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迅雷

2019年，经济下行压力巨大，特别是在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扩大内需成为了必然的选择。从经济学角度而言，扩大需求有两种路径，一是靠投资拉动，二是靠消费拉动。投资既可以带动就业，又可以拉动发展，于是就有了“想要富，先修路”之说。但是，如果路修得太多了，既会造成过剩，又会导致社会债务率上升。

基建投资需转换思路

如从供给侧观察，公路的旅客周转量占比大幅度下滑，但总里程却逆势大幅增长。根据2007年公布的《综合交通网中长期发展规划》，到2020年，我国公路总里程要达到300万公里以上，其中“二级以上高等级”公路65万公里，高速公路10万公里左右。然而，2017年的实际情况令人瞠目：公路总里程已经达到477万公里，较2020年规划目标超出60%。其中高速公路13.65万公里，也超出36%；“二级及以上公路”占公路总里程的13%，占比未达标，这表明二级以下的低等级公路已经建设得太多了。

相比之下，我国的高铁、地铁的客流量还在上升。因此，基建投资在高铁和地铁上还是值得的。航空的客流量增长也很快，但要注意机场修建的地理位置与人口流动之间的关系，应该在人口密度高、产业发展快的地方多建机场。不过，公路的扩张似乎要降速了，因为公路客流量从2017年开始就出现了负增长。

我国从古至今都崇尚授人以渔，但这也需要有一个度的把握。现在看来，已经出现“渔”多“鱼”少的问题，那就应该把扩内需的重心落在“放水养鱼”上，即如何去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和社保水平，扩大消费这一内需。

如何通过消费拉动内需

纵观全球各国，消费对GDP的贡献率一般都在60%-80%，投资的贡献率一般都在20%左右，而我国投资的贡献率在40%左右，消费在50%左右。显然，消费这驾马车还跑得不够快。

那么，如何让消费这驾马车跑得快呢？有三条路径：首先，尽快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其次，还欠账，加大财政对教育、医疗等社会保障方面的投入，让老百姓敢消费；最后，降低居民的买房杠杆率，更多的钱用于消费。

具体而言，笔者认为可以采取以下对策来促消费：

第一，加快农村土地流转改革的步伐，包括集体建设用地、宅基地和耕地的市场化流转，需要通过立法的方式让土地合法、公平和合理地流转起来。此举有利于增加农村居民财产收入，进而促进消费，同时也有利于推进农村城镇化、建设美丽乡村，加快农业现代化的步伐。

第二，扩大国有资本无偿划转给社保的比例和范围，以补足社保基金缺口，有利于间接刺激消费。如美国居民储蓄率接近于零，但为何消费对GDP的贡献要占到80%以上呢？主要原因是美国具有完善的养老制度，即政府、企业和个人三大支柱，企业养老即401K计划和个人养老保险制度即IRA账户，其中美国个人IRA账户上的钱要远超我国国内居民储蓄的平均水平。

2018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了470万，抚养人口增加了1000万，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严峻，部分省份已经出现养老金收不抵支的窘境。因此，通过扩大国企的股权无偿划转给社保的方式，应该能够弥补当前及未来的社保缺口。若按照当前划转10%的比例，2018年初步筛选下来的进行国资划转的企业只有15-20家，不足以弥补社保资金缺口。今后应该加大国有资本划转社保的比例和范围，增大社保基金处置股权的权利。

第三，扩大中央政府在民生领域的财政支出规模，以逐步化解当前经济领域出现的某些“困局”，如居民消费意愿不足，民企投资意愿不足等问题。目前，地方政府杠杆率水平已经偏高，需要降杠杆，企业和居民部门也是如此，唯有中央政府的杠杆率水平很低，只有20%左右。那么，扩大中央政府的财政支出，会不会导致财政赤字率（财政赤字占GDP之比）突破3%的所谓“安全线”？

我认为，3%的所谓安全线是世界银行很多年前提出来的经验公式，目前不少发达国家的财政赤字率早就突破了，也并没有造成财政危机。中国国情与它们不同，各级政府所有的“资产”包括国企、土地和自然资源，规模巨大。因此，中央政府发国债、加杠杆的空间较大。

2008年，美国政府为了应对次贷危机，加大政府的投资力度，政府杠杆率水平从57%提高到2013年的97%，随着政策刺激下经济的复苏，居民和企业部门的杠杆率水平也显著下降。因此，我们要实现全社会稳杠杆目标，也需要先行加大中央政府在民生领域的支出力度。▲

（作者是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