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俊尧 （河北大学文学院 071000）

许地山小说塑造了一系列具有极强的主动性的女性人物形象，她们身上不仅带有现代中国社会风尚新旧之交历史时期女性的特征，也寄寓了许地山对于女性的社会地位与生存方式的构想。许地山在创作生涯的不同时期对女性形象的塑造有着阶段性的指导思想，而这种指导思想也创生了许地山不同时期女性形象群的共同内核。

第一阶段：情爱的困境。

在许地山小说创作的早期，以情爱为主线诉说女性的生活状态是其小说的主要情节和思想内容。许地山早期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大多纠缠在受到阻抑而难以达成、或是已然达成却存在隐患的男女恋爱和夫妻情爱关系中，女性形象有着本质上的被动性，所有行动都是应激的，甚至是条件反射。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换巢鸾凤》中和鸾的出走。和鸾与亚凤的私奔，本质上不是爱情的取舍和是非的判断，而是和鸾一种自我保护的行为。由于许地山小说中女性形象的接受者与应激者地位，所以“逃离”成了他早期作品中女性行为最主要的表现形式，在《命命鸟》《商人妇》和《缀网劳蛛》中都有体现。

在逃离的同时，许地山的早期作品中女性对自己身份的认知是缺失的，有赖于父权和男权对她们加以界定。《命命鸟》中，走出幻境的敏明曾对着佛像祷告，显示了人物对自己的性别缺乏认知，进而产生厌弃：“我自万劫以来，迷失本来智性，因此堕入轮回，成女人身。”1女性在借助男权确定自身性别认知的同时，还在借助男权确定自己的社会认知。《商人妇》中惜官认为“我很相信荫哥必不忍做这事，纵然是他出的主意，终有一天会悔悟过来。”2而《换巢鸾凤》中和鸾对亚凤的要求，则更是男权社会标准的价值观轮廓：“和鸾说：‘我从前盼望你往上长进，得着一官半职，替国家争气，就是老爷，在你身上也有这样的盼望。我告诉你，须要等你出头以后，才许入我房里；不然，就别妄想。”3，这对她自己因为一首粤讴而引起的爱情是一种背离，从而将亚凤导向了男权等级社会的天梯，也决定了这段爱情的悲剧结局。

在承受了诸多苦难的情况下，许地山早期小说中的女性形象的精神力量来源成为首要的问题。以《命命鸟》《缀网劳蛛》《商人妇》《换巢鸾凤》这四篇小说为例，可以找到四类精神支点：《命命鸟》敏明的精神支点则是宗教“信仰”；《缀网劳蛛》的尚洁的精神支点是“经验”；《商人妇》惜官的精神支点是林荫樵所代表的“名分”；而《换巢鸾凤》和鸾的精神支点是亚凤，即“恋人”。而在研究这些女性形象面对命运结局时所体现出的主动性与其精神支点的关系时可以得出：女性形象精神支点的实质性越强，则形象对自身结局的主动性越弱，两者成反比。借此可以总结，许地山在早期创作中认为，往往女性越屈身于既有的社会价值取向，越迎合传统的文化认知，其命运前途往往越发渺茫。

第二阶段：疼痛的过渡。

1923年八月，《缀网劳蛛》发表的几个月后，许地山与冰心、梁实秋等人赴美深造，在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继续研究宗教和比较文学。这一时期是许地山小说创作的第二阶段。

许地山这一时期的作品，已经开始脱离“非人性”。“非人性”一词，在讨论许地山小说女性形象的时候来自宋益乔，在《佛教思想对许地山早期创作的影响》4一文中，他认为许地山早期小说中女性形象面对苦难时体现出了与常人不同的坦然、淡漠，从本质上来说是人物无力抵挡外来压力而造成的思想性格的反向发展，于是称之为“非人性”的情感。“非人性”情感的说法本身不够完全，实际上根据朱丽叶·米切尔的理论5，这种“非人性”情感来源于父权和男权社会中女性的“物化”性质。在女性形象塑造的第二阶段，许地山明显地表现出了与这种情感书写的决裂。在面对苦痛的时候，许地山的女性形象开始挣扎、哭喊、求解。虽然还没有掌握对可见与不可见时空的主动性，但是许地山的女性形象作为被动一方，开始拥有了表达情感的知觉与权利。《女儿心》中麟趾即便已经猜想到自己误杀了亲生父亲，决定放逐自己继续寻找。虽然希望之渺茫与惜官类似，但麟趾的选择却在思想高度上体现了自我放逐的自省品质，而在情感深处表现了一个弱女子面对残忍现实最真实的无助。情感的自由是自我意识萌发的先决条件，同时也是许地山作品中女性形象第二发展阶段所承担的重要任务。

在第二阶段，许地山对根本改变女性的悲剧命运这一命题也开始了思考。二十年代中后期，女性已经渐渐从封建礼教的束缚中解脱出来。然而女性所面对的压迫和悲剧并没有特别地减少，这引起了许地山等作家的反思。在借助他人标示自我女性与母性特征的道路上，许地山的女性形象以死亡和放逐对这条道路进行了证伪，同时提出了女性必须独立认识自身生存状态和社会地位的暗示。

第三阶段：废墟上的新生。

在许地山小说创作的晚期，他笔下的女性形象开始彰显建构自我意识的品质。在这一阶段的作品中，许地山开始有意识地设置这样的故事背景模式：女性从不幸或因外力而毁灭的家庭和婚姻中解脱出来，我们将这种背景模式称为“破茧”，较为典型的体现这种模式的作品是《春桃》和《玉官》这些作品最终都向传统男权家庭组织形式提出了反叛，并且有意识地设计了带有母系社会气质的、以女性为轴心的生活状态，而男性形象的行动力被削弱，开始居于从动地位。通过这样的形象，许地山在探索新型社会中摆脱了所与情感和伦理束缚的女性蓝图，而这种形象蓝图显然是有体制保障的，而在小说中创生这种保障的，正是女性自己。在《春桃》中，春桃的情谊，促使两个“不愿意当王八”的男人结下了这样的协议：“‘我已经同向哥说好了。他是户主，我是同居。’向高照旧帮她卸下篓子。一面替她抹掉脸上的眼泪。他说：‘若是回到乡下，他是户主，我是同居。你是咱们的媳妇。’”6

根据西蒙·波伏娃的理论，女性成为附庸的根源在于她不能完成任何事7，而女性自我意识的萌生需要怎样的条件，许地山在作品中也给出了答案，那就是女性的“精神事业”，同时这也是新女性的“精神支点”。春桃是以收旧字纸为生的，但是真正使她感到满足的是她对生活方式的自主选择。玉官真正的事业中，传教只是一部分，其中还包括着小说结尾拖着年迈多病的身体，独自去寻找陈廉的情结。这些行动的源头是她们的自我意识，这一阶段许地山的女性形象群开始真正思考自己需要什么，并且她们看待世界的方式摆脱了宗教、信仰、经验、情感和伦理的向度，从外界走向内心。这是许地山这一时期女性形象塑造的成就，也是他历经长期创作和社会研究的探索后，对女性前途的构想和期望。

注释：

1.许地山.《命命鸟》.《许地山全集》，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1月，第一卷第96页.

2.许地山.《商人妇》.《许地山全集》，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1月，第一卷第111页.

3.许地山.《换巢鸾凤》.《许地山全集》，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1月，第一卷第127页.

4.宋益乔.《佛教思想对许地山早期创作的影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4年4月，第63页.

5.参见朱丽叶·米切尔《父权制、亲属关系与作为交换物品的妇女》，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10月第二版.

6.许地山.《春桃》，《许地山全集》，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2月，第一卷第343页.

7.参见【法】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陶铁柱译，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2月，第7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