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闵晓萌［北京邮电大学， 北京 100876］

威尔逊（Edmund Wilson）在《狄更斯：两个斯露克奇》（Dickens： the Two Scrooges）一文中说，狄更斯“对上流社会反感到了厌恶的程度”，“因缘际会下，他被统治阶层所接纳，但他却主动拒绝了这份荣耀”。“上流社会”在狄更斯心中是夹杂着爱与恨、美好与丑恶的特殊阶层。在小说家潦倒困窘的少年时代，成为一名有学识的上等人曾是他孜孜以求的梦想，也是贯穿他整个青年时代的奋斗动力。而当作家功成名就，获得了被女王接见的无上荣光，成为上流社会一员之后，却深感掣肘和逼仄。种种复杂矛盾的情愫让“上流社会”成为狄氏两部作品着重表现的主题。1855年至1857年间，狄更斯在写作《小杜丽》时，将一个章节命名为《出入上流社会》（Moving in Society），从一个侧面展现上流社会虚伪淡漠的人情关系。1858年，小说家又以《走进上流社会》（Going into Society）为题撰写了一篇短篇故事，讲述了一名矮人因为一笔意外之财跻身上流社会，最终却屡屡受挫的故事。两部作品互为补充，共同勾勒出一幅上流社会众生相；既为学界提供了可供比较参照的文本，也为读者指明解读这一主题的门径。

从写作技巧的角度来说，《小杜丽》中的上流社会描写以“展示”（show）人物对话和人物活动的场景性描写（scene）为主，而《走进上流社会》则以 “讲述”（tell）人物经历的总结性描写（summary）为主；两者一明一暗，手法殊异。尽管表现方式不同，两部作品中的相关描写却都指向了同一意象——“牢笼”。在《小杜丽》中，女主角艾米一家跻身上流社会之后，发现这儿就像一个巨大的“马夏尔西狱”。《走进上流社会》中的小矮人丑不死先生也一再抒发自己被上流社会“吞没”的感慨。这种无处不在的束缚感和压抑感成为狄更斯笔下上流社会的主要特征。本文拟从话语的角度分析上流社会成为“牢笼”的原因。文章认为，上流社会话语从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两个层面对人物施加影响和控制。公共空间中的情感主义话语、社交话语以及私人空间中的情爱话语交织成严丝密合的罗网，在攫取话语主导权、确立等级次序、控制受众情感的同时，对受众进行精神控制和物质盘剥。从这一意义上说，上流社会的“牢笼”正是话语的牢笼。

一、情感主义话语③影响下的阶层固化

“话语”一词可以追根溯源至拉丁文“discursus”，其基本内涵包括“讲话”“谈话”“言说”等多层次释义。当话语仅仅作为一种语言性的交流时，本身并不具备施加影响和束缚人心的力量。但当话语交流作为一种人际交往活动，服务于某种社会目的时，话语就成了一种意识形态。讲述者通过它们表达自己看待世界的特定方式，并将自己的信仰、价值和范畴 “强加给话语的参与者”，不容受述者有任何质疑的权力和辩驳的机会。这时的话语具备了左右受述者思想和行为的力量，因而常常为特定阶层所借用，以巩固统治或谋求特权。

兴起于文艺复兴之后的情感主义指“易于被周围事物和过往经历感动，且情感波动较为强烈的一种思维习惯”。这一思潮以文雅的举止、精致的生活、善感的气质为旨趣，一方面对18世纪以来英国社会中的利益导向化形成一股对冲的文化力量；另一方面演变为一种情感主义话语，成为“阶级权力再分配中的一种自觉的文化武器”。人们通过展现自身的“善感性”获得关注与赞美，并彰显自身的修养和地位。在《小杜丽》中，上流社会的交际高手莫多尔太太正是通过娴熟使用情感主义话语达到维持特权、排除异己的目的。莫多尔太太的独子斯巴克勒迷恋上了小杜丽艾米的姐姐芬妮。然而，芬妮的父亲杜丽先生因为债务问题被收押在马夏尔西狱，芬妮自己也不过是个舞蹈演员，身份低微。这桩婚事门不当、户不对，自然不能为精明世故的莫多尔太太所接受。她首先自己出面与芬妮面谈，劝其放弃斯巴克勒。未果后，她又将芬妮和艾米招到自己在哈莱大街的豪宅，试图进一步干预芬妮和儿子的交往。

在这篇洋洋洒洒的说辞中，莫多尔太太多次借用情感主义话语彰显自己的教养与身份，确立自己的特权地位。她一方面宣称自己“生来很容易动感情”“感情会一下子激动起来”，并认为儿子容易动感情的毛病遗传自自己；另一方面，她反复表示两人的交往让自己“觉得伤心”，甚至“非常痛苦——刀割似的”，以强化自己多情善感的形象。那么，既然莫多尔太太如此看重天性与自然，感情如此丰沛真挚，她又为何要做出棒打鸳鸯这种违背天性与情感的事呢？一番表演之后，莫多尔太太将自己对两人的干预完全归咎于上流社会的规则。她不吝指出上流社会是“虚假的，形式的，追求名利的，非常吓人”；但同时也强调“上流社会压制我们，支配着我们”，做出一副情势所迫、不得已而为之的姿态。直到交谈的最后，她才扭扭捏捏地道出干涉两人的真实原因：“一旦这样的婚姻实现了，我的儿子会一无所获，会变成个货真价实的叫花子的。”在莫多尔太太的一番演绎下，她俨然是一位至情至性之人；拆散这桩姻缘并非本意，只是服从上流社会婚嫁“利益至上”准则的无奈之举。可谓既顾及了追名逐利的里子，又兼顾了重情轻利的面子。

莫多尔太太的情感主义话语既是一种标榜自身地位的话语手段，又是一种文饰逐利行为的话语工具。她的多情善感是她上流社会身份的文化标识，帮助她在出身卑微的芬妮面前隐晦地宣告自己的地位，以取得这场谈判的话语主导权；之后又成为她秘而不宣的婚姻交易行为的遮羞布，使她在这场与芬妮的对峙中不失体面、不落下成。在莫多尔太太极富技巧的话语攻势下，芬妮左支右绌，最终败下阵来。不过，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小说家接连用“大而无情的漂亮眼睛”“黑而无情的漂亮头发”“宽而无情的漂亮的胸脯”三个词组来描摹莫多尔太太的外表，随后又将她比作一个说话“冷冰冰”的“雪人”，一切外貌特征、言谈举止都与她情感至上的话语风格形成强烈反差，戳穿了这个人物多情的表象，直指她冷酷无情的本质。正是在对话语表象和内在本质落差的反讽性描述中，狄更斯揭示了情感主义话语在上流社会中的约束和禁锢作用：维持阶层稳定性，维护当权者们的利益，防止下层社会的人们僭越；从而成为上流社会特权阶层和边缘化阶层之间无形的藩篱。

二、社交话语主导的利益让渡

社交是上流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狄更斯着墨较多的上流社会篇章。 在光怪陆离的上层交际圈中，觥筹交错、推盘换盏间的吹捧和寒暄常常暗含深意，成为名流政要和商界精英利益角逐的话语媒介。社交话语因此也成为耐人寻味的一类话语资源。

《小杜丽》中《莫多尔先生的病症》一章以一次社交晚宴为故事背景，详细描述了富甲一方的莫多尔先生如何在形形色色社交话语的攻势下，逐渐让渡出自己的资源和财富。在这场由莫多尔夫妇做东的宴会上，法官、律师、主教、财长等各路权贵得到消息，莫多尔先生又发了一笔大财，惹得这些大人们纷纷起了觊觎和染指的心思。先是财长出面，称莫多尔先生为“闻名世界的资本家与巨商”，祝贺他又“取得了一个新的成就”。之后，他又本着一颗“爱国之心”，表面上游说莫多尔先生“借助这一胜利扩大国家的胜利和财权”，实则寻求他对国家财务的贡献和支持。最后，他诚恳地邀请莫多尔先生“走到我们当中来”“助上一臂之力”，凭借他的影响、知识和声望为财长代表的利益集团“造声势”。律师与主教也紧随其后，与莫多尔先生攀谈。他们同样遵循了吹捧逢迎在先、谋求利益在后的说服逻辑，前者以“合法的、政治的巨大影响”及“六笔年值相当可观的教堂奉献”为饵，劝说莫多尔先生买下东部两个郡交界处的一处地产。后者以“普天下父老兄弟”的福祉为托词，建议莫多尔先生“就资助一二个非洲传教馆一事掏出几个钱来”。在大人们软硬兼施的话语攻势下，莫多尔先生既无法摆脱声望带来的社会责任；又被爱国心所挟持，被利润所诱惑；最终不得不承诺上流社会的要求“高于一切其他需要考虑的事情”，将自己的部分利润双手奉上。上流社会的社交话语如同一张绵密的网，将莫多尔先生网罗在内，让他成天疲于应付、愁容满面。

《走进上流社会》中的小矮人丑不死先生同样被社交话语所深深困扰。丑不死是一个杂耍演员，每天的工作就是在杂耍团表演，最重要的家什莫过于表演之后用来收钱的瓷盘子。因购买彩票中奖，他获得了一万两千多镑的奖金，自此开始出入上流社会。与《小杜丽》形成对照的是，小说家并未在这部作品中再现社交话语的具体内容，而是通过主人公之口，畅快淋漓地直指社交话语的本质。丑不死认为，上流社会的大人们本质上“只是一群矮子”，一天到晚“摇着小铃铛在玩骗人的把戏”，“到处都有瓷盘子向人收钱”。这段看似简短的评价实则潜文本丰富：首先，将上流社会人士比作杂耍团的矮子，说明两者本质上一致，都靠“表演”谋生存；只不过矮人们依靠自己滑稽的外表和逗乐的本领表演，上流社会人士靠巧舌如簧的社交话语表演。其次，“骗人的把戏”等措辞说明社交话语是充满欺骗性的，“爱国心”也好，“普天下父老兄弟的福祉”也罢，都只不过是为掠夺正名的意识形态托词。再次，无处不在的瓷盘子意象代表着上流社会交际利益驱动的本质，而话语就是利益输送的重要媒介。无怪乎被上流社会驱逐的丑不死感慨地说：“上流社会吞没了我，把我的每个便士都吞没了。”莫多尔的遭遇与丑不死的评论形成了一种互为表里、互相照应的关系，社交话语的欺骗性、牟利性等意识形态属性在小说家一暗一明的言说中被披露无遗。

三、情爱话语文饰下的经济情感掠夺

在维多利亚文化中，公共空间是追逐利润、谋求生计的外部环境，公共话语的意识形态属性因而较为容易被读者察觉和解读。相较之下，家庭等私人空间被奉为抵制商业浪潮冲击的圣地，爱人之间的言辞也被视为表白情愫的由衷之言，往往让人忽视其话语本质。事实上，情爱话语常常通过一整套逻辑置换，实现利用情感羁绊谋求利益的目的。当“爱情”等同于一方无休止的索取、另一方无原则的满足时，“恋爱关系”就成为一种假想关系，用来掩盖双方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本质。这类“以爱为名”的情爱话语在狄更斯笔下的上流社会极为常见。

我们不妨以《小杜丽》中戈文与佩特的婚事为例，说明情爱话语如何文饰逐利行为。戈文是上流社会巴纳克尔家族的远亲，其父曾在国外一个公使馆任职。父亲去世后，母亲靠每年两三百磅的抚恤金勉强度日。戈文自己身无所长，只对艺术略知一二；偏偏又眼高手低，不能踏踏实实学一门技艺讨生活。他自诩为职业艺术家，在罗马惹上了不少债务。为摆脱经济困境，他盯上了家境殷实的弥格尔斯先生之女佩特，千方百计向佩特表白爱意。他先是赞美弥格尔斯家的居住环境，称之为“天堂”，从而间接地将佩特比作天使；随后不露痕迹地说明自己一大早就出门，只为“不想浪费一星期一次登门拜访的大好时光”，借机袒露心迹、表白忠诚。与弥格尔斯一家一同进早餐时，他又刻意卖弄自己与巴纳克尔家族的关系，彰显自己的身份，博取佩特的垂青。戈文仪表堂堂，谈吐轻松愉快，很快俘获了佩特的芳心。然而两人结合之后，弥格尔斯先生不得不替戈文偿还债务，每年还需给小两口三百英镑的补贴，资助戈文前往意大利学习绘画。即便如此，戈文的寡母仍在上流交际圈中四处宣扬佩特如何凭“姿色”迷住儿子，得以嫁入贵族之家；而自己又是如何痛心疾首，最后不得不做出让步。母子二人一唱一和，把一场设计美化为一场头脑发热的情感沦陷。倒是莫多尔太太一语道明了这场婚恋的实质：“这倒是一个够大的骗局。”

《走进上流社会》中的丑不死先生同样深受情爱话语的蛊惑和盘剥。丑不死感情经历单纯，进入上流社会之前一直对一位诺福克的胖太太念念不忘。步入上流社会后，他因一万两千磅奖金成为一些上流社会交际花觊觎的对象。丑不死的些许财产在“恋爱”中几乎被盘剥殆尽。直到身无分文地被逐出上流社会，他才痛心疾首地道出几段“恋情”的本质——这些上流社会的“恋人们”都是“为了钱不要廉耻”之人，“披着羊毛围巾，戴着手镯”，周旋于不同的猎物间。除了美貌，她们最有利的武器莫过于一套虚伪的情爱话语，“只要奉承你几句，你便会把钱当水一样送给她们”。一旦对方的钱财被榨干，“心中的血”被“滤光”，她们就无情打击、当面嘲讽，“把你被吸干了血的身体丢在那儿喂秃鹫”。在这段悲情的“上流社会爱情故事”中，情爱话语成为建立关系——牟取利益——解除关系的重要推手，在私人空间中以难以察觉的方式布下难以挣脱的罗网；直到对方家财散尽，最终成为上流社会的弃儿。

四、结语

参照《小杜丽》与《走进上流社会》中的上流社会描写，我们不难发现，上流社会中的情感主义话语、社交话语和情爱话语分别在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中对个体施加影响，在固化阶层的同时，也实现统治阶层内部的利益让渡，同时对新加入者进行经济盘剥和情感控制。这些不易察觉又无孔不入的意识形态控制手法让这一群体中的个体深感无处遁逃。值得关注的是，文学文本本身亦构成了一种抵抗性的社会话语，在流通过程中迫使上流社会中的个体自省和自律，从而在现实生活中一定程度上消解上流社会话语的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狄更斯笔下的上流社会描写亦成为了一股改造性的社会力量，参与到移风易俗的社会变革和文化建构中，为净化社会环境、缔结和谐关系发挥着无形的作用。

① Edmund Wilson. “Dickens： the Two Scrooges.”

Literary Essays and Reviews of the 1930s&40s

. Ed. Lewis M. Dabney.New York： Literary Class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Inc.，2007： 306.② Charles Dickens.

Little Dorrit

. Hertfordshire： Wordsworth Editions Ltd.， 1996：483.（本文有关该小说引文均出自此版本，不再另注）

③ 此文中情感主义话语指公共领域中表现自身善感气质，以彰显修养和地位的言辞；而情爱话语指私人领域中向恋人示爱的言语，应加以区分。

④⑤ 陈永国：《话语》，收于赵一凡等编：《西方文论关键词》，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版，第224页，第226页。

⑥ Markman Ellis.

The Politics of Sensibility

.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5.⑦ J.M.S. Tompkins.

The Popular Novel in England： 1770-1800

.London： Constable& Co. Ltd， 1932： 102， 103.

⑧ 狄更斯：《走进上流社会》，项星耀译，收于《狄更斯别集：中短篇小说选》，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版，第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