一条同科学精神一样重要的线索,北京大学的李洋教授称之为“游戏冲动”。

游戏精神与科学精神始终存在于“电影术”的发展过程中。德国耶稣会的基尔歇神父是巴洛克时期的著名科学家,为了向修士展示他的“研修成果”,他在1645年发明了一种“原始投影术”。1736年,实验物理学家斯格拉维桑德向法国修道院院长兼科学家让-安托万·诺莱展示了他的一款“投影设备”,回到法国后的诺莱建造了一台“魔鬼灯”,后来源自科学实验的“光影仪器”成为19世纪欧洲畅销一时的玩具。1799年,比利时人艾蒂安-加斯帕尔·罗贝尔在巴黎街头展示了一种神秘技术“fantasmagorie”,其本质是把“魔灯”和“影戏表演”结合起来。奇特的地方在于,观看表演时场内是没有灯火的,观众需在黑暗中领略这种神奇的力量(这种表演形式类似在电影院观影的形式)。1829年,比利时人尤瑟夫·普托拉发现了视觉暂留现象,为向世人证明这个现象,他发明了一个工具“诡盘”。“诡盘”的发明建立在“法拉第论”(科学实验工具)和“幻盘”(一种玩具)之上,科学和游戏孕育其中。1833年,英国数学家威廉·乔治·霍尔纳运用“诡盘”发明了玩具“走马盘”。卢米埃尔兄弟申请“电影机”专利也不是为了探索自然界的运动奥秘,而是沉迷于其所制造的神奇效果。一项项科学研究成果向玩具的方向发展起来,让“冷冰冰的”科学发明有了更多的可能性。

由此可见,游戏精神与科学精神在“电影术”的发展过程中始终是非常重要的力量,促使着人们不断地去探索去创造。在电影发明史中,“‘迷影情结的‘精神雏形体现为一种强烈的游戏冲动”(6),其特点是:受到娱乐的引导;人们对“仪式感”和“幻觉感”(复制、再现和创造世界)的好奇;“来自人的非理性冲动与好奇”(7)。正是因为电影与生俱来的天性始终伴随着人们的这种对现实复制、现实表现、梦想创造的“迷恋”以及始终萦绕心间的游戏趣味,这种体现在“电影术”发明過程中的游戏冲动,即“非理性冲动与好奇”,也许就是最初的“迷影情结”。所以“迷影情结从电影诞生的那一刻就诞生了”(8)。

苏珊桑塔格的电影迷恋

1995年,就在人们为电影诞生一百周年而庆贺时,美国批评家苏珊·桑塔格没有去总结回顾这一百年来电影的辉煌,而是犀利地指出“电影似乎也成了一种没落的艺术”,“如果电影迷恋死亡了,电影也就死亡了”(9)。电影迷恋是否真的会没落?电影是否真的会随之死亡?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苏珊·桑塔格的这种悲观论调背后蕴藏的是:让大家去重视“一个隐藏在电影史背后的精神动力”(10),即始终存在在电影发展史中的“电影迷恋”。

电影迷恋“不仅仅是一种喜欢,而是一种对电影的审美品位(建立在大量观看和重温电影辉煌历史的基础之上)”(11)。苏珊·桑塔格认为电影迷恋的特点是:无论是电影引发的欢乐还是阴郁的悲伤,观众可以有完全被银幕征服和感染的强烈体验,而且他们甘愿做电影的俘虏;观看电影是具有仪式性的,“要被征服,就必须到电影院去,在黑暗中和陌生人坐在一起”(12)(在“电影术的发明过程中就有这样的体现:‘在表演开始前要熄灭场内的灯火,观众在一片黑暗中领略这幻灯的神奇力量”(13));“影迷口味的独特之处在于既爱‘艺术片,也爱通俗片”(14);钟爱电影的人们“期待从一部影片中获得那种特有的、不可或缺的东西”。“电影迷恋”是一种精神,对电影的信仰和忠诚。就是因为有这样强烈而执着的迷恋,电影史上才出现了“弃魔从影”的导演梅里爱,在五年内创办五份电影杂志的影评人及导演路易·德吕克,还有不惜一切代价保护、收藏电影的法国电影资料馆创办人朗格卢瓦等,还有各种专门从事经典影片播放的文献影片馆和电影俱乐部,孕育迷影文化的电影杂志和影迷聚集的电影协会、工会,还有不断出现的新的电影话语、“迷影话语”等。正是因为这些的发展,电影文化不断得到更新和丰富,电影产业也随之繁荣起来。

虽说苏珊·桑塔格得出“电影似乎也成了一种没落的艺术”有警示世人注重电影内部史中的一条重要精神线索(电影迷恋)的倾向,但也难以掩盖其对当时电影发展状况的失望之情,她认为“电影迷恋”消逝导致电影没落的原因有:

一、科技的进步。一百年来,电影经历了从无声到有声、从黑白到彩色等变化,这些变化无不得益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但同时科技进步(如;电视的普及)却渐渐损害了人们曾经拥有的电影标准,“画面剪辑毫无规则……电影画面现在可以以任何尺寸放映到各种平面上:影院中的银幕,小如手掌或大到整面墙壁的家庭屏幕,迪斯科舞厅的墙壁或体育场的超大屏幕,以及大型公共建筑的外墙。”(15)苏珊·桑塔格认为看电影是具有仪式感的,就必须要到电影院去,在黑暗中和陌生人坐在一起,这样才算真正看过电影,才能真正被电影征服。

二、资本膨胀所带来的一系列变化。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资本主义生产大规模扩张,这不仅造就了一个消费品极大丰富的时代,而且在广告及其他媒介的宣传下,普通大众渐渐成为消费的主力军,以享乐主义为核心的消费主义开始形成。在这样的背景下,为吸引观众注意力,商业片开始盛行,好莱坞制片模式开始大大影响制片业,就连最具有创新精神的导演(如,奥森·威尔斯)也被这一体制打败。仿效或者重拍,无所顾忌地组合或者再组合,不断地“摧毁”着人们的“电影迷恋”。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的“创新意识”让一些由新人主演的、小班底拍摄的、富有激情的原创严肃片得到了观众的喜爱和认可,这一类电影的黄金时代持续了二十年;“各种专事经典影片回顾展播的文献影片馆和电影俱乐部成为电影的圣殿”(16),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和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早期成为了电影的理想年代。随着消费主义盛行,不断严苛的商业标准,这一百年里虽然电影以及电影迷恋出现了“回血”的状况,但其没落的颓势是不可逆转的。

面对这样的状况,苏珊·桑塔格在其文章《百年电影回眸》结尾说到“要想电影能够复活,首先必须有一种新的电影迷恋出现”(17)。

中国的电影迷恋

1896年8月11日,上海徐园又一村放映"西洋影戏",这是中国首次电影放映。1905年,北京丰泰照相馆拍摄了由谭鑫培主演的《定军山》片断,这是中国人自己摄制的第一部影片。由此,电影开始与中国人结下渊源。影视公司、电影导演、电影明星等开始出现。电影诞生的第二年,中国上海就进行了第一次电影放映,当时中国已经有了滋养“迷影文化”的土壤,由于特殊的社会环境,虽中国电影仍有不少的产出,但当时的“迷影文化”仅限于在上海、香港等地,也仅限于部分知识分子之中。到新中国成立之前,“迷影文化”仍处于“朦胧”状态,为之奔走的人还是寥寥无几。

新中国成立后,照搬苏联计划模式以及受“文艺服从政治、文艺从属政治”的影响,中国当时大部分电影的内容形式单一,仅有社会主义宣传教育功能。由于特殊的社会环境,中国电影以及迷影文化虽有发展,但传播范围小、仅限于部分精英阶层。1978年改革开放后,专门的电影学校开始筹办,电影刊物、电影协会等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人们的生活中,以及电影拍摄、储存、放映等技术进步,中国的电影文化事业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因此,了解改革开放后中国“迷影文化”的特征,对于之后中国电影文化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一、精英阶层为主。改革开发初期,虽然当时艺术上实行“百花齐放”的方針,但由于人们思想的转换处于过渡阶段以及相关技术的落后,即使电影事业开始蓬勃发展,在这段时期,进入影院观看电影的人仍是那些接受过良好文化教育的且生活在城市的人,以年轻人居多。

二、以媒介为依托,大众化趋势明显。二十世纪末,VCD、DVD在中国开始普及,电影光盘开始出现,打破了传统官营机构及专业电影学校对电影资源的垄断,越来越多的人有机会欣赏到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影片,越来越多的电影爱好者开始在大街小巷寻找碟片,以期发现更多优质的电影资源,他们收藏、传播、分享、讨论自己寻来的影片。这种现象与苏珊·桑塔格所认为的(科技进步损害了“电影迷恋”)截然相反,在中国,VCD、DVD等发展不仅没有损害“电影迷恋”,反而大大推动了中国“迷影文化”的发展,培养了很多电影爱好者。二十一世纪初,尤其是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之前由VCD、DVD培养出来的影迷,他们的身份开始转换为影评人、导演等,由于互联网时代交流的便利性,影迷们突破时空限制,在网上交流、讨论、分享各自对电影的看法及心得,与电影相关的博客、网站、公众号等相继出现,越来越多的人接触到电影,越来越多的人成为中国“迷影文化”的铸造者和守护者。在新媒体的影响下,“电影迷恋”告别精英化时代,开启大众化时代。

三、过度商业化。自改革开放以来,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后,中国经济迅猛发展,人们的消费观念发生了巨大转变,为吸引观众,商业片发展起来,“唯票房论”一度横行。为了获取较高的票房,“挂羊头卖狗肉”的电影数不胜数,雇请水军刷好评,利用粉丝效应等现象充斥在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过程中。

苏珊·桑塔格说,“如果电影迷恋死亡了,电影也就死亡了——无论还会拍出多少影片,甚至是很好的片子。要想电影能够复活,首先必须有一种新的电影迷恋出现。”(18)现如今,中国的“迷影文化”越来越得到大众的关注,成为越来越活跃的电影文化现象之一,那么中国的“电影迷恋”会不会如苏珊·桑塔格所说走向死亡,中国的电影走向没落呢?答案同样是否定的。中国当前经济发展稳健,社会环境良好,人们受教育程度越来越高,相关技术越来越优良,完全拥有滋养“迷影文化”的土壤。但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中国的电影和“迷影文化”虽早有酝酿,但起步晚,不足之处仍有许多。为了更好地发展好电影文化事业,培养影迷的“电影迷恋”,以下四点是值得关注的:

1、“电影既是艺术,也是生活”(19)。“在我们这个时代,艺术越来越变成了专家们的领域。我们时代最令人感兴趣,也最具创造性的艺术,并不面向那些受过一般教育的人;它要求特别的才具;它说着一种特别的语言”(20),但是艺术来源于生活,生活滋养于艺术,两者相辅相成。艺术不是不可企及的,电影艺术更不应是如此,它和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电影自诞生以来,就有这样两种模式:再现非舞台的真实生活;作为创作、技艺、幻觉、梦想的电影。因此,艺术生活化,生活艺术化,普通人也应该能接触电影。迷恋电影不应该受责难,不应该被认为是古怪、陈旧、故作高深的行为。2018年7月5日,由徐峥主演的《我不是药神》上映,该影片改编自真实故事,讲述的是中国人最关心的医药问题。上映后,好评如潮,豆瓣评分8.9。网友大呼,中国终于有了像韩国的《素媛》、印度的《摔跤吧爸爸》这一类反映人们真实生活的影片了。电影学者,西南大学文学院刘宇清教授这样点评到“《药神》已经谈及社会了。这就很了不起!尽管力度尚不及韩国电影或者印度电影……我以为这是[新主流]和[新独立]共同的胜利。其价值,绝不仅限于一部影片创造的神话,更在于对这个中国电影的意义”(21)。

2、艺术始终保持着与感觉的联系。(感觉是客观刺激作用于感觉器官所产生的对事物个别属性的反映,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是从感觉开始的。)“每一种文化都会看重某些感觉”(22),电影也不例外。但现在很多电影,盲目的效仿、翻拍,人们开始丧失通过感觉去正确地认识客观事物的能力。基于对客观事物的认识,随之而来的便是人们的情感体验(即感性)和感受力(肯定人对世界的多元把握)。苏珊·桑塔格说,“人们不可能创造一件不触及人类感性的艺术作品”(23),“我把艺术的特征描述为更新和培养感受力和意识的一种工具,如今,艺术在一个不能被感觉所把握的环境中运作”(24)。另外,“艺术的目的终究总是提供快感”(25)。对复制、表现现实以及造梦的“迷恋”以及人们心中始终无法消散的游戏趣味,是电影与生俱来的天性。在“电影术”诞生的过程中,游戏趣味就与科学精神共存,没有游戏趣味给予人们快感,“电影术”可能就很晚才会诞生,甚至可能不会诞生。由此可以看出,具备创造性的游戏趣味是同人们的快感相联系的。游戏趣味是同人们的感觉相联系的,人们有欲望,既想要从电影中获得感官上的刺激体验,又想思想意识上的局限性得到开拓和更新。正如苏珊·桑塔格说的“一件伟大的艺术作品从来就不只是(或甚至主要不是)某些思想或道德情感的表达。它首要的是一个更新我们的意识和感受力、改变(不论这种改变如何轻微)滋养一切特定的思想和情感的那种腐殖质的构成的物品”(26)。所以,无论是忠于现实还是超越想像,无论怎样利用科学技术把现实奇妙的瞬间再现,无论剪辑多么出色、内容多么出彩,电影都应该始终与人们的感觉、感性、感受力以及快感联系起来。

3、优质电影应至少具备“奇”和“新”两个特点。佳片必须大胆地打破“在整个世界中束缚电影制作的一切经验和常规”(27),重要特征就是要独树一帜,但是“商业片却采取了过度膨胀、墨守成规的制片方式,无所顾忌地组合或再组合”,“每一部希冀尽可能吸引更多观众的影片无不是某种仿效或重拍”(28)。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电影即是工艺”的创新意识、思想让“富有激情的原创严肃片”这一电影的黄金时代持续了整整二十年。因此,不管是几十年前还是今天,带有特质的电影都是更能激发“迷影”情结的,影迷们更希望能够看到“在思想和内容上注重艺术性的电影或者电影语言上具有独特作者风格的电影”(29),“迷影群体从观影的选择到观影过程再到观影后的思考都有强烈的自主意识”(30),因此千篇一律地仿效或重拍,没有丝毫创新意识,这样的电影注定得不到迷影群体的青睐。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要想留住“电影迷恋”,留住电影,导演、演员、影评人等都应该拥有自己的特质。侯孝贤导演,就是因为拥有自己独特的风格(运用长镜头造就出的视觉风格)才能斩获多项国际大奖,得到众多迷影人的喜爱。总的来说,“迷影”所代表的审美品味可以算得上电影发展的方向,因此在电影创造的整个过程中,对“新”“奇”、特质的注重是十分迫切的。

4、电影迷恋需要载体。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法国声明远播的电影杂志《电影手册》,让“各种专事经典影片回顾展播的文献影片馆和电影俱乐部成为电影的圣殿”,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早期成为电影发展的理想年代。纵观法国电影迷恋发展史,刊物《电影手册》发挥很重要的作用。中国的《看电影》是一本影迷办给影迷看的电影杂志,凭借对“电影迷恋”的坚守,最终成为国内主流电影杂志,其主编阿郎说:《看电影》对电影的态度,就是让电影回归到电影本身,尊重看电影时的第一感觉。“对电影的尊重,对第一感的尊重”(31),推动着迷影文化的发展,推动着电影文化的繁荣。随着时代的发展,特别是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能够承载“电影迷恋”的不再只有电影杂志和线下的迷影团体等,还有众多论坛、网站、公众号等,迷影群体获得电影信息的方式不再单一,他们可以随时随地在线上对电影进行交流分享,不再受时空限制。这里以微信公众号《虹膜》(电子杂志)为例,该杂志由资深影评人Magasa创建,是一份基于所有主流移动平台的电影杂志,致力于提供最深入、最专业且富有洞见的电影观点和知识。其作者团队多为早期活跃于迷影社团和电影论坛的优秀作者以及迷影学者,他们是电影文字的忠实修行者。《虹膜》以趣味性的语言向影迷介绍专业性学术性较强的电影知识,解说国内外时下上映的电影,根据作者团队的评分,每年对新上映的电影都会推出总榜TOP 10,华语片TOP 10,外语片10大烂片,华语10大烂片,最受关注影片、分歧最大的10部影片,一定程度上为迷影群体提供了影向标,赢得了迷影群体的喜爱。但也有网友指出以专业深度为导向的《虹膜》也存在着纰漏,在2017年7月11日更新的“七月高潮来临,这些新番是你必须关注的”中说到“《来自深渊》……从风格上看,这是一个无限接近宫崎骏的名作《天空之城》的正统的奇幻冒险故事”,虽都是日式奇幻冒险题材,但一个刷新了虐和黑暗残酷的下线,一个则承载了温暖美好的关怀,“无限接近”未免太言过其实;还有就是在介绍电视动画《舞动青春》的时候把其制作公司Production I.G写成了“Project I.G”。一个以专业性著称的电影杂志尚且有些许的纰漏,更何况那些专业性不强或者综合性的杂志、网站等,错误虽小,但容易误导读者。因此,对于承载迷影文化的载体,提升其专业性和严谨性是至关重要的。

结语

电影能够改变社会和现实。《看电影》主编阿郎曾说:“我们一直到现在都认为我们欠电影的,没有电影,我们这些时代的弃儿,在精神的窄胡同就没有出口,电影开拓了我们多元的视野,让那个时期灰暗的生活有了唯一一丝光亮”。守护电影,兴盛“迷影文化”,保持那最初的“游戏冲动”,中国的“电影迷恋”不会没落,中国的电影事业会越来越好。

注释:

[美]苏珊·桑塔格《重点所在》,陶洁、黄灿然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版,第141页。

同1,第148页。

同1,第141页。

同1,第141页

李洋《迷影文化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8页。

同5,第18页。

同5,第24页。

同5,第10页。

同1,第148页。

同5,第4頁。

同1,第148页。

同1,第143页

同5,第21页。

同1,第146页。

同1,第143页。

同1,第144页。

同1,第149页。

同1,第149页。

同1,第142页。

[美]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魏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版,第342页。

《虹膜》(微信公众号),更新于2018年7月9日,“影向标∣《药神》亮分,年度国产片第一!”。

同20,第350页。

同20,第349页。

同20,第349页。

同20,第351页。

同20,第347-348页。

同1,第141页。

同1,第141页。

李佳瑛《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迷影文化研究》,北京:中国艺术研究院,2017年,第12页。

同29,第15页。

张秋《阅读的狂欢——以激情为内核的“《看电影》模式”》,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 编辑学刊,第4期,第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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