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社会科学院《观察与思考》总编辑 徐友龙

浙江的基层党建工作，具有深厚的理论先导和丰富的实践基础。

15年前，习近平同志就提出“执政重在基层、工作倾斜基层、关爱传给基层”“使我们党的力量在基层扎下深深的根”，注重整体推进各领域基层党组织建设，并且亲自到武义县后陈村调研、推广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

15年来，浙江对认准的事情不换频道、钉钉子抓落实，切实发挥了基层党组织的引领作用。我们的党组织在乡村振兴、乡村治理中发挥了引领作用，具体来说，就是成为了农村各种组织的领导者、农村各项工作的领导者和团结带领群众建设美好生活的领导者。如果说浙江基层党组织在基层社会中具有领导地位，那这个领导地位不是喊出来的，也不仅仅是政治制度赋予的，而是基层党组织和党员们干出来的。所以，不断完善党领导一切的体制机制，是基层党组织干事创业的良好社会环境。

从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的这段历史，我们经历了以社会革命为主题，以巩固新政权为目标的“革命建国”的近30年；从1978到2012年的这段历史，是以改革开放为主题，以实现中华民族富起来为主题的“改革富国”的30多年；而党的十八大以后到本世纪中叶，是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定型为主题，以实现国家有效治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目标的“治理强国”的30多年。

我国社会治理经历了从传统的“政府管制”“政府管控”到“社会管理”“社会治理”的战略转变。社会治理具有两层内涵，即社会治理体制和具体社会事务治理。新时代我国社会治理体制的内涵是“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当社会治理意指具体社会事务治理时，在大部分时候，社会治理与基层治理是重合的，即基层社会治理。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首次提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可见，关于社会治理这四个主体的定位一直是明确的。但是，这四个主体并不都是均衡发力的。基层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是治理的基石。基层社会的有序治理是推动社会转型、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整体结构优化的重要基础。社会治理越来越向基层聚焦，这是大势所趋。社会治理的重心在基层，重点在增强基层活力，核心是在特定社会背景下因地制宜地探索治理模式，实现基层社会既规范有序又充满活力。这也是社会治理社会化的本质所在。这方面，我省有基层治理“四个平台”建设、安吉“余村经验”、桐乡“三治融合”等丰富实践案例。

基层治理中我们强调发挥四个主体即党委、政府、社会、公众的作用的同时，主要的努力方向是着力发挥公众的主体作用。具体来说，一是群众希望我们干什么，我们干什么，这就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我们的目标”；二是要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参与干，参与式治理，群众的在场性。不断培育群众的自治能力和自治意识；三是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切实增强人民的安全感、获得感、幸福感，贯彻15年前习近平同志提出的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否则容易陷入西方历史学家说的塔西佗陷阱。所以，发展参与式治理，是基层党组织干事创业的良好社会基础。

我们要继续保持创新的活力，同时推动制度体系的完善。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公报上说，“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管用的监督管理制度，是基层群众放心大胆地把村庄发展的责权交给村两委的重要制度保障。就像百姓说的“给群众一个明白，还干部一个清白”，确保基层干部能干事，不出事。所以，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从制度上消除信任危机，这是基层党组织干事创业的良好制度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