靳 毓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财政税务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3)

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就是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如何提振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社会广泛关注和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明确指出：“发挥投资对增长的关键作用，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优化投资结构，增加有效投资”。在一揽子政策工具中，税收政策是促进企业投资、引导投资结构优化的重要调节手段。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推进，我国进一步加大了减税政策的实施力度，“减税降费”更是今年以来宏观调控和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关键词。与之相应，评估税收政策实施效果也成为近几年学界高度关注的话题。新古典投资理论的资本使用者成本模型和经税收调整的Q模型建立了税收政策和企业投资的理论连接，但根据总量变化进行的时间序列实证检验并不成功，后续的研究在模型修正、减少测量误差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拓展。对现有文献进行系统的梳理和归纳有利于我们更全面深入地把握税收政策影响企业投资的作用机制，更精准地识别和评估政策效果，为未来的进一步研究指明方向和思路。

一、税收政策与企业投资关系的影响因素

(一)资本调整成本的影响

Auerbach[1]指出，调整成本将未来的资本使用者成本引入当前投资决策中，当前的投资取决于现在和未来资本使用者成本的加权平均值，其中权重取决于调整成本的水平。在假定调整成本函数是凸函数的情况下，Hayashi[2]使用1952—1978年的时间序列数据估计出了经税收参数调整后非常小的Q系数值。如果系数值非常小，则表示调整成本过大，投资不能快速地响应Q值，这也意味着投资税收激励对投资的影响很小。重新考虑调整成本凸性假设的微观模型提供了资本使用者成本和投资之间显著的非线性关系的证据[3]。Winberry[4]提出了一个固定成本模型，该模型显示出了较大的投资对红利折旧的反应。在该模型中，由于公司不打算每年进行资本调整，当政策引导企业越过调整门槛时，投资急剧增加。在非凸调整成本模型中观察到的投资对税收变化的反应比凸调整成本模型中的大。Zwick&Mahon[5]基于异质性因素驱动的影响，考察了企业是否可能被诱导跨越调整阈值，从而表现出更强的税收政策激励效应。

(二)融资约束的影响

研究者还考察了由于信贷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融资约束问题是否影响投资税收激励效果。大多数传统的新古典主义研究都假定代表性公司是大众化的，因此无法确定不同公司的投资对融资变量的敏感性是否是有差异的。大量实证研究表明，内部资金具有对投资、边际Q值或资本使用者成本的解释能力[6]，如果企业面临融资约束，则投资对现金流的敏感度就会更高。这表明，税收政策可能会对受融资约束公司的投资产生影响，这超越了新古典主义理论框架。特别是，投资可用的内部资金数量受现有项目平均所得税的影响，平均所得税率的变化可以通过改变融资约束公司可用的内部资金来影响投资[7]。平均有效税率反映厂商税后可留存的资金能力，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企业内部融资的能力和动机。税率越高，资本使用者成本越高，企业投资就越少，特别是当企业存在信贷约束时，平均有效税率会较为明显地影响投资。李成[8]发现，低融资约束的企业由于资金需求较小，税收激励政策可以有效缓解其资金不足，促进其投资增长；而税收政策对高融资约束企业刺激作用相对较小。Edgerton[9]认为当企业的现金流高时，企业对投资的税收激励更为敏感。而当经济处于低迷时期，现金流很低时，税收优惠对投资的影响最小。Zwick&Mahon[5]指出，在存在金融摩擦情况下，成本高昂的外部融资提高了企业用于评估项目的总贴现率。当公司使用较高的贴现率时，税收激励更有价值，所以金融摩擦会放大政策对投资的影响。他认为公司更可能依赖昂贵的外部融资，因此低现金持有的公司对红利折旧的反应更为强烈。如不考虑企业的融资约束，直接检验所得税率与投资间的关系可能导致有偏估计[10]。

(三)公司治理问题的影响

代理问题的存在可能会影响税收政策的评估[11]：首先，由于公司治理问题的存在，评估投资税收激励政策时的资本使用者成本可能会被扭曲。Jorgenson的资本使用者成本是决定资本积累的相关价格变量，它依赖于指导投资决策的贴现率。当高管使用低于股东的贴现率时，资本使用者成本将被扭曲。Chirinko&Schaller[12]证明，管理层和股东的代理冲突可能使有效贴现率比股东贴现率低350～400个基点，从而降低了引导投资决策的资本使用者成本。如果管理层有效贴现率低于股东的市场贴现率，并且我们在政策评估中忽略了这一楔度，就会低估资本使用者成本的变化，从而夸大资本形成的弹性。其次，企业是新古典模型还是融资约束模型对评估投资税收激励政策有重大影响。区分两种企业行为依赖于贴现率或现金流的变化。而在后一种情况下，由于同时存在融资约束和代理问题，因此难以确定投资对现金流的正向反应是由于融资约束的放松，还是代理问题导致的过度投资。最后，股息税是否影响企业投资取决于投资的边际资金来源是剩余收益还是新股发行。股利政策通过迫使行为不端的经理人向股东释放现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代理问题，这种作用会影响股息税和股利支付行为的关系，从而对投资造成潜在影响。

(四)企业对税收政策不确定性的预期

税收政策不确定性对投资的影响还没有达成一致的结论。早期研究税收不确定和投资关系的论文以Tobin于1969年和Hayashi于1982年的研究成果为基础，从未来和现值两方面对税收政策进行建模，发现税收政策的不确定性通过激励企业将资本支出从未来转移到现在，从而影响投资[13]。Dixit&Pindyck[14]论证了不可逆性和不确定性对投资决策的影响，指出不确定性使投资者倾向于等待有利的信息而减少当期投资。因此不确定的税收政策能增加投资者的期望回报，并且推迟至下期再投资。

然而，Hassett&Metcalf[15]认为不确定的税收政策对投资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潜在的随机过程。他们将税收政策建模为泊松跳跃过程，投资激励倾向于回归均值，当投资激励很高时，未来激励可能会减少；当一个投资激励很低时，未来激励很可能会增加。由于公司担心投资抵免可能会被取消，所以更有可能在投资抵免仍然有效的时候进行投资。因此，增加税收政策的不确定性可以增加总投资。Altugetal.[16]将Hassett&Metcalf两状态模型拓展为更符合政策实践的三状态模型框架(高/中/低)泊松过程。在这个更一般的框架中，他们发现，投资税收抵免(ITC)的随机性越大，投资就越低，负面影响越大。这是由于中间状态的ITC可以在未来增加，也可能减少。这削弱了将投资转移到当前时期的动机，以便在税后成本最低时进行投资。他们认为，考虑使用临时ITC的政策制定者可能会面临长期投资水平与投资波动性之间的权衡。

(五)企业特征异质性的影响

在资本异质性情况下，税收变化对投资的影响与资本同质情况下的反应是不同的。改进政策设计需要知道哪些公司对税收最敏感，以及他们为什么做出反应。

1.公司规模和行业。金融摩擦可能放大税收政策对投资的影响效应，而小企业易于受到融资约束的影响，对于税收政策变化反应也更为强烈。另外，企业可能存在非凸调整成本，因此不同规模企业投资对于政策刺激的反应也会具有差异。Edgerton[9]、Zhangetal.[17]都发现小公司对税收政策的变化更加敏感。Zwick&Mahon[15]分析了超过12万家公司的数据，发现其资本使用者成本之所以显示出更大的弹性，主要是因为样本中有过半企业小于美国标准普尔数据库最小的企业，这是之前的数据样本所没有的。

此外，由于不同经济部门适用的具体税收法规不同以及技术上的差异，导致税收激励效果在不同经济部门之间也存在重大差异。例如，固定资产投资抵扣可以使大公司和拥有大量固定资产的公司受益[18]。毛捷等[19]首次使用来自全国税收调查的企业层面微观数据，发现增值税改革的影响在不同行业存在明显差异。

2.股权结构。比较而言，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投资对资本成本更为敏感。国有企业由于承担了更多的政府政策性目标，政府可能会给予更多的补贴收入，从而为其扩大投资规模提供资金来源[20]。而且，国有企业可以较容易地享受银行贷款，也可以通过专项国债融资大型投资项目，因此他们不太可能受融资约束。而私营企业往往面临较紧的融资约束，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更依赖内部留存收益。大量实证研究发现，相对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对税收激励的反应更加显著[17,21]。

3.企业盈利状况。绝大多数关于税收和投资的理论和实证文献都忽略了结转和递延的税收规定，并对利润和损失进行了对称的处理，而实际上公司面临着不对称的税收处理[22]。税法的不对称性引入了另一种异质性资源:亏损企业须递延纳税才可实现税收优惠的好处。Devereuxetal.[23]对英国公司进行了检验，发现不对称性在公司的有效课税情况方面显示出了巨大差异。对亏损的不对称处理会对投资决策产生很大的影响。Edgerton[9]认为非税公司对税收激励的反应大约是应税公司的55%。公司税法中的不对称可能导致2002年的红利折旧激励措施的效果比公司全额纳税时的效果低4%。Zwick&Mahon[5]指出，税收激励政策的急剧变化将导致大量的投资集聚，在这种情况下，即时性被证明是至关重要的。因为集聚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当前的盈利状况:处于盈利状况的公司比亏损状况的公司更容易产生投资集聚。当税收政策即时产生现金流量时，企业才会对投资刺激产生反应。

(六)企业投资和价格对税收政策的交互反应

Goolsbee[24]运用1959—1988年价格的时间序列数据，证明了税收激励政策并没有刺激投资，反而在短期内推高了资本品价格。他认为，如果资本品的供应在短期内是固定的，或者至少是高度缺乏弹性的，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品价格的上涨就会抵消增加的税收优惠，增加投资税收激励可能对新增投资数量没什么影响。该文为实际投资对资本成本变化的低估计反应提供了另一种解释的证据。然而，Hassett&Hubbard[25]认为，如果世界资本品市场是完全竞争和开放的，那么资本品的有效供应很可能是高度弹性的。此外，利用美国的专用性资产价格和税收变量的分类数据也发现，税收参数对资本品价格没有影响。House&Shapiro[26]利用红利折旧税收政策，估计了投资供给弹性，并研究了临时性投资税激励的均衡效果。其结果显示，临时的投资税补贴能够大大影响投资，但对投资品价格没有什么影响，意味着内部调整成本在限制投资需求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行伟波[27]认为，长期的资本供给曲线几乎是完全弹性的，这时，增加税收不仅会降低固定资产投资，同时使资本品价格明显上升，税负一部分被转嫁到消费者身上。

二、不同税收种类变动对企业投资规模的影响

20世纪90年代起，经济学家们开始利用企业或资产层面数据，考察税制改革对不同企业、不同资产影响的差异。重大的税制改革可以说是提供了一个自然实验，在这个时期中资本使用者成本和税收调整的边际Q值存在外生的截面变化。

(一)所得税政策变动的影响

Auerbach&Hassett等学者证明了重大的税制改革中关键税收参数(如投资税收抵免的有效税率、折旧补贴的现值)同企业资产水平的变化显著相关[28-29]。对于税制改革期间的资本使用者成本或边际Q值,税收变量可以作为一个好的工具变量。因为在给定期间内，不仅资产之间税务处理的差异很大，同一资产的税务处理也会随时间而变化。Auerbach&Hassett[28]首次使用了更加微观的企业面板数据，发现美国1986年企业所得税改革对企业投资有着显著影响。Cumminsetal.[29]建立了一个20世纪80年代14个国家的重大税制改革期间投资率和托宾Q的简单估计方程，估计出美国的Q系数值为0.65，而在传统的估计中，这一数字仅为0.048。Wallis[30]利用英国企业的数据，使用自然实验的方法发现重大税制改革可能会将投资率提高1%。Ligiaetal.[18]先通过计算企业层面的有效边际税率(EMTRs)来确定税收对资本成本的影响，然后用面板数据回归，估计了资本成本对企业投资的影响。

最近的一些研究关注了美国“红利”折旧政策的影响。“红利”折旧政策允许企业购买投资品时从应税收入中扣除购买成本。虽然该政策没有改变投资成本扣除数量，但改变了扣除期限。由于存在贴现，未来扣除比当期扣除的价值小，因此红利折旧政策可以给企业带来投资激励。Zwick&Mahon[5]使用双重差分的方法考察了美国两轮临时性红利折旧政策对投资的影响，结果显示投资对两轮政策的实施分别有10.4%和16.9%的响应，其结果同House&Shapiro[26]一致，并且得出了更大的资本成本弹性估计值为-1.6,远高于其他税收改革研究的估计。

针对2008年我国实施的企业所得税改革，已有文献使用西方的资本使用者成本框架估计了投资税收弹性。李成、王哲林[31]估计的资本使用者成本对投资的弹性系数为-0.827，以此倒算出企业所得税对投资的弹性系数为-0.8，增值税对投资的弹性系数为-0.7。刘慧凤、曹睿[32]发现所得税税率上升的企业，资本成本上升，并导致企业投资额下降；所得税税率下降的企业，资本成本明显降低，但并没有明显促进投资的增加。此外，一些学者采用双重差分方法直接评估了税收政策投资激励效果。毛德凤等[33]发现改革后民营企业总体投资水平显著增加，并且税收投资激励效应受到区域发展、政策支持的显著影响，行业差异明显。

对于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刺激企业投资的效应：一是加速折旧相对较高的折旧率能够减少资本使用者成本，进而促进企业投资；二是可以为企业提供稳定的内源性资金，降低融资成本进而刺激投资，并有可能导致投资机会的变化[34]。因此，相比使用直线法折旧的企业，采用加速折旧企业的投资额更多[35]。以我国2008年和2014年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为自然实验，曹越、陈文瑞[20]采用“双重差分+PSM法”发现，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对试点公司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无显著影响。陈煜、方军雄[21]认为2008年实施的企业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所得税新政对企业的投资产生了明显的促进效应，但导致了投资效率下降。

(二)增值税政策变动的影响

研究增值税等间接税政策变化影响的文献较为少见，我国增值税转型改革及 “营改增”政策为我们识别增值税对企业投资的影响提供了难得的研究机会。

增值税由消费型转为生产型，并不会直接降低公司购买固定资产的成本，而是通过抵扣当期销项税的方式增加了公司当期的经营现金流量，降低了企业使用固定资产的机会成本，相当于降低了资本价格，从而间接刺激了企业投资。Zhangetal.学者以这两次试点为背景采用双重差分的方法检验了政策效果，发现增值税转型改革显著提高了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率[17,36]。许伟、陈斌开[37]采用了固定效应模型加工具变量的方法，结果显示，如果增值税有效税率降低1个百分点，企业投资约增加16%，减税对私人部门投资有明显促进作用。行业景气度和市场化程度影响增值税转型效果[19]。但Cai&Harrison[38]对东北地区试点的实证研究认为中国增值税转型改革对促进企业投资作用有限。

除了考虑增值税改革的影响，一些学者还分析了转型期间其他税种潜在的交叉影响。刘怡等[39]发现所得税加速折旧政策显著促进了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而增值税政策由于其价外核算的性质和增量退税政策标准等问题不仅未能促进固定资产投资反而减弱了所得税政策的效果。万华林等[40]则认为增值税转型通过增加当期销项税抵扣的方式，减少了当期实际缴纳的增值税，从而增加了当期的经营性现金流。但同时由于未来折旧费用下降，导致折旧费用的税盾价值下降，增加了企业的所得税成本。所以，所得税税率升高，一定程度上会削弱增值税转型对企业投资的促进效应。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会对原营业税纳税人产生“抵扣效应”和“税负转嫁效应”。由于存在进项税额抵扣效应，“营改增”改革显著提高了试点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投资激励效应存在行业差异，对交通运输业固定资产投资的促进要高于现代服务业[41-42]。黄荣哲、农丽娜[43]分析了不同税种对投资的影响，表明营改增政策对固定资产投资的促进作用主要来源于营业税比重的减少，而不是增值税比重的提高。

(三)股利税政策变动的影响

关于股利税如何影响企业投资，主要有两种观点：传统观点认为边际投资的资金来源于新股发行，因此支付股利税会增加资本成本并减少投资；新观点则假设边际投资所需资金由留存收益提供，因此支付股利税不会影响投资[11]。Carrolletal.[44]考察了美国2003年“就业与增长税收减免协调法案”的资本使用者成本效应，表明股息税的削减可能对投资产生重大影响。此外，股利支付和市场价值也会作出反应。Auerbach&Hassett[45]发现在美国上市公司中，股息对现金流和投资的反应程度存在显著差异。大约有一半的公司有符合新观点的股息支付行为，而一半的公司似乎更符合传统观点。Desai&Goolsbee[46]认为美国2003年股息税的削减具有较高的成本，对边际投资激励的影响微乎其微。其研究结果强烈支持股息税的“新”观点，即此类税收被资本化为股票价格，不会影响边际投资[11]。Yagan[47]也表明，投资并没有对2003年的股利税削减做出反应。Beckeretal.[48]发现减税效果同公司内部资金有关。相对于内部资金充足的公司，内部资金有限的公司会增加投资。随着股利税的增加，投资从内部资金流有限的公司流向内部资金流较高的公司，反之亦然。依靠外部股权融资的公司对税收政策变化的反应更大，而仅依靠内部资金作为投资来源的公司受税收影响较小。

三、税收政策变动对企业投资行为和投资效率的影响

(一)税收政策变动对企业投资时机的影响

一些使用资产层面数据的研究表明，临时性激励政策能够使获得最大收益的资产(如，在加速扣除情况下，符合资格的寿命最长的资产)的投资增加，其结果既反映了时间效应(可能会提前投资)，也反映了替代效应(税收优惠较少的资产的投资可能会下降)[49]。

美国在2002年颁布了《增加就业和援助雇工法案》，以用于购置设备和软件的商业支出的30%部分费用化的形式提供了一个临时增加的折旧免税额。有学者研究发现，红利折旧降低了资本使用者成本[11，50]。对于这些税收措施有效性的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是企业认为该措施将是永久性的还是暂时性的程度。如果企业预计该措施将到期，那么将有强烈的动机促使投资提前，以便有资格获得额外的抵免。在这种情况下，估计资本使用者成本的减少幅度要大得多。但如果预期该法案是永久的，则费用化措施的影响相对较小。Desai&Goolsbee[46]认为，费用化条款的资本使用者成本效应很小，但如果企业知道减税将到期，那么其影响要大得多。他们的模型预测表明，在最激进的假设下，期满年度设备投资几乎增长20%。House&Shapiro[26]假定公司预期部分费用化条款即将到期，探讨了在到期前公司在设备支出上的投资程度。他们认为，由于长期资本的价值是由长期考虑决定的，因此其对购买或安装时机的变化并不敏感。如果企业认为该政策是暂时的，则其有强烈的动机来改变投资时机，以应对临时的税收补贴。那些预备将来购买新的资本设备的公司，会在税收补贴期间购买新的资本设备，企业在税后价格暂时处于低位时进行投资的动机基本上是无限的。研究发现，有更长回收期的设备投资增加了，红利折旧对投资构成产生了强大的影响。在短期内，相比永久性激励，临时性税收激励可能具有更重要的跨期替代效应[51]，对投资将产生更大的影响。Hassett&Hubbard[25]认为，这些政策的暂时性通过跨期转移增加了政策刺激。投资需求对临时性税收变化的弹性是无限的，这一含义非常重要，可以用于对决定投资行为的关键参数及其对税收政策的反应进行推断。

(二)税收政策变动对企业投资结构的影响

企业投资结构偏向可能会受到不同资本投资税收激励政策的影响。因此，当政府对不同投资项目采用不同税收政策时，税收不仅影响企业投资水平，也会影响其投资结构。

Cummins&Dey[52]考察了1986年美国的税收改革法案对投资的影响，发现设备相对于建筑物的税后价格从1985年的0.73提高到了1987年的0.81。付文林、赵永辉[10]基于股东权益最大化的欧拉方程，认为税收激励对企业权益性投资的促进作用要显著大于固定资产投资。李嘉明、甘慧[53]认为我国2008年所得税改革有助于企业资本投资结构的优化，并且对人力资本投资的贡献率大于物质资本。但毛德凤等[33]得出了相反的结果，认为2008年投资税收政策调整对企业投资结构效应激励和优化作用有限，尤其是对人力资本投资的贡献有限。曹越、陈文瑞[20]发现投资需求会改变投资选择，加速折旧政策使试点公司更倾向于选择不扩大固定资产投资而将有限资源用于创新投入。针对增值税改革是否优化了企业投资结构，汪德华[54]发现，增值税转型改革显著促进了企业的机器设备类固定资产投资，但对厂房建筑物类的影响不明显。此外，一些研究认为营改增提高了企业总投资，但对设备类固定资产和部分无形资产投资并无促进作用。

(三)税收政策变动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

除了考察税收政策变化对于投资水平的刺激作用外，一些学者还从公司财务的视角关注了政策变化后企业是否获得了投资效率的改善。公司财务理论中，只有净现值为正的投资项目才能够增加公司价值。过重的所得税会通过增加资本成本抑制公司投资，并使得公司的生产效率大大降低，进而影响估值。而税制改革会减轻税负，增加公司投资，对公司运营产生良好效果，进而对公司市值产生正向影响。张莹、王雷[55]认为我国2008年企业所得税改革在管理层考虑投资成本、监管风险等原因下抑制了过度投资，由税收激励引致的投资结构偏向会显著增加企业价值。万华林等[40]发现增值税转型在整体上增加了公司投资价值相关性；而且所得税税率越低，增值税转型对投资价值相关性的促进作用越大。

另外一些研究则表明减税激励使企业出现过度投资，降低了投资效率。Jackson[56]指出，管理层会在对设备有更换预期时更倾向于使用加速折旧法，并且会做出并非价值最大化的投资决策，可能会扭曲公司的投资。刘怡等[39]认为，所得税改革虽然有效地促进了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但会导致企业资产的回报率和周转率下降，存货增加，存货周转率下降出现过度投资和产能过剩。陈煜、方军雄[21]发现，2008年实施的企业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新政产生的税负下降的益处无法弥补其带来投资效率的下降，导致公司价值的贬损。李成等[8]发现增值税转型改革加剧了企业过度投资行为，而投资不足现象的缓解则不够明显。倪婷婷、王跃堂[57]也认为增值税转型显著降低了公司的投资价值相关性。

四、研究结论及展望

(一)研究结论

投资是企业价值和经济增长的根本源泉，税收政策如何影响投资仍然是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通过对该领域中外文献的全面梳理发现：(1)评估税收政策的效应受到资本调整成本、融资约束、公司治理、企业对税收政策不确定性的预期、企业特征异质性及资本品价格的影响。相比其他因素来说，税收政策不确定性对投资的影响虽有大量理论研究，但仍缺乏相关的经验证据。(2)尽管早期应用时间序列数据考察税收政策影响投资的总量变化比较困难，但以税制改革为自然实验，越来越多企业层面的微观证据表明，税收政策对投资具有显著影响。(3)税收政策不仅影响企业投资水平、投资时机、投资结构，而且影响企业投资效率。国外的研究更侧重于税收政策对投资水平和投资时机的影响，而我国在如何影响投资时机方面还鲜有研究。(4)不同学科研究税收政策影响企业投资的侧重点不同，形成了不同学科研究成果的互补。如，从财务的视角更侧重于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分析。(5)由于发达国家企业所得税政策变化较频繁，现有文献大都以发达国家为背景，探讨所得税政策变化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我国增值税在税收政策方面的重大调整为该议题的研究提供了中国情景下的重要文献来源。

(二)研究展望

一是加强税收政策参数定量评估效力的精准性。虽然国内部分学者沿循了Hall&Jorgenson[58]的资本使用者成本模型框架，但大多数研究还是运用双重差分方法对税制改革的效果进行直接评估，这种方法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内生性问题，但无法直接测算固定资产投资对税负的弹性，而该参数对评估政策效应、提高调整精准度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此外，限于微观数据的可得性，大部分研究将样本限定在上市公司，尽管上市公司代表性较强，但估计结果对于规模以下的中小企业的适用性还需进一步确认。未来可采取覆盖面更广的企业数据，观察不同规模特别是中小企业投资对税收的反应[37]。

二是临时性税收激励政策的经济效应。国内研究主要集中于2008年以来的税制改革如企业所得税改革、增值税转型及营改增等持久性激励政策对我国经济的影响。现实当中，更多的还是暂时性减税政策。暂时性税收激励政策与永久性激励对投资的冲击有何差异，还需要更多研究[37]。此外，资本使用者成本框架适用于分析稳态的变化，并不完全适用于研究临时性税收变化，如何将反映临时税收刺激的变量嵌入资本使用者成本框架还需要进一步研究[12]。

三是税收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的影响。针对税收政策不确定性的经济效应，国外虽已有大量理论研究，但由于税收政策不确定性难以度量，国内研究，特别是实证研究，更是少见。评估特定立法项目如税收变化与不确定之间的关系及其经济效应，仍然是未来研究中有待探讨的一个有趣领域。

四是识别各种税收工具的政策效应差异。已有研究关注了所得税税率变化、投资税收抵免、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增值税改革以及股利税政策变化等对企业投资的影响。不同税收政策工具的实施效果是有差异的，如何定量识别和调和各种税收工具之间的效力差异是未来研究的一个重要目标[5]。

最后，进一步发展不同学科交叉视角的研究。税收研究涉及经济、公司金融、会计以及法学等多个学科，不同学科有不同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税收和公司治理的关系在很长时间里都没有受到学者的关注。财务报告和税收激励如何共同影响投资决策，并考虑这种权衡或相互作用如何影响税收政策也是未来需要关注的领域[49]。