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十九世纪下半叶，中国和日本两个东亚的封建国家，几乎在同一时期，面对着相似的情景——西方殖民国家的坚船利炮迫使他们打开了国门，从此两国分别进行了试图救国家于危难之间的改革运动，日本的明治维新和中国的戊戌变法，而两个两国的历史也从此开始转折，面对着截然不同的结局：中国一败涂地，日本却渐渐的强大了起来，直到后来从被殖民国家转而加入到殖民国家之中。面对这种差异，笔者希望能从当时的政治制度、变法主体、历史背景等角度对其原因进行分析，以更好的理解两个国家改革的不同结局，并通过认识当时中国的不足以及日本发展过程中的优势与经验，以达到吸取过往经验教训，促进未来的更好发展的目的。

【关键词】戊戌变法;明治维新;政治集团;变法主体;国际背景

一、两国旧政治集团的稳定性比较

19世纪的日本处在德川幕府时期，最后一个幕府时代，旧的利益集团为了使得天皇、将军、大名、武士成为既得利益者，一直采用门第制和世袭制。这意味着将军在名义上是天皇的军事代表，然而在实际上却拥有着和君主一样的权利，且可以世袭，而天皇仅仅作为承担着一些单调的礼仪职能的宗教领袖和精神领袖。大名才是地方利益集团的核心，武士则成为了维护利益集团的重要支撑力量。对武士阶层而言，他们严格按照身份等级分享政治和经济的权力与权益，这意味着，即是下层武士才能出众，也很难获得更高的权力和地位，这种一成不变的权利分配方式，在经济水平较低，经济较为稳定的时期勉强可以维系，然一旦经济快速发展，则下层武士的固定收入将难以维系生活，在此情况下，向来作为维系日本利益集团的核心的“忠”会出现动摇，此时，下层武士就会成为推翻旧的“幕藩”体制的主要力量。

除此之外，这个体制意味着“农工商”阶层将被永远的排除在外，若生于农家，则终身为农，世世代代为农，永远的父业子承，导致他们整体阶层对于幕藩体制的抱持着一种强烈的不满情绪，然而也正由于他们被长期排除于权力中心之外，所以他们的不满与反抗难以起到强有力的效果。

然而随着利益集团内部的下层武士和被排除于权力中心之外的“农工商”阶层的不满的逐渐累积，他们就会逐渐成为倒幕的主要力量，给倒幕运动以巨大支持。

与之相比，对于中国而言，戊戌变法前的中国的利益集团的构筑方式一直是以世袭制为主，辅以科举制和捐官制。满族入关之后，为了保持满洲贵族在统治上的優势政治地位，同时拉拢蒙古的各部落，保持政权力量的强大，清政府一直对于满蒙贵族实行世袭制，同时为了笼络社会各界的学子士人，清政府又实行科举制，通过八股取士选拔社会精英人才为政府效力，同时缓解利益集团外的学子士人的不满情绪，使他们有机会跻身于统治阶层，分享政治权利，这其实稳定了清政府的统治基础，因为它“有效的扩大了王权的统治基础，缓和了社会矛盾，为中国儒家社会的‘超稳定结构起到了内在的支撑作用”。[1] 除此之外，后期的清政府为了缓解财政问题，实行了“捐官制”，这虽然使清政府内部更加腐败，但确实稳固了清政府的统治基础，因为它给下层的工商业者以参与政治的机会，尤其是在清朝后期随着新兴的工商业阶层的不断崛起，力量的不断增强，“捐官制”有效的缓和了统治阶层和新兴工商业界层之间的矛盾，使他们与政府之间的联合愈加紧密，不会依靠自身的经济实力向政府发难。

对于近代以前两国政治制度稳定性的差异而言，早就有学者对其进行了分析。“实行世袭、门阀制， 使得有才能的下级武士不能进入高层，在幕末，则促使下级武士走向与旧政治制度决裂，为倒幕维新创造了必要条件;而中国的科举制度则将全国各地、各民族的地主和土地权力、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三位一体的代表人物（也包括被统治阶级中的优秀人才） 吸收到中央政府中来，加强了专制统治，统治者利用这一制度成功地钳制了众多读书人的思想。这使清政府统治下的社会各界很难分化出较为有力的群体来反抗清政府推动改革。” [2]

故可以得出结论：日本的德川幕府的既得利益集团是存在内部分化的，下层武士作为主要力量对改革予以支持，德川幕府的同时本身就存在着诸多隐患和不稳定因素，故后期可以推翻幕府统治，进行维新变法;然而清朝政府虽然腐败，但通过世袭制、科举制和捐官制，牢牢的将旧贵族、社会精英人才和新兴工商业阶层笼络在一起，维持了统治的稳定性，保证统治集团内部不会分化出有力的群体来推动改革。

二、明治维新与戊戌变法的国内环境对比

首先，中国在戊戌变法时自然经济才初初开始解体，解体进程远不及日本的经济解体进程，与此同时，中国统治阶级内不得分化也不像日本当时那样剧烈，故而中国的维新势力要远远弱于日本，然而与维新势力相对的保守、投机势力较之日本却仍然十分强大。中国没有西南雄藩那样强大而愿意改革的地方势力，清朝中央政府的统治又通过世袭制、科举制和捐官制的维系远远比德川政府稳固的多，除此之外，中国的统治体制决定了中国的改革与日本的改革不同，很难推向更高、更深的层次。“中国地主阶级革新派、洋务派乃至于维新派如果得不到最高统治者的支持，都很难有所作为，低层次改革也很难为高层次改革创造充足的条件;而日本半独立的诸藩能够推行同中央政府相抵触的藩政改革，由此进一步加强它们对幕府的半独立地位，当某些藩的下级武士改革派掌握藩政实权后，其所在藩就成为倒幕的根据地，这是日本近代低层次改革迅速推向高层次改革的一个重要条件。” [3]

三、明治维新与戊戌变法的变法执行主体对比

“两国维新派虽然同属统治阶级中下层，但前者与地方实力派的密切联系和社会实践的锻炼都远不及后者。日本维新派以豪农、豪商和手工业者为社会基础，具有雄厚的经济实力，重视并巧妙地利用了民众的反抗力量，而中国维新派却只能从统治集团内部寻求并不可靠的支持，并且轻视民众，因而陷于孤立境地。在实际的政治斗争中，中国维新势力疏于政务，黯于世事，缺少谋略，而日本维新派精明强干，长于韬略。” [4]

在明治维新中，明治政府先通过较为和缓的方式处置了幕府以及佐幕诸藩，对于有才能的旧幕府官吏也选择将其留任，后又通过了“五条誓约”安抚了各较有实力的藩的情绪，并在西南雄藩的帮助下，完成了“奉还版籍”，成功架空了诸藩的权力，随后，政府又开始“废藩置县”迫使诸藩交出全部权力，至此日本政府完成统一。后来面对华族士族坐食俸禄的现象，政府财政不堪重负，就开始废除士族的身份特权，实施“四民平等”，又以“征兵制”代替“世袭武士制”，逐渐争取到了广大人民的支持。纵观日本整个改革维新的过程，可以看出其中颇有一些合纵连横的意味，先联合能联合的，对抗不能联合的，积攒实力，再在一步一步瓦解敌对势力，最后收民心，以实现政权的稳定，并组成了新的利益集团。

而且在日本，将军名义上是天皇的军事代表，需要终于天皇，即是实质上士农工商各阶层和大名都终于将军，但全体的日本国民都有向天皇尽忠的义务，所以天皇的权威和幕府的权威在对抗过程中，天皇权威占据很大的优势，乃至于明治政府可以依靠天皇的权威为对封建特权阶层的打击披上一层神圣的外衣。尤其是当幕府统治下的日本陷入困境，幕府的权威大跌后。

而与之相比，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在进行戊戌变法时就显得格外急躁和粗暴了。

康有为等人认为，国家受制于教育不行，而教育又受制于八股取士，故他们多次上书劝说光绪帝废除科举制，他们天真的希望能够凭借光绪帝的一纸诏书就废除持续百年的科举制，但却由于缺乏政治实践，没有考虑到如若科举制被真的被废止，那么求学多年天下学子的负面情绪应该如何纾解，也并没有出台相应配套的人才选拔机制帮助缓冲，同时顽固派对此大加利用，在社会上大肆渲染，营造了极为不利的社会舆论，这使社会中大部分与八股科举考试利益相关的士人直接站到了改革变法的对立面，康有为等人一瞬间就失去了社会中学子的广泛支持，为变法增添了很大的阻力。

除此之外，他们对于旧利益集团的分化瓦解措施也过分的激进，没有做到很好的安抚，如光绪帝要求各省一个月内把各个部门的冗官冗员裁撤干净，他本意是想要达到提高行政效率的目的，让政府内部官员权责分明，事权专一，改变过去机构重叠，互相推诿的现象，然而，一举裁撤所有冗员，意味着清朝官场中有相当数量的士人官员的利益被严重损害了，然而还不仅仅于此，与此同时，维新派又推进废除旗人特权和裁撤绿营的政策，旧的利益集团中几乎大部分人的利益都被康有为等人推出的政策损害，因此，在这些政策在向下推行的过程中，或是被执行变通，或是干脆被置之不理，不予执行。

但如果他们能联合某些温和派的又有权势的重要官员，比如说张之洞或者李鸿章，他们也有可能凭借此获得强大的力量，进而在于顽固派、守旧派的斗争中取得优势，但他们完全没有这样的意识，而是盲目乐观的认为可以依靠一个本身缺少皇权威信的光绪帝实现改革变法。

然而光绪帝自登基后，一直未能掌握实权，一众大臣依旧为慈禧马首是瞻，光绪在政府中根本没有足够的权威，与此同时，因为中国对外的不断失败受辱，光绪作为名义上的政府代表，在百姓心中为此担负主要责任，因此在民间也没有足够的威信。光绪帝对于无论统治集团内部或者外部均没有足够的权威，故无法对维新变法发挥很强的稳定功能。不能稳定旧的利益集团，逐步瓦解，又没有足够的新兴利益集团可以联合，本来在如此势单力薄的情况下，理应稳步缓慢改革，然维新派自获得光绪帝支持，就一路“激进”，贸然对所有的旧利益集团开战，到处树敌，四面楚歌，所以维新派很难逃脱变法失败的命运。

四、明治维新与戊戌变法国际环境比较

除了本国内，旧的势力集团的强大程度、变法主体对于变法的不同执行、变法时期本国的社会环境之外，当时的外部环境对于两国成败也有很大的影响。

“甲午战争后列强在华势力与对华政治经济军事的控制力，都与明治维新时的日本不能相提并论，后者的外部环境是很有利的。” [5]

日本的明治维新发生在19世纪60年代末，正值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初步形成之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积累资本、扩展海外市场、抢占原料产地为主，尚未进入掠夺殖民地的高潮时期，并且，此时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正瞄准地大物博的中国，集中了大部分注意力在中国身上，这使日本既有机会接触更多的新鲜观点，又给他们留有喘息的时间，供其自我发展，给他们提供了一个较为有利的国际环境。

而中国戊戌变法则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末展开，中国已经成为各国列强的主要瓜分对象，国内的统治阶级一直试图扼杀新生力量维护其封建统治，国外列强也不允许中国有成为强大国家的可能，所以中国的变法改革，面对的国内外的压力巨大，再加之国内变法群体的无实权、无实践经验等因素，中国的戊戌变法必然以失败告终。

五、结论

戴季陶先生在《日本論》中说过这样一句话，“我劝中国人， 从今以后， 要切切实实的下一个研究日本的功夫”，“要晓得他的过去如何，方才晓得他的现在是从哪里来的。晓得他现在的真相，方才能够推测他将来的趋向是怎样的。” [6]

当我们面对两场几乎同一时代的、怀抱着相似救亡目的，甚至连变法的具体措施都有所相仿，却以截然不同的结局收场的改革运动时，我们必然需要探究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而这种探究将会起到帮助我们“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高钟：《废科举：中国儒家社会全面散构的多米诺骨牌》，《中国近代史》2005年第4期，第220页。

[2]家骏、汤重南：《日中近代化比较》，东京，六兴出版株式会社1988年版，第48— 50页。

[3]丁日初、杜恂诚：《十九世纪中日资本主义现代化成败原因》，《历史研究》1983年第 1期，第87页。

[4]李少军：《近代中日比较研究综述》，《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4期，第261-301页。

[5]王晓秋：《近代中日启示录》，北京出版社1987年版， 第118—129页。

[6]戴季陶：《日本论》，九州出版社2005年版：第12-13页。

作者简介：孙培鑫（2000—），现就读于北京理工大学法学专业，本科学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