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芸

【摘 要】湟中县鲁沙尔镇作为我省多民族聚居于多宗教共存的典型，汉族——民间信仰，藏蒙古族——佛传佛教文化，回族撒拉族——伊斯兰教文化，多民族与多宗教信仰在这里碰撞汇聚，形成民族文化特色，成为统一多民族中华文化的缩影和窗口。通过对鲁沙尔镇多民族多宗教共存的原因探析，由此揭示出鲁沙尔镇多宗教共存对当地发展的功能，以期对少数民族地区民族团结社会和谐作出启示与借鉴。

【关键词】多元宗教;社会和谐;民族团结

一、前言

鲁沙尔镇隶属于青海省西宁市湟中县，是县政府所在地。“鲁沙尔”为藏语音译，是“新村落”俗称“新草场”的意思。鲁沙尔的发展，与塔尔寺的发展历史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可以说塔尔寺的藏传佛教文化，是鲁沙尔镇的“历史名片”。坐落在鲁沙尔镇西南的塔尔寺作为宗喀巴大师的出身地，被信仰藏传佛教的信众共同奉为佛教圣地。鲁沙尔镇因有塔尔寺的映照而笼罩在“圣域”光环下，塔尔寺每年举行的四大法会和刘琦庙七月庙会吸引着各地的信众前来拜佛。由此拉动大量的“人口流动”，带来了不同民族宗教文化之间的交往交流与交融，坐落于鲁沙尔镇西山的刘琦庙，就是不同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宗教文化缩影。

法会、庙会也为各民族信众从事集市贸易提供了便利的互动舞台。随着宗教、文化、经济等不同因素的影响，鲁沙尔镇逐渐发展成为多民族聚居的区域性中心城镇。

二、刘琦庙会

根据举办庙会的村落单元和“会”“社”的组合关系，以及参与庙会的民众来源，可以把庙会分为村落庙会、乡镇庙会和地区庙会等几个类型。

乡镇庙会是指多元管理主体组办的庙会。这种庙会虽然也坐落在具体村镇，但参与庙会管理的由村落人员组成的“会首”负责，庙会的影响力及其覆盖地域面积较大，少则以三五个村为组织单位，多则可达数十村。鲁沙尔镇刘琦庙会由西山附近的九个村负责，分别是南门村、新村村 、西山村、团结村、东山村、孔家村、红崖沟村、清泉一村、清泉二村。会首设有财务、内勤、材料、管理几个部门，负责庙会事务。庙会还有理事监督会，对会长工作给予监督。

刘琦庙庙会一般是农历七月十五举行的财神会，期间有数位塔尔寺活佛及僧众来庙进行诵经，祈祷年内穑禾丰稔，人畜瘟疫不生，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社会安定。财神会共举办两天，盛会从七月十五早晨五六点钟开始，一直到第二天午夜12点才结束。这两天，鲁沙尔地区及周边的善男信女们蜂拥而至，络绎不绝，刘琦庙中整日香火不断，人头攒動。来参加财神会的大多是当地的群众和周边生意人，他们对阿米刘琦极其崇拜。特别是塔尔寺附近的生意人，除了重大纪念日，他们也会经常到刘琦庙烧香磕拜，虔诚地祈盼阿米刘琦保佑他们财源滚滚。其间，刘琦庙内有丰盛的饭菜供来者随意食用，人们排队品尝香甜的馒头和羊肉熬饭。

笔者在参加农历七月十五的法会时，向寺院庙官访谈，他说：

每年举办诵经法会，是寺庙建成时就的习俗。每年的农历七月十五是财神爷的生日，为了庆祝刘琦财神，每年我们都要去塔尔寺请阿卡来念经。主要就是请佛爷保佑今年风调雨顺，财源广进。每年举行活动，我们附近的村子里，都会有人来帮忙，老年人多一些，年轻人上班忙。我们按着制定好的执事表分工，每个人的活都分的清清楚楚。会首再根据事情进行调配。虽然，忙了一些，但心里高兴，这是为大家和全镇祈福的好事情，有功德。i

（一）刘琦庙会的组织

1.地方会首管理

“在官方公共空间之外的精英往往在地方的庙宇的复建、仪式组织、祠堂维系、修谱等事务中起领导作用，而地方官员对此类事务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ii它是属于民间庙会中的乡村庙会，其庙会的管理者一般都是地方精英，

刘琦庙采取的是“会首管理模式”，自1984年寺庙重建以来，由鲁沙尔民众推荐，成立刘琦庙的会首，每届任期三年。到2017年是11届会首了。当选人员都是鲁沙尔镇周边各村中德高望重的老人，他们中有退休的员工，有附近的村民。平均年龄73岁，最大的76岁，最小的65岁。老人们白天在刘琦庙处理庙里日常事物，为信众提供服务，晚上下山回家休息。每天在留驻寺庙的分为7人一组，在刘琦庙主殿有3人，大雄宝殿和宗喀巴殿中各留1人。会首成员全部都是男性和各村年级较大长者。他们都虔诚的信奉着刘琦山神，并且自愿来到寺院从事日常管理，公众所推选都是各村有文化、受人尊敬、有一定社会阅历、社会影响力以及有智谋的人来担任。因此不管是会首还是普通的成员，都具有良好的品德和作风并且有一定的文化，所以他们具有很强的权威性，除此之外，这些会长年纪稍长的其儿女都己成家，家境殷实，他们自身也非常愿意为神灵尽点自己的绵薄之力。在所属的村中德行得到村民的认可。会首即管理寺庙的日常性事物，负责寺院的正常运转也负责每年举行的庙会中的各项事务。

2.信众参与筹办

刘琦庙会的会址在寺庙内外，不设门槛，不收门票，虽然规模不大，但是当地民众热情参与会务。远近亲戚朋友携礼赴会，犹如过节访亲探友，宾主携手欢聚，会场内外洋溢着节庆的氛围。每年的庙会都有不少附近虔诚的信众前来帮忙，既有年纪稍大的长者，也有一些中年妇人。他们一般在庙会举行的前三天来庙里帮忙，统一听从会首的调度和安排，负责寺庙内院及外院的环境卫生打扫和厨房做饭。会首根据人数的多少，对庙会的前期各项准备工作进行分工，形成执事分工表，写在红色的纸上，张贴于寺院的内墙上。一些细小的活，都是附近村的信众自愿承担的。每年的庙会对村里的信众来说，都是大日子，过来帮忙干活，也是行善积德的好事”。

3.香客捐献出资及寺院自筹

“宗教信仰是人类的精神文化活动，其作为社会的物质基础是通过信徒捐助才发展起来的，通过宗教经济集资和积累来实现，以崇尚上帝和神明的神圣事业作为集资的动力标志，这与一般的社会集资是不同的”iii庙会期间，香客个人“捐助”给庙会的善款，在捐钱时，庙管会财务人员会高声和念，并立即上账，还要及时的张榜公布，并随时接受村民的查账。庙会期间，刘琦庙所出售的香烛纸表都是明码标价的，而香客在购买这些用品的时候，自己从货架上拿取，钱也不用交给管理员，而是直接放在庙内的添钱箱中。

通过参与庙会观察，刘琦庙会的财务收入，主要有以下2个方面构成：

（1）香客捐助

个人或家庭因为信仰及其他方面的原因，自觉自愿的向庙会捐助钱物，既可谓最早的会费来源，也是经久不衰的资金渠道。而庙会期间，庙管会以不同的方式给捐助者“勒碑记功”：捐助十元以上者，记载在缘薄上留名，并在绿纸上刻名悬挂;捐助百元以上者，记载在缘薄上留名，并在黄纸上刻名悬挂;捐助一千元以上者，记载在缘薄上留名，并在红纸上刻名悬挂。各阶层人士的捐助，一直是庙会资金的主要来源。

（2）香钱及解签的收入

在刘琦庙会期间，刘琦庙所出售的香烛纸表都是明码标价的，而香客在购买这些用品的时候，自己从货架上拿取，钱也不用交给管理员，而是直接放在庙内的功德箱中，是为添香钱。这种香资是不记名的，在与香客的自愿。同时在刘琦庙会上，在刘琦殿前求签是香客们到刘琦庙重要祈求活动之一，由庙官“破签”，一支签收费完全看香客自愿随心，没有具体数额的规定，放功德箱中即可。香客多时要排队等待庙官同时破签。这也是庙会一笔不小的收入。

（二）庙会的仪式

“宗教现象可以自然而然地分为两个基本范畴：信仰和仪式。信仰是舆论的状态，是各种表现构成的;仪式则是某些明确的行为方式” iv随着庙会前期准备工作的完成，农历七月十五这一天，庙会正式开始，各项庙会中的宗教仪式按着既定顺序依次展开。信众从世俗领域进入到神圣领域。

1.诵经仪式

作为深受藏传佛教影响与塔尔寺有着连接关系的刘琦庙，其庙会的开始仪式沿袭了藏传佛教的仪轨，邀请塔尔寺僧侣前来诵经，是从建寺之初就遵循的规矩。

每年庙会开始前一个月，刘琦庙的会首张师傅，就着手张罗着前往塔尔寺邀请僧人前来参与诵经。一般每年邀请的僧人是6人左右。在庙会这一天，僧侣们如约而至，在庙管的招待下，简单的吃过早饭就着手开始诵经活动，一般念诵的是《财神经》。这一系列的诵经活动中僧侣不是一种义务行为，而是从中有一定的收入，即刘琦庙管会和塔尔寺僧侣二者之间是一种雇佣和被雇佣的关系。

2.献盘仪式

每逢重大的宗教活动或家中的重要祭祀活动，当地的信众家家户户都要蒸馍馍已12个馍馍为计数，用于供奉刘琦山神。馍馍的样子各式各样，有的是做成桃子的样子，有的是做成月饼的样子。人们早早的聚集到庙中献盘和抢头盘。大家都希望自己家的能抢到头盘，刘琦庙正殿前的桌子前挤满了里三层外三层人，他们先是把盘子里摆好的馒头放在供桌上，有个庙管和大殿值守的专门负责这些献给三爷的馒头。因为献盘的人特别多，负责的庙管动作及其麻利，每个人馒头差不多献一分钟或者不到一分钟之后，庙管就将将桌上的馒头拿出放到专门的纸箱子里，而这些拿出来的馒头是庙会上这几天所有帮忙人员的食物来源之一。也会给献盘来的信众分发一至两个称为“回盘”，拿到回盘的信众格外高兴，将之当作刘琦山神的恩赐。

（三）庙会的社会功能

运用宗教社会学的功能论分析，笔者认为刘琦庙庙会具以下几项社会功能。

1.社区整合功能

宗教社会学理论认为，宗教具有整合功能，能使社会的不同个人、群体、或者社会势力、集团能聚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并促进其内部团结。v “宗教的一大特点就是它既是一种观念性上的上层建筑，又是一种制度性上的上层建筑，它既可以作为普通的价值法则影响社会成员，又可以作为制度、组织统辖其组织成员。” vi信众参与刘琦庙会，在刘琦信仰上有一种认同，同时成立庙管会来管理刘琦庙和组织不同庙会，又在组织和制度上趋向集体认同。各种要素联系在一起使社会一体化，有利于社会社会整合。

2.族群认同功能

涂尔干指出：“不管宗教仪式的重要性是多么小，它都能使群体诉诸行动，能使群体集合起来，举行仪式。所以说，宗教仪典的首要作用就是使个体聚集起来，加强个体之间的关系，使彼此更加亲密。” vii塔尔寺、刘琦庙的法会及庙会可将藏族群体（包含蒙古族和土族），穆斯林群体和汉族群体三者有机融合起来。依靠仪式中附着的原生情感和既定的归属，鲁沙尔的各个民族在庙会和日常宗教活动期间，通过不断重复的，具有宗教神秘感和庄严感的仪式过程，增强了群体的凝聚力，在文化的不断接触中，仪式的形式可能发生了简化，甚至改变，但仪式所起到的群体凝聚力，促进共同心理的形成。

3.民众交往功能

“宗教作为一种特殊的交际手段，在社会中行驶着自己的交往功能。” viii在湟中刘琦庙会与塔尔寺法会中，通过参与庙会活动，不仅可以促进信众个人之间的社会交往，还可以促進多民族地区，不同民族信众之间的交往。使得刘琦庙形成了多元共存的局面。

在刘琦庙会期间，人员流动巨大，善男信女们前往刘琦庙里烧香拜佛，而各个商贩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时机，在会西山下设摊售货烟酒及香表等，还有饮食服务行业，特别是青海的各样小吃，诸如酿皮、酸奶、甜醅、擀面皮等，应有尽有，一片商机昂然。商贩一般分为坐商和行商，他们在庙会期间，既参加了庙会，又增加了收入，可谓一举二得。随着庙会的规模逐渐扩大，而商业经济的不断发展，为鲁沙尔镇开拓以宗教旅游为核心的全域旅游，奠定了市场基础。对地方经济的发展也起到了促进作用。

三、结语

鲁沙尔是青海多民族多宗教汇聚共生的一个典型区域，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理解青海民族宗教文化的一个重要窗口。这里的藏传佛教、伊斯兰教、道教是宗教社会学中所说的“制度性宗教”，而刘琦山神和散落在各村庄的村庙则是所谓的“弥散型宗教”。位于鲁沙尔镇西山的刘琦庙及其信仰体系，为我们展示了一幅极其丰富多彩的多宗教文化共生共处的历史画卷。本文经过文献资料和实地调查资料的初步接触，理出了鲁沙尔镇刘琦庙发展的历史和现状的基本轮廓，但仍有许多历史、现实和理论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入挖掘，特别是多民族多宗教共生共处一地一山的这种文化格局。其“和而不同”，长期和睦共处，经济、社会（族群）、文化互动共赢和民族团结的地方性历史经验总结、提炼，还需要更加深入、全面的调查。

多元宗教调节下的不同宗教社区之间保持着动态平衡，一方面维护着区域内部族群之间的和谐，另一方面架构着区域与外界的联系。这种模式是我省多民族地区文化融合共存的典型存在。

鲁沙尔镇展现了多民族、多宗教在同一区域中的和谐共生，成为当代青海乃至全国保存比较完好的多宗教共生共处模式。但是不同宗教之间的价值体系不同，教义追求的终极目的不同，对信徒的生活控制程度不同，对社区结构的掌握方式不同，因此，多元共生的和谐之中也存在一定的张力。这种张力既有来自历史作用的影响，也有来自不同文化圈的影响。历史传统决定了鲁沙尔镇地区的包容性，中原儒家文化、道教文化和伊斯兰文化，以及民间信仰都与鲁沙尔本土文化发生着越来越多的互动与交融。

藏传佛教、伊斯兰教、民间信仰的信仰群体，在鲁沙尔在多种宗教共存的表象下，多元的格局并非平均分配，而是形成了以藏传佛教为中心，多元宗教共存的局面。分析其原因：第一，青藏高原历史上就是藏传佛教文化、北方游牧文化、中原文化和伊斯兰文化等多种文化共融地，在鲁沙尔镇，尽管汉文化和伊斯兰文化的影响深度和人数广度远远不能与藏族文化相比，但作为其地方社会中长期冲突、发展、融合而形成的文化现象，并受到外部社会发展的影响，汉族文化和伊斯兰文化的影响不会消退。因此，鲁沙尔的多元宗教文化是一种以藏族宗教文化为主体，其他文化作为次要和补充成分存在的和谐文化圈。究其原因：第一，民族迁徙与文化传播，历史中伊斯兰民族，汉族的迁入，带来了与本土藏文化截然不同的文化，第二，从鲁沙尔镇内部文化来看，受历史传统影响，包含着大量原始崇拜因素的藏族文化是主流文化。当地政府着力打造塔尔寺旅游文化。第三，从文化之间的关系看，总体是和睦的。鲁沙尔地区的穆斯林多数能熟练使用藏语和汉语。这是穆斯林群体主动发生的适应性改变。汉族。中信仰藏传佛教的人数多，并且在生活习俗中融入了藏传佛教的特点。

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时间中，鲁沙尔镇正在以全新的姿态步入中国特设社会主义新时代，鲁沙尔镇正在借助其独居特色的宗教文化名片推进旅游业由原来的独立发展、条块发展向全社会、多领域、综合性方向发展，奋力打造有民族特色的全域旅游示范区。以刘琦庙、塔尔寺的庙会和法会文化主题的，湟中特色民族宗教文化在与旅游的发展中，形成了古镇、神庙、古刹三者在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中的良性互动。也为其他有着相似条件的宗教小镇发展提供了发展的模板。

注释：

i采访人：笔者：时间：2017年4月16日：被采访人：王庙管（70岁）：地点：刘琦庙：语言：青海方言

ii王铭铭，王斯福主编：《乡土社会的秩序.公正与权威》[M].北京：中國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65页.

iii甘满堂：《村庙与社区公共生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48页

iv爱弥尔·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渠东.汲喆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2页

v 甘满堂：《村庙与社区公共生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224页

vi 戴康生、彭耀：《宗教社会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02页

vii 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页.

viii戴康生、彭耀：《宗教社会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