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漫

【摘 要】随着精准扶贫工作的推进，目前扶贫工作已进入了攻坚克难的关键时期。在看到精准扶贫工作取得巨大成效的同時要更清醒地意识到其在识别机制、文化教育、就业和产业以及社会资源方面仍存在着结构、规模以及功能上的社会排斥。因此要通过完善精准识别机制，坚持教育精准扶贫，提升贫困群体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力，构建其社会支持网络以确保扶贫任务的顺利完成。

【关键词】精准扶贫;社会排斥;耻辱烙印

一、社会排斥理论框架分析

（一）概念起源

社会排斥的概念起源于西方福利国家的贫困与社会不平等研究。英国社会排斥局认为“社会排斥是当一些人或地区受到一系列相互关联的问题， 如失业、技术缺乏、收入低下、居住条件恶劣、高犯罪环境、健康状况不佳及家庭破裂等等交织在一起的综合性问题时所可能发生的现象。[1]”社会排斥不仅表示社会成员收人的不足， 还表示他们在社会生活参与等方面的不足。欧盟认为，“社会排斥是一些个体因为贫困，或缺乏基本能力和终身学习机会， 或因为歧视而无法完全参与社会， 处于社会边缘的过程。这个过程使得这些个体很少获得工作、收入、教育和培训的机会，无法参与社会和共同体网络以及活动” [2]。这是由劣势地位“导致某些排斥，这些排斥又导致更多的劣势和更大的社会排斥，并最终形成持久的多重劣势”的“一个动态过程”，它导致社会纽带的断裂 [3]。

社会排斥理论是20世纪90年代在欧洲新兴的社会理论。其产生有着特殊的社会背景：欧共体成立后欧洲各国以一个整体的形象出现在国际舞台，但由于各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政策及文化背景等存在差异，后加入的成员国的人们易受到社会排斥。且在欧洲人口老龄化加剧、信息工业技术快速发展、产业结构调整、欧盟一体化深化的社会背景下，欧盟社会融合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并由此推动了社会排斥研究和社会政策的发展。此外，欧盟多数国家如英国、法国、德国面临福利国家危机。因此试图通过社会政策，改变社会资源的分配，提高社会成员的社会参与，解决福利国家危机[4]。

（二）类型

按照不同的划分维度和标准，可以把社会排斥分为不同类型。但目前学界主流观点是按照人们生活的领域把社会排斥分为政治排斥、经济排斥、文化排斥和社会排斥。政治排斥指的是群体中的个人难以行使选举权以及在政治方面话语权的缺失;经济排斥更多指人们被排斥在工作机会之外，缺乏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途径和自身技能，导致贫困和经济上的边缘化;文化排斥指群体的成员在拥有一个主导文化的符号、意义和仪式等资源方面的边缘化;社会排斥是指人们因为社会关系纽带的断裂和社会支持网络的缺失，而无法融入到正常的社会生活中，无法在教育、医疗、住房、公共服务等方面享受到平等的充足的资源。

（三）原因

作为一种结果或状态，社会排斥现象的出现有一定的原因。布尔恰迪特等人对相关研究进行了总结，认为从能动性视角看，可以将社会排斥产生的原因归纳为三种思想流派[5]：

1.社会排斥是因为歧视和权利得不到实现而造成的综合结果。它也是歧视性决策和行动的结果，强势的阶级和群体通过使用社会封闭来限制外部人获取有价值资源的渠道（比如工作、好的福利救济、教育和城市居住地）。被排斥者因为他们缺乏或者不能履行政治、经济和社会以及其他实现融合的权利而不能弥补其弱势。

2.社会排斥是组织的功能或社会制度和体制的运行，即制度性排斥。通过限制获得机会、资源和实现融合所需权力的渠道，一些社会（如保险和救济金）、经济（如区域、国家和国际）、政治、公民和其他制度与体制往往引发社会排斥。

3.社会排斥的原因来自被排斥个体和群体的邪恶的、病态的、反社会的、自毁的行为、道德和价值观。按照这种思想， 被排斥者自身应该为其边缘化承担责任。

（四）社会排斥理论与中国精准扶贫现况

社会排斥概念的提出， 使得对贫困问题的界定扩展到社会地位与权利等非经济因素以及基本能力的被剥夺和机会丧失等方面。

结合中国精准扶贫的现实状况，精准扶贫的对象多为社会排斥理论中所提到的群体中的边缘化个人及家庭，即“被排斥的对象”。他们受区域经济发展速度缓慢、文化程度低、政治参与渠道堵塞、社会支持网络薄弱，自身思想观念落后等因素的影响，被排除在主流社会之外。这不仅导致了他们经济上的贫困，更有精神文化上的贫瘠以及在参与社会事务、享受公共服务上的不平等甚至污名化。在精准扶贫的过程中，贫困人群可能会受到规模上的排斥、识别和退出机制的排斥、“挑客行为”产生的排斥（如相关领导为了自己的绩效考核挑选“好扶”而不是“真贫”的地区及人群开展帮扶工作）、受教育上的排斥以及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排斥等。这些排斥的产生既有制度、结构的原因，也有贫困地区人民自身的原因。更严峻的是社会排斥还会引起代际间的传递，从而进入一个恶性循环，影响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社会排斥比贫困更可怕。

但与社会排斥相对应的是社会融合，将社会资源进行合理的配置和利用。大量社会排斥现象的存在和出现， 不仅威胁到中国社会的稳定， 而且会给社会发展带来很多成本， 不利于经济发展。当前国家已经出台了相关社会政策来促进精准扶贫工作的顺利推进以实现共同富裕和社会整合。但除了做好顶层设计之外，社会各方主体都需要高度关注并争取消除社会排斥现象， 使公民权利得到切实的保护和履行。

二、社会排斥视角下精准识别存在的问题

（一）精准识别方面

1.精准识别是污名化的过程

从我国的扶贫现状来看，精准识别的过程也是为贫困群体打上耻辱烙印的过程。一旦被确定为扶贫对象，便极有可能被其他社会成员贴上贫困、素质低的标签，将其从经济收入低向社会地位边缘化转化。这样的烙印会长久地跟随他们，影响他们生活的积极性。

2.特殊人群可能被排除在申请环节之外

随着城乡融合的加强和进城务工人员的激增，许多农村地区只剩下了老弱妇幼。受文化水平和行动能力所限，他们难以准确地接收、理解以及执行相关扶贫政策，造成了在信息获取渠道和权利行使上的排斥。尤其是残疾人、失能老人等更容易面临这一困难，而在外务工人员又很难接收信息，因此很多贫困户因为未及时获得信息而没有意识到自己有资格受益或没有提出申请，导致很多符合资格者并不等于真正受益者。这将一部分贫困群体排除出了最初的申请环节，而他们恰恰是功能缺失最严重，最需要帮扶的人群。

3.识别机制无法及时应对贫困对象经济状况的动态变化

在当前我国的贫困识别机制下，被确定为扶贫对象或是脱贫认证都需要通过多层次的评议、审核，而这些工作是以年为单位进行统一规划和实施，导致精准识别欠缺及时性。贫困只是一种阶段性的状态，精准识别也只是一定时间内的一种暂时性的工作。但往往贫困户的身份在农村都是终身制或是长期性的，一旦获得贫困户的头衔，无论实际家庭情况发生怎样变化，都可能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享受扶贫政策的倾斜[6]。在此背景下，许多遭受重大变故的个人或家庭可能无法及时被纳入精准扶贫体制中，另一方面，因收入增加或致贫因素消失从而生活水平得以改善，达到脱贫标准的原有的貧困户没有被及时筛选出去。上述现象会导致精准扶贫效率的低下和资源的浪费。

4.识别标准地区差异大

我国不同地区之间经济水平差异较大，国家统一制定的精准扶贫标准线为农村年人均纯收入2736元。但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不同地区会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进行相应调整，即选择辖区内收入最低的一部分人并结合识别标准和民主评议来确定扶贫对象，以使精准扶贫政策的落实更具有靶向性和针对性。由此延伸出来的问题是经济发达地区和经济较落后地区所评选出的贫困县、贫困村之间实际的收入情况和贫困程度差异较大，进入“好的更好，坏的更坏”的循环，造成规模性排斥。长久下去可能会加剧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引发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二）教育和文化方面

教育是实现社会公平的基础。农村教育资源的落后使贫困地区的儿童青少年输在“起跑线”上，并极其容易引起贫困代际传递现象的发生。社会排斥理论下精准扶贫在教育方面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1.贫困地区师资力量薄弱

目前，乡村教师的流失率虽然有降低的趋势但在数量上仍在不断减少，贫困地区的乡村教师流失率则更为凸显。虽然在精准扶贫的过程中，政府鼓励师范毕业生前往贫困地区任教并规定了相关优惠政策，但不同地区之间的补贴力度差距较大，且这些优惠政策大多流于表面，加上当前许多新一线城市也正在努力争取留住人才，相比之下精准扶贫地区教师的支持政策并不具有太大的吸引力。师资力量的薄弱加剧了城乡教育的差距，贫困地区的儿童青少年由于无法得到良好的教育资源来提升自身素质而使他们在日后谋生时遭到各方面的壁垒和排斥。

2.贫困地区教育体制存在缺陷

农村在教育体制上存在缺陷。相比城市越来越注重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教育部及相关部门的资源也逐渐向多样化、综合化教育的方向倾斜，在进行精准扶贫的农村地区，帮扶更多是从学校修建、基础设施、生活物资等方面展开的。即便农村学校基础条件得到了提升，但农村教育本质上还是机械化、应试化的，学生将来出身社会与从小接受城市综合素质教育的同龄人相比仍然处于劣势地位。且在这种僵化的体制下，学生的表现只由成绩来体现，这就导致了成绩不好的学生受到冷落、排挤，失去对学习的信心和兴趣，从而难以用知识文化来提升自己的竞争力。

3.贫困地区青少年辍学早

这一方面的社会排斥产生的原因主要从自我责任论切入，即认为社会排斥是由下层人员自身的行为和态度造成的。一方面，贫困地区的农户家庭收入普遍较低，家庭经济压力大。但在农村传统观念的影响下，许多农户仍存有养儿防老、重男轻女的迂腐思想，追求多子多福。原本家庭条件就比较拮据和勉强，如此一来想要提高每个孩子的教育质量几乎成为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因此很多贫困地区的孩子在接受完九年义务教育后便早早辍学。

另一方面，受外出务工群体的影响，贫困地区金钱观念逐渐加强。许多贫困地区青少年十多岁便外出打工，为家庭创造经济价值。继而有更多的农户为了眼前家庭条件的快速改善而放弃对孩子长远的培养，赞成孩子过早辍学或是不鼓励他们继续读书。然而辍学青少年在城市务工时并不具备强大的竞争力，只能进入一些文化程度需求低的低端行业，基本生活在城市底层。

4.教育观念落后

随着脱贫攻坚工作的推进，贫困户正在逐年有序地摆脱贫困。但在脱贫人口增加的同时辍学人数不降反升。在贫困地区，贫困的代际传递是普遍现象，教育观念的落后使他们无法从根源上摆脱贫困。贫困地区的农户可能更多以今后赚多少钱作为衡量孩子是否成功的唯一指标，至于眼界的开阔、思想素质的提升在他们眼里是无意义的。因此许多农户不愿意付出更多的代价潜心培养一个可能找不到“铁饭碗”工作的大学生。父辈无法提供社会资源，大多数农村大学生只能靠文凭去闯出一片天地，许多农村大学生刚毕业时甚至没有初中便辍学外出打工的同龄人工资高。种种因素交织起来，导致了贫困地区“非贫困式”辍学现象的频发。

（三）经济方面

1.城市失业致贫现象频发

这一问题主要是针对城市贫困群体而言的。城市贫困群体失业问题主要表现在下岗职工因为年龄偏大、技能单一而缺乏竞争力，加上目前公共就业服务培训供给不足，导致他们很难实现再就业。另外还有一部分失业人员在人生面临转折以及巨大的就业压力下，往往持消极的心态，短时间内无法正常再就业。

2.农村人口就业存在就业歧视

对农民工而言，城市政府及用工单位对农村人口的限制，加上自身文化水平的欠缺，使他们难以寻求到好的就业机会，从事的多为劳累且工资低的工作。农村劳动力由于欠缺良好的就业机会和平台，承担着更大的经济风险。在就业压力下，贫困群体缺乏经济收入，因此不能合法获得基本的物质资源和参与社会活动的机会。

对于农村大学生而言，一方面农村大学生更多毕业于普通高校，难以进入高端行业。另一方面，城市的生活成本对于家庭经济条件不宽裕的刚毕业的农村大学生来说较高，如果没有好的薪酬水平在城市长期生活下去是较为艰难的。再加上农村大学生若没能拥有城市户籍，贫困的标签便会成为阻碍，影响农村大学生的就业单位、职业地位、薪酬水平等。

3.农村产业扶贫项目与市场对接难

政府帮助扶贫产业落实后，这些产业最终还是要面临市场的检验的。贫困地区由于缺乏规模化的生产以及交通运输上的不便，容易造成效率的低下和运输、人力成本的增加，因此难以在市场中找到一席之地，扶贫项目很难长期维系下去。

三、解决方法与对策

（一）完善精准识别机制

为解决精准扶贫在识别上的不足，要完善精准识别程序并建立贫困户电子信息库。一方面细化识别程序，防止遗漏。另一方面按照脱贫出、返贫进的原则，以年度为节点，以脱贫目标为依据，逐村逐户建立贫困帮扶档案、及时进行数据更新，做到有进有出、逐年更新、分级管理、动态监测[7]。针对不同地区间规模化排斥的问题，不能仅仅以收入作为唯一的标准，应因地制宜制定综合化、多元化的贫困标准，以达到最大程度的相对公平。

（二）加强教育精准扶贫

教育精准扶贫是完善传统教育扶贫，促使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需要，更是从根本上斩断贫困代际传递链条的有效举措。首先要加强贫困地区教师队伍建设，通过在评价评优、进修培训、职称评选、生活补贴等方面对其给予倾斜来完善贫困地区教师队伍建设。其次要扩大中高级教育范围，通过财政投入对贫困地区的各级学校和家庭予以支持，保障贫困人口有机会和条件接受更高程度的教育。最后要加强宣传教育，改变农村“读书无用论”的落后思想。

（三）为贫困者创造就业机会

坚持就业优先，从“输血式”救济向“造血式”救助转变。政府部门应大力建设公共职业培训机构，加强对就业困难人员的劳动技能培训，提高失业群体和农村劳动力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力，加强他们抵御经济风险的能力。另一方面，完善农转非的相关政策，尽可能减少对高素质的农村大学生人才在就业上的阻碍，减弱或消除其耻辱烙印。

（四）促进产业与市场的融合与对接

产业扶贫是精准扶贫的核心。要大力推动扶贫项目招商引资，运用财政扶贫资金的杠杆作用，比如项目配套、大规模的贷款贴息等办法，吸引市内外的大型龙头企业到贫困地区发展产业[8]。同时要紧跟时代步伐，大力发展电子商务，扩宽产品进入市场的渠道，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

綜上，目前我国精准扶贫工作正在稳步推进，尽管精准扶贫在过程中还存在着多方面的问题，但只要社会各主体共同努力，定能早日打赢脱贫攻坚战，促进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实现共同富裕。

【参考文献】

[1] Peter Sauders， “Can Social Exclusion Provide a New Framework for Measuring Poverty？”， SPRC Discussion Paper No.127， October 2003， p.5

[2]“Social Exclusion and the EU's Social Inclusion Agenda”， Paper Prepared for the EU8 Social Inclusion Study， Document of World Bank， 2007：4.

[3] De Haan， A.， Social Exclusion： Enriching the Understanding of Deprivation， Issue 2， March 2000：22— 40.

[4] 彭华民.社会排斥与社会整合——一个欧盟社会政策的分析路径[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1）

[5] L.Todman， Reflections on Social Exclusion， pp.7—8.

[6]郑瑞强，曹国庆.基于大数据思维的精准扶贫机制研究[J].贵州社会科学，2015（8）：163-168.

[7]国家行政学院编写组.中国精准脱贫攻坚十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5：85.

[8]刘司可.精准扶贫工作问题分析及对策研究[M].武汉：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6.12：1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