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璐璐

托马斯·伯恩哈德（Thomas Bernhard，1931-1989）是20世纪奥地利现当代文学中比较特立独行的一位作家，他在德语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伯恩哈德于1975年开始陆续发表五部自传体小说。作品描述了他童年及青少年的生活，重点书写了他的家庭生活印象，字里行间充满了创伤和病痛的早年经历。他也曾提及他的童年及少年的经历对他的人生和作品创作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已有研读者开始在他的自传体小说作品中找寻作者独特的创作艺术内因。本文以伯恩哈德自传体小说《原因》为切入点，试图去探究伯恩哈德在作品中留下的早年经历痕迹。

有许多人认识伯恩哈德是从他的“谩骂”开始的，他是一个夸张的艺术家，他引起了震惊，他制造了“地震”，震中总是奥地利。谩骂中的吃惊越来越多，有萨尔茨堡人、维也纳人、天才们、群众、艺术名家们、业余爱好者们、联邦总理、退休的、科学家们、老师们、家教人士、幸运的人们、不幸的人们，还有在那个年代童年痛苦的人们。伯恩哈德曾多次不同规模地表达了自己对于童年和少年时期的看法，回忆围绕着他的家人，尤其是他外公和他的母亲，并且也围绕着战争期间在寄宿学校的那段灰暗的经历。他的早期经历对他的人生和作品创作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里以《原因》为例，去探寻伯恩哈德有意在作品中留下的经历痕迹。

年轻的伯恩哈德尽可能地去靠近他最信任、最爱的外公。在散步漫游中，外公向他讲解了环境自然与人文自然，“每当他不工作，并且我没在院子里时，那我们肯定是在一起”。“我最美的回忆是和他一起散步，连续几个小时在大自然中散步。通过在散步途中的观察，他在我心中逐渐培养起了观察的艺术。外公提示并给我讲解了一切，因此我将与外公相处的这段时间视为对我唯一有益的、决定了我一生的学校，因为是他而不是其他任何人教会我生活，让我首先通过熟悉大自然来熟悉生活。我掌握的全部知识都源于这个人，这个对我的生存和生命中的一切都起到决定性影响的人。”

“我抵制到12岁，不读要求的、使我失去理智的教科书”，这些相关书籍引导了他作品的大主题——至少按照他的说辞是这样的——叔本华的《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和瓦格纳的诗集伯恩哈德都读过，他外公的书房里就有。这些书籍让他获得了这样的感受：“说出真相或克服人类存在都是不可能的。”但外公一直都是他的榜样，这样的影响一直延伸到他的作品人物身上：“与他一起散步，这一切随后都出现在书中。那些人物，男性人物，一直都是我外公。”

伯恩哈德曾称他的家人为“不可思议的”：“我家庭内部联系是轻视，有地产的轻视不要土地的，闲的轻视忙碌的，富人轻视穷人，穷人也同样。有宗教的瞧不起无神论的，乡下与城里的相互瞧不起。”伯恩哈德在《原因》中写道：

萨尔茨堡居民中有数百人与我有着亲戚关系，现在仍然如此。但我却从未有过一丝找寻这些亲戚的欲望。我本能地认为拜访这样的亲戚没有什么用。我不仅过去本能地感觉到，今天依然能看到，这些亲戚完全被日复一日加工着愚昧的行当围绕着，向这样的亲戚抱怨我的痛苦能有什么用。除了完全不被理解之外，我会一无所获。即使我今天去找他们，也得不到理解。那个小男孩，那个牵着外婆的手利用一切家族活动的机会挨个拜访了这些部分非常富有的亲戚的小男孩，也许立即就已经看穿了这些人，并做出了十分正确的反应。他不再去拜访他们。他们虽然存在于各自的围墙之中，存在于所有这些古老的胡同和所有这些古老的场所里，过着一种收益丰厚相当富裕的生活，但是他不去找他们。他宁可毁灭也不愿去找他们。

在伯恩哈德的一生中，他的朋友很少，能获得他信任的人也几乎没有，他始终怀有一颗敏感而缺乏安全感的心，想来与他童年的经历不无关系。在他的“家人”中，除了外公和母亲外，他的舅舅也获得了一定的笔墨。这个“终生的共产主义者和发明家”对青年伯恩哈德来说很重要，因为他体现了有决心的激进分子从不妥协到怪诞。这个“终生坚定的共产党和发明家”始终相信，存在一个平等的、没有强横的社会。小说《原因》中说：“折腾了他一辈子都无法实现的共产主义始终只能存在于那些和我舅舅一样非同寻常的头脑中，只能是他们的想象。为了它，这些非同寻常的人不得不一生过着不幸的生活，走向灭亡，而我的舅舅就在极端可怕和悲惨的情况下走向了灭亡。”人们由此可以窥见伯恩哈德的思想核心和他的世界观：献身于客观不可能被实现的公平只能是共产党，而他追求独处;哪里才能把去天堂的愿望转化为不现实的地狱，这是无法实现的愿望，只有溃散的个体才能在自己的头脑中实现更好的愿望。

有些作家的文学作品被描写得如同寻找父亲的人，而伯恩哈德表示，他更想写成母亲，而不是从未谋面的父亲。外公补足了他人生决定性的智力教育，也肩负一部分原本由母亲扮演的情感责任，因为伯恩哈德对母亲的情感是挣扎和矛盾的。在他的描述中，母亲曾经在他刚出生时就想把他送给别人照顾，所以在伯恩哈德后来谈及母亲时表情很克制，带着紧张和不理解的爱。从理解开始，这可能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关系。《原因》中出现的很多句子都关于“爱”与“理解”。他与母亲一辈子都“保持一种艰难的关系，因为她自始至终都不能理解我的存在，也始终无法容忍我的存在。”他的母亲于1950年去世，伯恩哈德评论说：“她是自己家庭的牺牲品，她被这个家庭累垮了，最后终于真的被害死了。”他的纠结在于，虽然他与母亲活着的时候相处十分艰难，但直至“今日”，他“仍然没有能力描述她的本性，也总是没有能力哪怕是简单地概述她的本性，哪怕只是大致理解一下她只持续了四十六年的丰富而短暂的生命，我至今都不能恰当地描述这个了不起的女人”。母亲的离去，也带走了令他失望的童年。但不讓母亲死亡的愿望，是他童年记忆中对死亡的象征，虽然他与母亲的关系实在不能称得上好，所以这种希望母亲活下去的愿望被视为幻觉。

由经历转向作品，追寻小说的写作动力，或自传纲领时，他对作品真实的艺术化就需要予以重视。打开《原因》的每一个读者都不会怀疑，童年对于主角性格的产生和形成的意义。伯恩哈德在书中描写了让他痛苦的学校，这点在他的经历中已经得到确认，在他的描写中，学校是孤苦之地，是让人变成孤苦之人的地方。但是，他又说“学校有两个可取之处：其一使人孤独和被孤立，另一方面是由于孤独和被孤立而生出怀疑”，衍生至伯恩哈德的每部小说，其中的主人公都是典型的孤独和被孤立，施特劳赫如此，康哈特亦是如此。这种孤独对于某些人来说是生存必备的条件，比如他自己：“我最喜欢一个人（呆着），这是理想的情况，我的屋子像是个大笼子，我最喜欢毫无装饰的墙壁，光秃且冰冷，这对我创作有好处，我写的书或之类的东西，是我的安身之处。”当然，最后一句不只是内容上的排比，书是他的安身之处，这指向一个复杂的中心——他诗意的处理方式及形式。但必须强调的是，没有纯粹源于写作的生活经历，也没有纯粹源于生活的作品。

伯恩哈德作品中大多非英雄式的英雄——主人公都被失眠折磨，正如在《原因》中的“我”。在萨尔茨堡，“像监狱的宿舍”小托马斯·伯恩哈德被恐惧和伤心压抑得无法入睡：十三岁的他突然与34个同龄人挤在一个肮脏发臭的大卧室里，使得他几周之久难以入睡，因为他不能理解，为什么他突然出现在这样肮脏的环境中。他感到了背叛，但没有人向他解释。所以，他“不能熟睡”，处于无出路的绝望和想自杀的状态中。对于自杀的决定他总是很犹豫，他没有为自杀准备力量和决心。失眠像自杀一样，来自每个虚构文章之中，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个人的怎样转化为普遍性的。无论是自杀的情绪还是敏感与激情，在沉闷的怒气和矛盾中会导致毁灭。小说《原因》用畸形的学生和地理学教授为例，他们值得他这样回忆：追忆的瞬间、写下的瞬间，所有学生作为嘲弄和讥讽的靶子。事實上的无能为力、自我发泄以及沉重的无力感充斥着全文。像牺牲者一样，粗鲁并消极的抵抗，“社会是个消极的团体”，他把这些印象全然带入情节并完全套用，并剑指现实：“对于这些社会或集体的牺牲品的嘲弄、耻笑和毁灭所能达到何等卑鄙的程度，总是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常常还会更为甚之，因为这样一个牺牲品会被毫无顾忌地扼杀的。”

在哲学与文学影响的例子中，伯恩哈德称蒙田、帕斯卡和叔本华是自己的老师，穆西尔、庞德让他沉沦。瓦莱里的《戴斯特先生》让“我”一再翻烂。这些描述使得他的自传更加具有真实性，细节上更打动人。是否伯恩哈德像学生那样去阅读哲学家或是文学家的作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从他的自传小说或是其他作品中，读者看到了这些大家的痕迹，使得他的自传小说更具真实性。

相比伯恩哈德的自传体小说，他的独白式电影更具真实的冲击力。在这些最初的关于电视节目的独白方面，他将一面干净洁白的墙壁所表现的“单调”，与他的行文中表现的“单调”进行对比。参照物是一次深入欣赏的必要条件，小说《原因》中说：“如果有人盯着一面干净的墙看，人们会确定，这面墙绝不是光秃秃的什么都没有。如果一个人长时间地独处，并且习惯于一个人，人们就会发现那些对于普通人什么都不是的地方，对于他却意味着更多。在这面墙上，人们会发现有裂痕、有小的裂缝以及不平整的地方。这是一种在这面墙上发生的难以置信的活动。这是完全相同的墙壁和书页。”另外，也就是对一些东西凝视后败兴而归时的仪态、空洞与死气沉沉的魅力，作者以观察者与设计师的身份从这些中锤炼出了在这个东西上的“不可思议的活动”。他解释了这隐喻的墙壁，他没有踏足在光明中，而是出现在黑暗的背景下，在清楚明晰的框架中。

伯恩哈德在如此重要的位置所提出的黑暗概念有它特定的意义。它涉及无光的狭窄港口、黑暗的房子、混凝土建筑等，其突出意义是所有他的叙事作品展现平台的周边环境。小说《原因》中写道：“人们要将这书中的语句尽可能黑暗地想象：语句通过它的清楚明晰而闪耀着。这是一种我从一开始就使用的艺术手法。如果有人打开我的作品应该是这样的：人们应该想象他是在一个剧院里，他像拉窗帘一样翻开书的第一页，然后题目出现了，非常的黑暗——慢慢地走出背景、走出黑暗，这些在窗帘后慢慢自燃的语句也正是因为他的艺术性变得格外的清楚明晰。”显然，为了更简便地表达，他呈现出的来自在内容中真实的黑暗还没有用必要的东西详尽地描写，这与剧院联系在一起并且成为文章的点子，也许只是两种想象的整合提交。另外一种黑暗融入他的目标与愿望，对于它的理解变得相对复杂。这种神秘的来自存在的终结思想作为与费解的日常生活连接的黑暗通道，“掌握它对于生命的时间来说是不可能的”。最后，他用壮观华丽的方式使这部作品达到了他所追求的目标——这本身就是一部宏大的艺术作品，就像他在这简单明了中达到的一样：“我们拥有艺术是为了不崩溃在真理的边缘。”

无论是《原因》还是《三天》，人们都可以看见伯恩哈德是如何看待他的童年及青少年时代。为什么要写作？小说《原因》中这样写道：“我直接拿起纸和铅笔，通过书写来克服对书籍、书写以及对笔的厌恶，这肯定也是我达成的一切邪恶的根源。”可以说，对于众所周知的事物的喜爱与憎恶之间的矛盾、写作需求的诱惑与折磨、这种只有通过写作才能克服的阻碍，源于伟大的艺术要求。伯恩哈德指出：“大多数情况下，人们与这些人相比会觉得自己很可笑、很渺小，以至于不允许人们去工作。但是，渐渐地，人们得到了权利，同时也变得伟大……并且能够压抑这些东西……人们可以超越弗吉尼亚·伍尔芙和福斯特，之后我也要写作。并且这对比是关于这种人们一定要尝试着去驾驭的艺术。它是唯一的包含着意义、可以让一个人继续向前发展的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