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香港修例风波既是香港社会内部问题持续积累的结果，更是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不断进行政治渗透的结果，香港持续扩大的贫富差距，香港政府对基督教会和教师协会长期疏于监管，使其对青年人长久灌输西方价值观念，香港青年人的国民教育严重缺失，因此对于解决香港问题，必须紧抓意识形态主导权，加强对新闻媒体及其从业人员的监管，严格限制境外非政府组织活动和密切监视境外资金的流动，从多方面对青年人进行国民意识教育，培养合格的爱国爱港接班人。

【关键词】香港修例风波;意识形态;国民教育

香港修例风波自2019年3月份爆发以来已经持续数月，2019年11月14日，中央已明确指出止暴制乱、恢复秩序是当前香港最紧迫、最重要的任务。一场刑事案件促使香港政府进行法律修订，却被“港独”等激进分子恶意丑化转化为政治运动，并通过媒体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参与各种游行示威，致使香港社会经济生活遭受严重破坏。为什么普通的法律修订会引起如此激烈的对抗，其中既有香港社会内部问题，更主要的是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支持，使得香港的暴乱分子得以猖狂至今，缓和香港内部的社会矛盾以及挫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试图通过“颜色革命”瘫痪香港政府的图谋，是解决目前香港问题的唯一出路。

一、香港修例风波发生的原因

香港修例风波的发生反应出“香港存在的一些深层次问题，比如贫富差距巨大、青年人住房问题和阶层流动问题”[1]，但是更重要的是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对香港的长期渗透，培植反对派势力，进而在社会矛盾加剧之时，美国及其支持的反对派激化社会矛盾，从而达到祸港乱港的目的。

1.贫富差距巨大

根据联合国的统计，自1997年香港回归到2017年，香港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了1.63倍，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超过6万美元，失业率常年在3%左右，通过膨胀率低于1.5%，香港的一系列经济数据都堪称经济发展的典范。但是经济奇迹的背后是贫富差距的不断加大，“经济增长不能自动消除不平等，因此在发展问题上不能片面地追求经济增长”[2]，根据联合国数据显示，香港自2007年到2017年的基尼系数常年徘徊5%左右，远远高于4%国际警戒线，贫富分化严重。福布斯2016年统计香港十大富豪的财富超过香港国民生产总值的35%，财富集中度非常高，这些富豪的财富一多半来自房地产收入，其次，香港的房价处于全球前例，截止2019年7月，每平方米15.74万元。香港政府公布的工资数据截止2017年底，香港普通居民的月收入不足一万元，香港的贫困人口大约130多万。香港将近四成的人口居住在政府提供的公屋，但是香港的土地使用面积不到三成，还有大部分闲置土地没有开发，房地产不仅绑架香港的经济，同时占用大量社会资源，使得整个贫富差距不断加大。

2.国民教育缺失

国民教育是国际惯例，香港在回归之前，也进行一般意义上的公民教育和政治教育，主要目的是一方面培育与香港本土的政治制度、社会、文化相适应的公民，另一方面培植对当权者感情、认同和忠诚。香港回归以后，国民教育的问题就已经提上日程，但是由于历史因素和现实因素迟迟没有推行。香港政府在2010年发布施政报告，将国民教育纳入教育课程，并制定时间表至2014年底，香港中小学国民教育课程成为必须课。施政报告提出国民教育纳入必须课程引起香港一部分家长抗议，原因主要是担心学生“被内地化”。香港人由于长期接受无良新闻媒体影响，对内地的印象比较负面，迫于社会压力，香港政府暂缓国民教育的推行。同时由于香港的教育改革使得香港的中小学教材也不在香港政府的管制之内，大部分中小学采用的教材无需政府审定，这进一步加剧了青少年对内地的负面认识。国民教育的缺失使得港人特别是青少年对内地的认识一直负面，修例风波中出现大量青少年学生从侧面反映出国民教育缺失的严重后果。一个城邦，一定要参预政事的公民具有善德，才能成为善邦，推行国民教育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强调香港和内地之间的“同根性，减少香港和内地因不了解而产生的对立意识，缓解两地矛盾，推动香港经济社会有序良性发展。

3.基督教會渗透

香港基督教会一直是隐秘的存在，宗教应秉承政教分离的原则，不应该插手政治，作为宗教团体远离政治是最基本的常识，但是香港基督教会确在历次香港动乱中支持甚至直接参与暴乱。教会何以有力量支持并参与暴乱，首先，信众多并且在精英阶层影响甚大，根据2019年数据统计，香港基督教徒人数占总人口的将近10%左右;第二，教会通过学校进行意识形态输出，香港的教会学校占到香港中小学将近一半，教会学校使用自编教材，肆意抹黑内地，制造对立情绪，因此教会的影响非常大;第三，宗教团体由于集会不需要警方的许可证，因此许多暴徒就假借宗教集会行暴乱之实，并且宗教团体为暴徒提供物资和武器存放地，并提供休息站，俨然成为暴徒的庇护者;最后，为了反对修订《逃犯条例》，香港基督教专门成立香港基督教教牧联署筹委会支持和美化暴徒。

4.美国等西方国家支持

香港回归之后，美国取代英国成为影响香港局势最大外部因素。由于香港重要的经济地位和优越地缘战略位置，香港是中国对外开放的最前沿，同时“香港是美国企业进军中国大陆市场的跳板和桥梁”[3]，处于东西方战略交汇点，美国试图通过控制香港来对中国内地进行颜色革命输出，从而对中国进行和平演变，此次香港修例风波持续至今，离不开美国的支持。

二、香港修例风波解决的途径

1.加强青少年的国民教育

“香港的反政府社会运动基本都以中学生打头阵”[4]，香港青年的泛政治化非常严重，动辄以游行示威来施压特区政府，“恶性对峙，是香港政治之病”[5]，特别是在涉及到内地问题上异常激烈，一方面是受到西方长期的思想灌输，更重要的是香港的国民教育出现了问题，因此必须加强对青少年的国民教育。第一，特区政府应对本地区中小学的通识教育教材进行全面审核，凡是刻意制造内地和香港对立的内容，必须进行全面的整改;第二，整肃教师队伍，作为学生知识的重要传播者，对香港教师在课堂之上掺杂政治理念、散播仇恨、鼓吹暴力的行为，必须进行严肃的处理;第三，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培育国家概念，香港人也是中国人，必须明确两种制度的前提是一个国家，将国家概念通过教育和各种形式的爱国主义宣传植入青年人的心中。

2.加强对非政府组织及其资金的管理

香港修例风波已经持续数月，暴徒获得了大量的物资供应和资金支持，并且从开始之初就呈现组织化的形式，分工细致目标明确，有证据显示暴徒的大部分资金都是通过非政府组织获得的，既有香港本土的基督教会和香港教师协会，又有以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为主国外团体，香港政府必须加强对国外非政府组织在香港地区设立和资金流动，通过相关法律禁止支持香港动乱的非政府组织和资金的流入。

3.加强对媒体从业人员和网络的监管

香港修例风波“揭示了香港新闻媒体暴力的一面”[6]，一方面在历次警方和暴徒的对峙之中，记者无一例外的将镜头对准警方，阻挠警方执法，协助暴徒逃离，并且通过媒体抹黑警察，与暴徒不无一致;另一方面在政府召開的新闻发布会上，无视会场纪律，公然侮辱警方和特首，造成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香港网媒的变革，使得人人都可以成为记者，并且有绝对的言论自由，这就造成新闻记者在网络上肆意散播抹黑警察和美化暴徒的文章，他们既是暴乱的参与者同时又拥有特权，这就在关键的时刻爆发出巨大的破坏性，因此特区政府应该从新审定关于新闻从业人员的规章制度，加强网络空间治理，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必须依法惩治各种违法犯罪行为。

4.加强意识形态的斗争

战争制造国家，意识形态支撑着国家的存续。香港作为中国的一部分，其意识形态的教化却长时间偏离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北京虽然拥有军事主权，但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始终处于被动地位，作为意识形态传播最主要的载体教育部门、学校及媒体，始终没有掌握在自己手中，长此以往造成的后果就是香港人的国家认同危机，完全没有国家概念。中央提出对香港具有全面管制权就是意识到，西方国家对香港的意识形态输出已经到了非常危险的状态，必须要在意识形态领域夺回管治权，只有主权和治权的结合，才能争取香港人对内地的认同和支持，进而缓和香港和内地对立情绪。

三、结语

香港修例风波进行到中后期已经完全演化成颜色革命，暴徒提出的五大诉求撤回逃犯条例、彻查警察暴力、撤销对抗议者的检控、撤销以暴动定性示威、实行双普选，这是在试图颠覆一国两制，从侧面反映香港问题的本质是美国希望香港推行颜色革命，瘫痪香港政府，将香港作为桥头堡，最终改变中国的颜色，但是“香港是个很小的社会，极端反对派在西方支持下已经把自己的动员能力用到了极限” [7]，颜色革命不可能成功。香港问题的肇因始于中国积贫积弱的时代，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西方不愿看到中国的强大，因此会千方百计的阻挠中华民族的复兴。香港人必须认识到，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香港各界应该尽快行动起来自觉地抵制暴力，支持特区政府和警方的行动，止暴制乱、恢复秩序，同时应尽快通过基本法23条，惩治暴徒，恢复香港秩序，保持香港的稳定繁荣。

【参考文献】

[1]吴亚明：发展史解决香港各种问题的金钥匙[N]人民日报海外版，2019年8月10日第001版

[2]孙凤 王阳阳：香港社会贫富分化现象及港府民生政策导向的策略分析[J]社会政策研究，2017年第4期 第23页

[3]何亮亮：香港非法暴力示威丁玲话的病根环球时[N]2019年8月28日第014版

[4]徐建华 张飞洋：美国全国民主基金会在港活动评析--以占中事件为例[J]成都大学学报，2016年6月第3期 第6页

[5]陈端洪：理解香港政治[J].中外法学，2016年第5期 1126页

[6]何亮亮：媒体暴力助长香港邪风戾气[J] 环球时报，2019年8月22日第015版

[7]社评：华盛顿休想在香港问题上恫吓中国[J]环球时报，2019 年8 月16日第014 版

作者简介：李金国（1992--），男，汉族，河南郑州人，郑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2017级硕士研究生，国际政治专业，研究方向：国际政治理论与网络空间安全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